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箕与《乡土志例目》

五、黄绍箕与《乡土志例目》

说到《乡土志例目》，不能不提到拟定此体例的编者黄绍箕。黄绍箕（1854—1908），字仲弢，又字鲜庵，号曶斋居士。浙江瑞安县人，江苏学政黄体芳之子。“幼而岐嶷，好谋湛之思。”他少承家学，九岁即“浏览经史百家，焚膏继晷，恒至夜分就寝”。十八岁应县试、府试，均获第一，与金晦、孙诒燕合称“庠中三君”。二十四岁肄业于国子监南学。二十六岁中顺天乡试，保和殿复试一等第一名。是年，从张之洞游，后来成为张之洞的侄女婿。黄绍箕“讲求有用之学，于古今学派之流别，中外时局之变迁，潜思精究，智识日益广，事理日益彻”。二十七岁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朝考一等第一名，选入庶常馆。三年后，放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又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三十三岁，奉办教习庶吉士。四十二岁，任会典馆汉文总校官。四十四岁任湖北主考。1898年四月，诏定国是，张之洞荐举人才，首列黄绍箕，认为他“志远才长，治事缜密，中西学术均能贯通，熟于郡国利病，外洋政事”^[36]。1902年，以湖北试用道的身份，被委任为新成立的普通中学堂监督。次年，参与筹办京师大学堂，始任提调。原以张元济为总办，张不就任，转由黄绍箕充任此职，但不久也辞去。四十七岁，任两湖书院监督。其时，鄂、湘、苏、赣四省会同设立“江楚编译局”于江宁（南京），黄绍箕任总纂，罗振玉为其副手。“充编书局监督，首定条目曰：宗旨必归中正，凡奇邪偏宕之词，概从屏绝。又言：‘教科书不可过于繁多，亦不宜失之漏略。’以近来各学堂学生侈言泰西，沾染恶习，译日本大村仁太郎《儿童矫弊论》之警之。”^[37]1906年，授翰林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同年，放任湖北提学使。是年六月，清廷规定，凡任省提学使，均应出国考察，因率各省学使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十月，返回湖北，就任提学使。次年因积劳成疾卒于任上，终年五十四岁。黄绍箕著有《广艺舟双楫评论》、《中国教育史》、《鲜庵遗集》等传世。

黄绍箕学问深厚，他自幼于书无所不览，其藏书处“蓼绥阁”有书1100余部，珍本亦有100余种。在京师奉职期间，他经常奉光绪帝诏对，力陈兴“新学”之议。在两湖书院监督任上，曾主持选拔优等生三十人留学日本，攻读师范教育。这批人回国后，训练师资数千人，为鄂湘两省解决了师资不足的困难。他还倡议设立湖北省学务处，总揽全省教育事业，这一建议后来为张之洞所采纳，试行有效，于1904年推行全国。黄氏深受张之洞赏识，张氏曾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连日与仲弢、念劬谈编教科书，此教育根基，关系极重。”^[38]《国史儒林传》中说：“今日海内学校如林，教科成立，皆绍箕首先提倡之力。”日本学界更推尊其为“仲尼后一人”。他在教育方面的建树十分可观，他和孙诒让编写的五卷本《中国教育史》，是我国第一部教育通史，影响深远。^[39]

黄绍箕主持江楚编译局时，曾刊印多种教科类书籍，其中就有《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周振鹤先生著《晚清营业书目》中所收《元宁乡土志》）。其《留别编书局同人》一诗描述了他在编译局的感受：“少作雕虫悔已多，九流晚出各殊科。微言大义愁乖绝，旧学新知赖切磋。黄帝教来乌拉岭，素王书过斡难河。镕模采算劳甄录，江上精庐细眼摩。”^[40]

黄绍箕的教育思想无疑受到日本教育的影响，“比至日本，专门博士岩井上哲次郎、加藤宏之、菊池大麓，教育家若新次素、纳治五郎往复讨论无虚日。”^[41]在其考察日本时，曾作《冒雨游箱根，宿塔之泽环翠楼，翌晨观小田原学校》，诗中云“著屐女郎解西语，握铅学子描晚枫”^[42]。这些考察经历，对其小学教育思想必然有所启发。

