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教学的历史演变

一、双语教学的历史演变

（一）双语教学的兴起

双语教育于20世纪60年代于欧美兴起。刚开始主要是用于移民及少数民族等英语水平不足的学生，以帮助他们获得较好的英语水平，从而能进入主流社会（mainstream）。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间的交流不断加强，外语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及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工具，世界各国对既精通专业又通晓外语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这样的形势对双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更新教育理念，与国际接轨，致力于学习者的素质培养和多种能力的培养。针对这样的形势，在仍然将面对外语水平不足的学生作为其教育目标的同时，双语教育开始有了大的改革，将单纯的外语学习与学生在校所学的其他课程相结合，将外语教学与学生在校所学的非外语学科相融合，从初中或高中，甚至从小学开始面向所有学生，以提高学生学习外语的效率和外语的应用水平。一些国家，如奥地利、荷兰、芬兰、德国使用英语或法语作为教学语言教授历史、地理、音乐、体育和职业技术课；澳大利亚使用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或汉语等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美国则使用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或汉语作为教学语言；加拿大则以法语作为教学语言。这种通过外语来学习的教学方式逐渐成为双语教育、多语教育的主流方向。

（二）国际双语能力与认知发展

尽管现在世界众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双语教学比较普及，但对双语能力与认知也随着双语教育的实践，经历了一个由朦胧到清晰、由粗浅到深入的发展过程。其历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负面影响时期、中性影响时期和积极影响时期。

1.负面影响时期

负面影响时期自19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又被称为有害影响时期。这一时期是对双语能力与认知的早期研究时期。在这一时期，科研工作者对双语者和单语者实施了语言智商测验，偶尔还实施了非语言智商测验。测试结果表明，双语者的得分低于单语者。因此，公众和学者都普遍相信，双语能力和双语教育将对人的智力发展和思维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双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这一时期，主要有剑桥大学教授劳丽（Laurie）的观点、美国人的研究、威尔士人萨厄（D.J.Saer）的研究具有代表性。

（1）劳丽的研究

1890年，剑桥大学教授劳丽（Laurie）在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次讲座中声称，成为双语者不会成倍地促进人的智力成长，相反会使人的智力分为相等的两部分；假如语言是智力成长的土壤，那么两种语言只能导致贫瘠的土壤，而单一语言则能成为比较肥沃的土壤。她甚至认为:“如果一个儿童有可能同时均衡地生活在两种语言之中，情况同样是糟糕的。他的智力发展和精神发展不会因此加倍，而是减半。在这种情形下，合二为一的智力和性格将使得他很难坚持己见。”劳丽的观点影响了很长时间。在这期间，有关双语能力与智力发展关系的看法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绝大多数科学研究的焦点仅仅是智商，智商测验也是主要的研究手段，其任务似乎就是证明或加强劳丽的观点，即单语者的智商高于双语者。

（2）美国人的研究

在这一时期，美国的科研人员通过智商测验（偶尔也采用非语言智商测验）表明，除个别例外，绝大多数双语犹太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波兰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智商测验低于单语的美国人。这个测试结论为美国政府倡导的“熔炉”政策找到了理论依据。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美国的科研人员违背了科研道德，有意迎合了美国政府的需要。但是事实上，他们得出的科研结论确实加强了美国的“熔炉”政策。

