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功用》

克尔:《大学的功用》

本书精要

一、本书内容简介

《大学的功用》被誉为有关现代大学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本书的内容主要基于克拉克·克尔于1963年4月在哈佛大学“戈德金讲座”上的讲稿，主要就美国高等教育在二战之后的新发展进行了一些评述和预测。本书自1963年出版以来，得到了高等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和阅读，分别于1972年、1982年、1995年和2001年再版四次。原书也由三章的内容逐渐扩充到九章的内容。克尔在每一次再版的时候，都会结合现时的高等教育境况做一些新的评述和展望。

二、历史名人对该书的经典评价

“没有哪一本书如此敏锐地描述了现代研究型大学，也没有哪一本书对大学所面对的紧张和困境作出了如此富有洞见的评论……任何一个试图理解美国研究型大学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人，都必须以对本书的仔细研读开始。”

——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哈佛大学荣誉校长)

“研究型大学是美国创造出来的最重要却最少为人所理解的产物之一，而这本书仍然是理解研究型大学的最恰当的入门读物。这本书或许是由大学校长所撰写的最博学、最机智和最连贯的著作，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仍然经受得起时间的检验。”

——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ks)(西北大学教授)

“这是一部由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传奇人物所撰写的经典著作。每一次新版都包含了一些重要和准确的预言。”

——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哈佛大学教授)

作者简介

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1911—2003)历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加州大学总校校长、卡耐基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和卡耐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委员会主席。作为一位高等教育改革的参与者和思想家，克尔对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被誉为现代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之父。

在担任加州大学校长期间，克尔致力于促进现代美国大学的大众化和民主化，组织构建了加州公共高等教育系统。在担任卡耐基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期间，克尔领导了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最大范围的评估和改革尝试。他对“多元化巨型大学”的阐释深刻揭示了现代美国大学的特征，成为解释现代大学形态与功能的重要理论。

作品内容

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是美国当代高等教育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克尔的一生，从1911年到2003年，从宾夕法尼亚农庄的少年到劳动经济学家，从加州大学到卡耐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用克尔自己的话说，他所经历的正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在这场高等教育变革的浪潮中，克尔一方面是改革的设计师和参与者，同时也是一位睿智反思的学者。

《大学的功用》集中体现了克尔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反思和认识，这部著作主要基于克尔于1963年4月在哈佛大学“戈德金讲座”上所作的报告。克尔在书中对二战之后美国高等教育出现的一些新的发展和变化进行了归纳，对美国现代大学的独特形态进行了阐释和描述。《大学的功用》自出版以来，得到了全世界高等教育界的广泛关注，本书在美国先后再版四次，并被翻译成了十几种语言。克尔在每一次新版中都会结合美国高等教育的新情况做一些回顾和展望，这也使得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与时代发展之间的贴近关系。

一、多元化巨型大学观

《大学的功用》一书集中阐发了一种新型的大学观，这种大学观有别于红衣主教纽曼的古典大学观，也不同于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克尔通过对现代美国大学进行历史的梳理和结构分析，提出了“多元化巨型大学观”(the idea of a multiversity^[1])。克尔之所以提出多元化巨型大学观，主要是想区别于单一目标和结构取向的传统大学观。他认为，多元化巨型大学是多个社群的组合，具有多元的目标和权力中心，它所服务的对象也是多元的。

克尔认为，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形成是美国高等教育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大学的原型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学园，但是，大学更主要的是一种独特的中世纪机构。1809年，柏林大学的创建标志着现代大学的诞生，它强调科学研究和学术自由。早期的美国大学深受英国大学的影响，同时也渗透了一种实用主义的精神。美国现代大学肇始于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其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到德国大学的影响，致力于科学研究的纯学术探索。与霍普金斯大学建立相呼应的是1862年《莫里尔法案》所建立起来的一大批增地学院。如果说霍普金斯大学所代表的是一种纯学术和英才的教育，那么增地学院则代表着实用和民主教育。这两条发展的路径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汇聚编织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具有多元化目标和结构的美国现代大学。克尔认为，美国现代大学是将英国式的本科与德国式的研究生院结合在一起，同时贯之以美国式的为公众服务的精神，这也就是多元化巨型大学的精神所在。

