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校一刊”与新文学运动的兴起

第二节　“一校一刊”与新文学运动的兴起

一

香港学人陈万雄在其专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仔细分析了《新青年》各卷作者队伍的具体构成（包括主要作者的籍贯、生平）之后，对其发展历程有一个较全面的总结：“《青年杂志》的初办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为主的同仁杂志，且互相间有共事革命的背景”；“以迄于第二卷结束，该志‘圈子杂志’的色彩依旧浓厚，因该卷作者与主编陈独秀大都是熟稔和有一定交谊的朋友”。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往北大之后，“比对前二卷的作者，第三、第四卷新加入《新青年》撰稿的作者最值得注意的是，除鲁迅及个别人外，几尽是北京大学的教员和学生，在第四卷尤其明显。这表明陈独秀进入了北京大学主持文科后，《新青年》迅即成为了北大革新力量的言论阵地；反过来，《新青年》杂志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得当时全国最高学府一辈教授的加盟，声势更盛。一刊一校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因而形成。”“陈独秀之往掌北大文科，促使了北大原有革新力量成为《新青年》作者，这一刊一校革新力量的结合，倡导新文化运动才形成了一个集团性的力量。”“这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力量，实在是20世纪形成的具有强烈文化思想意识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是20世纪初最先进的一股革新力量。”⁽²⁰⁾正是这一革新力量决定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方向，并最终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至次年2月15日止共出6期，是为第一卷；第二卷更名《新青年》，1916年9月1日出刊第一期，到1917年1月本卷第五期出版时，陈独秀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一期出刊。

有意味的是，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天，也就是蔡元培拜访陈独秀并邀请他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这一天，蔡元培还应信教自由会之邀在中央公园做了一个演讲，在稍后出版的第二卷第五号的《新青年》上，以《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演说》为题发表了“记者”记录的演讲词。⁽²¹⁾按照当时的用语习惯，“记者”即《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者陈独秀。1917年1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五号是《新青年》进入北大之前编成的最后一期，其上发表的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入北大当天的演讲词，可以说是其后影响了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一校一刊”革新力量之结合的标志性事件。

按照与蔡元培的约定，《新青年》编辑部也随陈独秀进入北大。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出版，这是《新青年》进入北大之前编成的最后一期，在这一期上发表了当时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文章提出文学改良所应着手的八个方面，并声言：“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²²⁾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出版，这应该是《新青年》进入北大后编辑出版的第一期，在这一期上，陈独秀发表了响应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文学革命论》，宣布“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²³⁾文学革命的号角于是正式吹响。

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开始改用白话文，并发表了以胡适的《鸽子》及沈尹默的《月夜》等为代表的新诗，这是中国新诗的第一次公开发表，也是白话文学的第一次公开发表。

1918年4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发表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系统地论述了关于新文学的理论主张，并正式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

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是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的白话小说。其后，“《孔乙己》（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药》（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²⁴⁾新文学至此才算是真正有了迥异于旧文学且足以傲视旧文学的作品，白话文学的文学地位因而得以确立。

在发表《狂人日记》的同一期《新青年》上，还发表有胡适的《论短篇小说》，第一次对短篇小说这一文体进行了理论界说：“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²⁵⁾

1918年12月，《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发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在文学工具的革新之外，从理论上确立了新文学人道主义的思想主脉。

1919年2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发表周作人的新诗《小河》，当时就被誉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²⁶⁾其后又被看作“新诗乃正式成立”的标志。⁽²⁷⁾

1919年3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发表胡适的独幕话剧《终身大事》，是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第一个白话剧。

……

1935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元勋人物之一胡适在回顾“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简单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²⁸⁾

这革新文字工具的“活的文学”，就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最先提出和倡导的白话文学，革新文学内容的“人的文学”的理论则首先见于周作人之《人的文学》一文。两篇文章的作者均为在1917年被蔡元培新聘入北京大学的文科教授，两篇文章又都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这是“一刊一校”作为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中心力量的一个具体体现。

至此，可以说文学革命运动通过《新青年》杂志在理论与创作上已经全面展开，新文学的文学地位至此已得到确立，新文化运动也走向高潮。

二

就在《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一批受《新青年》影响的北大学生，组织成立了“新潮社”——

