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制度的历史演变
众所周知,教育组织形式是伴随着学校的发展而发展的。从最初的无学校状态到最初学校的产生,再到现代学校系统的出现,直至今天学校围墙的打破,教育制度经历了从自在性教育制度到强制性教育制度再到自主性教育制度的发展过程。
(一)自在性教育制度
我们都知道,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没有剩余产品,没有阶级,物质生活条件简陋。与这种状况相适应,整个教育融合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之中,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现象,再加上没有文字、书籍和专门的老师,年长一代只能将生产、生活经验物化在工具上和记忆在头脑中,通过言传身教传授给下一代。这种教育被称为前制度化教育。而前制度化教育并不是一种无制度的教育,恰恰相反,它是以自在性教育制度做支撑的。自在性教育制度是一种广义上的教育制度,实际上就是在长期的亲族生活中逐渐积累和凝结的、体现人际关系的平等性质、具有教育规则意义的自发惯例、习俗、规范、信仰和仪式。它主要包括儿童养育习俗、亲族生活规范和原始宗教仪式。
自在性教育制度具有如下的特点。①具有自发性、自然而然性或日用而不自知性。原始人并没有明确的教育概念,也没有专门、独立的教育实践活动,他们只是在生活。在我们看来属于教育行为或教育活动的东西,在他们那里只是笼而统之的生活的一部分。教育制度对他们而言更是意识之外的东西。②以自然平等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原始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一种自然的人伦关系,这种自然的人伦关系既不是个人自愿选择加入的,也不是外在强迫造成的,而是基于一些自然联系,如婚姻、血缘和亲戚关系等。这种人伦关系只存在于亲族结构之中,而且天生就是平等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在性教育制度的平等性质。③不仅具有自然性,更具社会性。原始社会的教育制度不仅受制于人与人之间的自然联系和差异,而且与人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及适应内外环境的文化机制相适应。比如,原始人的青春期仪式(或制度)主要不是由生理特征支配的,而是出于一种应社会或巫术要求而产生的文化教育上的需要。
(二)强制性教育制度
由学校产生开始,教育的重心也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转移,即从社会转向学校,从生活转向文字(文化)了。一般认为,以班级授课制的出现为标志,教育出现了制度化教育和非制度化教育的分化。而教育的制度化,就是人们为了捕捉随生产剩余、社会分层和文化更新而来的新的教育机会利益,而对教育进行重新设计、选择和调整时所产生的教育正式化、规范化、等级化、集权化乃至科层化倾向。强制性教育制度是在教育制度化的过程之中形成的。这里所说的“强制”,不是基于外部物质环境或教育制度实施机制的强制,而是内在于正式、非正式教育制度本身的强制。强制性教育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学科规训制度[6]、学校等级制度和教育集权体制。
强制性教育制度的生成逻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以自在性教育制度为合法化源泉。强制性教育制度是在特定的社会习俗、礼仪、神话和道德惯例下展开的,以自在性教育制度为初始制度条件。②以社会的分化统合和利益冲突为生存根基。强制性教育制度的建立过程实际上是在一个高度垄断的政治市场上进行各种不平等交换的政治过程。其中,大传统与小传统、道统与政统的斗争,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利益关系的纠葛,是强制性教育制度得以不断推进的关键。但与此同时,强制性的教育制度也使社会中相互冲突的教育利益得以合法化。③以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为重要依据。强制性教育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理性化的制度。在理性化的过程中,首先是道德理性(如道德至上主义、伦理本位主义和泛道德主义),然后是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一道,成为强制性教育制度的依靠力量。强制性教育制度中对工具理性的神化主要表现在相信国家的客观公正、相信国家官员的客观公正、相信科层体制的有效性、相信学校的中立性、相信教育专家的智慧和良心等,从而忽视了对制度自身进行审查和批判。
(三)自主性教育制度
强制性教育制度在其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教育制度的非理性增长危机。所谓教育制度非理性,就是蕴含在教育制度之中的需要、情感、传统与禁忌、利益背景与局限、意识形态或认识谬误等。没有这些东西,教育制度无以产生;但有了这些东西,教育制度理性本身就有了其限度,教育制度由此也就带上了框架的性质。这种框架一旦受到冲击,其对人的限制作用就会明白地显现出来,而在此之前它只是作为一种潜在的限制性边界而存在。强制性教育制度危机的克服过程,就是教育的后制度化过程,即基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以个人自由和权利平等为核心的自主性教育制度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而是在个人发展的主观欲求的引导下进行的。当前,自主性教育制度已在教育实践中显露出了一些端倪,它是以个人自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为基础,以确保教育中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平等、以方便个人有效谋取自己的教育利益为特色的教育制度,其核心是确保个体对教育的选择权和在教育过程中的自主权,包括某种程度的“弃权(或退出)的自由”。正是这种自主性教育制度,将为个人最充分地利用他们所遭遇的一切偶发因素,以及新的环境所能赋予他们的那些基本上不可预测的有利条件,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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