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上海现代大学的建立与中国文学设科
一、上海现代大学的建立
上海现代大学萌芽的标志,是1896年(1)由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的前身),该校分上、中、外、师范四院,上院即属大学性质。某种意义上,南洋公学是当时全国第二所正规的国立大学。全国第一所正规的国立大学则是1895年也由盛宣怀在天津创办的中西学堂。南洋公学的成立比京师大学堂(1898年)早两年,其现代化程度也比京师大学堂要高。(2)在清末,上海还有其他一些初具大学性质的学校,如1905年成立的复旦公学,1906年成立的中国公学等等。此外,上海还有一些教会大学,在清末也具备了大学性质,由于受西方影响,在大学制度建立上它们走在了中国自办大学的前面,如圣约翰大学,原称圣约翰书院,由美国圣公会开办,1892年开始设置大学课程,1905年,驻美董事会按照哥伦比亚大学条例改组成完全大学,在美国华盛顿注册。(3)又如马相伯在创办复旦公学前,于1902年创办了震旦大学。1905年马相伯创办复旦以后,震旦大学即归法国天主教会管理。除教会大学外,总体来说,上海的这些学校虽然一定程度上摹仿国外大学制度,但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这与中国全国的高等教育状况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整个国家的现代高等教育尚处萌芽阶段,上海的学校虽得风气之先,但也不会走得太远。同时,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也受到了国家政策和制度制定的影响。
中国现代的新型教育制度产生于1902年的“壬寅学制”,而在1903年颁行的“癸卯学制”中得以完成。1902年颁布的“壬寅学制”,即由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大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规定的完整学制,但并未正式颁行。此章程将大学堂分为预备科、专门分科(即大学本科)、大学院三级,开始了“大学专门分科”的时代。1903年,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共同对学堂章程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学堂章程即《奏定大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个章程被正式刊行并一直沿用至清朝覆灭。但不管是“壬寅学制”还是“癸卯学制”,都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首先摆在制度制定人面前的,是“中学”和“西学”孰主孰次的问题,其次才是学制的建立问题,调和色彩很重,处处透露着教育改良的气息,例如在“癸卯学制”里,经学的地位突然变得大大加强。因此,在这两个学制里,虽然出现了分科大学,但实际上与我们理解的大学还有差距,可算是现代大学的胚胎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民国建立后,也结束了清末教育上的改良方针,逐步确立起比较完整的新式教育体制。9月,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学制系统,即“壬子学制”,10月公布了《大学令》、《专门学校令》,次年1月,又公布了《大学规程令》。这些法令中:(1)取消了“经科”的独尊地位;(2)规定大学以文理科为主,能称大学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甲、文理两科并设;乙、文科兼法商二科;丙、理科兼医农工任意一科;(3)特设具有高等教育性质、可同大学平行而程度略低的专门学校,分为法政、医学、药学等,除规定医学、商船修业年限为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外,其他专门学校修业年限为预科一年本科三年。(4)大学允许私立,无论国立、私立,均由教育部管辖(教会大学除外)。由于清末留日学生在留学总数中占有绝对优势,他们归国后在知识界和教育界影响巨大,因而新学制的制定受日本影响较多。民国以后,留学欧美的毕业生日益增多,欧美教育制度逐步传入中国,影响越来越大。1922年9月,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采用美国学制,规定中小学学业年限为“六、三、三”制,取消大学预科,适当延长大学本科,大学修业年限为四到六年。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基本统一了全国的教学秩序和教学内容,该制一直沿用到1949年,其间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由上面的分析和总结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学制,从草创到完善,经历了20年的时间。这期间,上海已有的具备大学形态的学堂,也随着学制的变化而变化。如前文提到的南洋公学,到1920年,交通部将其所辖包括南洋公学在内的四所大学(4)组合成交通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即有了成熟的大学体制。1905年,复旦公学成立,按照当年清时学制(即1903年的“癸卯学制”),是一所中学与大学堂之间的预备学堂。进入民国时期以后,1917年,复旦公学创办大学本科,正式改校名为私立复旦大学。1906年中国公学在上海建立,由于中国公学所存历史档案极少,因此它在何时升格为大学已难考证,但是根据1916年12月《教育部视察中国公学大学部(今名中国大学)报告》,(5)可知中国公学在1916年已经有本科教育。1912年成立的大同学院,在同年就增设大学本科,1923年经教育部立案,正式更名为大同大学,先后开设文、理、商、工四个学院。1924年大夏大学成立,1925年光华大学成立,起点都颇高,创校之初就直接建立了现代大学制度。
因此,总体上来说,到1922年统一学制以后,上海现代大学制度已趋完备,上海的现代大学已经初步建立,具备了以下特征:(1)有关现代大学的大学理念被广泛接受;(2)综合性大学的建立;(3)已经具有稳定的学科设置,特别是学院和系的建立成为一种基本体制;(4)各类研究机构的制度化,并出版自己的学术刊物。这几个特征都将会影响到上海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文学设科