民国七年，孟真和我还有好几位同学抱着一股热忱，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于是继《新青年》而起组织新潮社，编印《新潮》月刊，这是在这个时代中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刊物。我们不但主张，而且实行彻底地以近代人的语言，来表达近代人的意思，所以全部用语体文而不登载文言文。我们主张文学主要的任务，是人生的表现与批评，应当着重从这个方面去使文学美化和深切化，所以我们力持要发扬人的文学，而反对非人的与反人性的文学。……我们主张的轮廓，大致与《新青年》主张的范围，相差无几。其实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之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互相的影响。不过，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到了民国八年上半年，文学革命运动的巨浪发生，更把他澎湃至全国每一个角落，这股伟大的思潮，在许多方面很像是十八世纪后期由德国开始，以后弥漫到全欧的“启明运动”。⁽²⁹⁾

这是原新潮社负责人罗家伦的一段满怀深情和热情的对《新潮》的回忆，也是对《新潮》杂志和新潮社历史功绩的一个公正的总结。

“新潮社”于1918年秋组织成立，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康白情、顾颉刚、郭绍虞、汪敬熙、欧阳予倩等。1919年1月，《新潮》月刊出版。和《新青年》一样，《新潮》也是综合性杂志，既有论文，也有创作，两个刊物相辅而行、相得益彰，为新文学的站稳脚跟和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鲁迅在十多年后谈及《新潮》上的小说作品时认为：“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³⁰⁾虽然《新潮》上并没有发表什么特别重要的文学作品，但这毕竟开启了新文学关怀社会人生的主导倾向。“新潮社”是新文化运动中正式成立的第一个社团，⁽³¹⁾这个社团，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主，在发展中又有北大哲学系学生朱自清、北大旁听生孙伏园以及在苏州小学教书的叶绍钧（顾颉刚、俞平伯同乡友人）等人参加。1920年3月，新潮社举行第三次职员改选，北大教授周作人被选为主任编辑，于是新潮社又成为一个由北大师生共同参与的社团。1922年3月，《新潮》杂志出版第三卷第二期之后停刊；1925年3月，原新潮社成员李小峰创建北新书局，新潮社的出版发行事业也告终止，但北新之名本来就来自“北京大学新潮社”，⁽³²⁾这个后来以出版新文学书籍著称的“以服务于新文化事业为宗旨”⁽³³⁾的出版社正是对新潮社事业的继承发展。

随着《新青年》和《新潮》杂志的出版发行，“文学革命”在社会上的影响自然越来越大。这首先是影响到北京大学之外的当时北京的其他一些高校。1919年11月，交通部所属的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北京俄文专修馆的瞿秋白、耿济之，北京汇文大学⁽³⁴⁾的瞿世英等人，受北京基督教青年协会下属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委托，创办《新社会》旬刊。稍后，又有瞿世英同学许地山，中国大学学生王统照与北京大学学生郭梦良、徐其湘加入编辑部。和《新青年》、《新潮》一样，《新社会》也是一个综合性杂志，主要发表关于社会问题的纪实或论说，也有少量的文学作品。“《新社会》有着非常明确的启蒙立场，体现了五四一代文人的启蒙思想以及对现实结果复杂的感受。”⁽³⁵⁾1920年5月，《新社会》办到第19号时，被北京当局查禁。郑振铎、瞿秋白等人又于8月间创办了《人道》月刊，但仅出版一期便因经费无着而停刊。

《人道》月刊的停刊，直接促成了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成立——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郑振铎等人迫切需要一个可以战斗并作用于社会的阵地，这个阵地就是他们手中的杂志。而北洋军阀剥夺了他们手中的《新社会》，并继而剥夺了《人道》月刊，逼使他们在失去旧的战斗阵地的同时，迫切地寻找和建立新的阵地，这也就直接导致了文学研究会的产生。⁽³⁶⁾