在分析多元化巨型大学的管理时，克尔指出，多元化巨型大学并不是固定统一的机构，而是多种社群的组合，是权力分散的复杂实体。克尔分析了多元化巨型大学所受到的五种影响力量——学生、教师、公共权力机构、行政机构以及各种外界或半外界的非正式影响力量。学生对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影响是自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博洛尼亚大学的模式就是学生主导大学。而对于现代美国大学而言，学生的影响也很重大。学生是大学教育的消费者，他们的需求和选择直接影响着大学的发展和变革。教师影响大学的传统则来自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在现代美国大学中，教师通过种种联合会的力量发挥着对于大学的影响作用。公共的权力机构则包括了政府、教会等机构。与法国、德国的大学模式相比，美国的大学更加分权化，但是公共权力对大学的影响也是全面和深刻的。现代美国大学越来越像是一个官僚化的行政机构，大学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专业管理人员的管理和控制。所有这些影响的力量共同作用于现代美国大学，使得其成为一个权力分得很细的复杂实体。

克尔指出，多元化巨型大学的校长角色应当是调节者——引路人，他应当具有决断、勇敢和坚韧的性格。现代美国大学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复杂，受到的权力制约也越来越多，所有这些都从本质上改变着大学校长的职能。克尔认为，芝加哥大学的赫钦斯是美国高等教育中最后一位巨人，而这样的巨人时代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官僚化的管理制度。校长一方面要协调和平衡各种力量，使其相安无事，另外还需要带领大学走向进步。作为一位调解者，大学校长需要尽量少地运用权力，要更多地采用说服的方式进行管理，他需要在各种不同的抉择之间作出选择，并且保持各种力量的平衡。作为一位引路人，现代大学的校长则必须致力于学校的进步和发展。大学校长需要引领学校不断追求卓越，在这个过程中，进步比和平更加重要。

现代美国大学中的生活也与传统大学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了。纽曼式的大学观是居住僧侣的村庄，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则是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城镇，多元化巨型大学观则已经演变为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2]。生活在多元化巨型大学中的学生更加复杂，他们可能在年龄、种族、职业取向、兴趣爱好等很多方面都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根据这种差异，学生们分化为很多不同的亚文化群体，在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庞大结构中各取所需。对于现代美国大学中的教师而言，教学已经越来越不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了，研究越来越重要。于是，教学队伍分化为三种群体: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专门从事教学的人员以及既从事研究又参与教学的人员。同时，由于一些教授同时也兼任了管理方面的行政职务，他们的角色也变得更加复杂。

总的来说，克尔对于多元化巨型大学保持着一种乐观的精神。他认为:“在美国，多元化巨型大学或许是运转得最好，适应与发展得最好的机构。”^[3]多元化巨型大学具有其历史的逻辑，是在不断与美国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过程中形成的，不管是在知识的传授还是新知识的创造方面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同时也为美国社会提供了部分相应的服务。

二、联邦拨款大学的现状与建议

克尔认为，现代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得益于联邦政府的两次巨大冲击，第一次冲击来自于土地拨赠运动。1862年，林肯总统签署的《莫里尔法案》建立起了一大批面向社会的服务型的农工学院，它们反映了美国的实用精神与民主主义。《莫里尔法案》的颁布不仅为公立大学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同时也为私立大学的目标和模式产生了影响，最终造就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宗旨。

第二次冲击则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对科学研究的资助。战争时期的特殊使命，促成了联邦与大学的联合，联邦拨付大量资金在一些大学中设立了研究中心和实验室。战争结束后，这种联邦和大学之间的合作关系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是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到1960年，高等学校获得联邦政府大约15亿美元的资助，这比20年前的资助金额增加了上百倍。联邦资助大学所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防、科学与技术进步以及卫生事业上。

克尔发现，二战之后，联邦政府对大学的资助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直觉不平衡阶段，主要的特征是联邦政府集中资助一部分重点大学和学科，形成了资源的不断集中。第二个时期则是官僚的平衡阶段，通过一些新的资助方法和项目试图促使更多的大学走向杰出。克尔在讲座报告中指出，当时正是处于联邦拨款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美国的大学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变革。

