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

凯洛夫:《教育学》

本书精要

一、本书内容简介

凯洛夫的《教育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教育和教育学的产物。作为一本供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学习教育学使用的教科书，它共分为三编，分别为教育学总论、教学理论和教育理论。其中第二编教学理论是凯洛夫教育学体系的核心。对教学本质的看法、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论述、五条教学原则等内容集中体现了凯洛夫教育学的特色。作为一本宣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原则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教材，它在苏联和中国的教育史和教育学史上都曾有过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二、历史名人对该书的经典评价

“凯洛夫《教育学》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在历史上，它不仅对于苏联，而且对于我国的教育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乃至我们现今的教育学，都难以摆脱它的影子。”

——陈桂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当时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包括师范院校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逐章逐节地学习。因此形成了所谓的凯洛夫教育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影响我国教育理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至今仍有它的影子。”

——顾明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新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与凯洛夫《教育学》的传入和学习有着深刻的关联。它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占据着主导地位，50年代末我国学者对凯洛夫的《教育学》与中国教育的适应性问题产生了质疑，同时努力探索教育学‘中国化’问题。‘文革’期间，凯洛夫的《教育学》大受批判，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偏离了正常运行的轨道，改革开放后它获得公正评价。”

——周谷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作者简介

伊·阿·凯洛夫(N．A．Kaiipob，1893—1978)，1893年出生在一个国家银行官吏的家庭之中。1914年考入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自然科学专业，并在大学时代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之后，曾从事农业教育工作。1935年，凯洛夫获得了教育科学博士学位，并开始致力于普通教育。他于1937—1942年担任莫斯科大学教育学教研室主任，1942—1950年担任《苏维埃教育学》杂志主编，之后工作于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先后任副院长和院长，并于1949—1956年兼任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长。凯洛夫一生参与了很多教育学教材和著作的编写，从事了多项大型教育研究，其中最为有影响的著作是他主编的这本《教育学》。在凯洛夫去世之后，《苏联教育学》杂志发表《凯洛夫的生平和教育思想》的编辑部文章，称“凯洛夫同志对宣传我们党和国家和国民教育政策和外国学校发展的工作作出了有分量的贡献”^[1]。

作品内容

凯洛夫《教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便成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马克思主义文化活动家卢那察尔斯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列宁的妻子、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和著名的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与他一起构成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核心。教育人民委员部公布了一系列政策与宣言。其中，最有纲领性的文件是1918年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统一劳动学校规程》和卢那察尔斯基签署的《统一劳动学校宣言》。《宣言》宣称苏维埃学校要把劳动作为教学的基础，因为儿童渴望活动，只有通过游戏和活动，才能彻底掌握必要的知识;同时“让儿童知道什么是他们生活中最需要的，什么是在当前生活中起主要作用的，了解各种各样的工农业劳动”^[2]。与此同时，以克鲁普斯卡娅为代表的一批苏联教育学家热心于介绍欧洲新教育和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理论，特别是杜威教育思想。杜威的教育著作在苏联十分风行。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心理学的产物之一的儿童学成为“显学”。许多师范学院设立了儿童学系，一系列儿童学研究的著作和杂志纷纷出版。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分组实验法等在欧美新教育和进步主义教育过程中广为流行的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同样在苏联被广泛采用。20世纪20年代访问苏联的杜威曾带着几分自豪、几分羡慕和几分惭愧的口吻谈到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理想在苏联而不是美国得到了实现。

30年代的苏联教育和教育学，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1931年，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决定》中说:“学校的教学没有提供足够的普通教育知识，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培养充分掌握科学基础知识而且完全符合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要求的人——也完成得不能令人满意。”^[3]之后，《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学制度的决定》、《关于苏联中小学结构的决定》、《关于取消劳动课的决定》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纷纷出台，苏联教育的中心任务变成了在班级授课制下向儿童系统传授知识，而通过劳动和游戏来学习知识的方式失去了政策的合法性。在教育理论界，20年代所具有的活跃、宽松、自由的学术气氛荡然无存。1936年联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中的儿童学曲解的决定》，宣布儿童学是“伪科学”、“反马克思主义”，并取消儿童学系，发动了对儿童学著作的批判。一批儿童学学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对非制度化的社会教育的宣扬也被斥为反列宁主义的“学校消亡论”予以批判。杜威的教育理论不但不再被宣传，而且受到了越来越严厉的批判。与此同时，传统派教育理论在苏联受到了重视，夸美纽斯、赫尔巴特教育文集相继出版和再版。20年代苏联教育界代表人物卢那察尔斯基被免去了教育人民委员职务，由布勃诺夫接任。