于是——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间，有本会的几个发起人，相信文学的重要，想发起出版一个文学杂志，以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顿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征求了好些人的同意。但因经济的关系，不能自己出版杂志。因想同上海各书局接洽，由我们编辑，归他们出版。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张菊生君和编辑主任高梦旦君适在京，我们遂同他们商议了一两次，要他们替我们出版这个杂志。他们以文学杂志与《小说月报》性质有些相似，只答应可以把《小说月报》改组，而没有应允担任文学杂志的出版。我们自然不能赞成。当时就有几个人提议，不如先办一个文学会，由这个会出版这个杂志，一来可以基础更加稳固，二来同各书局也容易接洽。大家都非常赞成。于是本会遂有发起的动机。⁽³⁷⁾

1920年11月23日，在北京东城万宝盖胡同耿济之家，召开了文学研究会的筹备会议，出席者有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及郭绍虞、蒋百里、周作人七人，会议确定了“文学研究会”的名称，并推举周作人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³⁸⁾此后，经过11月29日、12月4日、12月30日几次筹备会议，确定了会章、宣言，讨论了入会者名单。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正式宣告成立。当时公布的十二位发起人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这十二人中，蒋百里是当时军政界名人，⁽³⁹⁾周作人、朱希祖是北大教授，叶绍钧是苏州地方上的小学教师，沈雁冰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曾经是北京大学预科的学生，其余均为在校学生。⁽⁴⁰⁾十二人中，不在北京的为沈雁冰、叶绍钧二人，来自《新社会》的是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许地山、王统照五人，来自新潮社的是周作人、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四人。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会实际上是以《新社会》和新潮社这两个团体为基础组合而成的一个以在校大学生为主体的文学社团。而除蒋百里之外，其余诸人都是和大学关系非常密切者。其后加入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大部分也是在校学生，其中包括与《新社会》关系密切的瞿秋白、郭梦良、黄庐隐、高君箴，以及属于新潮社的俞平伯、朱自清等人。

改组后的《小说月报》，由沈雁冰主编，成为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文学刊物。其后，又创办《文学旬刊》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给当时关注新文学的学生界树立了一个典范，于是一大批新文学社团相继成立——

1921年6月，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出版有《创造》季刊等刊物；

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闻一多、梁实秋、顾毓等，出版刊物为《清华周刊》的“文艺增刊”；

1922年，浅草社在上海成立，成员有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1925年改组为沉钟社，出版有《浅草》季刊、《沉钟》周刊等；

1923年，弥洒社在上海成立，成员有胡山源、钱江春等，出版有《弥洒》月刊；

1923年，绿波社在天津成立，成员有赵景深、于赓虞、焦菊隐、孙席珍等，出版有《绿波》旬刊等；

1925年，莽原社在北京成立，成员有鲁迅、高长虹、韦素园等，出版有《莽原》周刊等；

1925年，未名社在北京成立，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出版有《未名》半月刊等；

……

这些文学社团，除创造社以留学日本的学生为主体之外，其余均以当时各地在校师生为主体。也就是说，新文学初期的文学社团，是以当时的校园文学为主体的，其成员主要就是当时各级各类学校的师生。

新文学社团的相继成立，以及一系列新文学刊物的相继出版，一方面充实了新文学创作的作者队伍与发表园地，一方面也扩大了新文学的社会影响。而随着一批批学生社员的毕业离校，走向社会，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依然继续其文学创作，一部分成为文学事业的组织指导者，又将校园文学的创作影响再度扩及于整个社会。比如赵景深就这样回忆到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情况：“当时正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同学们很快的接受了新思潮。我们的国文教师是洪北平先生，他选胡适、陈独秀、蔡元培、梁启超诸家的白话文给我们读，课外又讲‘新文学与旧文学’给我们听。我从他那里第一次知道了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也从他那里第一次知道了托尔斯泰、莫泊桑之类。”⁽⁴¹⁾于是新文学运动初步实现了改变整个中国文学格局及其走向的目的，新文学最终确立了其“中国文学之正宗”的地位。

三

中国新文学发生于五四的前夜，是从对旧文学的批判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经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影响得以扩大的。五四之后，新文学虽然依旧还有各种各样的反对派，但是，他们实际上都已经不能再给新文学以什么真正的威胁了。新文学的发展壮大与旧文学的日趋式微已经是当时不争的事实。

