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多阶段教育全面发展的实践者
在西方，教育一词源于拉丁文educate。本义为“引出”或“导出”，意思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把某种本来潜在于身体和心灵内部的东西引发出来。从词源上说，西文“教育”一词是内发之意。强调教育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活动，旨在把自然人所固有的或潜在的素质，自内而外引发出来，以成为现实的发展状态。
在中国，“教育”始见于《孟子·尽心上》：“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说文解字》的解释则是，“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教育”成为常用词，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在新旧世纪转折期，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有识之士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势力的干扰，成功创办新式学校；随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现代汉语“教育”一词的通行，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反映了中国教育话语由“以学为本”向“以教为本”的现代性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蔡元培、竺可桢、经亨颐、陈鹤琴等一批浙籍文化名家以强烈的创新意识，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儿童教育等多个不同的领域，进行了大胆的教育改革和实践。他们身体力行地进行了一系列前无古人的教育革新实验，设计了从幼儿到成人的多阶段教育方案，企图促进新国民的全面发展，开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新纪元。
蔡元培：“五育并举”与“兼容并包”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人，原籍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现代最重要的教育家之一，他学贯中西，思想开放，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青年时期连中清朝举人、进士，点翰林，被授编修。早年又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学等学科，并取得优异成绩。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中西文化熏陶下产生的“五育并举”“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的教育理念，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仍然具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蔡元培作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他自小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并且在17岁的时候就中了秀才，青年时期就做到了翰林院编修的高位，可见他的古代文化功底深厚。尽管后来蔡元培先生极力反对儒家的忠君、尊孔、尚功、尚武的封建教育理念，但是从教育者本身的经历和文化构成来说，他的许多教育理念还是和中国古代教育理念有相联系的地方，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教育理念，达到了独树一帜的成就。
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便是美育教育方针。尽管这个美育教育方针在当时的中国看起来很新潮，是很时尚的教育理念，可当我们回顾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时候，多多少少也能发现这种美育思想的影子。我们可以简单地把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教育方针理解为“美感教育”。中国自古就是礼乐之邦，中国古代的音乐很发达，青铜乐器特别得到古代君主和王侯们的青睐，音乐无疑能给人以美感，蔡元培十分推崇古代音乐教育的经典著作《乐记》，认为它有“极深的理论”，也十分欣赏荀子的一段名言：“夫音乐，入人也深，而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而城固。”[1]可见，古代有关美育的教育思想已经渗透进了蔡元培的思想深处。
蔡元培先生除了拥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之外，同时也具有良好的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积淀。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便开始走向没落和衰败，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逐渐探索如何才能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首先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我拯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提出了“求强”“求富”的口号，但这种只求技艺上的现代化，终不能让老大帝国从衰败的颓势中走出来。“甲午”一战让洋务运动的努力化为灰烬。当“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先生对清朝感到失望，于是他弃官南下转向了教育事业，认为只有教育事业才能挽救危机中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创办《新民丛报》，宣传兴“新国”必先有“新民”的思想。他在《新民说》中也曾指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虽则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架，吾未见其能济也。”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认识到了教育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于是，蔡元培先生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兴办新式学堂，主持南洋公学特班，组织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成立中国教育会等。1907年蔡元培赴德留学，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学等学科。在德国学习期间，蔡元培接受了当时欧美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主要来源于德国的洪堡理念和康德哲学，表现为以人为本的特征。作为德国教育家的洪堡，是西方近代大学理念的奠基人之一。他倡导完全人的教育，提倡让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作为世界著名的极为重要的哲学家，康德认为应该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现代大学教育目的和“对人的尊重”这些先进思想，对走出国门的蔡元培影响较大。他在任北大校长的第一次演讲中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2]他强调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让人们达到升官发财的效用，而是让人得以全面的发展，能够为人类社会做出自己应该作出的贡献，这种迥异于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无疑给中国教育事业吹来了一股清风。这些经典话语已经成为广为流传的至理名言。同时，他还阐发了自己的新教育观：“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3]可见，西方教育思想对蔡元培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蔡元培教育思想主要内涵有以下几方面。
（一）“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
1．军国民教育。蔡元培的时代是中国处于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丧权辱国的时代，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外患极为严重，随时都可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蔡元培认为只有用武力自卫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屹立不倒。于是，他将大学体育作为军事体育的一个缩影引进到大学教育之中，把体育教育作为“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重要一环。他认为大学生“健全的精神，必宿在健全的身体”，只有有了强悍的体魄才能在与外敌的竞争中有赢得胜利的可能。1917年1月，他又指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次在智育，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4]蔡先生认为：“先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全的思想和事业，这句话无论何人都是承认的，所以学生体力的增进实在是办教育的生死关键。”教育就是要使“今日的学生成为明日的社会中坚、国家的柱石”[5]。可见，蔡元培对于军国民教育思想的重视。
