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产》

布迪厄、帕斯隆:《再生产》

本书精要

一、本书内容简介

《再生产》(La Reproduction)是布迪厄与帕斯隆在1970年合著的一本有关教育系统中权力运作的著作。教育机构中的权力控制问题在布迪厄的学术研究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他把教育机构视作当代社会中控制社会阶层与社会特权地位的主要机构。布迪厄论及教育的主要著作还有《继承人》(1964)、《学术人》(1984)、《国家精英》(1989)等。

在《再生产》中，布迪厄认为，教育体系主要起到了三个作用。首先，教育系统保存、灌输了一种主流的文化，这是教育机构的基本功能。其次，教育系统与社会—阶级的不平等关系相对应，并且再生产了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最后，教育系统通过将文化神圣化，以达到“合法化”的目的，以掩盖社会权力的暴力逻辑。

二、历史名人对本书的经典评价

“对于我们而言，布迪厄与帕斯隆的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其对诸如文化资本等概念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它的重要性同样体现在其对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地方讨论意识形态与课程的学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再生产》也为在不同社会与经济正义原则之上进行经济和文化控制关系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Apple)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

“这本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社会理论的贡献，也不止于其对法国教育制度的深入揭示。它的重要性同样体现在为深入研究某一国家以及国际性的社会现象提供了一种参照和促进。”

——帕特里夏·布罗德富特(Patricia Broadfoot)

(格洛斯特大学教授)

“这部著作揭示了社会阶层与政治力量的新特点。这些研究将文化现象与社会结构特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展现了由社会结构所创生的文化是如何反过来维持这个结构的。”

——汤姆·博特莫尔(Tom Bottomore)

(苏赛克斯大学教授)

作者简介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是当代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布迪厄著作等身，广泛涉及多个领域的跨学科学术研究，其中主要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其著作涉及的主题包括文化、艺术、政治、教育、媒体、文学等多个方面。布迪厄曾担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文化与教育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和法兰西学院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并获选为法兰西学院社会学终身讲座教授。

作为当代法国著名的左派思想家之一，布迪厄终其一生所致力于的问题是探究社会权力的演化关系。布迪厄不仅在理论上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进行了剖析，更是通过自己的行动践行社会学家的职责。在构建理论体系的同时，他也积极领导和参与左派的社会活动。

皮埃尔·布迪厄是当代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并称为二战之后法国最受尊敬的社会学家。

布迪厄出生于法国南部小镇德甘，他的父亲是一位乡村邮递员。依靠聪颖和勤奋，布迪厄进入了法国知识界的圣殿——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这里，布迪厄接受了系统的哲学训练，毕业时通过了哲学教师资格会考。此后，布迪厄在中学担任了两年的哲学教师。后来参军赴阿尔及利亚，正是在这里，布迪厄开始了他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回到法国之后，布迪厄历任多所大学或研究所的社会学教授。1981年，布迪厄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并获选为法兰西学院社会学终身讲座教授，这成为他学术生涯的巅峰。

布迪厄是一位相当富有创造性和多产的学者，据统计，在1958—1995年间，布迪厄出版了30多部著作，同时发表了350篇左右的文章。在这些等身的著作中，布迪厄涉及的学术主题相当广泛，主要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文学、教育等。布迪厄同时也是一位精于创造概念与理论体系的学者。在他的学术思想体系中，“符号暴力”、“文化资本”、“惯习”、“场域”、“再生产”、“实践”等一系列的理论范畴都成为学术界广泛采用的理论工具。对于布迪厄而言，“任何一个重要概念，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在同他的其他重要概念的相互关系中，呈现其实际意义、反思性及其整体性”^[1]。

在布迪厄的思想体系中，教育占据着核心的地位。布迪厄论及教育的主要著作包括《继承人》(1964年，与帕斯隆合著)、《再生产》(1970年，与帕斯隆合著)、《学术人》(1984)、《国家精英》(1989)和《学术话语》(1992年，与帕斯隆和马丁合著)。布迪厄关注教育的出发点来自于他对现代分层社会中阶级、文化与权力之间紧密联系的关注。他认为，教育系统是当代社会中控制社会阶层与社会特权的主要机构。学校不仅是知识符号生产与传播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灌输统治阶级文化特权、再生产社会结构的主要场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他的人类学研究以外，布迪厄对法国社会学的所有研究事实上都与法国教育的某些方面存在着联系”^[2]。

