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师生文学活动与大学校外文学环境

第二节　大学师生文学活动与大学校外文学环境

一

钱谷融在为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论及“京派文人”时有一段这样的分析：

“京派”虽然不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社团，但他们这些人常相过从，谈文论艺，互相砥砺，互相切磋，也有助于他们共同期望能树立更高的学术目标和坚守严格的学术规范，这对他们发扬身上原有的学院派精神，显然是很有利的，能起到十分有益的作用的。所以，“京派文人”的成就是与他们作为一个学院派社团所具有的学院派精神不可分的。⁽²⁵⁾

这里所涉及到的即是当年校园文学参加者在课堂教学之外的活动。校园内外、师生之间与新文学有关的活动，较之课堂上的知识传授更是直接影响了参与者的创作发展。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经对自己之开始新文学创作的因缘有过一段非常生动的回顾：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与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²⁶⁾

当时和钱玄同（金心异）一样促使鲁迅开始创作的，还有同属《新青年》同人的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从鲁迅、周作人兄弟当年的日记可知，这一时期刘半农也经常到绍兴县馆来和周氏兄弟聊天。1918年2月10日，是夏历丁巳年的除夕，⁽²⁷⁾刘半农在与周氏兄弟谈话后写了一首诗——《除夕》：

除夕是寻常事，做诗为什么？／不当它除夕，当作平常日子过。／这天我在绍兴县馆里，馆里大树颇多。／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欲招缪撒，欲造“蒲鞭”。／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夜已深，辞别进城。／满街车马纷扰，／远远近近，多爆竹声。／此时谁最闲适？／地上只一个我，天上三五寒星。⁽²⁸⁾

“缪撒”即Musa（Mousae），希腊神话中的九位文艺和科学女神的通称。“蒲鞭”本为刑具，这里用以指代文艺批评。果然，1918年，周氏兄弟就分别以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走上文坛。

可以说，假如没有钱玄同、刘半农的督促，鲁迅也许最终依然会参与新文化运动，但应该不会是在1918年以小说《狂人日记》开始他的新文学创造之路，如此则中国新文学史将会是另外一副面目了。

二

其实这种因为朋友间的相互督促而影响新文学具体进程的例子还所在多有，比如文学研究会和很多新文学社团的成立。而这种友情氛围的形成，固然有着各自特殊的思想的、人事的组合因子，但其中最为普通的则是和中国现代大学的校园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反面来看，五四时期最为重要的两个新文化团体，《新青年》同人因为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而最终各奔东西，新潮社则因主要成员毕业离校而很快解体，其他很多新文学社团的昙花一现也大多与此类似。当然，因为大学教师的身份居处相对比较稳定，因此以大学教师为中心的文化团体相对就显得较为可持续一些，因此原本是学生社团的新潮社也才会在1922年选举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为编辑部主任，尽管这最终也没有改变新潮社解散的结局。⁽²⁹⁾

五四狂飙过后，新文化运动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初步获得社会承认的新文学也在这时候进入了建设期，于是，一些有别于五四时代之轰轰烈烈的新文学建设活动静悄悄地展开了。

1925年5月，闻一多中止在美国的留学回到国内，任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他在美国时期产生的对新诗的热情却仍未消减，常常在家中举行读诗会，当时北京的诗人徐志摩、朱湘、刘梦苇、孙大雨、饶孟侃等人，是读诗会的经常性参加者。不但这个读诗会的主持人闻一多是大学教授，读诗会的参加者也大多是大学师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一种校园文学活动。

