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信息工程学院责任宣言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责任宣言——我们校风的核心是“责任”

陈志明

1．责任，一个最简洁质朴也最坚实纯真的字眼，一个推动富有之大业和日新之盛德的观念，一种召唤良知、塑造人格、激励创造追求超越的精神，一种启发智慧、滋长仁爱、鼓舞勇气见诸行动的力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说到底，要依靠身心和谐以责任为本的人。民主法治离不开责任，公平正义离不开责任，诚信友爱离不开责任，充满活力离不开责任，安定有序离不开责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离不开责任。如果我们不能汇聚负责任的教师和员工，不能培养负责任的人才，我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希望。

在英国走向强盛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精神影响的思想家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 1812－1904）说得好：“不惜一切代价和甘冒一切风险去遵从责任的召唤，是最高尚的文明生活的本质体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伟大的事业都值得人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神往、为之奉献自己的生命。”

2．大学历来承担着传承文明、培育人才、创新知识、服务社会的神圣责任。当代中国大学，理应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起龙头作用，卓有成效地满足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卓有成效地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卓有成效地为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我们肩负着前所未有的重托，我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我们有勇担责任、从严治教、从严治校的气概。

我们有肩负责任、规范管理、科学管理的决心。

我们有践行责任、艰苦奋斗、埋头实干、建设负责任大学的能力。

3．大学贵有精神。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具特色、自有人才。大学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优雅汇合，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高能激荡。

大学精神铭刻着对国家的忠诚，焕发着对社会的热诚，凝聚着对治学育人的精诚。

大学精神记录着万千学子壮怀激烈的青春梦想，渗透着代代员工朝乾夕惕的热血、辛劳、汗水与眼泪。

回顾总结我们诞生发展的精神历程，展望我们谱写未来诗篇的精神主题，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的大学精神聚焦到一点，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责任。

我们庄严宣告：我们校风的核心是“责任”。

这种责任精神引领我们放开胸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去体验无边无际的壮阔，去思考无穷无尽的深远，去修炼雄伟的奋发，去创造坚韧的光明，去成就充实的幸福。

4．20世纪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诞生和艰难发展的世纪。催生中国现代大学诞生的精神动力、支撑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精神支柱，就是责任：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富强中华的时代责任。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修炼出中国大学的主流精神，那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强烈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允公允能的精神。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大学临时组建的西南联大，就是体现这种中国大学主流精神的典型范例。

西南联大在经费极其匮乏，设施十分简陋，师生温饱都不能保障的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以“刚毅艰卓”为校训，综合了北大的宽容自由、清华的严谨认真、南开的吃苦耐劳，形成了被喻为“山、海、云”的办学风格。学术上讲求民主、兼容并包，教学上严谨治学、严格要求，考试考核，淘汰率很高，使联大培养出来的学生几乎个个优秀、人人成才。联大汇聚了三校著名教授，他们不仅为本科生上课，学术研究同样卓越，华罗庚、周培源、吴大猷等在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都走在国际前沿。据不完全统计，出自西南联大的师生中，先后成为两院院士或文科学部委员的多达160人。学生中还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朱光亚以及一批国际、国内著名学者。

西南联大到底凭什么成为当时国际公认的一流大学？西南联大究竟凭什么让世人永远记住、感动和尊敬？这值得我们长久深思自省。

5．在2004年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英国剑桥大学第344任校长艾莉森.F.理查德（Alison.F.Richard）作了题为《著名大学是如何产生和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报告一开头她就表示了对上海交通大学2003年世界大学排名把剑桥大学排在全球大学前10位感觉不自在。因为，她认为在衡量一所大学的优劣时，论文引用率和诺贝尔奖得主人数只应占考虑因素的很小一部分。

这位校长认为，对一所大学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要突出体现对于能够造福社会的学习和学术活动的强烈而又持久的尊重和渴望，是要汇聚出色的教师和学生，是大学志存高远的理想，是对研究与教育相结合的切实保证，是挑战知识极限的热情与勇气。