二战之后，美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质量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面对这些问题，克尔认为，联邦资助将是最重要的解决之道。克尔对联邦资助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他认为，联邦资助应当集中使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需要对一些紧缺的人才培养进行资助。联邦的研究项目最好与大学结合起来，二者可以相互利用资源，以达到互惠互利的功能。在形式上，联邦资助也应当保留对大学科学研究及研究生教育的项目资助。联邦应当鼓励博士后人员利用一部分时间参与教学工作。此外，联邦还应当建立全国高等教育基金会，作为提供拨款的专门机构。最后，还应当加强对联邦资助项目的评估工作。

三、智力城的未来

克尔所谓的“智力城”(city of intellect)主要是指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大量聚集和联合的地带。从现代美国大学的本质上来讲，“城市”的比喻也主要在于与古典大学的“村庄”形象和现代大学的“城镇”形象相区别。在现代知识的生产方面，智力城发挥着相当突出的资源整合优势。克尔指出，在当时的美国，主要形成了三座智力城——东海岸从波士顿到华盛顿之间的地带、加州海岸以及美国中部十大学联合会和芝加哥。这三个大学集团集中了美国高等教育绝大部分的科研机构，其所获得的诺贝尔奖等研究成就也远远高于其他地方。

克尔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正经历着19世纪末期以来的第二次大变革，“知识生产”以两倍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增长。大学作为知识产业的中心，通过与政府和工业界的合作，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心。智力城的形成正是在这样的变革背景下产生并迅速成长的。

克尔分析了大学变革的过程和影响因素。他认为，“大学作为一种机构，常常首先是反动的堡垒而非革命力量”^[4]。大学的变革通常会受到来自教师行会和学生阶级的阻挠。教师行会保留了自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的一些特征，它是一个要求自治的团体。在大学变革的过程中，教师通常都是破坏变革的保守者。在对待大学之外的一些事物的时候，教师们可能是很开明和激进的，但是，在大学内部，教师们往往拒绝发动和接受变革。大学生则要求学校提高本科生的教育质量，对往昔的大学生活方式心存憧憬，他们也会成为阻碍变革的一种力量。克尔认为，大学变革的动力通常来自外部的一些强制力量，通过政策的制定、内外部之间的联合以及缓慢的劝说和妥协过程，最终实现变革。

克尔认为，大学正面临着三大相关领域的调整:发展、学术重点的转移以及介入社会生活。发展指的是随着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增加，大学在规模、设施、教学计划、研究项目等各个方面的增加。学术重点的转移主要是指一些新兴的职业领域正在获得大量资源，比如工程师、科学家和医生等。从学科方面来讲，生物学和创造性的人文学科都是充满发展前景的领域，值得大学进一步跟进。大学介入社会生活是大学作为知识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必然使命。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它不仅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也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总结美国现代大学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克尔也对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克尔认为，应当改善大学本科生的教育，要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科研和教学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其次，要形成一个更加统一的知识界，大力开展跨学科、跨部门的交流，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应当致力于综合化发展。第三，要将大学的管理与教师和学生联系起来，将权力分散下去，施行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另外，还需要考虑如何能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中保证卓越的问题，要将平民主义和英才教育平衡起来。

四、克尔的自我反思与认识

《大学的功用》一书在1963年出版之后，分别在1972年、1982年、1995年和2001年再版。克尔在每一次的新版中都会根据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对《大学的功用》这本书以及美国的高等教育进行反思和重新认识。到2001年，《大学的功用》第五版印行的时候，这本书已经从最初的三章的内容扩充到了九章的内容^[5]。扩充的内容所涉及的主题比较广泛，其中包括对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反思，对美国高等教育“黄金年代”的评论，以及在新世纪来临之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展望等。

克尔认为，他在1963年所做的一些总结和展望，在后来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肯定。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保证机会均等、促进科学研究等多个方面推进了变革。大学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广泛认可。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则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曾经被视为“垮掉的一代”的青年学生转而变成了激进的反叛者。

针对一些人对多元化巨型大学观的误解和批评，克尔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表述，对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多元”本质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释。此外，克尔还对大学校长的“调解者”角色进行了澄清，在调解者、发起者和斗士这三种角色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角色——形象创造者。所谓形象创造者，主要是指大学校长在现代社会广泛的交际过程中，需要注重对自身以及所代表的大学的形象进行创造和维护。