2．智育，也可以称为是实利主义教育。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当今世界之竞争不仅靠武力，而且尤其要依靠财政的力量。但是“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6]达尔文的进化论风靡全球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阐释出当今的世界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基本的法则就是“丛林法则”，只有强者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蔡元培看到了这一点，所以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普通教育中，把化学、物理、算术、金工、木工等这些以往中国传统教育中不被重视的科目加入到课程之中。蔡元培非常强调教育的功用性，力求让教育达到富国强民、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进而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让中国从积贫积弱的困境中走出来。
3．公民道德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也叫德育，是完全人格教育的核心。蔡元培先生说过：“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7]“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8]蔡元培强调教育对于人心的引导作用，认为公民道德教育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就犹如同样的是枪，在人民的手中就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可是如果在反动者的手中则会是危害的根源。
4．世界观教育。蔡元培认为，一个人只有拥有了健康和正确的世界观，他才能够为这个社会、民族和人类作出自己的贡献，才能够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驱动社会前进的脚步。蔡元培先生主张废止封建腐朽思想，“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代之以近代先进的知识和礼仪，初步建立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教育体制。
5．美育教育。美育主要是美感教育。由于美具有普遍性和超脱性，能够起到净化人心、升华人类情感的作用，所以，蔡元培认为：“教育的方面，虽也很多，它的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9]“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10]蔡元培便特别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以起到让国人的心灵从封建功名思想中解脱出来，追求理想的社会，而非是一己之私欲的世界。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在康德的哲学理念中汲取了营养，从而构成了他美育思想的基础。
（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教育理念
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期间，提出了著名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教育理念。他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一道同风之旧见”。[11]他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来解释这个方针，认为各种学派的共存“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12]这是一个具有辩证法精神的正确主张，也是新思想、新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一个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才会有利于革新战胜守旧，真理战胜谬误，民主战胜专制，科学战胜迷信。因为只有允许各种学术派别、不同学说并存和互相比较，才能有可靠的根据使正确的东西得到肯定和完善。
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应该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允许各种学派相互论争，反对墨守成规的教学方式，反对教育的官僚化和专制。他允许北京大学内各种学派的存在，让各种思想自由地在北京大学中传播，允许知识分子们自由阐发他们的学术观点。早在国外留学时，蔡元培就深知，要使学术研究繁荣，必须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认为这是“思想自由之通则，大学之所以大也”。[13]因此，他主张各种学派、各科教员，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14]允许他们自由争鸣，让学生选择，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他广泛延揽人才，聘请“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蔡元培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囊括大典”，就是要广泛收集古今中外的典籍，使师生研究各家学派，不致“持一孔之论”，蔽塞见闻。“网罗众家”，就是要广收人才，任其所长。蔡元培认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他就是按照这种精神，在北京大学不拘一格地用人才和包容不同学派，以达到革新大学的目的。
蔡元培网罗着那个时代的精英和学术领袖，无论是西学还是东学，无论是旧学还是新学，无论是保守还是激进，只要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只要能自成一家之言，就都是北大的座上宾。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不仅给予旧派人物言论的自由，同时也给予新派人物得以阐释自己观点的机会。所以，当时的北大，群英荟萃，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鲁迅，甚至在当时饱受争议的辜鸿铭、刘师培等，无不云集北大。于是便出现了穿西装的与留辫子的同坐一个办公室，两间课堂的教授上课上到一半互相争辩起来的盛景。师生间问难质疑，辩论探讨的学风一时四溢开来。正是在这一场场的争论与探讨中，莘莘学子们接触到了迥然各异的学说和观念，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激出了自己的思想火花。
然而，蔡元培“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方针，并不是一种无方向、无目的、新旧良莠大杂烩的放任自流的方针，而是在有利于发展学术，促进思想自由，以适应革新需要的前提下，选材用能，充分发挥各家所长，互相补充，相反相成。例如，他在北大对新派与旧派的教员虽然是“兼容并包”，但是他所任用的骨干力量，却都挑选那些具有革新思想的人，而不是那些守旧派。在守旧派当中留任者，也都是有才学、有一技之长者。对于没有真才实学的外国教员，就坚决辞掉；对于和顽固派沆瀣一气、破坏北大的整顿工作的人，就坚决开除。他的“兼收并蓄”，也不是什么都“收”，什么都“蓄”，毫无选择，来者不拒，而是以是否有利于资产阶级的革命利益为标准。他不允许在大学里尊孔祀孔，不允许在大学里设经科，也不准在学校里开设宗教课。他绝对不愿以宗教掺入教育。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方针也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来的，他认为不同学派的并存，各种学术观点的互相争鸣，使学生不囿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说，有助于培养学生鉴别真理和独立研究能力，这是符合培养人才成长规律的。
