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师生文学批评对新文学精神基调的维护

第二节　大学师生文学批评对新文学精神基调的维护

一

校园文学批评力量的这种制衡作用的实现，表面上看是因为南（以上海为中心）北（以北平为中心）两地社会、政治、文化氛围不同，但这一地域特征的形成，和北方主要大学的存在以及北方文坛的大部分作者处身于大学校园之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关于这一现象，邵滢在论及新文学史上的京派作家时曾有所分析：“中国现代作家接受过大学教育、且供职于大学者为数不少——现代文学的早期尤其如此，中国新文学的领衔人物大多是这种校园知识分子，受过西式的知识熏陶和学理训练。自五四起，大学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的坚固堡垒，与商业气息浓厚的上海市民社会相比，［北京］这样的环境更适合严肃文学的生长。正是依托于学院知识分子，新文学的倡导才获得了最初的共鸣，学院作为相对自足的公共空间，既是新文学家们观察社会的中介，也是新文学向外传播的辐射源，在这一空间里，知识分子保持了其独特的精英视角，并对新文学形成示范和影响。”⁽¹²⁾事实正是如此，校园文学批评力量之所以在新文学发展历程中起到这样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其参与者大多有很好的西学背景，能够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清醒地认识到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同时，大学校园不同于商业化都市的整体氛围以及校园创作者属于业余写作的身份也有助于这种文学观念的生存与发展。尽管“大学的主要职能在于生产合法化的知识和技术，具有一定的无倾向特性，即所谓中立性”，⁽¹³⁾但大学本身就有着传承人类精神文明优良传统的基本任务，对新文学传统的坚持与发扬正是校园文学批评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他们才会在坚守个人严肃文学观的同时还要对不良的文学倾向展开批评。

正是因为当时的北方主要是北京汇集了中国最为重要的几所大学，以及这些大学良好的不同于南京、上海等地大学的文学传统，使当时的北方文坛成为继承、维护新文学传统的“坚固堡垒”。而左翼文学思潮以及商业化写作之所以能在上海风靡一时，除了上海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之外，没有特别能与之构成抗衡的校园文化团体的存在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沈从文在1933年的文章中谈及丁玲主编的左联重要刊物《北斗》之由初期的“中间”色彩到后来的逐渐变“红”时有过这样的说法：“《北斗》产生与它此后的发展是截然不同的。这刊物若在北平出版，这刊物或可望如最初计划的形式，对于女作家一方面或者逼得出一些好成绩来。但这刊物却在上海出版，距离她所需要合作的几个人那么远。并且我不久又离开了北京，故这个刊物开始几期，虽然还登了些北方的文章，到后自然就全以上海方面作者为根据，把这刊物支持下去了。”⁽¹⁴⁾所谓“北方的文章”，是指由沈从文约来的冰心、林徽因、陈衡哲等北平地区女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使原本属于左联的《北斗》杂志显得政治色彩相对不那么突出了，但因杂志是在上海出版，异于北方地区特殊的文学环境，因此《北斗》的左倾色彩很快突显，并最终被政府查封。

因为30年代以大学师生为主体的北方文坛在当时文学格局中显得如此个性鲜明，人们于是将这一区域的文学称为“京派文学”，以区别于当时风行于上海地区的“海派文学”和“左翼文学”。

作为新文学格局中一个区域特征明显的文学团体，首先从作者身份来说，构成北方地区文学创作主体的，主要就是当时的大学师生，也就是“京派”作家的创作。高恒文在论及30年代“京派”作家的构成时指出：

“京派”就是由四个方面的成员组成的一个文学队伍。一是从《语丝》分化出来的《骆驼草》成员，二是从《新月》（《现代评论》的后身）分化而来的《学文》成员，三是朱光潜、梁宗岱、李健吾等三十年代初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四是三十年代初从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毕业的李广田、卞之琳、何其芳、常风、萧乾、林庚等年轻作家。⁽¹⁵⁾