1922年3月，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谈及当时刚刚出现的《学衡》杂志（也就是“学衡派”）时就非常乐观地说：“《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⁴²⁾

稍后，周作人在1923年1月6日所写的《读〈草堂〉》一文中谈到在成都出版的新文学杂志《草堂》时也说：“近来见到成都出版的《草堂》，更使我对于新文学前途增加一层希望。向来从事于文学运动的人，虽然各地方都有，但是大抵住在上海或北京，各种文艺的定期刊也在两处发行。”他在文章中还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中国的新文学，我相信现在已经过了辩论时代，正在创造时代了。理论上无论说的怎样圆满，在事实上如不能证明，便没有成立的希望。四五年前新旧文学上，曾经起过一个很大的争斗，结果是旧文学的势力，渐渐衰颓下去了，但是这并非《新青年》上的嘲骂，或是五四运动的威吓，能够使他站不住的，其实只因新文学不但有理论，还拿得出事实来，即使还是幼稚浅薄，却有古文所决做不到的长处，所以占了优势。”⁽⁴³⁾而《草堂》的出版说明新文学的影响已经从中心城市到达了相对比较偏僻的内地城市。这和胡适的说法几乎完全一样，也许就是受了胡适的影响才这样立论的，但也完全可能是基于他个人的观感。

因为事实也正是如此。“《学衡》的议论”固无以撼动新文学的既成之势，《学衡》之后，尚有章士钊挟其教育和司法总长之势创办《甲寅》杂志以反对新文学，但也同样不可能有什么成绩，终究以失败收场。

到了20年代后期，连当年“学衡派”的主将吴宓，也已经能够非常平静地与新文学作家交往了。1928年7月30日，在南游轮船中的吴宓因为林宰平的介绍认识了新文学作家沈从文，“又与沈从文谈至十一时始寝。沈即作《阿丽思漫游中国记》之少年也。年二十六岁。湖南凤凰县人”。⁽⁴⁴⁾其后，吴宓还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刊发称赞新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并且邀请属于新文学阵营的作家朱自清来为《文学副刊》撰稿。⁽⁴⁵⁾而当年曾经一再批评过“学衡派”的新文学作家周作人⁽⁴⁶⁾之《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于1932年出版之后，“学衡派”的另外一位主要成员张荫麟又在其《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这篇论文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⁴⁷⁾

另一方面，在20年代出版的几种文学史著作，如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1926年出版，1931年出第十版修订本）、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年）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年）等，已经正式将新文学列入文学史来讲述；1933年，王哲甫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出版，新文学于是有了第一部专史；当然此时还有像钱基博这样对新文学基本持否定立场的文学史家，但就是他，在其1933年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也不能不讨论到五四新文学的存在及其影响。⁽⁴⁸⁾这些文学史的写作与出版，说明新文学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

与此同时，则又有新文学的走进大学课堂：1929年春，朱自清开始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这门课；⁽⁴⁹⁾同年秋，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国文系开设“新文学和小说习作”课程，次年秋，他改任武汉大学国文系助教，所开依旧是新文学课程；⁽⁵⁰⁾周作人1932年在辅仁大学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也是以“新文学”为话题而展开的。⁽⁵¹⁾尽管二三十年代还发生过好几次反对新文学、新文化的事件，以至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曾经愤慨地指出：“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本来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总含有一点保守性，往往倾向到颂扬固有文化，抵抗外来文化势力的一条路上去。”⁽⁵²⁾不过，这些后来的反对新文学者大都不是从文学立场出发的反对，也都没有太大的文学影响。

当然，怀疑、反对或否定新文学的声音是一直存在的，1932年由观念守旧的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学生集资刊印的该校教师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同年由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只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比如，在朱东润晚年回忆中有这样的记录：“其实三十年代左右的武汉大学中文系真是陈旧得可怕。游国恩、周子还在那里步韵和韵，这是私人活动、无关大局，刘（中文系主任刘赜）先生在中文系教师会议上倡言‘白话算什么文学！’不能不算是奇谈怪论。”⁽⁵³⁾不过，武汉大学自1928年创办后先后担任文学院院长的是新文学作家闻一多和陈西滢，又有沈从文、苏雪林先后在此开设“新文学研究”课程，教师中还有凌叔华、袁昌英这样的新文学女作家，其“陈旧”也是有一定限度的。

