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及文人士绅群体

（一）编纂主体：地方官员及文人士绅群体

中国传统文人士绅自古以来就有编纂地方文献的优良传统，而地方官员初到某地任职，也向来习惯取阅本地地方志书，作为了解本地风土人情的案头书。早在唐代就曾有记载：韩愈到韶州之前，就向人借取韶州的地方志观看，并留下了“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的诗句。^[9]编纂地方志成为古代地方官员的一种传统。另外，中国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出于编定“一统志”的需要，要求地方编定地方志书，上呈朝廷。从某种程度上讲，编纂地方志书，也可视作地方官员的一种政绩，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地方官员编纂地方志书的热情。

清政府所推动的教育改革措施，顺应了历史潮流，得到了基层官员的支持，其改革措施在各府厅州县得到较好的实施。《乡土志例目》先由编书局下发到各省学务处，然后再由学务处的学宪下发到下属府厅州县，各知府、知州、县事及其僚属自然成为乡土志和乡土教科书的编纂主体，各地新成立的劝学所、教育会则成为编纂的主力机构。从统计表看，山东、四川、陕西、新疆、辽宁、广东等省区存书的乡土志数目最多，其数目多少和这些地区所辖县的数目是相符合的。这都说明，乡土教育符合尊君、忠于朝廷、重视桑梓的传统教化，得到了基层旧、新知识分子的认同，因此纂修比较普遍。

1905年5月，《乡土志例目》制定，同月就下发到各省学务处。当时全国发行的《教育杂志》^[10]、《东方杂志》^[11]都对此事做了报道。事隔一两年后，学部还曾督促此事：

查编书局现已裁并。各种课本，均由本部编译图书局编纂，各处乡土志及通志、府厅州县志地图等，逾期未寄者尚属不少，应即催办，速寄以备编纂之用。……饬为此札，仰该司即便钦遵，查照饬催办勿延。^[12]

作为一项由御旨自上而下推行的学务改革，兴建学堂成为各地官长的主要关注点之一，编纂乡土志书自然也受到地方官的高度重视，因此，今天存书的绝大多数的乡土志书都是当时各地府事、县事（县令）、负责教育的教谕或其他僚属所纂修，“政值维新，人惟求旧”^[13]，尤其是按《乡土志例目》编纂的乡土志书，大部分是由这部分人编成，显示出他们的积极性颇高。很多乡土志是由厅县的地方长官组织人员编写，或者组织人员进行采访，都有一些具体的步骤规定。福建《平潭乡土志略》“先据县志，后据公牍，续据采访；采访一事，十二甲均已出示。如有送呈学堂堂长处者，堂长查阅无讹，即送厅署核定编辑，转呈提学使司鉴定，发入学堂，照给学生诵读，以符定章。”该书的主编、县事宋廷模说：“幸与教员王蓉镜、幕宾朱炽伯、堂长詹琴轩、董事林竹孙、司事林云樵及二三同志克期臧事。”^[14]又如光绪三十二年《浏阳县乡土志》由本县知县、教谕纂修成书。光绪三十三年《辰州府乡土志》由“知辰州府事觉罗清泰识于中学堂”。宣统元年《齐东县乡土志》的“跋”中说：

去年奉到上宪札，饬令各县乡土志一律纂修，因吾邑款项支绌，未遑兴办。迨慕谦马明府莅任时，至暑假约集四乡绅耆各处采访，普设纂修局于高等小学堂中，延请袁馥村、赵仁村二先生，检阅册籍，调查卷档，按照定章，秉公核实，选录成册。^[15]

光绪三十一年《束鹿县乡土志》中提到该书的编辑情景：

乃于公务局后打扫闭轩，集一时文人学士，适馆授餐，左图右史，共研切磨。除搜采本邑及各邻村志乘外，其余如世家望族之藏书，逸士乡贤之杂著，靡不旁搜……故即颜其额曰：编辑精庐。^[16]

最为典型者是陕西《韩城县乡土志》，此书为县事张瑞玑集合地方文人所编。张氏云：

丙午瑞玑权韩，日以振兴学堂为急务，经营数月，高等小学渐已就绪，惟各乡镇初等小学，设立逾数十处，而教授迄无定本。瑞玑乃邀龙门诸君子，朝夕考订，急修乡土志，盖为初等小学前二年之教科书也。^[17]