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八字方针之下，当时的北京大学里面西装革履和长袍马褂同台亮相，各派学者在学术上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开创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一代新风，这可谓是蔡元培作为教育者的一大成功之处，为我们当代大学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虽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但优秀教育家的思想往往具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就犹如孔子虽然是几千年前的教育家，可是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人民几千年，至今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蔡元培为改变祖国的落后状况，献身于科学文化事业，坚决批判了阻碍学术发展的专制主义、教条迷信，反对保守的习惯势力，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方法，并且在思想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发散，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历史证明，他的方法、方针及其思想基础，是比较正确的、深刻的，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学术研究，迅速发展科学事业，具有很大的借鉴、参考和指导作用，这正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现实意义之所在。
当下中国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民道德水准还不够高，路不拾遗、相互扶助的淳朴的民风被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冲击着，各种利己主义浮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而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德育教育、美育教育正是解决这种危机的一个好方法，在全民中大力倡导德育和美育，让广大人民多注重内在的精神修养，能够做一个有道德感、责任感、使命感的人。
蔡元培先生所强调的德育和美育在当代社会是有着巨大价值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进步，更深层次的是精神文明发展，只有在精神文明的发展上物质文明才具有意义。在高校都大力扩招的情况下，在大专院校采取面向市场的培养模式后，我们在强调为社会培养需要的技术性人才的时候，也要加强对学生德育和美育的教育力度，让药家鑫之类的案件不要再发生。只有有了公民自身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的提高，社会才能保持稳定，社会经济才能保持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
素质教育时代背景下，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同样具有可参考的价值和意义。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和新的形势，教育有关部门提出了素质教育的理念，目的不仅仅是要用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注重考生们的分数，同时也更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以期达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目的。蔡元培先生说：“凡一种社会，必先有良好的小部分，然后能集成良好的大团体。所以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15]蔡元培先生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他认为健全的人格教育就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和谐发展，不可偏废其一。蔡元培先生的这种教育理念，放在当下也有极好的借鉴意义，我们除了关注学生们的分数，还要注重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只有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教育，日后当学生们步入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着崇高的责任感、对国家和民族有强烈认同感的人。
处在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国家和世界的交流空前广泛，其他国家的各种文化和观念都涌入中国的社会之中，在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下，很有可能导致国人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模糊化。国际的大环境是和平的，但忘战必危的道理我们每一个国人也应该时刻牢记，蔡元培先生“教育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观，同样适用于当下中国。当下的国际环境同样是丛林法则，只有强者才有话语权，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拥有地位，蔡元培先生具有强烈国家意识色彩的教育理念同样可以为当代的教育界所借鉴。
竺可桢：民主办大学唯“求是”精神
竺可桢（1890—1974），又名绍荣，字藕舫，汉族，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今属上虞县）。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和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1921年在南京大学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1929年到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到1949年担任了13年的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1962年在南京大学建校60年之际题词“东南学府，为国之先。男女同校，唯此首创。外御强敌，内抑豺狼。天下有道，黉舍乃昌”。竺可桢被公认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竺可桢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气象学奠基人。他在台风、季风、物候学、区域气候、农业气候、气候变迁、自然区划等领域均取得了辉煌成就，领导并直接指导了我国自然区划综合考察、国家大地图集编纂、地学规划制定、自然科学史研究等工作，为新中国科技大厦的奠基立业和中国科学院的建立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竺可桢还是我国近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和实践家，以其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卓越的办学成就，在我国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从1936年担任浙大校长到1949年离任的13年间，竺可桢使浙大从一所普通国立大学发展成为建制完备、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蜚声中外的著名高等学府，培养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一大批杰出人才，创造了中外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保存文脉，竺可桢毅然带领浙大师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举校西迁贵州遵义、湄潭，历时近9年，行程5000余里，保全和培植了数量极为可观的教育和科技人才，谱写了一曲“文军长征”的壮歌，成为浙江大学百年办学历史上一座永恒的丰碑。
在长期的科学和教育实践中，竺可桢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西方近代科学精神结合起来，探索治校方略，推进办学实践，形成了独具个性、富有特色的现代大学教育思想，构成了其丰富深刻、特色鲜明的教育理念，成为浙大在严酷条件下迅速崛起的重要推动因素，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史中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提出的坚持求是精神、强调教授治校、倡导人文精神等有关高等教育的一系列办学主张，虽已时隔半个多世纪，读起来却像针对中国教育界的现状而发。研究竺可桢，学习竺可桢，弘扬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对当今大学的治学之道、办学之策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求是”精神
“求是”精神是竺可桢教育思想的精髓。他说：“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认为“求是”即为“明辨是非，追求真理”，强调“求是”精神就是一种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真理所在，虽蹈危履险以赴之，亦所不释。”早在1935年，竺可桢在《利害与是非》一文中就指出，中国近30年来提倡“科学救国”，但只看重西方科学带来的物质文明，却没有培养适合科学生长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乃‘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在他心中，“求是”精神即为“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求是”意味着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意味着献身科学、报效国家，意味着独立思考、虚怀若谷，体现着做人与做学问的完美统一。他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对学术自治的坚持、对大学生人格理想的阐释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学校系科的调整策略，均源于此。