又如，沈从文抗战时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再次开设有关新文学的课程，据张中行在《刘叔雅》一文中所记，传说同在联大任教的刘文典（叔雅）在一次跑警报时就曾经讥刺他说：“你跑做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⁵⁴⁾但这已经被人当作笑话来看待了，而且同情显然是在沈从文这方面。另据《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一书，1939年暑假，在联大就读的杨振声的儿子杨起到昆明东南部的阳宗海游泳，休息时在汤池边上的一个茶馆喝茶，听见桌上的查良铮（即诗人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来的。”⁽⁵⁵⁾查良铮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40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这一时期，查良铮用“穆旦”作为笔名写诗，并和闻一多、朱自清、冰心、冯至、卞之琳等新文学前辈作家交游。写新诗的穆旦居然看不起写小说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这实在有点让人意外，如果不是传闻失实，可能的解释是穆旦认为沈从文只是一个作家，没有受过正规的现代学术训练，而教书需要的是学问。不过，虽然没有证据否定这一传闻，但根据穆旦和他的另外一些诗友与沈从文交往的情况，联系穆旦与其他同为新文学作家的教师的交往情况，似乎穆旦如此谈论沈从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还是传闻失实的可能更大一些。而且历史已经证明，杨振声的引荐沈从文入西南联大，和他当年将沈从文聘入青岛大学以及更早的胡适聘沈从文入中国公学一样，都是慧眼识珠的英明之举，沈从文之执教联大较之其早年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的教学经历也是更为称职和成功的，而这一事件对新文学发展以及大学课程结构的影响甚至可能还远在当时人们的预料和期待之外。

可以说，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大学校园文学为起点的新文学在中国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已经得到确认，影响也越来越为深广。而随着新文学地位的确立，新文学也以其强烈的创新意识与启蒙精神，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影响了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注释】

(1)鲁迅：《华盖集·我观北大》，见《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68页。

(2)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26页。

(3)直到1948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中还说：“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欧阳哲生：《胡适文集·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811页）而冯友兰在其写于80年代初期的回忆录中还提到这样一个说法：“在十年动乱以前，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提出了一个办北京大学的方针：继承太学，学习苏联，参考英美。”（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4月版，第317页。）80年代出版的北大校史开篇也说：“追溯北京大学的历史渊源，应该从太学、国子学说起。”（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1页）可见“太学”意识在北大之根深蒂固、源远流长。

(4)《大学令》，见《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12页。按，据《蔡元培全集》注释，《大学令》虽为政府公告，但部分条文系蔡元培自己动手写的。

(5)详见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按，劳乃宣属于京师大学堂时期的校长，清廷宣布退位后即辞校长职。又，马良为章士钊任内的代理校长，1912年12月27日二人同时获准辞职，故而章士钊的任期也可以说是一直到12月27日。

(6)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月版，第26页。

(7)方宗诚《桐城文录·义例》：“望溪先生（方苞）之文，以义法为宗，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者，不苟作。”见贾文昭编著：《桐城派文论选》，中华书局2008年7月版，第352页。