沈从文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

在客厅里读诗供多数人听，这种试验在新月社即已有过，成绩如何我不知道。较后的试验，是在闻一多先生家举行的。他正从国外学画归来，在旧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任教务长职，住家在学校附近京畿道某号房子。那时他还正存心作画师，预备用中国历史故事作油画，还有些孩子兴趣或摩登幻想，把家中一间客厅墙壁表糊得黑黑的，（除了窗子完全用黑纸糊上！）拦腰还嵌了一道金边。《晨报》社要办个诗刊，当时京派诗人有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刘梦苇、孙大雨、饶孟侃、杨子惠、朱大鰓诸先生。为办诗刊，大家齐集在闻先生家那间小黑房子里，高高兴兴的读诗。或读他人的，或读自己的。不特很高兴，而且很认真。结果所得经验是，凡看过的诗，可以从本人诵读中多得到一点妙处，以及用字措词的轻重得失。凡不曾看过的诗，读起来字句就不大容易明白，更难望明白它的好坏。闻先生的《死水》、《卖樱桃老头子》、《闻一多的书桌》，朱先生的《采莲曲》，刘梦苇先生的《轨道行》以及徐志摩先生的许多诗篇，就是在那种能看能读的试验中写成的。这个试验既成就了一个原则，因此当时的作品，比较起前一时所谓五四运动时代的作品，稍稍不同。修正了前期的“自由”，那种毫无拘束的自由，给形式留下一点地位。对文学“革命”而言，有点走回头路，稍稍回头。刘梦苇先生的诗，是在新的歌行情绪中写成的。饶孟侃先生的诗，因从唐人绝句上得到暗示，看来就清清白白，读来也节奏顺口。朱湘先生的诗，更从词上继续传统，完全用长短句形式制作白话诗。新诗写作原则是赖形式和音节作传达表现，因此几个人的新诗，都可读可诵。⁽³⁰⁾

“新月诗派”的形成发展，与这个读诗会关系密切。而在作为“新月诗派”主要发表阵地的《晨报副镌·诗镌》，主编徐志摩在发刊词《诗刊弁言》中则对闻一多的客厅有着更加诗化的现场描述：

我在早三两天前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上星期六我也去了。一多那三间画室，布置的意味先就怪。他把墙壁涂成一体黑黑，狭狭的给镶上金边，像一个裸体的非洲女子手臂上脚踝上套着细金圈似的情调。有一间屋子朝外壁上挖出一个方形的神龛，供着的，不消说，当然是米鲁薇纳丝一类的雕像。他的那个也够尺外高，石色黄澄澄的像蒸熟的糯米，衬着一体黑的背景，别饶一种澹远的梦趣，看了叫人想起一片倦阳中的荒芜的草原，有几条牛尾几个羊头在草丛中掉动。这是他的客室。那边一间是他做工的屋子，基角上支着画架，壁上挂着几幅油色不曾干的画。屋子极小，但你在屋里觉不出你的身子大；带金圈上的黑公主有些杀伐气，但她不至于吓瘪你的灵性；裸体的女神（她屈着一支腿挽着往下沉的亵衣），免不了几分引诱性，但她决不容许你逾分的妄想。白天有太阳进来，黑壁上也沾着光；晚快黑影进来，屋子里仿佛有梅斐士滔佛利士的踪迹；夜间黑影与灯光交斗，幻出种种不成形的怪象。

这是一多手造的“阿房”，确是一个别有气象的所在，不比我们单知道买花洋纸糊墙，买花席子铺地，买洋式木器填屋子的乡蠢。有意识的安排，不论是一间屋一身衣服，一瓶花，就有一种激发想像的暗示，就有一种特具的引力。难怪一多家里见天有那些诗人去团聚，——我羡慕他！⁽³¹⁾

这样一个充满诗歌气息的客厅，更加上诗人气质浓郁的客厅主人，以及一样诗情浓郁的客人，可以想见置身其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因此也难怪新月诗人所倡导的格律诗派一时间成为当年诗坛的流风所趋。