竺可桢在1938年举行的校务会议上，将“求是”精神正式定为浙大校训，不仅在多种场合进行宣传，还在办学实践、现实生活及治学为人等方面处处为师生作出表率。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求是”精神在浙大得到有力传播和弘扬。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期间，正值国家烽火连天的多难之秋，学校颠沛流离，五易校址，却弦歌不辍，与其“求是”的办学宗旨和竺可桢的自身魅力是分不开的。这种力行“求是”的办学理念和实践，不但创造了浙江大学办学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还深刻影响着后世的学术研究和教育理念，激励着一代代教育者不断开拓创新，勇于站立在时代潮头，努力走在发展前列。当前，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要抢抓机遇，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就务必培养竺可桢所大力提倡的“求是”精神，或者说“科学精神”“求真精神”。我们大学所施的教育，并不仅限于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他们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对知识和真理进行追求，并为之奋斗，这不仅是科学家的品质、科学的内在精神，也是每一位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的“求是”精神应当成为推动我国高等院校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激励师生走求是之路，以求是之名，行求是之事。
二、主张教授治校
竺可桢认为办好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是要选聘一批好教授。他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反复强调：“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他坚信好的教授是办好大学的重要基础，认为这是教育发展和学风优良的保证。为此，他花费很大精力加强浙大师资队伍的建设，如请回因不满前任校长的专制而离去的张绍忠、束星北、何增禄等教授，以礼增聘胡刚复、梅光迪、罗宗洛等国内著名学者担任学科带头人，还三顾茅庐诚邀邵裴子、马一浮等国学专家。1946年11月至1947年6月，竺可桢赴欧美考察时期，还曾在伦敦、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地会见海外中国学者、校友，为学校多方物色教授。在聘请过程中，竺可桢容纳各种不同学派，尽量避免门户之见，只要学问精湛，热衷于教育事业，皆兼容并蓄，不拘一格。他还非常注意尊重教授，努力创造良好的生活、教学和研究环境，满足他们的要求，以发挥他们的教育效能和学术贡献。在竺可桢民主办学思想和高尚人格的感召下，许多志同道合的学者教授陆续会聚浙大，使浙大拥有了一批学界精英，涌现出许多优秀学术成果，声誉鹊起，以至于当年亲赴浙大参观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盛誉学校为“东方剑桥”，名震一时。
竺可桢关于教授的选聘和认识，对于当前的大学改革有着深刻意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对一所学校来说非常重要。在大力施行教育改革的今天，我们同样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有必要坚持民主办学，在人才选拔和聘用上做到任人唯贤，不拘一格，选派有名望的教授担任学校学术、行政机构的主要成员，依靠一批德才兼备、热心教育、在师生中有威信又有办事能力的教授来管理学校，让真正懂教育的人来管教育，充分发挥他们的应有作用。
此外，竺可桢聘请人才，并未太注重学位和名望，而是要看学问和贡献。1948年浙大哲学系主任谢幼伟聘请熊十力来做教授，当时熊十力已年过六旬，竺可桢在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熊已六十余岁，虽对于国学、哲学造诣甚深，但对于学校能有多少贡献大是问题。要发展一个大学最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是养老院而已，由是可见谢幼伟之无眼光也。”熊十力当时只60多岁，而现在70多岁、80岁的人，只要是院士，都被争相“抢购”去高校兼职。不少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对外宣传上首先就讲单位有多少个院士，就好像院士多了，学校的“地位”就高了，可真正在那里工作的院士却没有几个，且多是兼职、挂名的。这种光图虚名、不讲实际的作风相当不好。此外，院士获奖的科研成果往往是在数年前甚至数十年以前的，那么在若干年后的现在，其学术思想是否还在科学的前沿，就很难保证，故而院士只是一种很高的荣誉称号，或对其过去工作的肯定或认可，并不等于他一直居于科学前沿。回顾竺可桢的用人思想，对我们现在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用人标准确有一定启迪意义。
三、倡导人文精神
竺可桢的家乡绍兴是浙东文明的发祥地，家乡人文环境的熏陶，加上自幼接受的传统教育，使他在学习自然科学之前就已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成为自然科学家之后，竺可桢仍孜孜不倦地阅读人文方面的著作，不仅专精于气象、物候、地学、天文等领域，且博览群书，视野开阔，于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人口、教育、文化、科技史等诸多方面都有涉猎，凡“中外古今，野外地下；文献考古，实验调查；观象于天，察类于地；风云变幻，草木枯荣；政治兴革，方志图赞”都在其学习范围之中。这使他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阵营中分离出来，成为一名兼具传统士大夫优秀品质和现代科学知识的新型学者，成为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相结合的典范。
正是由于传统教育和西方教育并蓄的教育背景，使其教育思想既建立在自然科学严谨求实的基础上，同时又具有浓郁的人文意蕴。在他看来，应用科学固然重要，但是大学“侧重应用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不谋道的办法”。故明确表示：“我们应凭借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人才，同时也必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所养成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从一开始，他就坚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的办学方针，赋予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以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有关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发展的各项战略决策上，尽量做到两者并重。苏步青生前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还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这或许也是受到了竺可桢当年的教育主张的影响。
当今社会，随着科技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科学在教育中的地位逐渐巩固并稳步上升，相对而言人文教育备受冷落。我国在教育上偏重于应用性人才的培养，推行“重理轻文”政策，从而使高等教育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弱的人文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和过强的共性制约等倾向，造成理工科学生人文精神匮乏，使科学和人文两者之间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竺可桢在浙大的办学思想与实践，加强人文精神的弘扬，注重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促使我国高等教育向科学人文阶段转变，是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有必要改变学校在功利主义思想诱导下唯科学技术的教育，努力在各个操作层面上平衡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做到二者兼顾、并重，通过健全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改变课程结构、充实教学内容、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优化师资队伍等一系列措施，使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整合、统一并落实到教育的各个环节。
