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培养的创举

人才培养的创举——90年代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

口述：郭伯农　　　　　　　　

采访：顾继虎　黎俊玲　侯建生

整理：顾继虎　黎俊玲　　　　

时间：2011年1月6日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上海有了工农教育委员会，领导是杨恺。1986年第一次全国成人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是李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主持的，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1987年上海市工农教育委员会改为上海市成人教育委员会，主任是谢丽娟（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这个委员会现在又演化为终身教育委员会。

当时，上海有关委办局都是成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包括组织部、人事局、宣传部。委员由各委办的局（部）长或副局（部）长担任，当时上海市人事局局长石涛就亲自担任委员。这是一个相当有特点的机构。

“90年代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大批乡镇企业，当时的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黄菊就提出，上海有这么多乡镇企业，这些企业的领导干部要培养，技术干部也要培养，一个企业要配齐整套干部班子——从厂长到技术部门、财务部门、计划部门，估算至少需要35个人，上海有几千个乡镇企业，需要培训大量的干部，否则就会影响经济发展。黄菊将这个任务指定给了教卫办（后为市教委）。这个时候是1992年。我们教卫办开会讨论，决定将这个任务叫“工程”，因为它是有规划的、有程序的、有结果的设计模式，后来黄良汉、朱守成等商量后决定叫“90年代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在正式操作的时候，我们考虑到这个事情范围很大，要让上海各个委办都参加进来，但是主要的组织者应该是组织部和人事局。1993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了《关于“90年代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实施计划”的通知》，由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市教卫办、市成教委联合发起并组织实施的“90年代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正式启动。“紧缺人才”这个词最早是我们提出来的，后来就成为我们国家在人才工作、人力资源开发上的一个常用词。工程正式启动后，建立了由分管副市长（先后有谢丽娟、龚学平、周慕尧）为召集人的“90年代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联席会议”制度，以及由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市教卫办、市成教委组成的“90年代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具体的办公室落实在成教委办公室（1995年3月，上海市成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被撤销）。

“90年代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四大主体项目

一是组成了由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市教委、市经委、市建委、外经贸委、市商委、市农委、市司法局、市旅游委主管的10个紧缺人才培训中心。第一批推动实施的26个岗位就是由10大培训中心提出的。

二是组织实施了市民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和通用外语水平等级考试两个项目。在具体操作中，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定在上海电视大学，它当时有36个已经建制的实质性分校和各种社会机构。通用外语水平等级考试放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考试的组织方将交大、复旦，当时的上工大、二工大等高校的优秀计算机人才集中起来，组织开发了一个很好的考试系统，并首次采用了计算机阅卷，大大避免了作弊的可能，考试的公正性得到普遍认可。

三是建立了上海教育电视台作为“90年代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的载体和平台。

四是组织编写了“90年代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系列教材（当时教材的前言和序是陈至立和谢丽娟写的，足以表明市委、市政府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1993年，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市教卫办、市成教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成立“上海市民通用外语水平等级考试专家组”和“上海市民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专家组”的决定》、《关于成立“上海市民通用外语水平等级考试办公室”和“上海市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办公室”的通知》、《关于紧缺人才培训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组织本市广大干部参加外语和计算机培训、考核的通知》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1995年6月又下发了《关于印发“上海市岗位资格证书”管理办法的通知》，规定资格证书由四个单位联合颁发。

紧缺人才培训严格地说不是一般的培训，它有一定的高度，是管理、技术干部的培训。

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至立非常关心这个工程的开展情况，向市政府申请拨款300万元给这个工程，用于购买国产电脑，分配到各考点，最多时有三四百个考点。考试最热闹的时候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据统计，截至现在，有400万至450万上海市民通过了这个计算机考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这是21世纪功能扫盲的大工程，并向电视大学校长张德明颁发了“巴林国王奖”。

“90年代紧缺人才培训工程”的运行模式

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政府主导，行业主管，社会参与，个人选择；另一种是：政府主导，行业主管，学校自主，学员自愿。我觉得还是前一种说法好，因为参加这个工程的不只是学校，社会各种机构都可以参与。我们认为这种模式是一种新的、适合成人教育社会化的模式。

最初是10个行业根据自己需求提出了紧缺项目，后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行业出现了衰落。然而，也有一些非行业的民办的社会培训机构崛起，并提出了新的社会急需的紧缺人才，如“物流”方面。物流很难说属于哪个具体行业，因为无论哪个行业都需要物流。于是，我们就组织一批专家来研究，认为物流确实是当时非常需要的行当，就组织编写了教材，物流成为一个大的紧缺人才培训项目，但它并不属于某一个行业。

进入21世纪以后，“90年代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是否要搞下去的问题被提出。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市教卫办、市成教委决定将其更名为“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把“90年代”拿掉，因为紧缺人才不是90年代独有的，而是无论什么时候都客观存在的。

2002年，时任市委副书记、市委组织部部长的王安顺提出成立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的工作实体——“上海紧缺人才培训事务服务中心”，中心的成立使我们这个机构具备了对社会民间服务的功能。王安顺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组织部每一年的工作报告里，他都提到这件事情，而且到中央去汇报。但有一点，他把这个机构纳入了干部培训教育体系中去。紧缺人才培训工程真正发挥作用是在两端，一端是计算机、外语这种通用性的老百姓都会参加的，除此没有整个社会都需要的项目，其他的比较高端的项目都纳入到干部培训中，包括组织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技术干部是人事局管的，管理干部是组织部管的，所以组织部和人事局就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个紧缺人才工程的主体。