到了30年代，“资深作家杨振声，其时主要精力虽已不再用于小说，但他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组织作用，使得他的创作精神远播，起到不断凝聚京派内部的作用。加上林徽因、朱光潜组织的两个京派文学沙龙，把北大、清华、燕京几个大学的作者松散地组织起来，几代的京派文人活跃在《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朱光潜编）这些重要的北方文学报刊上。”⁽³²⁾所谓“京派文学”就是在这一环境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当年同时在北大、清华、辅仁大学等多所院校任教的朱光潜，在家中定期举办文学沙龙，参加者都是北京各大学的师生。经常参加者，有北京大学的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等，清华大学的朱自清、俞平伯、李健吾、林庚、曹葆华等。沈从文在前引文章中对此也有详细的记述：

北方《诗刊》结束十余年……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计北大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系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极难得的。

这个集会虽名为读诗会，我们到末了却发现在诵读上最成功的倒是散文。徐志摩、朱佩弦（自清）和老舍先生的散文。记得某一次由清华邀来一位唐宝鑫先生，读了几首诗，大家并不觉得如何特别动人。到后读到老舍先生一篇短短散文时，环转如珠，流畅如水，真有不可形容的妙处。从那次试验上让我们得到另外一个有价值的结论，一个作者若不能处理文字和语言一致，所写的散文，看来即或顺眼，读来可不好听。新诗意义相同。有些诗看来很有深意，读来味同嚼蜡。一篇好散文或一首好诗，想在诵读上得到成功，同时还要一个会读它的人。

当时长于填词唱曲的俞平伯先生，最明中国语体文字性能的朱自清先生，善法文诗的梁宗岱、李健吾先生，习德文诗的冯至先生，对英文诗富有研究的叶公超、孙大雨、罗念生、周煦良、朱光潜、林徽因诸先生，此外还有个喉咙大，声音响，能旁若无人高声朗诵的徐芳女士，都轮流读过些诗。朱、周二先生且用安徽腔吟诵过几回新诗旧诗，俞先生还用浙江土腔，林徽因女士还用福建土腔同样读过一些诗。总结看来，就知道自由诗不能在诵读上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效力。不自由诗若读不得其法，也只是哼哼唧唧，并无多大意味。多数作者来读他自己的诗，轻轻的读，环境又优美合宜，因作者诵读的声音情感，很可以增加一点诗的好处。若不会读又来在较多人数集会中大声读，就常常不免令人好笑。

这个集会在我这个旁观者的印象上，得来一个结论，就是：新诗若要极端“自由”，就完全得放弃某种形式上由听觉得来的成功。但是这种“新”很容易成为“晦”，为不可解。废名的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何其芳、卞之琳几人的诗，用分行排比增加视觉的效果，来救听觉的损失，另是一例。若不然，想要从听觉上成功，那就得牺牲一点自由，无妨稍稍向后走，走回头路，在辞藻与形式上多注点意，得到诵读时传达的便利，林徽因、冯至、林庚几人的诗，可以作例。⁽³³⁾

同一时期，林徽因位于北平之“太太的客厅”，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对当时的创作风气影响很大的文学沙龙。⁽³⁴⁾

萧乾在回忆录中还提到另外一个位于北平的文学沙龙：

（1929年夏—1930年夏）在燕京读国文专修班时，我结识了后来对我起过不小影响的杨刚（当时叫杨缤），她是英文系的学生。我们是在包贵思教授家里举行的读诗会上相遇的。包贵思来自新英格兰，每逢星期五，总举行这种读诗会。她坐在靠近壁炉的沙发上，旁边是一盏落地灯。她那瘦削的肩膀上老是披着一条深色围巾，用尖细的嗓音时抑时扬地朗读维多利亚时代（如田尼孙）的诗歌。有时读累了，就喊学生来接着读下去。⁽³⁵⁾

包贵思来自新英格兰，她的文学沙龙很容易就让人想到曾经一度风行于欧洲的文学沙龙，尤其是关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人常常提起的对中国新文学影响颇大的“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文人集团。⁽³⁶⁾中国新文学本是受西方文学影响而发生发展，这种文学沙龙当然也是对西方的模仿，而熟悉这种文化风气并有力组织起相似文学沙龙的，当然主要是那些曾经有过留学经历的大学教授们，如闻一多、徐志摩、朱光潜、林徽因等人。