竺可桢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我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堪为我国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一面旗帜，是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先行者。他卓越的教育思想和显著的办学成就，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熠熠生辉的篇章。我们有必要重温和加强竺可桢的办学思想和具体实践，寻求其教育思想与现今教育的契合点，努力挖掘和培养办学既思想明确，又能身先士卒，且“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校长，以促进和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经亨颐：“与时俱进”开创中等教育
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浙江上虞人。我国近代教育家、书画家。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学日本。回国参加筹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校长，并兼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五四运动时期，鼓励支持爱国民主斗争，倡导新文化运动，大胆改革教育。因遭守旧势力排挤而离职。1925年参加国民革命，曾任国民政府常委、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副校长。1930年被北平反蒋派推为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遂被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开除国民党籍。
作为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经亨颐筚路蓝缕，致力于开辟我国民主主义的教育事业，其与时俱进的办学宗旨、崇尚人格教育的核心思想以及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践活动，不仅在浙江教育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经亨颐早年受维新思想的影响，胸怀报国之志，于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物理系，留学期间受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参加民主革命活动。1907年尚在留学的他受聘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一职，便不顾学业中断，风尘仆仆赶回国内参加学校的筹建。辛亥革命后，学校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亨颐本人不仅升任学校校长，还被推举为浙江省教育会会长，一跃成为浙江教育界的核心人物。五四时期，经亨颐顺应时代潮流，大胆改革教育，却因此得罪了反动当局，次年初就被撤去校长职务。在对当局极度失望的情况下，经亨颐回到老家上虞，受到陈春澜先生的资助，在家乡创办起国内第一所私立学校——春晖中学，经亨颐出任该校首任校长。此后，春晖中学蜚声中华大地，赢得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1923年，经亨颐受命到宁波担任浙江四中校长一职，并继续他的改革活动，却再次遭到反动势力的围攻和驱逐，两年后，经亨颐愤而离职。不久他将春晖中学校务委托于代理校长，从此便离开浙江，参加了国民革命。大革命期间，经亨颐还曾担任过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代理过中山大学校长之职。1931年后任全国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他不愿为之效力，和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在上海组织“寒之友社”，题诗作画，抒发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1938年9月15日，经亨颐病逝于上海，终年62岁。
在经亨颐30来年的从教生涯中，他坚持人格教育的教育思想，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的情感陶冶和意志锻炼，从多方面丰富学校生活，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在教学上，他主张学生本位思想，提出“自动、自由、自治、自律”的训育方针，反对教师以教育为生计之便，要求教师有高尚之品行。在管理体制上则遵循民主治校原则，大胆革新。经亨颐的教育思想和业绩，是我国近代教育史尤其是浙江近代教育史上的辉煌成就，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经亨颐的教育思想与他的个人经历及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他生于富商家庭，自幼聪颖好学，后得伯父经元善提携认识了许多维新派人士，如蔡元培、黄炎培等。元善本也是维新派，主张变法图强，时任上海电报局总办。因而经亨颐耳闻目睹，深受维新图强思想的影响。他还曾和维新人士联名电诤慈禧。“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经亨颐和伯父避难澳门。年轻时的磨难使经亨颐深感国势颓危，决定赴日留学，以寻教育报国之道。
经亨颐的教育思想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留日期间的教育熏陶。在日本留学期间，经亨颐就十分赞赏日本及川平治所提倡的“动的教育”学说，这成为他日后教育实践的理论依据。他认为“教育为继往开来之精神事业”，教育者不仅要立足于“继往”，更要着眼于“未来”，若一味守旧，“以法则为铁案”，只知维持和传达，那是静的态度，只有做到“由维持而加工以改造，由传达而益以增进，则可谓动矣”。[16]所以，经亨颐一贯主张“与时俱进”的办学方针。此外，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也对经亨颐产生重要影响。卢梭在他的教育名著《爱弥儿》中提倡自然教育，认为教育要服从自然，符合孩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实物教学和直观教学方法，主张让学生从生活和实践的切身体验中，去获得所需要的知识；同时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这使迫切希望通过教育救国的经亨颐受益匪浅。
五四运动是经亨颐教育思想发展的又一个转折点。经亨颐认为五四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是20世纪的新潮流，有“扫腐摧坚之势力，除旧布新之功用”。[17]五四之后，经亨颐更加大胆地进行一系列教育改革，成立评议会、推行职员专任制、实行经济公开、倡导学生自治、改文言文为白话文等。他在文章中写道：“五四运动凑巧为我做十周年纪念，使我大觉悟，大忏悔。”“这几个月的进步，至少抵得二十年。”[18]
经亨颐先后担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私立春晖中学、浙江四中等校校长，广采博引国内外先进的教育思想，致力于改革中等教育，贡献卓著。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教育、教学、行政管理三个方面。
一、崇尚人格教育主张
经亨颐教育思想中最显著的特色是提倡人格教育。人格教育是当时德国教育界盛行的一种教育思想，主张以养成人格为教育目的，注重人的精神生活，注重感情的陶冶和意志的培养。
经亨颐认为学校不是“贩卖知识之商店”，“求学为何？学为人而已”，[19]所以“凡学校皆当以陶冶人格为主”（经亨颐《最近教育思潮》）。教学不能只注重知识传授和智力训练，更应注意学生情感陶冶和意志培养，尤其主张多方陶冶，全面发展，他认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格才是健全的人格。因此，经亨颐十分热衷于丰富学生课外生活，特别注重活跃学术气氛。
课程设置上，经亨颐反对重文轻武、重知识轻技能的传统观念。经亨颐主张凡是可以陶冶学生身心各方面的教育如文学、艺术、科学、数学、体育等无所不包，其教育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正直、坚强、学识兼备的人才，因此经亨颐对体育、音乐、美术、手工等科目十分重视。规定平时必须练习之外还专门开设图画、手工专修班培养专门人才。不管是在一师还是在春晖中学，音乐会、体育比赛等文体活动也都开展得如火如荼，艺术团体如桐荫画会、漫画会、乐石社等也十分活跃。尤其是一师运动会，规模大、项目丰富，尤其受学生喜爱。其中一项远距离越野跑项目被经亨颐认为是最能锻炼意志、培养毅力的。经亨颐还提倡组织各种演讲会、交流会、专题报告会，可以由学生自己组织的心得宣讲，他也会聘请许多专家名流来讲学，像何香凝、俞平伯、黄炎培等人都曾来春晖中学讲学。经亨颐对学校所办的刊物也很重视，如《校友会志》《校友会十日刊》《春晖》等。这些刊物刊登师生写的论文、诗歌和学校要闻，观点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对于传播思想、交流学术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人格教育思想的关照下，经亨颐为一师定的校训是“勤、慎、诚、恕”四字，即要求学生对待学习和工作要勤奋、勤劳、勤俭；说话做事要慎思、慎言、慎行；对国家和事业要热诚，对朋友要真诚；严己恕人。
