经堂教育的语言和文字

经堂教育的语言和文字

多数学者都把共同语言看成是民族或族群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语言具有文化象征和交流工具的双重性，前者注重族群以往的演变历史和文化价值，后者注重族群成员在目前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机制和未来的发展机会。回族基本上都使用汉语，但是每一地区的回族汉语都与当地的汉族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差异被学者们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日常生活中回族所使用的汉语的独特性，二是回族经堂教育中使用的“经堂语”。

回族使用的汉语中夹杂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杨占武认为在《回族语言文化》一书中说：

回回民族由于对母语词汇的深刻记忆，也由于在失去母语以后的宗教生活中对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不断温习，相当大地改变着自己所使用的汉语。于是，一种新的汉语言形式出现了。社会语言家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描述它：语言变体，更具体地说，是语言变体之一的社会方言。

其实，任何身处其中的人都会感觉到当地回族汉语与汉族汉语之间在腔调、词汇和习惯用法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独特性在于：回族使用的不是某种独特的汉语方言，但又有着自己的特点；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是其最主要的特征；这种差异也不是简单的差别，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构成了语言障碍。近年来出版、发表了不少关于回族语言的论文和词典式的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如200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族穆斯林常用语手册》。这本200多页的小书按照词典的体例编排，列举并解释了回族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一个对于回族社会比较陌生的人，如果没有此类词典的帮助，是很难理解这些回族使用的词汇的。兹举几例：“阿格里短”，意思是“智力差”；“乌巴力的很”，意思是“可怜的很”；“交还乃玛子”，意思是“做礼拜”；等等。但回族这种日常用语只是一种汉语变体，还不能被称为“经堂语”。

很多学者认为，包含大量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的回族汉语是随着经堂教育的开展而流传下来的，把“经堂语”解释为回回等民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用于解经的一种汉语形式的宗教语文。这种经堂语今天仍在清真寺的教学中使用。经堂语中不仅有大量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而且在语法、句法上有独特的结构，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还要回到经堂教育本身来看。经堂教育里存在一个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所有的教材都是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要理解之就必须要学习两门外文；另一方面，明朝以后回族通用的却是汉语。这就导致了经堂教育中语言和文字的错位：文字是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语言却是以汉语为主的。所谓的“经堂语”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混合当中诞生的：“经堂语”本质上是汉语，但却使用大量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并使用一些固定的句式和用词来表达阿拉伯文原文的词法（性、数、格的变化）和句法（时态等），这在后来形成了经堂语的所谓“口气”或“语气”。丁士仁指出经堂语的核心是两部分：一为经堂词汇，二为经堂语气。前者在于使用独特的词汇，后者在于应用特殊的技巧。而最能表现经堂语特征的还是经堂语气。

所谓“经堂语气”，是指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中没有具体对应词，只在译解时根据语法关系和词性而附加的汉语语气。传统上认为有八大语气，即：“与、那、着、的、把、达、是、上”，后由甘肃临夏（河州）的阿洪增补了三个，即：“因为、名为、的实”，共是11个语气。丁士仁博士则总结并列举了16个语气，即：“那个、人、只、是、因为、有、那样、的、事情着、把、此事、名为、一面、者、了、哩”^[1]。经堂教育中使用这些语气，就能成功地把原文的语法表达出来。这种语言虽然不能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但在经堂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用语，是回族先贤们聪明才智的结晶，也是回族教育史中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丁士仁博士用经堂语翻译了《古兰经》黄牛章的前5节，并将之与马坚的现代汉语译文相对照，这样就能让我们直观地体会到经堂语的特色和魅力了。笔者也将之转引在这里：

经堂语译文：艾列弗，俩目，米目。这个只是一部开塔布 ，在它里面没有涩疑，是引领一切清廉计较的人的。那一切人，他们归信咳卜哩，与他们立站乃玛子哩，与从我赐悯给他们的那个上他们施舍哩。与他们归信人把它在你上下降了的那个，与在你以下降了的那个，与他们是他们只定信后世哩。此一伙人是，在从调养他们的主的正道上；与此一伙人是，他们是一切得脱离的人。

现代汉语译文：艾列弗，俩目，米目。这部经典，其中毫无可疑，是敬畏者的向导，他们确信幽玄，谨守拜功，并分舍我所给与他们的。他们确信降示你的经典，和在你以前降示的经典，并且笃信后世。这等人，是遵守他们的主的正道的；这等人，确是成功的。

比较后可知经堂语的特点是：严格直译，逐字逐句，并受原文语序的影响；部分采用音译方法，直接借用原文词汇；口语化倾向明显，用词既古朴又通俗；语气众多，基本能体现每个词的性、数、格、时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