1939年，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作为师范学院的教科书在这种大环境下正式出版，它是30年代苏联教育和教育学的代言者。1939年版本一直都没有翻译为中文。1948年，经过修订的《教育学》再次出版，编著者在序言中称修订版吸取了出版的全部精华。1948年版本由沈颖、南致善等人翻译，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介绍到了我国。1956年，凯洛夫的《教育学》进行了第二次修订，产生了第三个版本。此版添加了“个别指导的教学原则”、“重视儿童的游戏和劳动”等内容，论述学龄儿童的年龄特征和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回应他人对其“看不到儿童的教育学”的批评。综合技术教育也被纳入学校教育内容加以阐述。除此之外，书中所有与斯大林有关的字句均被删去，皆因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起的批判“个人崇拜”运动。凯洛夫的《教育学》作为斯大林时代文教政策代表性产物之一，自然需要重新删定。此版本在1957年被翻译成汉语引入我国，但盛行程度远不及1948年版。

凯洛夫的《教育学》宣称其编写的指导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批判和改造的教育学遗产和苏联学校的工作经验。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教育学总论、教学理论和教育理论。每一大部分之下都有若干章节分别论述与之相关的子问题。下面分别介绍凯洛夫《教育学》的各部分内容。

一、教育学总论

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现象有何特性与作用?教育学又是怎样的一门学科?这是凯洛夫的《教育学》首先回答的问题。

作为一部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教育著作，《教育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了教育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教育有不同的性质、内容、方法、对象与组织。与其他社会领域一样，教育中也必然存在着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与结果之一便是以共产主义教育代替资产阶级的阶级教育。教育在人的形成与塑造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这种作用不是万能的，因为教育是社会的产物，它首先要受社会关系的影响。

教育学便是研究对青年一代的教育的科学。苏维埃教育学自然便是“研究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关系下对青年一代实现共产主义教育的科学”^[4]。凯洛夫的《教育学》首先区分了三个教育学的三个基本概念:教育、教养和教学。教育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连教养、教学也包括在内。教养指知识、技能、熟练技巧的掌握以及在此基础上认识能力的发展和科学世界观的养成。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智育概念。教学是实现教育和教养的最严格、最传统的形式。凯洛夫对教育学是否是一门科学作出了肯定回答，并将教育学视为一门社会科学。恩格斯将整个认识领域划分为三大部门，教育学在这些科学体系中属于第三部门，即研究人们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律与国家形式以及其他上层建筑的部门。苏维埃教育学的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苏维埃教育学具有更为彻底的科学性。

论述了教育的阶级性、历史性以及教育学的学科特点之后，《教育学》专章强调了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与任务。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个性发展的学说和列宁斯大林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新人物的学说是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与任务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共产主义教育共分为智育、综合技术教育、德育或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体育和美育五个部分。每部分皆有其目的，但此五个部分相互联系并不彼此独立，最终统一于造就合格的苏维埃的建设者和保卫者的目的之上。

二、教学理论

第二编“教学理论”是凯洛夫《教育学》体系的核心，也是全书中最为精细严密的部分，同时也是在苏联和中国影响最大、日后引起争议与讨论最多的内容。

教学理论又名教学论，是在教育学中论述教学相关理论的部分。凯洛夫《教育学》的教学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教学过程的本质、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效果的检查。每部分之下被分解为若干个子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凯洛夫教学论一套相对完整的系统。

(一)教学过程

凯洛夫的《教育学》在教学过程一章探讨了教学论的基本问题:何谓教学?教学与教育有何关系?教学中的师生关系与地位如何?

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人类的认识是对存在于我们之外而且并不依赖于我们的现实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苏维埃学校中的普通教育的任务便是授予青年人关于自然与人的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认识规律的过程中，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与道德，发展认识与思考能力。在以上的分析基础之上，凯洛夫教学论提出了教学的定义。“教学是指在依照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和具体任务，在学校中有计划地实现下列工作:以知识、技能和熟练技巧来武装学生;建立他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有计划地发展他们的智力与道德品质;在教师引导下，组织学生的积极活动，以实现这种工作”^[5]。

教学具有教育性质。苏维埃学校中的教学，除了把客观的、真正科学的知识严格地、系统地教给学生之外，也培养他们的共产主义高尚情感和理想，养成一定的性格特征，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教学的两极——教师与学生分别起到何种作用，彼此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凯洛夫教学论首先提出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本身是决定教学的教育效果之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因素，教学的内容、方法、组织之实施，除了经过教师别无他法。应该把教学看做教师在学生掌握知识、技能、熟练技巧的过程中的领导”^[6]。教师需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道德修养，掌握各种教学方法，熟悉学生的年龄特征才能完美地领导教学过程。学生的学习是学生自觉地、积极地掌握知识的过程，学生需在课堂上听讲、回答问题，做练习之时不断地重复老师传授的知识，以便更为熟练地掌握它们。1948年版本的凯洛夫《教育学》吸取1939年版本被批评为“没有儿童的教学”的教训之后，在修订中加上了儿童总体的年龄特征因素在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中的影响，但从总体而言凯洛夫教学论仍然是较为彻底的教师中心论。