这四个方面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大学校园中的师生。

《骆驼草》周刊1930年5月12日初刊，1930年11月停刊，共出26期，主要撰稿人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冯至、梁遇春、朱自清等，是一个以北京大学师生为主体的同仁刊物；《学文》月刊1934年5月创刊，8月停刊，共出4期，主要撰稿人有林徽因、叶公超、闻一多、饶孟侃、陈梦家、杨振声、卞之琳、何其芳、废名、沈从文、赵萝蕤、余上沅等，主要以清华大学的师生为主。这两个刊物之外，作为当时北方文坛主要发表园地的刊物，还有1933年9月创刊的由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1937年5月创刊的由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其主要作者也就是上面列出的这些人员，以及同时期还在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读书的学生，另外还有一些像师陀、严文井等虽不是大学生、但也在北平等地的文化机构中工作并与大学师生来往密切的年轻人。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杨振声、沈从文此时虽不在大学任职，但他们在国防设计委员会下属的教育与文化组负责编写中小学国语教科书，从事的也是和教育关系密切的工作，何况他们也是刚刚离开大学教师岗位。

钱谷融在为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论及“京派文人”和“京派文学”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时，有这样一段分析：

平心而论，不能不承认他们无论在学术研究或文学创作方面，都是很有成绩的，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的建设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比起同时存在的其他文学社团、文学流派来说，不但并不逊色，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占有出人头地的优势。［高］恒文把其所以致此的原因归结于他们这些人对自己的立身行事、人生道路都能自觉作出选择，并能坚持不懈，不轻易受外力的左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因此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对恒文指出的这一点，我是深表同意的。另外，我想，这也与他们都在高等学校任教，是所谓的学院中人，知识、文化素养较高，懂得做一个人有他应守的信念和应尽的责任［有关］。而他们的收入也较丰，生活比较优裕，不必为柴米油盐等衣食问题烦心，可以集中精力搞他们的专业。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很热爱自己的专业，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不但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职业，而且同时也是他们的情志所寄，兴趣所托，也是他们这些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这样，他们就能够把自己的全部心力扑在这上面，因而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艺创作，也就容易做出成绩来了。所谓学院派精神不就是一种在学术研究中那个顶住一切干扰，坚持贯彻唯真理是尊的精神吗？⁽¹⁶⁾

钱谷融在这里提到的“学院派精神”，是京派文学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个精神特质，也是中国新文学自五四时代起就已经形成了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精神特质。只不过，在五四时代，这一特质正处于构建时期，学院派精神就是新文学精神，与之相对的是旧文学的游戏和消闲倾向，而到了30年代，随着新兴的左翼和海派文学的出现，新文学的精神传统发生分化，于是“学院派精神”才得以凸显。这正如一位研究者在论及《骆驼草》的倾向时所说：“如果说《语丝》对现实政治事件的批判还保有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承当的话，那么《骆驼草》则刻意逃避现实，企图完全出于文学的要求与海派文学和左翼文学分庭抗礼，尽管杂志是短命的，但《骆驼草》同人以新的正统文学主流自居的精神明显地拒斥了现实政治和商业化对文学的干预。”⁽¹⁷⁾

30年代的北平地区正是“学院派精神”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地区，尤其是和新兴的现代大都市上海相比更是如此。比如，一直居于北京的新文学元勋之一周作人在1929年8月30日致胡适的信中就有过这样的说法：“去冬兄来北平，我们有些人都劝兄回北平来，回大学仍做一个教授，当系主任，教书做书。……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说闲话不但是有危险，并且妨碍你的工作，这与‘在上海’一样地有妨碍于你的工作，——请恕我老实地说。我总觉得兄的工作在于教书做书（也即是对于国家，对于后世的义务）——完成那《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别的考据工作（《水浒传考》那一类）。（关于这一点我与陈通伯先生同一意见。）而做这个工作是非回北平来不可，如在上海（即使不再说闲话惹祸祟），是未必能成功的。”⁽¹⁸⁾此前，和新文学关系相对较远的顾颉刚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所以一定要到北京的缘故，只因北京的学问空气较为浓厚，旧书和古物荟萃于此，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问题这确是最适宜的居住地；并且各方面的专家惟有在北京还能找到，要质疑请益也是方便。”⁽¹⁹⁾

这样的文化氛围，自然会影响到这一地区尤其是大学校园之内的文学风气。而正是因为30年代的校园文学及与之文学趣味一致的文学者主要集中于其时的北平地区，而大学师生的文学批评所主要针对的激进主义、商业化和游戏倾向主要存在于当时的上海文坛，于是“京派”和“海派”的对立就成为当时文坛最突出的文学现象。反过来说，因为“京派”主要生存发展于大学校园之中，于是“学院”色彩就成为“京派文学”最为突出的特征，“京派”和“学院派”（即“校园文学”）也就成为二而一的存在。