而据冯至女儿回忆，抗战爆发之后，原来活跃于北平地区的校园作家们又将这种流风余韵跟随大学带到了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

有一段时间，大约是四三年底或四四年春，杨振声建议，彼此熟识的朋友每星期聚会一次，互通声息，地点就选在位于钱局街敬节堂巷的我家。他们每星期有一个规定的时间，聚会在一起，漫谈文艺问题以及一些掌故。每次来参加聚会的有杨振声、闻一多、闻家驷、朱自清、沈从文、孙毓棠、卞之琳、李广田等人，这样的聚会不知举行过多少次，有人从重庆来，向父亲说：“在重庆听说你们这里文采风流，颇有一时之盛啊！”⁽³⁷⁾

西南联大是以北平为中心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联合，联大的文学风气也正是当初北方地区校园文学风气的延续，包括昆明的这种文学沙龙性质的文人雅集。

在30年代，其他像沈从文、萧乾主持《大公报》文学副刊时定期举行的作者聚会，也起到了联系校园内外作者群的作用，从而在文学观念的沟通与交流中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师陀的回忆提供了一份参与这种聚会的人员名单：

约在一九三五年冬天，萧乾同志已经从燕京大学毕业，进《大公报》主编《文艺》普通版，前来北平宴请写稿人。被宴请的人全住在北平，却分为两批：头一批是周作人、俞平伯、杨振声等人，第二批是冯至、吴组缃、屈曲夫、刘白羽、杨刚等人，其中也有我。总之，除了冯至同志三十来岁，第二批全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³⁸⁾

师陀当时以“投考大学”的名义在北平从事社会活动，“从来不曾考过什么大学，甚至连大学的课堂门也没有进去过”，^③因此从身份来说并不属于校园文学作家，但同他一起被萧乾邀请的其他人，大多是大学的师生，故而这种聚会事实上还起到联系校园内外不同身份的作家的作用。而因为主持其事的萧乾系以校园文学创作为起点者，聚会的参加者又多为认同大学校园文学传统的作者，自然也就使校园文学所坚持的文学观念成为聚会参加者的共识。师陀本人虽一再否认自己属于“京派”，但其创作显然和以校园文学为核心的京派文学并无二致。

这样的文学沙龙，对其时的文学发展起着独特的作用，一方面是不同年龄段的文学创作者相互沟通的渠道，同时也因为参与者在学科、身份方面的差异，打破了学校日常教学的学科界限，中文系与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师生之间的交流，以及与校外作家之间的交流，对形成校园文学创作的兼容古今、汇合中西之特色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也直接形成了创作与研究并重的学风与校风。

文学沙龙之外，教师个人的影响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来观察，比如张彭春之于南开话剧，王文显之于清华大学的话剧作家群体，⁽³⁹⁾还有鲁迅等新文学作家对女师大作者群体的影响，以及师生活动对女师大命运的影响等等，都是兼有新文学作家身份的教授直接影响学生的文学创作的实例。

在师生共同参与文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的身教与言教对学生的影响是明显的，这些文学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自由而又有较为明确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氛围，更是确立了校园文学写作的基本风范。在这种自由开放的文学环境里，古今中外的文学传统得到了一视同仁的对待，并最终影响了创作的健康发展。“学生在课堂接受教育的同时，又可通过校园文化活动（校刊、文学社团等）获得对文学的系统认识和浓厚兴趣，为日后走进文坛奠定基础。”⁽⁴⁰⁾而校园文化氛围既经形成，也就为这种类型的写作培养了相应的读者群，并随着学生的走向社会而影响于时代的文学风尚。当然，校园写作对时代、社会的影响不是轰轰烈烈、立竿见影的，而是一种文学品味、文学精神的潜移默化的培育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