光绪三十三年（1907）《邵阳县乡土志》，参编人员中，主修为知府、知州、知县，协修为教谕、训导，监修为典史，纂修为候选教谕，其阵容宛如以往编辑地方志的规模。福建省侯官县“为福建省会，福州府附郭首县，与侯官县同城治”^[18]，与闽县所辖地区大致位于同一地域，但仍严格按照行政区划分别编纂了《侯官县乡土志》和《闽县乡土志》，主持编纂者为同一个地方官员群体。《福安乡土志》由清末著名御史江春霖“鉴定”^[19]。尚干乡人、光绪朝进士林履端为陶南学堂编写了《尚干乡土志》。其中最突出者，当时新疆省建置有6府、8直隶厅、2直隶州、2分防厅、1州、21县、2分县，合计42个地方政权机构。为编纂乡土志，各府厅州县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结果有39个不同地方编成乡土志，全部由地方长官编写，而且其体例无一例外都是遵循《乡土志例目》规定的十五大类。其中，时任县丞的潘宗岳一人就曾修了《柯坪乡土志》、《温宿县乡土志》两种。陕西的三十余种乡土志书也都是按《乡土志例目》编排，且编者大多也是地方长官。另外，东北、华北、西南地区很多地方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个特点。资料证明，乡土志书编成之后，由官方向本地各校发放。《法库厅乡土志》说：“是书铅印发给城乡小学，以为研究之一助，或有所见闻，据实增入，以匡不逮而成善本，是所厚望。”^[20]不同地区的乡土志书在当时也是互有交流的，《蒲江县乡土志》说：“乡土志只照《乡土志例目》按目察考，依例采录，邮寄京师编书局以备编纂之用。编者因去冬省视学伍先生鋆视学来蒲，面祈惠教，呈顾邑尊所赐《江苏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二册、《新繁县乡土志》二册（顾邑尊下车伊始，首重修乡土志，论编者照修，早日成书，故有此赐），请定从违先生命，仿江苏教科书，先标纲目，粗具规模，斯京师编书局易于删润。故编次遵《乡土志例目》，而中具教科书体略。”^[21]

清末乡土志书，很多都沿用了《乡土志例目》及其相关谕旨、规定，对乡土教育在当前局势下的意义作了适合地情的阐发。《永定县乡土志》中，县事王树人道出了清政府实行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

……盖自庚子之变，教匪煽乱畿辅，东西洋各国联军深入，师徒扰败，乘舆西幸长安，此我中国君臣上下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之秋也。已而和议告成，朝廷励精图治，慨然兴学，将欲举文事武备同归一途，胥天下人民而教之学，学以为自强根本，尤必端本于童蒙，此乡土志之所以作也。^[22]

《永定县乡土志》的实际编纂者，内阁协办、侍读中书舍人、乙酉科举人侯昌铭说：

今乡土志所志，与本境之沿革，兵事之利钝，政教文物之兴替，山水道里之所经，物产财贿之所出，据事直书，因文见义，不为诡异恢奇之谈以乱童稚耳目，凡以正其心术也。窃独怪今之学者，以朝廷舍旧谋新，参用泰西各法，遂废弃中学，于经史义理所在，曾未得其恍惚，日悻悻然，倡为乱行邪说，颂他人为文明，鄙先进为老朽。考其所学，类与朝章相违背。而为之师者，无会通古今之学，斟酌中西之才，朝文授受，辄依违阿悦，不能自伸其所学，以定学者之志趋。设进以乡土之习见、习闻，其能不斥为老朽，而目为顽固也乎？不知泰西各法，无事不沿袭中土，其学者能读中国十三经二十四史，于地文天壤，人官物曲，较中人言之尤详，非竟废书不读，徒空谈为名高也。况国家立法，自有本末，吾人入学，亦有次第，为高者必固丘陵，为下者必固川泽。故一家之学，可以化一乡；一乡之学，可以化一邑。天下者，一乡一邑之积也，方志具体而微，然幼儿习之，长而充之，推而行之，放手四海，是在教者、学者之善体朝廷至意也。^[23]