当时任“上海紧缺人才培训事务服务中心”主任的就是电视大学主管计算机考核的刘煜海，他被认为在组织计算机考核方面成绩非凡。这个中心不是政府机构，是一个事业单位，设有董事会，我担任这个董事会的监事，另外一个监事是当时市人事局主管干部培训的副局长蔡志强。中心的董事长是当时的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处长崔玉宝（现在是市委党校副校长）。

紧缺人才培训的新变化——远程教育

到了2008年，市委组织部成立了一个干部在线学习城，归入“紧缺人才培训工程”，现在大概已经有700个单元的课程。这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干部在线学习城是网上培训，因此紧缺人才培训工程的实际操作就从一般的组织工作、培训工作转向网上的远程教育。我们组织了一批优秀的高校毕业生，开发网上课件。我参加了这个学习城，开了两门课，一门叫《间谍文化》，一门叫《论共产党员的忠诚》。我准备好讲稿交给他们，他们将我的讲稿分解做成PPT，按照四个学时一个单元，一个单元是一个学分。他们帮我找相关资料链接，然后我就讲课，他们拍下来以后在网上播出，PPT是可以完全下载的。这个学习就很省力。我们的主要工作就变成开发远程培训课程。我们组织全市各个方面专家来讲课。我们后来开发了一个社区教育课程系列，各个社区学校都可以用。这个现在大概已经做了400门课。

我认为出现这样的变化是合理的。面授需要很多时间，而远程教育则任何时候都可以打开电脑学习，很受大家欢迎。我们一批人马起两个作用——策划课程，领导通过后实施方案。

2009年，中央有一项决定，政府部门下面不能挂事业单位，更不能挂企业单位。这么一来，紧缺人才培训事务服务中心就首当其冲要被撤销。后来原班人马组成“上海易帮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还是做原来的工作，组织部的这些项目还是托在其身上，但它已变成一个民营企业，不再是组织部下属的企业。

紧缺人才培训的三个阶段

我个人认为紧缺人才培训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始发展阶段，主要是计算机考核、外语考核。第二个阶段是各种各样的紧缺人才培训，培训项目都由我们来审批，审批好以后我们发给他们去办，考试到我们这里来考，证书由我们发。我们发两种证书，一种叫岗位资格证书，一种叫培训证书。因为有些行当不能发资格证书，比如说物流，只能发像高等学校那样的肄业证书。第三个阶段我们主要的力量放在开发远程教育的课程、网上课程上，这是由组织部及有关政府部门牵头的。

在不同的阶段，基本的培训理念没有变，还是紧缺人才培训，但不一定指某一个具体人才的培训，不再是具体岗位性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组织体制也发生了变化。我认为这种变化有它的合理的方面。政府具体操办教育培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政府可以把它要求的培训的内容打包给各种民办机构，由它们去完成。

但也出现了问题。老百姓非常重视证书上的章，以前的证书上盖的是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市教委等的章，现在盖的是“易帮”公司的章，证书认可度受到影响。

几点体会

第一点，我们初次尝试由政府主导推广至全社会进行人才培训，这件事情意义非凡。1994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教委、国家人事部在上海田林宾馆召开“普及计算机知识，开展社会化培训现场会”，总结上海经验，要求全国推广。同时，我们组织了长三角“紧缺人才培训”联盟，总部设于杭州市人事局，至今仍存在。

第二点，初次实现了一个地区所有人力资源开发部门的大合作、大联合。组织部、人事局、教委这几个部门从本质上来讲都是搞人力资源的，只是任务有所区别，但其中有一个是重叠的任务，就是人才培训。教委培训的人才以学历教育为主，是规范化的，组织部、人事局培养的是干部。人事局每年出一本白皮书，我们后来主要根据白皮书来制定我们每一年的紧缺人才培训项目。后来做白皮书的那帮人又回过头来跟我们要材料。打个比方，比如高级会计今年是紧缺的，那各个方面就要把各自对高级会计的培训人数汇总起来，如果今年培训的数字已经达到了它去年紧缺时候的要求，那这个项目就要取消掉。当时这几个部门进行合作在全国就只有上海，后来推广到全国。

第三点，探索了“考试电脑化”和“远程教育”。我们的考试基本上都是计算机考试，一开始是计算机课程上机考，后来其他的项目考试也都上电脑，这就使得考试的质量提高，可信度提高。现在的网络课程有一个很强的时间要求，我们叫“微型课程”或“课程微型化”，就是把课程分解，一个单元四个小时，四个小时解决问题。四个小时内提出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讲解衍生的知识，若干单元组成一门课程，最后来一个考试，这门课就结束了。这种微型化的远程教育，我们在最近开的国际会议上提了出来，大家非常重视，因为这是符合远程教育规律的。远程教育如果像普通高等教育那样弄法，是不受欢迎的。比如讲世界历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讲四个部分——概述、著名战役、名将、历史影响，请来讲课的是复旦大学首席教授金重远，讲得非常好。

郭伯农（中）正在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