经亨颐认为这些原则的形成需要教师用人格进行感化。在经亨颐看来，教师的责任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人格去影响和感化学生。因此，在选聘教师方面，经亨颐尤为慎重。他不赞成用学历、资格来评判一个人的水平，而是看重教师的实际研究能力。他聘用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如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李叔同等。其实经亨颐本人也是一位思想进步、为人正派、不畏强权、不图名利的卓然丈夫，不仅深受学生爱戴，也深得教育界人士敬仰。1920年，他离开一师前往上虞创办春晖中学时，不少师生就随其前往，可见其人格影响力。除教师之外，经亨颐认为学友间的感化作用也不容小觑。经亨颐提出友道的作用除“以友益我”之外，还在于“以我益友”，这事实上是对孔子“益者三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经亨颐认为如果学友“人人存以我益友之观念，则虽有一二品行极劣，甚言之，虽做贼，亦必能感化”，[20]特别是品行善良者，更要负起感化之责。所以他十分重视校友会这一组织，很多学生活动均是通过校友会来组织。校友会还承办各种杂志刊物，在学生中影响很大。
二、推行“自动、自由、自治、自律”训育方针
在训育方法上，经亨颐认为学校训育可分为教师本位训育和学生本位训育两种。教师本位训育以教师意志为中心，强迫学生服从，是法则上的服从；而学生本位训育则以学生为中心，使学生自愿自觉服从，是训练上的服从，也是他律转向自律的改变。因此，经亨颐主张学生本位训育，提出“今后训育之第一要义，须将教师本位之原状，改为学生本位”[21]，拟定了“自动、自由、自治、自律”八字训育方针，即培养学生形成自发之活动、自由之服从、自治之能力、自律之行为。经亨颐主张感化教育和爱的教育，教师爱护学生，学生尊敬老师。
为了锻炼学生的自治能力，经亨颐在一师组织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培养学生自治能力。他规定学生自治制度由学生自行议定，学校不予干涉。1919年11月16日，一师学生自治会正式宣告成立并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行政命令解决不了的困难问题，如禁烟、管理食堂等在学生自治下竟迎刃而解。自治会还设立学生法庭，有效遏制了多起违法乱纪行为。但经亨颐指出，学生自治并不意味着学校将放任不管，当学生自治有缺陷时，学校仍会负起劝导扶护之责，教师会在一旁指导。此事开全省风气之先，以后各地学校相继起而仿效。
在教学内容上，经亨颐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他认为文言文好比是鼎彝瓶镜之类的摆设品，而白话文则是杯盘碗盏之类的必需品。“入人家室，堂上无鼎彝瓶镜犹可，厨下无杯盘碗盏可乎？不可。”[22]经亨颐认为学生在校学习不应只是尽钻研诗词歌赋、经史子集。1919年10月，他毅然决定一师和附小国文科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话，同时采用注音字母，为普及白话文扫清道路。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三位就是经亨颐在改革中新聘的教师，他们和夏丏尊一起，自己动手编国语丛书，如《新式标点用法》《国语法》《注音字母教授法》等。国文教材大多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上选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白话文章，也选择部分优秀古典作品，如王充的《论衡》、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
三、实行民主治校
（一）设置评议会为全校最高议事机构
评议会的职责是审核各种制度、规程，决定各行政委员会名单，提出学校预、决算费用，讨论校内重大事件。评议会由校长担任议长，评议员按一定比例从教职员和学生中民主选举产生，每年改选三分之二，连选得连任，但以两次为限。
（二）整改教师队伍，实行职员专任制
当时一个教师往往同时兼好几个学校的课，这样他们至多对其所教这门课负责，对整个学校不负责任。他认为这是一种流弊，学校之事应由全体教职员共同负责，做到集思广益。为此，1919年，经亨颐聘请了思想先进的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及原已在校的夏丏尊等十六位教师作为专任职员，每星期开例会一次，共商学校大事。同时，经亨颐要求教师必须有“高尚之品性”，反对那些“因循敷衍，全无理想，以教育为生计之方便，以学校为栖身之传舍”的庸碌之辈。
（三）改学年制为学科制
经亨颐认为学年制的弊病就在于不顾学生能力差别，以限定的时间、统一的教材，对大家作同样的要求。这样学生若有科目不及格，须留级一年，其余及格学科，也得重习一遍，而有能力超前者，也要按部就班，无发展余地。其结果是“轻视青年的光阴，束缚学生的能力，尊重办事的程序，演成划一的流弊”。[23]因此，经亨颐主张实行学科制。主要做法如下：一是精简教材，精简学科；二是减少授课时数，增加自学时间；三是采用学分制，将学科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学生在完成必读之科目的前提下，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任意选择其他科目学习；四是设立研究室，供学生课外深入学习，如语文研究室就设有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等科目，指导教师为朱自清。其实此前一师就已有类似的课外组织活动，如桐荫画会、漫画会、乐石社等组织，均由学生自愿报名参加。学科制是在春晖中学开始实施的，在浙江四中，经亨颐进一步将学制改为初中两年，公共高中两年，分科高中两年，规定初中所设各科均为必修科，公共高中主要是必修科，酌设选修科，分科高中则主要是选修科。学科制改革有利于发展个性，得到学生的热烈拥护。在考试制度方面也作了相应的小改革，废除小考、月考，改为每学期仅一次期末考，毕业时一次毕业考，着重平时考查学生。
此外，为推行民主管理精神，经亨颐把学校事务分为学校行政和学生自治两部分，设立学生会，支持学生自治。
经亨颐主持中等教育以来，虽然受到各种力量的阻扰（主要来自教育本身的守旧势力和社会上有权有势的当权派），但他在改革上依然坚持探索，大胆实践，取得十分可喜的成绩。尤其在五四思潮的影响下，管理上变专制为民主，制度上变机械为灵活，内容上变陈腐为清新，一洗封建教育之旧习，使学校充满自由民主气氛，出现生动活泼新局面，为浙江以及全国中学界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如今看来，经亨颐提倡的人格教育，其实过分强调了情感陶冶，从而贬低了知识的作用，有一定片面性，但在当时来看却有着积极的反封建意义。人格教育思想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德育教育的优良传统，并赋予人格以时代新意。在人格教育熏陶下的学生大多成为了新思潮的热烈拥护者。一师和春晖中学，一直以师资雄厚、设备完善、教育民主和管理有方而著称，并有爱国热情强烈、学术空气浓厚、文体活动丰富、师生关系融洽的优良传统，是全省乃至全国中等学校的楷模。他们中的毕业生大多是忠于教育事业的师范生，也有杨贤江、陈建功、丰子恺、潘天寿那样的专家名人和宣中华、俞秀松、汪寿华、柔石那样的革命先驱。当时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教育界来说，是省教育会，就学生界来说，是省第一师范。在全国范围内，正如陈望道讲的那样，“高等学校以北大最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算是湖南第一师范和杭州第一师范了”。[24]
经亨颐一生倡导的人格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实践，不仅对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天的教育改革仍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首先，经亨颐主张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健全人格，正与当下素质教育的实质相吻合。素质教育同样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及身心健康。在这一点上，经亨颐无疑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其次，经亨颐的学生本位思想也是值得当下教育界学习的。教师应该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为学生提供互动的平台，打造和谐的师生关系。再次，获取知识不应只在课程，广阔的天地才是学生真正的学堂，死啃书本的人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教师应组织丰富的课余活动，让学生在快乐的环境中成长。最后，经亨颐的民主治校思想也是当今中等教育领域所缺乏的。
陈鹤琴：幼稚“活教育”发现小孩
陈鹤琴（1892—1985），浙江省上虞县百官镇人。他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和儿童教育专家，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的福禄培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陈鹤琴提出“活教育”理论，重视科学实验，主张中国儿童教育的发展要适合国情，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呼吁建立儿童教育师资培训体系。编写幼稚园、小学课本及儿童课外读物数十种：设计与推广玩具、教具和幼稚园设备。他一生主要从事一系列开创性的幼儿教育研究与实践。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积极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现代教育思想，创造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教育。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提出了“活教育”体系，这是由我国学者提出的第一套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体系。“活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教育流派，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对于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之一脉。