黄绍箕对史志目录深有研究，曾按班固《汉书·艺文志》原本，辑刘向、刘歆《别录》、《七略》佚文，并且依据历代史志，旁采诸家书录，收集郑樵、章学诚二人之遗，以二十年之力编成《汉书艺文志辑略》。因此，他所编的《乡土志例目》有着浓厚的传统志书的风格。《乡土志例目》吸收了传统地方志的基本体例和内容特色，基本上是地方志体例，由此奠定了官方所编乡土教材的基本格局。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黄绍箕编订的《乡土志例目》经由学务大臣上报，由光绪帝下旨颁发。^[43]不久，此奏报在《教育官报》及各省教育报刊上相继刊登。现全文转录如下：

学务大臣奏据编书局监督编成乡土志例目拟通饬编辑片

再据编书局监督、翰林院候补、侍读学士黄绍箕咨称：查《初等小学堂章程》，历史、舆地、格致三科，均就乡土编课，用意至为精善。谨遵照《章程》编成《例目》，拟恳奏请饬下各省督抚，发交各府、厅、州、县，择士绅中博学能文者，按目考查，依例采录。地近则易详，事分则易举，自奉文始，限一年成书，由地方官径将清本邮寄京师编书局，一面录副，详报本省督抚，庶免转折迟延，并令各省地方官将本省通志及府厅州县志邮寄编书局，以咨参考。各处乡土志辑稿送到，由局员删润画一，呈请学务大臣审定，通行各省小学堂授课。又各省前次绘送会典馆地图，并需各寄一份以备编纂之用。如无印本，可照底稿本摹绘寄京各等。因臣等察核各节均为编辑课本，力求翔实起见，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奉旨：知道了。钦此。^[44]

《乡土志例目》是清政府为推广乡土爱国教育而颁发的唯一一个指导性规范。这个课本例目从此在我国方志编纂史和小学乡土教育史上，成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1946年，在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出的第二期“辑刊”上，学者赵燕声曾对乡土志做过一翻整理，并撰《馆藏乡土志辑目》一文。1985年田雨发表《清学部颁〈乡土志例目〉》，对《乡土志例目》亦做过标点、整理。两位学者依据的都是《铜梁乡土志》。^[45]兹再次整理全文如下：

乡土志例目

《奏定学堂章程》所列初等小学堂学科，于历史则讲乡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于地理则讲乡土之道里、建置，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于格致则讲乡土之植物、动物、矿物。凡关于日用所必需者，使知其作用及名称。盖以幼稚之知识，遽求高深之理想，势必凿枘难入。惟乡土之事，为耳所习闻，目所常见，虽街谈巷论，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平时供儿童之嬉戏者，一经指点，皆成学问。其引人入胜之法，无逾此者。当必由府、厅、州、县，各撰乡土志，然后可以授课。海内甚感守令至多，言人人殊，虑或庞杂，用是拟撰例目，以为程式。守令虽事繁，但能征本地读书能文者二三人，按目考查，依例编撰，不过数月，即可成书。事必求其详核，文必期于简雅。俟采辑成编，一面将清本邮寄京师编书局，一面录副详报本省大吏，以免转折迟延。经局员审定删润，俾归一律，订成定本，并各种教科书，发交各府、厅、州、县，以为小学课本，庶可成完全之学科，迪童蒙之知识。他日进学成才，皆基于此。贤守令幸勿忽视。

乡土凡分为四：曰府，自治之地，所辖之州县不与焉；曰直隶州，自治之地，所辖之州县不与焉；曰州；曰县。今于四者，均名曰本境。

历史

本境何代何年置（所谓本境者，即现在之府、州、县名也）。

未置本境以前，唐、虞、夏、商、周属何州，春秋战国属何国，秦汉以降，何代属何郡县，何代改何州、县、府。

既置本境以后，何代属何（州、郡）县。

政绩录

官本境者，有惠政，均纪之，以年月先后为次，约分三端（通古今而言，后仿此）：兴利，去害，听讼。

兵事录

有全在本境者，或本境有何叛党，或他境有何叛党来犯本境，均叙其事之本末。

有涉及本境者，如一大兵事，或以本境为战地，或以本境为险要，或在本境屯驻，则节录在本境一段事。

耆旧录

以本境之乡贤为后学之感劝，约分为二：事业，以实行为凭，孝（善于父母）、友（善于兄弟）、睦（亲于九族）、姻（亲于外亲）、任（信于友道）、恤（恤振忧贫）是也；学问，以著述为凭，经、史、子、集、小学、舆地、算学、科技、医学、理化是也。