作品内容

《再生产》一书分成两卷。第一卷主要是演绎几个有关学校系统的理论命题，包括教育行动、教育权威、教育工作和教育系统。每个命题在演绎的过程中，都是首先提出一个总的论点，然后再分层次进行推理。第二卷主要结合第一卷提出的命题，在实践的层面上考察教育系统与社会阶级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涉及的内容包括教育系统的交流、灌输主流文化、选择与淘汰等。

一、学校教育系统再生产的符号暴力理论基础

布迪厄和帕斯隆在《再生产》一书的第一章中，通过逻辑演绎的方式对一些教育系统的核心概念进行了阐释。在他们看来，学校教育系统是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机构，是一种实施符号暴力的机构，它可以向人们强加一些意见，并且通过掩饰符号背后的权力关系，以达到合法强加这些意义的能力。学校教育通过文化知识的传播和灌输、教育文凭的确认以及层层的考试筛选机制，巩固了社会中主流阶层的文化和权力，将现代社会中的种种不平等延续了下来。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所主要考察的正是这种权力不平等得以形成和延续的机制。

布迪厄和帕斯隆首先考察了教育行动的双重专断性。他们提出的有关教育行动的第一个命题是:“从教育行动是由一种专断权力所强加的一种文化专断的意义上说，所有的教育行动客观上都是一种符号暴力。”^[3]教育行动的目标是再生产统治阶级的文化专断，这种符号暴力实施的过程只能在教育交流关系中完成。教育行动强加文化专断的权力，最终以不同集团或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为基础，这些集团或阶级构成了教育行动在其中实施的社会构成。统治阶级在教育行动的过程中，明显处于优势地位，他们的文化是强势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教育行动使它灌输的文化专断得以再生产，从而有助于作为它专断强加权力的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

布迪厄和帕斯隆继续考察了有关教育权威的理论。他们认为，灌输文化专断的教育行动必须以教育权威为实施条件。“教育权威是一种表现为合法强加的权力形式实施暴力符号的权力”^[4]。教育权威常常具有隐蔽性，客观上被人们承认为合法权威，并因此而具备了掩盖其专断权力的基础。对教育权威的统治合法性的承认构成了一种力量关系，这种力量保证了教育行动的实施。教育权威越是不被人们所意识，其权力的形式就越完全。正是由于以上这种权力关系，教育行动一方面表现为强加一种文化专断，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掩盖这一强加的双重专断性所必需手段的系统，也就是成为符号暴力的工具与掩饰这一暴力的工具之间的历史性结合。

教育权威的表现方式并不一定就是诸如体罚一类的“激烈方式”，更多的情况下，教育权威表现为一种“温和方式”。而且，在某些权力关系的情况下，温和方式可以成为实施符号暴力权力的唯一有效手段，其所灌输文化专断的力量和效果并不比体罚或者训斥这样的激烈形式更小。

教育工作同样是布迪厄和帕斯隆主要考察的要素之一。他们指出，教育工作蕴涵在教育行动中，“这是一种灌输工作，它应长期进行，以提供一种持续性培养，即作为一种文化专断原则的内化产品的一种习性”^[5]。在这里，涉及布迪厄社会学中一个核心概念——习性。布迪厄认为，习性与人的遗传资本相对应，它是人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个体与社会长期作用而内化的一种生存结构。教育工作是一种长期的灌输工作，它使一种文化专断的原则以一种习性的形式内化。这种习性是持续的、可以转移的，因而可以超越各种专门的规定和条例，生成符合文化专断原则的实践。在学校教育之前，每一个学生都在自己早期的家庭生活经验中获得了一种初始习性。而当他们进入学校的时候，由于教育工作所灌输的是一种统治阶级的文化专断，对于那些来自社会上层的学生而言，这种习性的灌输不过是一种强化;而对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而言，教育工作的过程就需要将他们的初始习性消灭掉，进而继续生成一种新的习性。

布迪厄与帕斯隆进一步考察了作为整体的教育系统。他们指出，教育系统通过制度特有的手段，生产并再生产制定性条件。学校教育系统所进行的主要是一种文化再生产，而这与社会阶级之间的社会再生产相对应。学校教育机构通过与政府当局的联合，从而具备了一种教育的权力，并因此衍生出了有关教师、文凭、教材、教学大纲等一系列教育工具的权威。学校教育系统所实施的符号暴力，从本质上来讲，与社会权力关系存在着联系。教育系统常常生产出一种关于其本身的幻想，让人们认为其是独立和中立的机构。这只不过是教育系统所制造出来的一种外衣而已，在这个中立外衣之下，教育系统是服务于它为之再生产文化专断的统治阶级和集团。