侯氏着重谈了乡土教育的意义。他站在传统文人的立场表达了自己对当前教育界、知识界的看法：在朝廷推行改革时，地方上出现了以新学为时尚，废弃传统学问的倾向，有视乡土教育为“老朽”、“顽固”的现象。“考其所学，类与朝章相违背”，而且担任教师的人，也是“无会通古今之学，斟酌中西之才”。侯氏认为，甚至西方的学者，也不乏能读中国传统经典的，有些比我们中国人还要熟悉中国传统经典；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却弃传统文化如敝帚。作者希望通过乡土教育，能够使儿童“正其心术”，并最终起到“化一乡”、“化一邑”的效果，认为这样才是“善体朝廷至意”。

山东《恩县乡土志》是县事汪鸿孙负责编纂的，他在书中也表达了对朝廷推广乡土教育的认同：

且以人之为学也，自少而壮而老，心不为不尽力，力不为不竭，叩以乡里之事，茫然不知。……泰西各国，咸重中学，虽课目不同，要皆以乡土志为入学之先务。盖童蒙之学，莫切于此也。朝廷励精图治，首重学堂，《钦定小学堂章程》分历史、舆地、格致三科，而以乡土志县，立法善矣。^[24]

汪氏认为，人们自少至老，尽力学习，但却对桑梓的情形没有什么知识和概念，这和西方国家相比是有差距的。朝廷当前励精图治，重视学校改革，颁布章程，提倡乡土历史、地理、格致教育，其立意和办法是好的。

《宽甸县乡土志》着重从儿童的理解能力来看乡土教育：

考西国小学堂，于历史、地理各门，必先肄习本乡之历史、地理，诚以学童年幼，知识未开，语以环球大势，诸多杆格，不足鼓荡兴趣，唯就眼前之一山一水、一名一物，口讲指画，反觉亲切有味。是乡土志之编，诚最亟最要。^[25]

《范县乡土志》是由县事杨沂主持编纂的。杨氏从中国传统诗歌对人的影响来谈乡土文献的价值：

乡土辑为志，犹国风登于诗。诗本人情，该物理，歌谣皆习熟见闻，学者吟咏焉，绎焉，不禁欢欣鼓舞，陶淑其性情，而不知乡土地志亦然。谨案《奏定章程》，初等小学历史、地理、格致三科皆从乡土入手，盖以事易晓，言易入，闻政绩、耆旧而感触深，览山水、产业而知识开，阅地理、户口及氏族而桑梓之念笃。是合兴观群怨、事君父与多识，一以贯之也。^[26]

他认为乡土志如同《诗经》中的国风，可以陶冶性情；而且乡土志还能使人长见识，培育人的桑梓之情。这和观民风、“事君父”理念的价值一样大。又比如《阳城县乡土志》认为：“阳城僻处一隅，风气尚锢，小学、蒙学诸生其于此志尤为当务之急。”^[27]

也有个别地方，尽管按照《乡土志例目》编纂了乡土志，但或许并不清楚编纂乡土志是专门供新式学堂开展乡土教育之用。《莘县乡土志》就是其代表：

自州县有志，而政治之得失见焉，风俗之侦（贞）淫见焉，人品物类之臧否亦见焉。然就各州各县以观其志，似铺张而多饰，不若即各乡各土以名其志，愈简朴而易明，故征文考献之余，宜遵存信阙疑之律，非徒载疆理土田，可于斯瞻广狭也……政治出其中，风俗出其中，人品物类出其中，不于此修而明之，恐代远年湮，亦空抚残碑断简，致慨坠绪之茫茫焉耳。……如是，则乡土之志，非及其时以修之不可，非得其人以修之亦不可。今当国家励精图治，政教维新，方欲览各省通志以为布化宣猷之准，而不知各省有志，其端始于各州县，州县有志，其实稽于各乡土，此修通志之所由来也，此修通志而因以修乡土志之所由来也。^[28]

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官员及其僚属是乡土志书的主要编纂者；而由他们编纂的乡土志书，大多按照《乡土志例目》的格式编排。这反映出清政府努力使新式教育的内容以官方可以控制的方式编排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