凡历代名儒、名臣、功臣、循吏、忠节，为本境之产、生人者，均应收入。惟已见正史及国史有传者，不必详录全传，但著录姓名，注明见何史、何传。其生平之事迹果能感动人心者，亦须节录一二。不见正史及国史者，应稍详。

附名宦祠，乡贤祠、忠义节烈祠附入。

人类

本境于旗、汉户口外，有他种人者，务考其源流，叙其本末、世系。现在户口若干，聚居何村、何山，其风俗大略，均应编入。其种约分：回、番、畲、猓、苗、傜、童、狑、犽、狼、皿、、打牲、貂、黎、土司。如土司不属府、州、县者，则由布政司查明编辑。

户口

本境户口、丁数，务查明现在实数编入。如有兵荒、疾疫，及因农商各事情形变迁，致影响生齿盛衰聚散，有相关之故者，详悉载入，并查近年来本境旗户（男口若干，女口若干）、汉户（男口若干，女口若干）。

氏族

本境有何大姓，某姓如何受氏，何时自何处迁居本境，至今传几代。

宗教

本境所有外教，务查明编入。回教人若干。回教与回种有分别，回种系真阿剌伯人，可编入人类。回教有阿剌伯人，有旗、汉人入教者，均编入此。喇嘛、黄教、红教人若干。天主教人若干。耶苏教人若干。

实业

凡齐民不入他教者，务查明实业。分而为四：士若干，农若干，工若干，商若干。

地理

本境在省城之何方向若干里（凡言方向，分四正、四隅；言里数，以人行道计），在府城之何方向若干里（凡府与直隶州，自治地无此条）。

本境四界系何境，如本境之界不止四境者，则以四隅向明之。

本境分为若干区，或名为乡，或名为村，或名为团，或名为里，各就其旧称记之。

何区在城之何方向若干里。

区之四界系何区（同本境）。

城内、区内有何古迹、祠庙、坊表、桥梁、市镇、学堂。

山

某山在本境治所之何方向、若干里、何区内，或盘亘数区。山之何方，距何水若干里（指最近处）。如近山有数水，均详之。山内有何水源，其水向何方流。

水

叙水道之源委，约分为四：

有源委全在本境者，某水源出本境治所之何方向、若干里、何区、何山，其水向何方流，经历何区、何市镇，至何处与何小水会。其小水发源何区、何山，向何方流，经历何处来会。又向何方流，至何处入何水，约行若干里。

有源委均不在本境者，某水发源何境、何山、何方，流至何处入本境（入本境处，在本境治所之何方若干里）。向何方流，至何处，有何水自何方来注。又向何方流，过何城、何区、何市镇、何大山之麓（须注明山之方向），至何处出本境（出本境处，在本境治所之何方若干里）。入何境内，行境内若干里耳。

有源在本境，而委在他境者，叙法略同源委全在本境者，但后不言入何水，而言至何处出界，入某境，行境内若干里。

有源在他境，而委在本境者，叙法略同源委均不在本境者，但后不言出本境，而言入何水，行境内若干里耳。

又有人力沟通之水道，务载明何方，自何处上承何水，向何方行过何地，至何处注何水。凡水之可通舟楫者，务注明自委上溯至何区、何地可行大船，自何区、何地至何地可行小船（可以所载之石计大小），或可行筏。