(8)李振声：《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见《书屋》，2001年第1期。

(9)据朱元曙《章门“五王”》（初刊2006年9月5日《文汇报》）一文，“到1918年，太炎先生已有十位弟子在北大任教，他们是：朱希祖、马幼渔、陈大齐、康宝忠、黄侃、钱玄同、周作人、朱宗莱、沈兼士、刘文典。另外，还有向来被视为太炎弟子的沈尹默，以及1920年开始在北大兼课的太炎弟子鲁迅”。十二人中，属于新文学阵营的仅周氏兄弟、沈氏兄弟及钱玄同五人；所谓“章门‘五王’”，指章门弟子中最能继承太炎学术的黄侃（天王）、汪东（东王）、朱希祖（西王）、钱玄同（南王）、吴承仕（北王）五人，也只有钱玄同一人属意新文学，但他基本没有新文学创作，其他几人则均以传统文史之学为研究对象，创作及述学均舍白话而用文言，而黄侃则是新文学公开的反对者。但李振声在《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书屋》2001年第1期）却另有一说：（转下页）（接上页）“近年来，研究者已越来越意识到，北大之所以最先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的发祥地和策源地，实与蔡元培入掌北大、力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直接相关。而蔡氏‘兼容并包’主义的思想内核，实与太炎先生尊重差异性存在的齐物思想原则同格。其时北大文史教授中，章氏弟子正占上风，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推行得相当顺利，基本未见梗阻，显然得力于具体操持学术研究和教学的教授层面的秉承师教，即与章氏齐物思想早已成为他们守持的思想学术底线直接相关。”“北大章氏学派的渐成声势，既为蔡元培成功执掌北大奠定了具体学术研究教学层面的坚实基础，同时又为章氏另一批弟子如周氏二兄弟及后来成为《新青年》主导人物的陈独秀、胡适的进入北大铺设了通道。而颇有意味的是，章门弟子中构成新文学主要阵容的一系，与谨守家法师承研治旧学的一系，两者旨趣相去甚远却终未积不相能、口出恶言，现在看去，恐怕不能不与章氏门人共同秉持的师教，即所谓物畅其性、各安所安的齐物思想底线有相当的关系。”此说甚辩，然揆之当时，章门弟子之间虽多有同门相亲之事迹，然亦颇有“积不相能”以至互相攻讦的实际表现（如朱元曙文所记），“终未积不相能、口出恶言”之说实不确，故“秉承师教”的“齐物思想”似仅能看作极为邈远的“思想学术底线”，“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推行得相当顺利”的更为直接的原因，可能还是蔡元培与章门弟子之间的“革命”情谊，包括与一部分人之间始于清末的民族革命情谊，与另一部分人之间直面当下的思想革命情谊。

(10)蔡元培：《就职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8—10页。

(11)蔡元培：《复吴稚晖函》（1917年1月18日），见《蔡元培全集》（第十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85页。

(12)《梅校长到校视事召集全体学生训话》，原刊1931年12月4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19页。

(13)转引自谢泳：《梅贻琦的高明之处》，见《教育科学论坛》，2000年第9期。

(14)转引自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0页。

(15)蔡元培：《〈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见《蔡元培全集》（第六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437页。

(16)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大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序》，见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5页。

(17)蔡元培：《自写年谱》，见《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477页。按，周豫才即鲁迅来北大执教，时在陈独秀离开北大之后，蔡元培这里的表述不是很准确。

(18)杨晦：《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1月版，第50页。“［］”中字为引者所加，作为对引文的补充或者纠正，下同。

(19)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见《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1月版，第18页。

(20)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月版，第6页、第11页、第17页、第43页、第44页。

(21)按，此文以《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为题收入《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493—496页。

(22)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4页。按，《新青年》杂志的实际出版日期可能和杂志上标明的出版日期不一致，但名义上毕竟应以杂志所标日期为准，因此依旧可以认定第二卷第五号就是《新青年》进入北大之前编成的最后一期。

(23)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6页。按，陈独秀此文系作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附录收入《胡适文集》。

(24)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246页。

(25)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04页。按，此文原为胡适1918年3月15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傅斯年的记录稿发表于1918年3月22日至2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新青年》上发表的是胡适的改定稿。

(26)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二卷“胡适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34页。按：此文发表于1919年10月10日出版的《星期评论》“双十节纪念专号”，胡适在文章后面所署的写作时间是“民国八年，十月”。

(27)这是朱自清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后所写的《选诗杂记》中引述的话，原话为1922年8月出版的“北社”版《新诗年选》“编者”在《一九一九年诗坛纪略》中所说：“周作人随刘复作散文诗之后而作《小河》，新诗乃正式成立。”见延敬理、徐行选编：《朱自清散文》（中），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89页。

(28)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见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1935年版，第18页。