一、“活教育”思想的形成
“活教育”是对陈鹤琴整个教育思想的概括。陈鹤琴这一理论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丰富的实践基础以及相应的时代背景，它是陈鹤琴长期从事中国化新教育探索的概括和总结。
陈鹤琴是一位爱国民主主义者。他1914年考取公费留学美国，与陶行知同行，就读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硕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他系统学习了美国的教育学说及其实验研究方法，深受杜威、克伯屈的实验主义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1919年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回国后，陈鹤琴目睹旧社会受尽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国内军阀混战，官僚贪污腐化，老百姓贫穷如洗，教育仍处在一种死气沉沉、空谈理论、抄袭外国的沉腐落后的局面之中，更激发了他对旧教育体系的憎恨，从此他就以饱满的热情和无私无畏的精神，积极投入改革旧教育创立新教育的斗争。
“活教育”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传统的“死教育”的一种挑战，是对“死教育”不满的产物。陈鹤琴针对旧教育的因袭旧法、脱离生活、死读书本等弊病，把旧教育的特点归纳为一个“死”字。陶行知批判旧教育的一句名言“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对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影响很大。他把这句话改成：“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他觉得要改革中国的旧教育，就要把“死”教育变成“活”教育，“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种死气沉沉、腐化的教育改变为‘前进的、自动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活的教育。”[25]他主张教师要“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要使儿童“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并把这个教育理论体系取名为“活教育”。
“活教育”理论源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及“从做中学习”，也受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和“教学做合一”思想的影响。“活教育”思想植根于中国，立足于国情，适合于大众需要，既是广泛汲取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有益经验而发展起来的，也是中国化新教育的独特创造。
“1934年作者赴欧洲考察那里的教育情况，遍历了11个国家，与许多著名的教育家讨论了教育问题；参观了许多新型的非传统的学校，这些使作者对欧洲有关进步教育的实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促使他确立了在中国实行‘活教育’运动的方向。”[26]
1923年陈鹤琴任东南大学教授兼教务主任，创办了南京鼓楼幼稚园。这是中国幼稚园教育的摇篮，也是我国第一个中国化、科学化幼儿教育实验中心。该园实施中采取某些原则，主要的如幼稚园应自由活动和游玩；家庭与幼稚园应对儿童的教育共同负责；应允许儿童们在户外游戏，并在大自然中学习，来代替固定的课程，这在中国当时是新鲜的事情。在中国教育界另一值得一提的事是1929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儿童教育社，该社的宗旨是研究儿童教育的实际问题，包括家庭教育、幼儿教育和初等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陈鹤琴转入内地，在抗日后方继续进行教育工作。[27]1941年，由陈鹤琴主编的《活教育》月刊在江西出版，标志“活教育”理论开始形成。
二、“活教育”的特点
什么是“活教育”？简单地说，就是“不是死的教育”。书本主义的教育就是死的教育。用陈鹤琴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反对埋没人性的死教育。反对读死书的死教育。它要摧毁传统教育的锁链，让新中国的主人，从独断、淫威的痛苦沉渊中解救出来。”“活教育”和“死教育”有什么分别呢？陈鹤琴认为，“我们人是活的，教师是活的，儿童也是活的，活的教师去教活的儿童，难道这个不是活的教育吗？”[28]
“活教育”是面向一切儿童的。经过多年的全面研究和精心设计，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活教育”的整个理论体系包括“活教育”的目标、教学原则、实施教学的四个步骤、五指活动、十个特点和训育原则等。
（一）“活教育”的核心
陈鹤琴提出了“活教育”三大目标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这三大目标分别构成他的“活教育”的目的论、方法论和课程论。它们都是针对中国传统教育缺点的。
他这样阐述“活教育”的目的论：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是非常注重做人的，孔子所谓修身、治国的道理，都是着重于“做人”，可是到了近世，教育本身变了质，以为去读书就是“受教育”，反而把做人忘记了。我们生在中国，是一个中国人，做一个中国人与做一个别的国家的人不同，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与别的国家的社会性质不同。在中国，因为中国社会发展自有特质，因为中国人的生活内容及其意向便必然受此一特质所规定。拿目前的情形来说，中国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遇，人民生活的艰苦，有如水深火热，但亦正因为如此，每一个人都担负了一个历史任务，那便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争取民族独立；对内肃清封建残余，建树科学民主，这便是中国人当前的生活内容与意向，而“活教育”就在要求做这样的中国人。
要做一个现代中国人，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要有健全的身体；二是要有创造的能力；三是要有服务的精神；四是要有合作的态度；五是要有世界的眼光。这五个条件是做人的先决条件。“活教育”必定要培养儿童具备这五个先决条件。[29]
“活教育”要求中国人进一步做世界人，因为时代不再像以前了。他不仅要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质，还要了解世界的潮流，同时，还要过世界的生活。他不仅要为中国的独立而努力，还要为世界和平而奋斗。做世界人，主要的条件便是“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活教育”的目的即在于培养具有这些条件的“人”“中国人”“世界人”。
“活教育”的第二个目标是“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这确定为“活教育”的课程论。陈鹤琴认为，学校教学决不能停留在一学期薄薄的几本教科书上，不能把教科书摊开来遮住儿童的两只眼睛，要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提倡把教育扩大到整个生活所能接触的自然和社会中去。这就突破了以书本和课堂为中心的封闭式教学框架，对于我们今天在搞好课堂教学的同时，积极引导学生学习课堂和书本以外的知识，加强教育的针对性、实用性，建立开放式的教学体系具有启迪意义。
“活教育”的第三个信念是方法论，即“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它和课程论是密切配合的。陈鹤琴认为间接知识和直接经验都是重要的，不可少的。他的教学和学习方法特别强调“做”字。包括观察、调查、研究等实践活动。
陈鹤琴强调实践。他反对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教授方法，反对学生死记硬背。他针对“没有一个儿童不好动，也没有一个儿童不喜欢动”的心理特点，将“做”确定为教学的基本原则。陈鹤琴说：“要了解教学的基本原则在‘做’。所谓‘做’，并不限于双手做才叫做，凡是耳闻、目睹（观察）、调查、研究都包括在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实践’。”陈鹤琴认为，凡是学生能做的，应该让他自己做，通过做与事物发生接触，就能得到直接经验，知道做事的困难，增加对做事的兴趣，从而认识事物的性质，发展做事的能力，减少依赖性，增强自治的能力即独立性。