凡濒海之境，则须明海岸之湾曲、港汊及所辖之岛屿，并注明海岸、岛岸之湾港，何处可泊轮船，何处可泊民船。濒长江大湖之境，亦须记江湖之港，何处可停泊。

凡山间之水流，可行船者务注明何处为急流，何处为平流。水有春夏涨而秋冬枯者，须分别注明。

道路

自本境治地起，出城之何方，行若干里，为何地（每十里必记一地名）。又行若干里，逾何山岭，渡何水，至何地，与何支路会。其支路何方，自何地来，经何地，过何山水，行若干里来会本路。又向何方，行若干里（逾山、渡水、过何地，同前），至何地。或左或右，分一支路。其支路向何方行（计里、逾山、渡水、过地，同前），至何地，或会何路，或出界，或止本境。路又向何方，行若干里（同前），至何地，出何界，与何境、何路接。

物产

分天然产、制造产二端。天然产，动物、植物、矿物是也。用三者之本质制成器物，则制造产也。今以天然产列上，制造产列下。

动物　植物　矿物

动物制造　植物制造　矿物制造

制造之品虽多，其本质不外动、植、矿三类。如虎、豹、牛、羊，皆天然动物产也，其骨、革、齿、毛所制之物，皆动物制造也。丝出于蚕，蚕为动物，产丝为动物制造。布出于棉，棉为植物，产布则为植物制造。他如金、银、铜、铁、锡、玉、石所制之器皆然。兹举一二，以概其余。或有合数质为一器者，则取其多数而归类焉。惟天然产、制造产均应分大宗、常产、特产而注记之。又有本境之天然，而在他境制造者，或他境之天然，而在本境制造者，尤应分别详载。

商务

本境所产之物、所制之品，何项在本境销行，每岁若干；何项运出本境（注明水运、陆运），在何地销行，每岁若干；自他境何地运入本境之何货物（注明水运、陆运），在何地每岁销行若干。

从体例、内容上看，《乡土志例目》全面贯彻了新学制的教育宗旨。教育内容共分为十五个部分：历史、政绩、兵事、耆旧、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与明清以降的传统志书内容相比，出现了“人类”、“实业”、“商务”三个新的门类。其中，“人类”记载民族内容，“实业”记载士农工商所占人口比例，“商务”记载本地对内、对外贸易状况。这些新增的内容，是在当时外有“列强环伺”，国内“积贫积弱”的状况下，全社会对“实业救国”、“商业救国”等理念的外在反应。这种变化，时人已有认识。《章邱县乡土志》认为：“谨绎编纂大旨，注重简括，固不能尽本志书，而体例亦实相等，至如原刊条目之兵事、氏族、宗教、实业等类，志无专门，尤须编列，正所以重科教也。”^[46]另外，清政府不但希望通过乡土教育培养童蒙的“忠爱之本源”，而且在“兵事录”中，要求“本境有何叛党，或他境有何叛党来犯本境，均叙其事之本末”，显然是对东南一隅日益兴起的排满革命保持了相当的警惕，希望借此加强对民众思想的控制。

在学制颁布之后，《乡土志例目》颁布之前，辽宁省就自行下发了编纂体例。^[47]国粹学会的刘师培编辑了《乡土志序例》，不过由于多种原因，这个序例并没有用于指导实践。^[48]另外，还可能出现其他类似的体例，广东《仁化乡土志》的作者就说：“查报纸有《乡土范本》一书，以劝学所绅不肯购买，无从取阅。”^[49]可见，乡土教育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当时并非仅此一种官方颁布的体例。

【注释】

[1]《清史稿》，志二十九，地理一。

[2]《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383页，“维新时代的遗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583页，“清王朝的灭亡，1908—19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4]参见戴本博：《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12～2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5]王长纯、梁建：《初等教育》，270页，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6]王长纯、梁建：《初等教育》，27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7]王长纯、梁建：《初等教育》，249页，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8]王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38页，138页，人民出版社。1987。

[9]袁锐锷、张季娟：《外国教育史纲》，233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0]吴志尧：《小学乡土教育》，6～7页。商务印书馆，1949。

[11]吴增芥：《各国初等教育发展史》，164～165页，商务印书馆，1948。

[12]戴鸿慈、端方辑：《列国政要》，卷廿七，教育二，光绪三十三年石印本，商务印书馆。转引自陈碧如：《乡土志探源》，载《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4期。