(二)教学原则

为了保证教学效果的圆满完成，根据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与规律和儿童的年龄心理特征，凯洛夫提出了教学应该遵循的五项原则。

1．直观原则。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认识的源泉是事物和现象的本身，况且儿童的抽象思维能力有限，因此需要教师在教学开始的时候，从具体的东西出发，发展儿童的观察力，使他们在此基础之上形成观念和概念。

2．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原则。教学中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知识的理解、掌握、应用无不需要学生完成，凯洛夫写道:“儿童不是容器，知识也不是装入容器的液体，它需要思维的加工才能被真正掌握。”^[7]因此，学生在学习中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原则必不可少。

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原则与教师的领导地位之间是否有冲突?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凯洛夫在论述这个问题时首先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杜威和其他进步主义教育推动者的教育理论。“若干资产阶级教育思潮的代表，提出了关于学生积极性的要求，把教师变成了咨询、顾问、组织者，而使学生的积极性与教师的领导地位对立起来，这是不合理的。”^[8]凯洛夫继续强调，“学生的积极性与教师的主导地位之间并没有矛盾。学生真正的积极性及独立作业，只有在教师积极领导的条件之下才可能实现。”^[9]

3．巩固性原则。知识的掌握是将其保存在记忆之中，只有不断地重复和巩固，才能达到此目的，因此需要教学的巩固性原则。为实现教学的巩固性，需要满足一系列要求，包括教师清晰明确的讲授、新旧知识的结合、把知识整理成一个体系并清楚每一个概念在体系中的位置、经常地复习等。

4．系统性和连贯性原则。凯洛夫教学论的一大特点是重视知识的逻辑排列。在论述教学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之前，凯洛夫提到了苏联前十年的教育和教育学。他说:“在那个时代(1922—1931)，由于对编制教学大纲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并且不加批评地引用了资产阶级先进学者的‘新颖’理论中的理想，就依照偶然由于某些迫切需要所决定的单元或设计而建立的教学工作，在那个时候，并不重视叙述知识的系统性，结果是学生没有得到能在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读书的知识。”^[10]联共(布)中央1931年发布的《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的决议案是凯洛夫确立的教学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的依据。文件指出，教师必须系统和连贯地讲述他们所教的学科。

5．教学的通俗性和可接受性原则。教学的通俗性和可接受性原则是指教师的教学和教学大纲的教材范围和性质完全符合每一个教学阶段中的儿童年龄特征。实现这一原则，必须使教材的性质符合学生特定年龄的接受能力，在教学中考虑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智力水平。

如果说凯洛夫教学论是凯洛夫《教育学》的核心，那么上述的五条教学原则便是凯洛夫教学论的核心，它们集中体现着凯洛夫教学论对教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

(三)教学内容

凯洛夫教学论将教学内容定义为知识、技能、熟练技巧三者的连续环节，是为适应共产主义教育目的，使青年参加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关系的复杂体系^[11]。教学内容表现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之中。

教学计划是指经政府批准的文件，它规定了教学科目表、各学年科目讲授程序、每种科目讲授的重点和学年的编制。选择教学科目时要考虑其教育和教养意义。

教学大纲包括一切构成教学科目、内容的问题和题目的纲要，它规定教师讲授知识的范围，并为教师指出了教材的学习顺序和教学进度计划。任何教育指导人员和教师都不能随意变更教学大纲。在编制教学大纲时需要遵循保证教学的教育性、适应学生的年龄特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教科书是符合教学大纲和教学论的要求，包含科学的、连贯的和使学生能够理解的叙述教学科目内容的书籍。教科书编定的基本要求是体现共产主义的思想性和原则性，科学简明地叙述知识，使用生动的、学生可以理解的语言等。

(四)教学组织形式

针对苏联教育前十年的状况，凯洛夫坚定地提出上课是苏维埃学校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班级授课制度，在教育学领域中，是最有价值的成就之一。它之所以成为教学工作基本组织形式，是因为它实现着共产主义的教育、教养和教学目的。”^[12]凯洛夫区分了新课、复习课和检查课，并对每种课的课前准备、教学结构和学生作业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和细致的说明。

(五)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就是教师的工作方法，教师凭借这些方法使学生精通知识、技能和熟练技巧，并发展他们的能力。教学任务与学生的年龄特征对教学方法的选择有决定作用。