（3）萨厄的研究

1922年至1923年，来自威尔士中部地区的校长萨厄（D.J.Saer音译）对1400位来自农村和城镇的7～14岁的儿童进行了智商测验，以便对双语者和单语者作出比较。萨厄将测试对象分成4个小组，即城镇双语者小组和城镇单语者小组（英语）、农村双语者小组和农村单语者小组（英语）。测试结果表明，城镇双语者与城镇单语者之间几乎没有差异，而农村单语者的智商比农村双语者高出10个百分点。在童谣测试中，双语者比单语者落后两年时间。他由此得出结论:双语者的大脑是混乱的，与单语者相比，他们处于劣势。以后，萨厄又开展了两次相关的研究。他发现，单语者同样优于双语者。他由此相信，双语能力对大脑产生了负面影响，大脑中的混乱从主观语言区域殃及其他区域。基于以上研究，教师、医生、心理学家、言语病理学家以及其他专业人员都对双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抱着善意的目的，不时地劝告家长“千万不要把孩子培养成双语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其严重的后果包括增加大脑负担、导致大脑混乱、妨碍母语掌握，甚至引发性格扭曲等等。人们要求家长和老师只对学生使用一种语言。如果学生坚持说两种语言，就要用肥皂和清水清洗他们的嘴巴，或者用树藤鞭笞他们。

2.中性影响时期

中性影响时期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该时期介于负面影响时期与积极影响时期之间，但又与负面影响时期和积极影响时期发生某种程度的时间重叠。在这个时期，研究人员针对智商测验和双语能力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智商测验中，双语者与单语者并不存在任何差异。其间，英国人琼斯（W.R.Jones）于1959年完成了该时期最重要的、最鼓舞人心的研究工作。1955年，琼斯曾经就双语能力与智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对2500名10～14岁儿童进行了智商测验，并得出了“单语者优于双语者”的错误结论。到了1959年，琼斯再次核对并分析了当年的数据，发现原先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初接受测试的双语者大多来自体力劳动家庭。研究表明，一旦考虑两者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职业，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差异，双语能力对非语言智商既不会产生积极影响，也不会产生有害影响。琼斯改变原先的想法，并得出新的结论:一是在非语言智商测验中，如果考虑父母的职业，单语者与双语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二是原先的错误结论（即“在非语言智商测验中，单语者优于双语者”）在于没有考虑到父母的职业差别；三是双语能力未必是智力落后的症结所在。在美国，研究人员获得了类似的结论。

在研究双语教育的漫长历程中，中性影响时期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但它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它揭示了早期研究的缺陷以及研究方法的错误，表明双语教育未必是智力落后的根源所在。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威尔士等地，这些结论极大地鼓舞了支持双语教育的家长。作为一个较短的转型时期，中性影响时期促使我们对双语教育导致大脑混乱的流行想法提出质疑，并预示着“积极影响时期”的来临。

3.积极影响时期

积极影响时期自1962年至今，又被称为添加影响时期。这个时期研究人员在双语教育的研究人员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被双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人员誉为未来双语教育与认知发展研究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在这一时期，最有典型性的就是1962年加拿大的皮尔和兰伯特开展的双语教育研究。最初，他们物色了364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经过4次双语能力测试后，他们把研究对象减至164名儿童，男女比例为6∶4。这些儿童分别来自当地6所面向中产阶级家庭子女的法语学校，皮尔和兰伯特已经删除了约55%的最初样本。后来，他们再次把研究对象减至110名儿童。这些儿童是精通双语者和单语者。皮尔和兰伯特依据这些儿童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把他们分为7个层次。每一个层次的双语者与单语者人数保持均等。皮尔和兰伯特设计了46个变量，其中18个变量专门用于测量智商。测试统计表明，在18个测量智商的变量中，双语者在其中15个变量方面明显高于单语者，仅仅在3个变量方面两者没有差异。15个变量包括智商测验中的语言部分和非语言部分，其余3个变量包括初级心智能力测验中的空间、知觉和数的部分。分析结果表明，双语者与单语者在智力结构方面存在差异，双语者具有多样化的智能。皮尔和兰伯特进一步指出，双语教育更能提高大脑的灵活性；双语教育能使学生更具抽象思维的能力，在概念形成方面更具优势；一个比较良好的双元文化环境有益于智力的发展；两种语言间存在着正迁移，并有益于语言智力的发展。他们的研究成为未来双语教育与认知发展研究的里程碑，为开展双语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