虽然在《大学的功用》出版之后，美国社会以及美国的高等教育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克尔认为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并没有什么变化。他认为，研究型大学之所以变化很小，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二战之后美国高等教育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是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下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主要是由社区学院、综合性的学院与大学来完成的。第二，研究型大学的调整具有独立性，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方式。第三，资金来源广泛保证了研究型大学的相对稳定。第四，研究型大学所致力于的高深学问和技术的研究在社会中具有其合理的地位。第五，教师行会仍然是阻碍变革的一个主要力量。克尔承认研究型大学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不是根本性的。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也曾经尝试从内部进行教学和管理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而联邦等外部力量所努力进行的改革也都收效甚微，以至于研究型大学依然保持着固有的方式发展着。

简要评述

二战之后，美国高等教育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年代”，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各种科研项目纷纷建立，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界一派欣欣向荣之势。克尔作为加州大学校长，既是这场高等教育变革的参与者，同时也是一位臻于思考的高等教育思想家。《大学的功用》深入描述了美国现代大学的独特形式，集中反映了克尔的高等教育思想。

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院长亚瑟·莱文(Arthur Levine)认为，克尔是美国现代高等教育系统之父，他在《大学的功用》中赋予现代大学以一种新的称谓和哲学——那就是“多元化巨型大学”^[6]。正如莱文所指出的一样，《大学的功用》一书最大的成就可能就在于提出了一种有关现代美国大学的哲学。多元化巨型大学不同于纽曼意义上的古典大学，也不同于弗莱克斯纳意义上的现代大学。20世纪中期的时候，现代美国大学方兴未艾，克尔在1963年对其所做的描述可以说是恰当和适时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克尔所提出的多元化巨型大学观成为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思想的精髓。同时，随着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借鉴，克尔的高等教育思想产生了更加深远广泛的影响。

不过，克尔的多元化巨型大学观并非完美无瑕。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克尔面对着来自多方面的批评，同时，克尔自己也注重在每一次的新版中，结合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情况进行自我反思和改进。

距离克尔在1963年哈佛大学戈德金讲座上的报告后不久，美国即发生了震动整个社会的学生反叛运动。加州大学在这场席卷全美的学生运动中处于中心的地位，一些激进的伯克利分校学生指摘克尔在《大学的功用》中所阐释的多元化巨型大学观，认为克尔是教育领域里冷漠的“法西斯主义者”。这样激进批评固然有失公允，但是，克尔所集中阐释的多元化巨型大学观的确存在一些内在的顽疾。

罗伯特·沃尔夫(Robert Wolff)指出，克尔在描述现代美国大学的过程中，始终采用的是一种“描述—庆功”的表达方式^[7]。克尔对多元化巨型大学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情绪，认为其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美国社会中运转和适应得最好的机构。但是，这种乐观的情绪掩盖了现代美国大学的一些弊端，比如规模扩张带来的官僚化管理使得大学变成一部冷冰冰的机器，大学重视科研而忽视本科生的教育。

此外，克尔显然支持作为知识生产核心的美国大学走向社会的中心位置，积极参与联邦资助项目，为满足社会多元的需求而进行调整。对于这一点，很多持保守态度的教师和学生都非常反对。他们认为，正是因为美国的大学与联邦政府和社会走得太近，最终导致学校教育质量的下降，导致教授们成为各种基金会和华盛顿的雇员。

(林伟)

【注释】

[1]multiversity一词并非克尔所创，根据克尔本人所述，这个词在他阐释之前已经有好几个人同时在使用了。参看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95。另外，根据德怀特·戴(Dwight Day)的考证，multiversity一词最先是由亚瑟·贝斯特尔(Arthur Bestor)在1957年所著的《学院与大学》中使用。参看:Dwight Day，The Origin of Multiversity，American Speech，Vol．48，No．3/4，1973:299—300．

[2]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26．

[3]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29．

[4]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70．

[5]Clark Kerr．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6]Arthur Levine．Succeeding as a Leader，Failing as a President，Change，Vol．30，1998: 42—45．

[7]徐丹．克拉克·克尔的高等教育实践与思想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2006: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