在讨论中国新文学与上海现代大学关系之前,还有一个历史情况需作描述和说明,那就是中国文学伴随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而独立以学科的形式进入大学课堂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文学教学与研究范式的确立,使得中国文学在大学中的教学与研究都具备了现代品质。而这一变化,也直接影响到了现代大学与新文学的互动。那么,文学又是经过怎样的过程、最终以学科形态走进现代大学的呢?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将文学当作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都还只是近百年的事情。伴随着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形成,文学也逐渐独立成为学科,成为大学众多系别中的一种。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大学堂分大学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分别相当于后来的预科、本科和研究生院),这就开始了“大学专门分科时代”。大学专门分科下分学门(即后来的系),其中,文学科分为9门,内有中国文学门。但在当时,大学分科和科下分学门的规定仅体现于课程设置上,即在大学堂内部分设不同科目,并有所侧重地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而非真正有了各自独立的系别建制。1911年辛亥革命后,专制政体被推翻,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改革教育、创造新文化成为一时之需。当时的学界学术思想相当活跃,由于西学的大量引进,学者的思路也比较开阔。许多学者自觉参考西方的治学方法,力求突破现有的学术研究格局,开拓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教育思想上也有许多改革与创新之举。民国成立,新的学制《大学令》(1912年)确立后,大学实行专业化教育,以培养专才为目的,人文科学领域被明确分为文、史、哲等专科。
分科大学的开办和中国文学门的正式设立,不仅是教育体制上的演进,也是中国文学研究走向现代化、专业化的发端。从此,文学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中的专门学科之一。传统的国学研究专业性模糊,文、史、哲不分,体现在教育上,便是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义理、辞章、考据三学兼修。明清的书院教育重理学,尤其强调治学与修身并重,以培养经世致用的通才为目标。当文学作为学科走进现代大学时,作为现代教育体制和现代学科范式的一部分,中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范式也就脱离了传统方式,以系为建制,向学生传授专门化的系统性知识,并设立了专门学术研究机构(如北大的研究院;复旦1925年设立中国文学科大学部时,也设立了研究院;著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等)。这种学术范式的转变,对文学走向的影响即使不是根本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1903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国文学门师生在讲习主课之一“周秦诸子”时,“当论其文,非宗其学术”,明确地将文(辞章之学)与哲(义理之辩)两者予以区分。同时又指出:“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者,比能工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毋庸课习。”这其实是一种新的文学教育观念,即认为作文技巧的掌握和写作水平的提高,都应对文章源流进行考辨的文学史研究作为基础。基于此,《奏定大学堂章程》中特别规定:中国文学门的科目中除传统的考据、辞章之学外,还应设置“历代文章流别”一科,并指明应以日本已有之《中国文学史》为参考,由教员自行编纂讲授。(6)《奏定大学堂章程》中的这一内容在1903年的课程设置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这意味着文学史作为高等学校文学教育的中心课程,随学部章程的确立而确立。文学史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重心已经发生转移。传统的体式(文体和文字)流变研究已逐渐被对各代文学变迁作总体把握的“流别”研究所替代。这种转变与其说是学者学术思路的变化,不如说是为适应现代教育体制改革的要求和教育普及的需要而建立起的新的文学教育方式。“在此基础上,一种‘经纬’(以文学史为经,以各时代诗文词曲并文辞要籍为纬)式教育法逐渐确立并构成了本世纪文学教育的基本模式。”“以时代作为把握文学发展中心思路的著述方式和教学理念,无疑对文学基础知识的普及有重大意义,但同时,文学史作为一种新的、应运而生的学科对象、教学体制和著述体裁,也在不同层面上对本世纪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复杂的、值得深入研究的双重影响。”(7)
由于上海的大学在教育上偏重实用性,在语言文学教学上则体现在偏重外语的教育,因此大都迟至20年代以后,才参照全国大学情况和趋势,专门设立中国文学系。例如复旦大学是在1924年底由于新文艺思潮的推动,在原有国文部的基础上建中国文学科,后又改称中国文学系的。1924年和1925年,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相继成立,借助后起优势,一建校,在学科设置上就比较完备,都设立了中国文学系。中国公学则在1927年才设立“国学系”,1928年在原有“国学系”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建立了“中国文学系”。圣约翰大学一直以英语授课为主,不重视中国文学教育,这一点,可以从林语堂的回忆里看出来,(8)直到1924年孟宪承到校以后,才加强了国文教育。上海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则以理工科为主,都没有专门设国学系。震旦大学也一直以法语、医学和法学闻名,不专门设中国文学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