二

但是，这一看似简单明快的划界其实并不严谨。如果从审美取向来看，“京派文学”和“大学师生文学”确实可以看做同一事；但如果从人员构成来看，被看作“京派”成员的作家却并非全是“校园作家”。如果不加区别地将“京派文学”与“大学师生文学”看作一体之两面，就有歪曲当年文学史实的嫌疑。因此，有必要重新考察一下当时“京海之争”中一些说法。

新文学史上的“京派”与“海派”之争，起点应该自沈从文1933年10月18日在其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算起。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严厉批评了当时的文坛风气，认为“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这些“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却只与平庸为缘”。如果一个文学者“想在他自己工作上显示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那成绩的基础，得建筑在这种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²⁰⁾

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身居上海的杜衡（苏汶）的不满，他在自己参与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文人在上海》一文，为“海派”辩护，认为北方作家“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有失公道。针对杜衡的指责，沈从文于1934年1月写了《论“海派”》一文作出回应。沈从文在文章中对“海派”重新加以界定：“‘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杜衡君虽住在上海，并不缺少成为海派作家的机会，但事实明明白白，他就不会成为海派的。不只杜衡君如此。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若干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他们即或在上海生长，且毫无一个机会能够有一天日子同上海离开，他们也仍然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他进一步指出：“海派作家及海派风气，并不独存于上海一隅，便是在北方，也已经有了些人在一些刊物上培养这种‘人材’与‘风气’。”“妨害新文学健康处，使文学本身软弱无力，使社会上一般人对于文学失去它必需的认识，且常歪曲文学的意义，又使若干正拟从事于文学的青年，不知务实努力，以为名士可慕，不努力写作却先去做作家，便皆为这种海派的风气作祟。”因此，“北方文学者用轻视忽视态度，听任海派习气存在或展开，就实在是北方文学者一宗罪过”。⁽²¹⁾

正是认识到“轻视忽视态度”的不当，沈从文才著文对以“‘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为特征的“海派习气”进行批评，并进而提倡一种“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文学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哪一篇文章中，沈从文都一再强调，他所批评的是一种“风气”、“习气”，针对的并不是生活、创作于某一地的作者，尽管他将批评“海派”指认为“北方文学者”的责任。因此，从语义上讲，沈从文所说的“海派”，并不是对作者身份的一种归类，而是对一种文学“态度”的指认。换句话说，“海派”的“派”，意思不是“流派”，而是“做派”，“海派”不是一个文学“流派”，而是一种文学“做派”，一种文学态度。那么，既然在沈从文的笔下并未出现一个“京派”的概念，作为“海派”对立面的，也就不是一个以北京地区的作者为中心的文学流派，而是一种文学态度。

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时所谓“京海之争”，实在和沈从文的本意相去甚远。即如鲁迅当年的著名论断，也是一种曲解。1934年2月3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以栾廷石署名，发表题为《“京派”与“海派”》的文章，一方面指出杜衡对沈从文本意理解的不确：“京派”与“海派”“并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另一方面，鲁迅将原先的争论加以引申——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²²⁾

将“京派”与“海派”的分别说成两种类型的作家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又基于两种人“所聚的地域”不同。这虽然注意到“京派”与“海派”文学态度的差异，其着眼点却依然是两派、两地作家的差异。

但沈从文的本意显然不在这里，他言之再三的是作家文学态度的差异。早在1931年发表的《论中国创作小说》这篇长文中，沈从文已经对“海派文学”的创作态度进行过批判：“从十三年（1924年）后，中国新文学的势力，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化的竞卖。一切趣味的俯就，使中国新的文学，与为时稍前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有了许多混淆的机会。因此，影响创作方向与创作态度非常之大。从这混淆的结果上看来，创作的精神，是完全堕落了的。”⁽²³⁾尽管这里强调了文学中心由北平到上海的地理转移，但所针对的“商业化的竞卖”以及“趣味的俯就”，实在又只是一种创作态度。1933年发表的引起“京海之争”的第一篇文章即名《文学者的态度》，其后的文章也一再强调自己所指认的不是生活于哪一个区域的作家，而是指普遍存在于当时文坛的文学“风气”、“习气”。因此，就沈从文当时论文的本意而言，他所批评的“海派作家”实指带有“海派风气”的作家，而“海派风气”就是一种“‘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文学态度，是一种背离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文学态度。

