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浙江名家教育思想的深远影响

结　语

从两浙到海内外：近现代浙江名家教育思想的深远影响

浙江近现代涌现出一大批文化精英和教育家，绝不是偶然现象，这既是两浙大地灿烂文化的孕育和历史传统的影响所致，也与地处沿海、较早接受外来文化的地域特点密切相关。近现代浙江名家饱受地域传统文化的熏陶，继承了历代浙江学者对传统和现实所持有的批判精神，并且大多接受过西方文化和教育的洗礼。他们在“教育救国”思想的感召下，脚踏实地献身于教育事业，在理论思维方面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较强的创新欲望，因而在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过程中，作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重大贡献。

近现代浙江名家大多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正值中西思想汇合、新旧意识交错的端口。他们尽管彼此年龄不一，家庭背景各异，但总的说来，自小受旧式教育的熏陶，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新式教育，并且大部分人曾有出国留学或考察的经历。如蔡元培、王国维等出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是严格的儒家教育，因此精于国学，大多应过科举，并拥有秀才、举人、进士等功名，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他们通过留学、出国考察以及阅览国外书报等方式，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使自身知识结构不断更新，日臻完善。19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鲁迅、蒋梦麟、竺可桢、陈鹤琴等，他们幼年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而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主要在新式学堂中完成，其中鲁迅、蒋梦麟、竺可桢等是在中日甲午战争的耻辱和维新思想的启蒙中度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陈鹤琴则在青少年时期经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这些人成年后，有的还走出国门师从名师，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理念。

可见，由于自幼深受两浙传统文化的熏陶，近现代浙江名家不仅具有江浙文人的书卷之气，而且继承了前辈海纳百川的思维容度，在学术上表现出较强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传统和现代参半的教育经历以及新旧学问兼备、中西思想集于一身的知识结构，使他们既熟谙传统经典，又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既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又具备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较好的外语水平以及一定的历史眼光和民主观念，在知识素养、价值取向、社会联系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截然不同于旧式的封建士大夫，而成为具有传统知识分子优良品质的现代学者。

在从浙江走向全国的人员流动的过程中，求取功名或外出求学是主原因和途径。蔡元培是通过应科举而高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从而开始了在北京的一系列教育活动。鲁迅1898年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离开浙江，直到1909年日本留学归来，先后在省内几所学校教书，1912年应蔡元培之召到教育部任职，之后主要在省外活动。蒋梦麟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走出浙江，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应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之邀到上海工作，1919年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教书，此后主要在北京活动。竺可桢小学毕业后不久，离开浙江，先后在上海澄衷学堂、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求学，1918年从美国学成回国后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两年，随后又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执教，直到1936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才回到省内工作。陈鹤琴1911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秋季转入清华学堂，1919年在美国学成后，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之邀到该校任教，从此主要在南京开展幼儿教育活动。另外，维新运动前后，向往新学、兴办新学也是一些教育家离开家乡的重要因素。1898年，王国维出于对新学的向往之情，到上海《时务报》担任书记，正式踏上社会。蔡元培虽辞官回乡，但很快便认识到上海是施展才能之地，遂于1901年赴沪开展教育活动。

近现代浙江名家在全国从事教育活动的地区也较为集中，除浙江省外，他们主要聚集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国家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中心城市。1927年以前，北京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大学逐渐成为全新的文化中心，是学者们向往的场所，再加上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多年，致使许多浙江学者倾向于到北京谋求更大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方面政治中心的南移导致学者们开始选择以南京为主要活动区域，一方面蒋介石颇重同乡关系，常常选派一些浙江人担任各种要职，这样便加速浙江学人往南京集聚。至于与浙江毗邻的大都会上海，受西方影响较深，经济文化发达，常常是浙籍人士背井离乡的第一驿站，且由于其远离政治中心又拥有大量租界，能在动荡的年代营造一个较为和平的环境，故显得更为吸引人。因此，北京、南京、上海等城市之所以成为近现代浙江教育家离开家乡后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各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事实上，他们选择了这些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城市，一定程度上也加速其教育思想与实践活动在各地的传播，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近现代时期，浙江名家活跃在各类学校、杂志社、出版社等文教机构，但主要集中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春晖中学、北京大学、《教育世界》杂志社、商务印书馆等场所。浙江第一师范的前身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成立于1908年，建于科举时代浙江省城贡院的废墟之上，辛亥革命后改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这里是鲁迅从日本留学归来后的第一个工作驿站。经亨颐参与筹建该校，并担任教务长、校长达10余年之久。1920年4月蒋梦麟受命南下调解“一师风潮”，蒋到该校同年，还推荐北京大学学生朱自清、俞平伯来任教。“一师风潮”后，经亨颐离开了浙江一师，受富商陈春澜资助，回上虞筹办春晖中学。春晖中学以其全新的教育理念吸引着众多的名家学者。从1921年到1925年的4年间，在这里任教的有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杨贤江等，而到过春晖居住、讲学的有蔡元培、李叔同、黄炎培、柳亚子、叶圣陶、俞平伯、蒋梦麟等。短短几年，这所位于乡村的中学呈现出崭新的气象，很快蜚声国内，享有“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盛名。

北京大学和浙江也有着很深的渊源，先后出了4位浙江籍校长，即蔡元培、陈大齐、蒋梦麟和马寅初。蒋梦麟把他一生中的最好时光都献给了北京大学，自1919年到北京大学教育系执教，之后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正式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先后主持校务17年，是北京大学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1920年8月，鲁迅接受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1922年王国维受聘为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此外，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浙江学者还有周作人、茅盾、钱玄同、郁达夫、徐志摩等。

近现代浙江名家或致力于学校教育，或组织教育社团、发行报刊，或埋头教育试验、潜心著述，均以自己的方式涉足诸多领域，并在各自领域中开拓出一番新天地，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王国维在中国教育史上创下了许多“第一”。他在我国第一个提出培养“完全之人物”的教育宗旨，也是第一个引进西方的美育思想，并从人的本质、个体发展的角度论证美育的重大作用，表现出其思想的深邃性和前瞻性。他协同罗振玉创办中国第一个教育界的专门刊物——《教育世界》。这是清末明初私人创办的教育杂志中，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也较大的一份刊物。作为《教育世界》主编，他在杂志上最早翻译外国教育学的著作。

此外，蒋梦麟、竺可桢、经亨颐、陈鹤琴等一批近现代浙江名家，和蔡元培一样都是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开拓者，他们分别在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和幼儿教育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浙江的教育家们是致力于突破传统教育体制，从内部进行改革，那么浙江的文学家们则是在文化革新的外部大环境摇旗呐喊，内外呼应，给予大力支持。如周氏兄弟高举人道主义的启蒙旗帜，毕生致力于新文化运动。近现代众多的浙江名家在各自不同的文化领域齐心，为浙江和中国乃至世界的教育现代化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们的这种开拓创新精神，一方面从浙江历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身上可以找到渊源，另一方面也与浙江地处东南沿海，经济较为发达，思想观念往往得风气之先有关。他们的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勇气和他们的教育思想一起，从两浙走向海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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