杰出大学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产生，因代代相传的负责任的精神追求和研究与教育紧密结合的艰苦实践而可持续发展。

6．20世纪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eter F.Drucher 1909－2005）在1990年指出：知识经济时代，没有任何其他的机构像学校那样，面临必须改变自身的根本性挑战。最大的挑战，而且是学校最没有为此做好准备的挑战，就是学校将不得不确立自己的“底线”，确立它应当负起责任并由此获得报偿的“业绩”。一句话：学校必须负起责任。

德鲁克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已经变得如此昂贵，学校不能不负起责任；高等教育对一个人的发展已经变得如此重要，学校不能不负起责任；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和期待的焦点，学校不能不负起责任。

德鲁克是“知识经济”这一概念的创造者。他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书本和软件中只有信息而没有知识；真正的知识，只存在于人的负责任的创造性行动之中。

德鲁克深刻地分析了知识经济时代组织管理的一个本质性变化，那就是：“责任是关键。”个人，尤其是知识工作者，必须自己对自己的发展和职业定向负责，而不是期待组织对他负责。

7．中国文化精神的主轴，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调人的社会责任的爱国精神。“仁学”是人学，也是责任之学。“仁”的基本含义，是人与人之间符合伦理责任的恰当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基于责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基于责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更是把责任放到了比个人生命还要重要的位置。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人讲的责任，不是指职业的要求，更不是要自我表现。中国人把责任上升到天命，其本质是为人谋，而非为己谋。人的责任乃是由天所命，别人不知，我心自知，别人不觉，我心自觉。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人生责任感。于是中国人才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理念，皆发自一己之责任。责任所在，理当如此，道当如此，非为求名求利，非为谋生养家。“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就是讲的这个意思。

钱穆先生也曾执教于西南联大，当年西南联大那种“刚毅艰卓”的精神，正是他诠释的这种中国人的责任精神。我们必须继承和弘扬这种精神。

8．在西方，康德（Imanuel Kant 1742－1804）是第一个将“责任”（duty）这个概念当成道德的核心概念的哲学家。康德强调人的尊严及其被尊重的权利，他认为每一个人之所以有尊严，不是基于社会地位，不是凭其特殊才智，也不是因其成就，而是源于他天生的理性能力，他可以思考和选择。这种理性能力就是依据普遍正义原则而行动的责任。正是这种责任能力，使人能够自律、自主和自由。康德的“责任”概念，不再是指某种社会职位的特殊的行为要求，而是扩充为普遍的道德律令。换句话说，康德使用“责任”这个概念时，完全与人的职务职位无关，一个有责任感的因而也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因为而且仅仅因为这个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履行责任。责任的目的就是履行责任，责任的报偿就是责任本身，正如善的目的就是善，善的报偿就是善本身。

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在考察分析推动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的价值伦理和精神动力时，提出了著名的“责任伦理”学说。韦伯认为，人们无休无止地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并不是为了财富本身，而是一种“天职”的责任。人们不计报酬的多寡而敬业勤奋地劳动，也不是为了报酬本身，而是一种“天职”的责任。这种“责任伦理”已成为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社会中的一种制度化的普遍价值，引导着人们在这个充满利益冲突的世界上审时度势，不但为自己的目标做出决定，而且敢于为行为的后果承担起责任。韦伯强调行动领域里责任伦理的优先性，提醒人们警惕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中暗藏的陷阱。

9．社会主义荣辱观知荣知耻的分野就在“责任”二字。

牢记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才能深切感受到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坚守理性求真、敬业务实的责任，才能深切感受到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履行诚信友爱的责任，才能深切感受到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为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恪尽自律自尊自强的责任，才能深切感受到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10．我们要从自己的内部扫除一切不负责任的软弱无能的因素，扫除一切不依靠自己艰苦奋斗而总是希望占便宜、走捷径、拉关系、图照顾、存侥幸的懦夫心理。

让我们高举起责任的旗帜，激荡起责任的行动，燃烧起责任的火炬，让生命的价值取向更高，让生命的存在体验更深，让生命的发展能量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