三

正因为当时以及后来的文学批评者、文学研究者均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沈从文的本意，一直是沿着“文学流派”的思路来理解、研究“海派文学”，以及与之构成对立面的“京派文学”，所以，很多当年文学活动的参加者对“京派”和“海派”的命名一直不太认同，尽管他们已经不得不接受这一约定俗成的命名，但又常常在文章中表达自己对这一命名的异议。

比如，曾经被视为当年京派首席理论家的朱光潜，在1980年的一篇谈论沈从文的文章中说到当年的“京派”时称之为“所谓‘京派文人’”：

他［沈从文］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²⁴⁾

而接替沈从文主编《大公报》的文学副刊《文艺》的萧乾，则特别强调“京派”与“海派”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

文学史家为了省事，往往把三十年代的一些作家分作京派与海派。事实上，由于巴金、郑振铎和靳以的北来，这个界限模糊了。我认为自己很幸运，正是在京海两派在抗日这一大前提下汇合为一的时期开始了文学生涯。⁽²⁵⁾

关于“京海两派”的这一“汇合”的具体情况，周立民在一篇研究巴金的文章有过详细的描述：

巴金与京派的关系也非常微妙，对于老京派周作人和朱光潜，他不无微辞，但自沈从文以下的京派作家几乎都是巴金非常好的朋友，这个从他和靳以等人参与编辑的《水星》杂志中便可见一斑。《水星》的作者队伍中，除了周作人、茅盾、郑振铎、冰心等少数五四“老作家”外，其他均为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作家，还不乏刚刚登上文坛不久即显露出文学才华的一批新秀们，粗略统计，他们是属于编者的靳以、巴金、沈从文、李健吾、卞之琳；在此之外的李广田、何其芳、蹇先艾、杜南星、萧乾、芦焚、臧克家、吴伯箫、丽尼、张天翼、老舍、曹葆华、林庚、孙毓棠、东平等人。按着习惯的文学史眼光来看，这些人应当分属不同的文学“阵营”，如此被“统一战线”了一定会给《水星》营造一个“大杂烩”之感。实际上并非如此，文学可以因观点和风格分属派别，但它的生长却是在同一片土地上，同一片土地上杂草与野花丛生，未必要阵线分明，这是文学生长的原生态。……从沈从文到何其芳，他们的创作显然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已经打破了第一代京派作家的封闭性的创作倾向，也改变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关注视野，而融入了对人生、对现实的关怀。……可以说《文学季刊》、《水星》见证了京海合流的过程，他们也代表了30年代文学探索最前沿的位置和方向。所以才有卞之琳“当时文学上硬分南派北派实属无稽，乱搬用戏曲界‘京派’‘海派’名称，并不适当，就思想倾向论，却自有也并非截然的分野。”⁽²⁶⁾

最后所引卞之琳的话，出自其《星水微茫忆〈水星〉》一文。在文章中，卞之琳首先回忆了他和巴金等人编辑《文学季刊》的情况，然后说到编辑《文学季刊》的“附属月刊”《水星》杂志的事情：

一九三四年夏天，我们组成一个附属月刊名义上的编委会，决定了就挂郑振铎、巴金、沈从文、李健吾、靳以和我六个人名字。我实际分工负责这个相当于副刊的编务。当时北平与上海，学院与文坛，两者之间，有一道无形的鸿沟。……就我们这个月刊名义上的编委会六个人而论，巴金是初来北平作客，郑振铎是北上南下好几回了，沈从文是北上南下才刚又北上定居，李健吾原在北方，刚从法国回来，暂留旧地，以后到解放前又一直以上海为工作基地，靳以是由津到沪上大学后北回，我则是从上海读完高中来此上大学后留下的。地理上的南北交流本也不是有什么不便。当时文学上硬分南派北派实属无稽，乱搬用戏曲界“京派”“海派”名称，并不适当，就思想倾向论，却自有也并非截然的分野。⁽²⁷⁾

卞之琳被认为是所谓“京派文学”最为重要的诗人，他在回忆中也同样对“南派北派”、“‘京派’‘海派’”的说法不以为然。

但卞之琳在文章中也承认：“当时北平与上海，学院与文坛，两者之间，有一道无形的鸿沟。”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说法，因为，如果“北平与上海”之间存在着类似于“学院与文坛”性质的“鸿沟”，称之为“南派北派”或者“‘京派’‘海派’”，似乎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那么，为什么这些当年文坛的重要作者都一致质疑“京派”与“海派”的分别呢？