(29)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85页。按，“启明运动”即启蒙运动。1950年12月20日，新潮社的另外一员主将傅斯年（孟真）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猝逝，罗家伦在同年12月31日出版的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一文以示哀悼，其中就有这一段对《新潮》的回忆。

(30)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247页。

(31)《新青年》自1918年1月的第四卷第一号起所有稿件“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成为事实上的同人杂志，但并无正式成立社团的标志。参庄森：《飞扬跋扈为谁雄——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版，第102—105页。

(32)陈树萍：《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2月版，第3页。

(33)鲁迅在1925年2月17日致李霁野信中有云：“《语丝》是他们新潮社里的几个人编辑的。”（《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58页。）《语丝》周刊1924年11月17日创刊，北新书局1925年3月15日正式创办，但1924年5月出版的《呐喊》第三版已经以“北新书局”的名义出版了，《语丝》和北新书局均可视为新潮社的继承者。而以《语丝》周刊为中心的这个非正式文学社团，其主要成员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孙伏园、顾颉刚、林语堂等均为与大学关系密切者，他们也是北新书局的主要支持者，于是北新书局也就成为与新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出版社了。

(34)1919年底，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

(35)石曙萍：《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版，第4页。

(36)石曙萍：《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版，第9页。

(37)《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刊1921年2月10日《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二号。

(38)宣言11月28日草成，曾刊于1920年12月13日北京《晨报》、1920年12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1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

(39)蒋百里虽身在军界，但爱好文艺，1920年自欧洲考察回国后的一段时间主要从事文化活动，曾编纂《欧洲文艺复兴史》，另译有挪威作家班生的小说《鹫巢》，刊《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号（1921年7月）。

(40)郭绍虞《五四运动述感》：“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与筹备都是郑振铎一人之力……至于此后的发展，则又以沈雁冰之力为多。”“文学研究会的筹备在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一月才宣告成立，可是我在此时已在济南第一师范任教，而下半年就到福州协和大学去了。”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561页。

(41)赵景深：《南开中学的一年》，见赵景深：《海上集》，北新书局1946年版，第43页。

(42)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三卷“胡适文存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62页。

(43)周作人：《读〈草堂〉》，刊1923年1月12日《晨报副镌》。

(44)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IV·1928—192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版，第98页。按，日记中提到的沈从文小说，准确的名字是《阿丽思中国游记》。吴宓可能将其和赵元任译英国Lewis Carroll著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nd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混淆了。

(45)1929年1月18日，吴宓邀请朱自清加入《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部，朱自清于21日应允。此据沈卫威：《吴宓与〈学衡〉》，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187页。另据浦江清日记，1929年2月5日，朱自清“交来副刊稿件，为评老舍君之《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两小说之文”。见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11月版，第28页。按：朱自清之文以《〈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为题刊于2月11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7期），署名“知白”。其后，《文学副刊》上陆续刊出朱自清及其他人所作关于新文学的文章，多系书评。

(46)周作人批评“学衡派”的文章，如1922年2月发表之《〈评尝试集〉匡谬》、《国粹与欧化》，1924年2月发表之《复旧倾向之加甚》，3月发表之《国学院之不通》，1927年1月发表之《〈东南论衡〉的苦运》等。

(47)张荫麟评语见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生平与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01页。另据李洪岩：《张荫麟先生传略》，《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最初发表于1933年1月《国风》第二卷第一期，见张荫麟（李洪岩编选）：《素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279页。

(48)参见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9—29页。

(49)据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0页。又见季镇淮编著：《朱自清先生年谱》，见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先生的治学和为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7月版，第228页。

(50)据沈虎雏编著：《沈从文年表简编》，见《沈从文全集·附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11页、第13页。

(51)另参看沈卫威：《新文学进课堂与中国新文学学科的确立》，初刊《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05年第7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月刊）2005年第10期转载。

(52)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580—581页。

(53)朱东润：《朱东润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186页。

(54)张中行：《刘叔雅》，见《月旦集》，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83页。

(55)杨起、王荣禧：《为传播五四精神而奋斗不息——追思家父杨振声的一生》，见季培刚：《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黄河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409页。按，沈从文于1939年6月27日被聘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1943年被聘为教授，1946年联大结束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