总的来说，布迪厄和帕斯隆在《再生产》第一卷中揭示了教育系统的三个核心作用。首先，学校教育系统最基本的功能是保存、传播和灌输了一种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不仅仅是指文化知识和技术，而更重要的是要把人们社会化，以适应特定的专断文化体制。其次，学校教育系统再生产了一种社会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教育系统所进行的文化再生产与社会阶级的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统治阶级的文化观念是文化再生产的源泉和目标。最后，教育系统还具有一种合法化的功能，它通过教育工作的过程，将专断性的统治文化神圣化，使人们注意不到这种文化再生产背后所隐藏的权力不平等。

二、教育系统再生产的实践过程分析

布迪厄与帕斯隆在《再生产》中，根据第一卷所提出的一些有关教育系统核心概念的理论演绎，在本书的第二卷中对教育系统再生产的实践过程进行了应用性的分析和相互校正。

(一)文化资本与教育交流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布迪厄认为，从形态上看，资本可以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资本可以在一定情况下相互转换。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最早是作为一种研究假设出现的，其目的在于解释出生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在学业上取得不同成就的原因。对于布迪厄而言，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类型存在:首先是具体的形式，即以精神或者肉体的形式存在;其次是客观的形式，也就是说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存在，比如书籍、图片等;最后是体制的形式，即以合法化和正当化的学校教育制度所确定的各种学校文凭。^[6]

布迪厄和帕斯隆在《再生产》中指出，在学生进入学校之前，他们就已经通过各种不同的教育工作获得了一定的习性，这其中包括儿童在家庭中所获得的习性。当儿童进入学校的时候，他将面对另一种学校教育体系试图灌输的习性。这两种习性之间的差距决定了学生取得学业成功的可能性。

布迪厄认为，社会出身低下的学生所原初具备的习性与统治阶级的文化专断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他们如果想要取得学业的成功，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进入最终的大学入学考试之前，其实就已经有大量社会出身低下的学生被淘汰掉了。而即使是那些幸存者，其身上所具备的原初习性也已经差不多被消磨掉了，取而代之的正是社会统治阶级所要求的新的习性。这些在教育体系中来自社会底层的幸存者，即使在进入大学之后，也大多被引导进入了一些比较低下的专业，而很难进入到社会地位更高的一些专业中去。

对于二战之后法国高等教育扩张所带来的民主化假象，布迪厄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他认为，不同社会阶级学生的学习机会确实得到了提高，但是从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来看，却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那些下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没能进入到艺术、哲学和社会学等专业，而是更多地进入了化学、地理学等学科。

(二)文人传统与社会保存

布迪厄和帕斯隆认为，在教育过程中，制度赋予了教师一种权威的地位，这种地位可以通过教师在空间中的位置来确立。高高在上的讲台可以使得教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一定的距离，并保证教师得到学生的尊重。而在所有教师的权威工具中，语言是最为重要的。教师所使用的一套文人传统的语言可以在交流的基本功能之外，构成和证明教师的权威地位。

对于所有的学生而言，即使是来自上层阶级的学生，学校的语言也不是他们的母语。在法国的学校教育系统中，古典的拉丁语传统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于学生而言，他们每个人的语言资本在学校竞争中的价值，与学校所要求的符号控制类型和本人初始教育的语言资本之间的差距有很大的关系。来自上层阶级的学生，更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举止、动作、衣着、手势等表现出优雅，他们在教育系统中更有可能取得成功。而对于出身低下的学生而言，学校的语言系统与他们原初的语言系统冲突很大，他们不得不接受更多的改造和适应。

布迪厄和帕斯隆同时指出，一种教育权威最终能够发生作用，必须得到对它行动的合法性承认。尽管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学校的功能仍然是灌输统治阶级的文化。所以，对于那些来自上层阶级的学生而言，他们依然占有文化上的优势，而来自底层阶级的学生则仍然处于被灌输的地位上。

(三)教育系统中的淘汰和选择

布迪厄和帕斯隆指出，考试在法国的教育系统中占据着非常突出的地位。考试表面上是一种客观的智力测试，是一种技术性的选择手段。但实质上，考试却提供了教育信息的标准，它是一种将统治阶级文化灌输于学生的最有效手段。考试在技术性选择的外衣下，将社会等级成功转化为学校等级，从而使社会等级的再生产合法化。