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水星》杂志的作者阵容就可以明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京海合流”的现象，并不是当时所谓分别属于京派和海派的作家之间的彼此靠拢，而是一些原本文学观念大体接近的分处不同城市的作家的结合。如果检查其文学观念，便可以发现使他们能够走到一起的不是弥合京海分歧的意图，而是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接受了从五四时代确立的新文学传统，持守的是一种自由的既注重文学之社会功用但又强调文学之自主性的文学态度。事实上，正如当时一般的作家都不愿意接受京派或者海派的命名一样，构成当时文坛分歧的绝不是什么地域之别，而是文学态度的不同：有偏重文学之社会功用的左翼文学，也有不太顾及文学之社会功用的文学，包括偏重文学之个人趣味的消闲文学和偏重文学之商品价值的通俗文学，更有在坚守文学审美独立性前提下兼顾文学之社会功用的严肃文学。相对于以校园文学为起点的新文学传统，左翼文学是一种新兴的文学派别，但继承的是传统的载道文学的文学观念，其实消闲文学以及通俗文学一样都是原本存在的曾经被五四新文学所激烈否定的文学态度，因此均为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对立面。而对于那些坚守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校园文学批评者来说，对这些貌似新兴而实为沉滓泛起的文学现象、文学观念，就不得不对其加以否定批判。于是，校园文学批评者就成为一个个性鲜明的群体，因而被后来的文学研究者命名为“京派”。当然，如此命名也确是因为坚持新文学传统的批评者主要集中于北京的大学校园，而无论左翼文学还是消闲文学、通俗文学都是主要繁盛于上海，尽管一般指认的“海派”文学不包括左翼文学，但京海之间的对立也确实是一种比较突出的现象。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因为以校园文学为主体的北平文坛坚守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北平地区形成了一个适宜这一类型文学的生存环境，所以，才有一部分坚持文学审美主体性优先或者重视文学之社会功用但也不忽略其审美独立性的作者从上海来到北京，才有一部分作者当置身于北京或者上海这两个不同的城市时在写作上表现出不同的取向。⁽²⁸⁾比如沈从文1931年6月29日致在美国读书的友人王际真的信中曾云：“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是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的。”⁽²⁹⁾这和他在其他文章中激烈批评上海的观点构成了强烈的两极对照，以至于有研究者因此这样论道：“京派指责海派文学是‘商业竞卖’，其实京派文学也并没有脱离文学的生产和流通。尤其是沈从文，尽管是他挑起了‘京、海派’的论争，但沈从文文学上的名誉和地位，的确与他所批判的海派文人一样，是在上海被出版的商业化确立的。”⁽³⁰⁾其实尽管沈从文是“在上海被出版的商业化确立的”，他仍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海派习气”，或者正是因为他有过在上海的经历，特别熟悉“商业竞卖”的一套做法，才更加要对其进行批判，也正是因属“反戈一击”而批判更为有力。这正如新文学的第一代作者大部分都受过较为系统严格的旧学训练，因此才对旧文学的缺陷弊病有着特别深刻的体验，对旧文学的批判也才特别准确有力。

深入观察京海之间的对立，还有一个应该注意的区别，就是在是否注重文学自主性的分歧上，其实京派文学更多的表现出的是一种较为中庸的态度，而海派文学则显得各有偏颇。当代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先生在回顾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涯时有过一段这样的议论：“根据我的经验，在出版领域，文化跟经济不矛盾。文化上有成就的书，在经济上也可能有收获。收获是两种，一种是短期的，一种是长期的。”⁽³¹⁾和文学关系密切的出版是这样，文学本身也是如此。本来，文学的社会功用、消闲意义和商品价值与文学的审美价值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说都是同时具备这些功用的。但文学的审美价值是一种难以在短时间内直接体现出来的价值，于是对文学自主性重视不够的文学者就会着意强调文学的现实功用，从而将文学视为实现作者之社会关怀或者个人消遣以及商业价值的工具。这种短视的偏颇的文学态度自然会给文学的健康发展带来伤害，所以，坚守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校园文学批评者就不得不站出来对此加以纠正，重新强调端正文学态度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