“活教育”的方法论体现在教学的四个步骤上是最为明显的。在总结了教与学的经验后，为确保“活教育”的实施，陈鹤琴遵循儿童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规律，又将教学实施分为观察实验、阅读参考、发表创作、批评研究四个步骤。在活动中与事物接触才能认识事物，故观察实验为第一步骤。在做中发现了问题，如何解决问题呢？就需要从书本认识，从人类积累的间接经验中去搜集材料，所以阅读参考成为第二个教学步骤。在“做”中积累的经验需要巩固提高，得运用文字或图画来记录或总结，所以发表创作成为实施“活教育”的第三个教学步骤。做了之后究竟对不对，合理与否，需要一个判断，要获得进步，需要得到别人的评价，知道优劣所在，就能鼓舞学习兴趣，推动进一步研究，所以批评研究就成为实施“活教育”的第四个步骤。这四个学习步骤与当代流行的方案教育学、项目活动非常相似。
（二）“活教育”的教学原则及其他
“活教育”理论体系内容中，除三大目标外，还包括十大区别、十七条教学原则、十三条训育基本原则及其实施步骤、五指活动等。
陈鹤琴“活教育”的教学原则主张“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该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该让他自己想”“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以上这些是正确的儿童教育观，是尊重儿童人格的表现。“活教育”的教学原则，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教学方法，如“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教学游戏化”“教学故事化”等。十七条教学原则，突出了以儿童为学习主体的思想及一个“活”字，一个“做”字，使儿童处于主动学习的地位，体现了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和教育观。也充分说明“活教育”是为了一切儿童谋幸福的。这些基于儿童年龄特点和教育规律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对今天的幼教改革仍有很大借鉴作用。
陈鹤琴将全部课程教学过程归纳为五种活动，这就是“活教育”的健康活动、社会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文学活动，简称五指活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期望学生体、智、德、美、劳各方面能全面发展。五指活动的实施，使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又深入了一步。他摸索出的十三条训育原则揭示了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
三、“活教育”与实践相结合
为了创立“活教育”理论和实践，建立中国化科学化的新教育体系，陈鹤琴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坚持进行科学实验和教育实践，尤其是在幼稚园、小学以及他所创办的幼师、幼专实验和推行“活教育”，在当时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和进步作用。
陈鹤琴的“活教育”实验主要是在他创办的幼稚教育机构、小学教育实验区，特别是幼稚师范学校进行的。1940年，陈鹤琴由上海辗转来到江西省临时省会泰和城郊文江村大岭山，创办了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开始系统的“活教育”实验。抗战胜利后，陈鹤琴回到上海，创办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1947年后改称上海市立女子师范学校），江西省立实验幼师之专科部随后不久也迁往上海，成立了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在上海，陈鹤琴继续满怀信心地开展“活教育”实验，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完善。[30]
在改革旧教育创立新教育，探索中国化、科学化教育道路的长期历程中，陈鹤琴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都贯穿了其“活教育”的思想和理论。他前后近70年在儿童心理、家庭教育、幼儿教育、小学教育、社会教育、师范教育、特殊教育、文字改革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开拓性工作。他重视科学实验。编写了幼稚园、小学课本及儿童课外读物数十种，设计与推广玩具、教具和幼稚园设备。1919年他回国工作不久就一边任教一边研究儿童心理、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1925年，他根据教学、研究、观察、实验中所积累的材料，写成《儿童心理之研究》。其中发表他的儿子陈一鸣从一个半月到两岁七个月的生活照片86幅，展示婴儿的发展进程，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他从孩子出生第一天起，进行连续观察和实验，作详细文字与照片记录，长达808天。《儿童心理之研究》，是我国最早用追踪方法研究儿童心理的专著。
陈鹤琴一生热爱儿童，为中华儿童鞠躬尽瘁。他从教60余年，著述400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亲身实践的总结。他通过“活教育”理论以及实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这是陈鹤琴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教育遗产。
回眸20世纪中国的改革发展和展望21世纪的人才教育，我们不能不记住陈鹤琴为之终身探索的“活教育”之活精神。科学评价“活教育”，对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陈鹤琴的教育思想依然有其强盛的生命力。实践证明，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目的论、课程论和方法论是具科学性的，它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陈鹤琴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
【注释】
[1]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页。
[2]蔡元培：《蔡元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l995年版，第295页。
[3]蔡元培：《蔡元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l995年版，第352页。
[4]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页。
[5]蔡元培：《蔡元培教育文选》，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77页。
[6]蔡元培：《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7]同①，第15页。
[8]同①，第2页。
[9]蔡元培：《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2页。
[10]同①，第106页。
[11]沈善洪编：《蔡元培选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8页。
[12]同③，第529页。
[13]沈善洪编：《蔡元培选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29页。
[14]同①，第528页。
[15]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8页。
[16]经亨颐：《动学观与时代之理解》，《教育潮》1919年4月第1期。
[17]经亨颐：《发刊辞》，《教育潮》1919年4月第1期。
[18]经亨颐：《教育的新禧和时间问题》，《教育潮》1919年9月第6期。
[19]经亨颐：《动学观与时代之理解》，《教育潮》1919年4月第1期。
[20]张彬：《经亨颐的教育改革理论和实践》，《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月第14卷第1期。
[21]经亨颐：《今后学校训育之研究》，《教育潮》1919年6月第3期。
[22]经亨颐：《动学观与时代之理解》，《教育潮》1919年4月第1期。
[23]经亨颐：《对教育厅查办员的谈话》，《一师校友会十日刊》第6号。
[24]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访问陈望道记录：《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化运动》。
[25]张凤琴编：《陈鹤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26]陈秀云、柯小卫选编：《陈鹤琴教育思想读本·活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原文选编自1947年9月英文版陈鹤琴著《活教育》，唐绣君、陈秀瑛译。
[27]陈秀云、柯小卫选编：《陈鹤琴教育思想读本·活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
[28]陈秀云、陈一飞编：《陈鹤琴全集》第五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29]陈秀云、陈一飞编：《陈鹤琴全集》第五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9—60页。
[30]张凤琴编：《陈鹤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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