布迪厄和帕斯隆指出，“在学习过程的不同阶段受到排斥的大部分人甚至在考试之前就已经自我淘汰”^[7]。在学习成绩相当的情况下，下层阶级出身的学生在中等教育面前“自我淘汰”的可能性更大。而即使是那些最终进入到大学的下层阶级出身的学生，也大多被放逐到了一些二流专业中去进行学习，这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淘汰。

考试的技术性选择掩盖了实质性的社会性选择。对于每个人而言，考试所要求的道德和智力水平是通过一系列细微的方面体现出来的:风格和举止、口音和口才、姿势或手势以及服饰和化妆等。这些因素都决定于一个人的习性，那些出身上层的学生自然容易把握，而出身低下的学生则很容易遭到淘汰。考试背后实际上隐藏了一套淘汰机制，它引导自我淘汰的人把自己等同于考试失败的人。这样也就在考试的科学性和中立性外衣下，隐藏了社会的不平等。

(四)教育系统的相对独立性与依附性

布迪厄和帕斯隆认为，教育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往往掩盖了其社会再生产的依附功能。在分析教育系统的功能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学校系统与阶级关系结构之间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学校教育系统的特殊意义。

人们在分析教育系统的时候，常常不能将教育的技术功能和社会功能摆在恰当的位置上。在布迪厄和帕斯隆看来，既不能完全否定教育系统的相对独立性，但也不能对学校教育系统抱有完全自主的幻想。他们认为，学校在再生产各阶级之间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的同时，促进了阶级关系结构的再生产。学校教育系统和社会之间是一种相互结构化的生成关系。

因此，布迪厄和帕斯隆指出，如果想要恰当地理解学校教育系统和阶级关系结构的关系，就需要研究者在考察的过程中把一个教育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功能，与人员(传播者和接受者)的阶级出身、阶级属性以及在制度中的地位等受社会条件制约的要素联系起来。

简要评述

1977年，《再生产》一书被翻译为英文，书名更改为《教育、社会与文化中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Society and Culture)。这在布迪厄的著作中是最早被翻译为英文的专著之一，也是在英语世界中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不过，人们对布迪厄的了解却常常因为某些著作而停留在一些狭隘的学科范围之内，比如，人们就因为布迪厄写作了《再生产》、《国家精英》等有关法国教育的著作，而将他狭隘地理解为教育社会学家。对于布迪厄而言，在他的学术生长轨迹中，既有哲学的训练也有人类学的田野研究，还有后期广泛的社会学参与。虽然布迪厄研究的主题很广泛，学术思想也非常庞杂，但是，整体而言，他的理论体系仍不失为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

对于布迪厄而言，他整个学术生涯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不平等为何没有遭到抵制而继续存在着?在解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布迪厄注重摆脱法国传统结构主义的影响，力图克服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布迪厄将其独具特色的结构主义分析方式称作“生成的结构主义”，因为在他看来，在社会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生成运动:一方面是那些构成习性的各种感知模式、思想和行动的社会生成运动，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结构的生成过程，其中尤其是场域和社会阶级结构的生成过程。

布迪厄在对学校教育系统的研究中超越了传统的教育社会学范畴，将权力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等多个方面的主题联系起来。布迪厄批判性地吸收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传统，他将韦伯、马克思和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综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布迪厄更是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范畴。比如“符号暴力”、“文化资本”、“再生产”、“习性”、“场域”等。这些概念和范畴使得布迪厄的学校教育系统研究成为作为整体的象征性社会人类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代西方思想界，布迪厄可以说是一位集大成者，其思想之广博和深沉令人叹服。同时，布迪厄从来就不是一位封闭于象牙塔中的学究，在他看来，他所从事的研究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一种参与。在批评社会和捍卫权利方面，布迪厄继承了左拉和萨特的公共知识分子传统。布迪厄不仅在思想上处于左派的批判位置，更是从青年时期就积极参与到社会运动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理论。现在，布迪厄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世界的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中发挥着持续的影响。

(林伟)

【注释】

[1]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2．

[2]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18．

[3]布迪厄、帕斯隆．再生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3、21．

[4]布迪厄、帕斯隆．再生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3、21．

[5]布迪厄、帕斯隆．再生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1．

[6]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92—193．

[7]布迪厄、帕斯隆．再生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