[13]吴志尧：《小学乡土教育》，8～9页，商务印书馆，1949。

[14]吴志尧：《小学乡土教育》，30页，商务印书馆，1949。

[15]吴志尧：《小学乡土教育》，7页，商务印书馆，1949。

[16]陈胜庆：《乡土地理教育新论》，16页，测绘出版社，1992。

[17]南洋公学译书院初译、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补订：《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第65册，第133至140页，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印。转引自陈碧如：《乡土志探源》，载《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4期。另参见：陈俊英、韩秀梅：《日本明治时期初等教育的普及与回顾》，载《日本问题研究》，1998年第4期。

[18]详见卫道治：《中外教育交流史》，第二章第一节：“模仿与借鉴：清末教育改革中的日本模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9]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52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20]张百熙：《奏定学堂章程》，山东官书局，光绪廿九年刊本。转引自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28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21]卫道治：《中外教育交流史》，558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2]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226～22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23]《益阳乡土志》，“序”。

[24]四川省《中江县乡土志》，游夔一“跋”。

[25]《束鹿县乡土志》，“弁言”。

[26]张之洞：《游学篇·外篇》。

[27]张之洞：《广译》，见《游学篇·外篇》。

[28]《湖北学生界》，第1期，122页。

[29]《江苏》，第1期，“记事”。

[30]转引自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载《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

[31]转引自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1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2]转引自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1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3]《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折》，宣统元年（1909）。转引自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54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34]夏诒垣修，李席纂：《晋县乡土志》，夏“序”。宣统二年修，民国十七年抄本。

[35]《益阳乡土志》，“序”。

[36]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编，346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十二辑。

[37]宋慈抱：《黄绍箕传》，见钱钟联《广清碑传集》，1146～1147页，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黄绍箕传又见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72页，1981。《瑞安文史资料》第十七辑为黄绍箕专集，1998年。又见洪震寰：《黄绍箕的生平及其教育业绩》，载《温州师专学报》，1985年第3期。

[38]张之洞：《致上海罗叔芸（振玉）》，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三十日（1901年11月10日），《张文襄公全集》，卷174。转引自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11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钱恂（1853—1927），字念劬。浙江吴兴（今湖州）人。薛福成门人。受薛之命，整理宁波“天一阁”存书。1890年以直隶候补县丞随薛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回国后，协助张之洞兴办洋务。1893年以盐运使衔分省补用知府，出任湖北自强学堂提调首任提调、武备学堂提调。出任湖北自强学堂期间，协助总办蔡锡勇为学堂聘请师资、制定章程、筹措经费、建筑校舍、管理师生、编订教材、组织教学。1898年蔡病逝后，学堂不再设总办，所有校务均由钱负责。其在任期的作为为自强学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98年，钱恂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1905年为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大臣参赞官。1907年以江苏省补用知府出任出使荷兰大臣。次年任出使意大利大臣。宣统元年（1909）回国。1914年6月，任北京政府参政院参政。著有《天一阁见存书目》、《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等。

[39]参见杜成宪：《关于中国第一部〈中国教育史〉的几个问题》，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6年第1期。

[40]黄绍箕：《鲜庵遗稿》（卷附补遗），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本。

[41]宋慈抱：《黄绍箕传》，见钱钟联《广清碑传集》，1146～1147页，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

[42]黄绍箕：《鲜庵遗稿》（卷附补遗），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本，复旦图书馆藏。

[43]《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一年六月甲子”，5370页，中华书局，1984。

[44]《学务大臣奏请饬省各属调查乡土志目片（附乡土志例目）》，载《教育世界》100号（乙巳八期）；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发行的《东方杂志》（1905年第9期，“教育”）也刊出了这则消息。

[45]田雨：《清学部颁〈乡土志例目〉》，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乡土志例目》原本存世不少，如上海图书馆藏有光绪三十三年“广东学务处”编发的《乡土志例目》印本，福建《闽县乡土志》、湖南《益阳乡土志》、四川《蒲江县乡土志》、山东《安丘县乡土志》均收有《乡土志例目》全文。

[46]杨学渊修：《章邱县乡土志》，杨氏跋，光绪三十三年。

[47]详见本书之“乡土志书的编纂群体及审查”。

[48]详见本书之“‘国粹派学者’对乡土志的理论探讨：刘师培的《乡土志目》”。

[49]《仁化县志》，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