苏维埃学校应采用何种教学方法?1932年联共(布)中央在《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学制度的决定》中指出，苏维埃学校的基本教学法是教师有系统地、有顺序地讲解教材的方法以及学生的多种多样的积极的独立作业。凯洛夫提供了教师系统讲解的具体操作方法、适用范围和应注意事项。

凯洛夫《教育学》的教学论还专章论述了对学生的知识进行考查和评定的办法。

三、教育理论

凯洛夫《教育学》的第三部分教育理论是一个包含德育、劳动教育、美育和体育的综合体，其主体部分是德育理论。

为使苏维埃儿童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和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强烈愿望和坚韧精神，必须对他们实行有效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内容包括培育青年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各民族平等友谊互助的高尚思想、生气勃勃的精神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对劳动和公有财产的社会主义态度、坚强的意志、坚定的性格和真诚、正直的精神等。共产主义教育必须从儿童开始，但应依据儿童的年龄特征和生活经历的差别传授道德观念、情感和概念。

道德教育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实践性、系统性和连贯性，严格要求和尊重学生的人格、发扬优点和克服缺点、对学生的个别教育和集体教育、教师的威信和学生的独立精神的统一、教育影响的统一等。具体的德育方法包括说服法、练习法、儿童集体组织法、惩罚法。教师不应孤立地运用某种德育方法，而应紧密地配合使用。同时，必须知道每种方法的主要特征和方面以及该方法能够发生效果的条件，如此方能巧妙地运用这些方法。

此外，凯洛夫还论述了劳动教育、美育、体育的实质、意义、方法与手段。

简要评述

凯洛夫《教育学》是苏联教育和教育学特定阶段的产物，鲜明地打上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苏联特色。我们可以在它身上嗅到强调权威、服从和高度统一的斯大林模式的气息。它也是最早的由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原则的全面而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教材之一，在20世纪的苏联、东欧和中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凯洛夫《教育学》在世界教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凯洛夫《教育学》的诸多观点和依据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语录和联共(布)中央在20世纪30年代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之上。这决定了其政治性和政策性要远远大于思想性和学术性。它更像一本教师工作手册，具体告诉教师如何上课、如何批改作业、如何组织班会，而不是一本讲究严密的逻辑论证和思想深度的学术著作。作为官方钦定的教育学教材，凯洛夫《教育学》兴衰起伏的命运注定与政治走向和国际关系紧密相连。

尽管凯洛夫《教育学》曾被认为是苏联教育学界的标志性成果，但随着苏联数次钟摆式的教育改革，赞可夫、巴班斯基等人的新教育教学理论的兴起，它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逐渐失去了正统主流地位，开始被人遗忘。苏联解体之后，凯洛夫与高尔基、巴甫洛夫等人被俄罗斯学者认为是意识形态造就的时代宠儿而少有人问津。

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命运。新中国成立之后，伴随着批判杜威教育理论的浪潮，苏联教育学登陆中国，多本苏联教育学教材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对中国教育学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无疑是凯洛夫的《教育学》。据统计，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几次共印刷59万册，全国中小学教师几乎人手一册。教育界无人不知凯洛夫，无人不学凯洛夫。凯洛夫本人也于1957年来到中国，受到了刘少奇的接见，并到多个学校和地区指导和发表演讲，受到了空前热情的欢迎。

1958年，以曹孚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教育学学者开始发出“教育学中国化”的呼声，引起了较大反响。人们开始对凯洛夫的《教育学》进行系统的反思，思考要有我们自己的教育学的问题。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之后，凯洛夫的《教育学》在中国彻底失去了“显赫”地位。“文化大革命”之中它成为教育界主要的批判靶子。1977年中国教育学界呼吁重新认识它，为它正名。但随着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和开放，凯洛夫的《教育学》只给我们新一代人留下了一个陌生的名字而沉睡于历史的角落了。

(孙碧)

【注释】

[1]苏联教育学编辑部．凯洛夫的生平和教育思想［J］．江西教育科研，1987(5)．

[2]统一学校宣言［G］//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苏联教育改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3]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G］//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苏联教育改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4]凯洛夫主编．教育学［M］．沈颖，南致善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1．

[5]凯洛夫主编．教育学［M］．沈颖，南致善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 56、58—59．

[6]凯洛夫主编．教育学［M］．沈颖，南致善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 56、58—59．

[7]凯洛夫主编．教育学［M］．沈颖，南致善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79、82、82、86．

[8]凯洛夫主编．教育学［M］．沈颖，南致善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79、82、82、86．

[9]凯洛夫主编．教育学［M］．沈颖，南致善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79、82、82、86．

[10]凯洛夫主编．教育学［M］．沈颖，南致善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79、82、82、86．

[11]凯洛夫主编．教育学［M］．沈颖，南致善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93．

[12]凯洛夫主编．教育学［M］．沈颖，南致善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 129，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