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乡土志书的审查与“乡土教科书事件”

（五）清政府对乡土志书的审查与“乡土教科书事件”

在《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之前，京师大学堂负责组织人员编写各科教材目录，类似各科教学大纲，由学务大臣下发各省学务处，以求教育标准的一致。由各省编书局编写完后，送各学务处审定，然后予以推行。关于清政府对教科书的审查制度，已经有学者做了详细研究，此处不再赘述。^[64]乡土教育也不例外，《乡土志例目》就是一个标准范本，按照其规定，“俟采辑成编，一面将清本邮寄京师编书局审，一面录副，详报本省大吏，以免转折迟延。经局员审定删润，俾归一律，订成定本，并各种教科书发交各府、厅、州、县，以为小学课本，庶可成完全之学科，迪童蒙之知识，他日进学成才，皆基于此。贤守令幸勿忽视”。按照这个要求，各地官员所编乡土课本，除了要符合《乡土志例目》的程式、规定期限之外，还和私家撰述一样，都要通过编书处的审查。对于地方编纂乡土志书拖延时日、质量较差的要给予批评；相反，编纂态度比较积极、成书质量较高的，京师大学堂编书处、省学务处以及后来的学部均会给予表扬。比如，辽宁省提学曾批评开原等县“各属遵饬送到者固属不少，而未经呈送者尚有多处，实属玩延已极，今再札催”。为此，开原县县令曾给该县劝学所发文，要求尽快按上级规定编写乡土志。^[65]与此相反，吉林省长寿县则受到了上级表扬。光绪三十三年，吉林省长寿县知县向学部提交了《长寿县乡土志》，其汇报中说：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蒙学宪吴札，催前奉学部札开，编书局现已裁撤，各种课本均由本部图书局编纂。所有各处乡土志及通志，府、厅、州、县志，地图等，逾限未寄到者尚属不少。应即催办速寄，以备编纂等因。奉此转饬催办各在案。迄今又逾数月，除新城府、宾州厅、延吉厅、伊通州、农安县、榆树县、磐石县等处，均经册报不计外，其余未经造报之各府、厅、州、县，逾限多日，合再严催，为此札饬。札到该县，务即遵照前发例目，将乡土志并原有志书，分析册报。限文到半月内详送到司，以凭编辑咨部，勿再迟延，至干部议。切切特札等因。蒙此，遵查卑县设县未久，尚无原有志书，仅将所属山川、道路及一切出产，遵照前发例目，选派绅士，采访编辑成书，并绘县界限全图，理合备文送宪台查核。除分详外，为此具详，伏乞照详施行。须至书册者，计详送志书二本。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知县刘清书。

省学务处认为，长寿县设置未久，并无现成的地方志乘可供参考，能够及时按要求编成乡土志，实属不易。因此，学务股批文说：

据详并送该县编辑乡土志，均悉。仰提学司汇编总册，详核办理，并应核咨。再，吉林道转饬知照至该处原无志书，该县设治未久……竟能悉心采访，编辑成书，洵堪嘉，当属难得，并即传谕嘉奖，以照激劝，此缴书册乡土志存。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学务股员王建中拟。^[66]

对乡土志的体例有严格的要求。资料表明，在《乡土志例目》下发到各省学务处之前，东北地区个别省份已经根据新颁布的学制要求，自己制定体例，指导下辖州、县编纂乡土志书。辽宁省有很多地方在光绪末年到宣统二年短短的三四年间，都编纂了两种以上的乡土志书。比如，广宁（今北镇）、宽甸、辽阳、盖平、盘山等地都有这三四年内所编的早晚两种不同的乡土志书。无一例外的是，其中较早编纂的版本均采用了传统方志的体例，而紧接着重新编写的版本则都采用的是《乡土志例目》的体例。从这一点上可以判断，在两个学制制定和下发后不久，辽宁（盛京，光绪三十三年改奉天）地方长官曾拟定了一份具有鲜明的“通志”特色的乡土志书体例，而且很可能已经把这个体例下发到了各府、厅、州、县。但时隔不久，编书局就下发了《乡土志例目》，作为统一的格式。因此，早先编写的乡土志书就因格式不对，被要求重新编纂。光绪三十三年成书的《宽甸县乡土志》，编写者马梦吉在序中说：

前奉京师编书局颁发《乡土志例目》，饬即编辑。嗣奉省前学务处，按照统志编成草本，札发到宽。弟以宽甸县设治未久，素乏通才，志书尚付阙如，编辑苦无依据。吉于客夏来权斯邑，每于会余之暇，邀集能文者，按目考察，依例编撰，竭三阅月之功，而此书告成。呈蒙使宪以前学务处所发办法，与京师编书局所颁例目不符，饬仍查照原发例目编送，遵即照办成编，虽挂漏之讥在所不免，然管中窥豹，亦足略见一斑，求为蒙小学教育家之一助云尔。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八月浣，花翎同知衔在任，候补直隶州知州，知宽甸县事马梦吉编识。津门马梦吉熊占编著，沈水郑英澜同辑。宽甸县知县呈送，遵颁例目重辑乡土志书。^[67]

光绪三十四年《广宁县乡土志》也因为体例不合而遭到批评，再次编纂。该书作者萧玉春说：

光绪三十二年，学部通饬各省府厅州县编纂乡土志一书，定为初等小学课本。三十三年三月，广宁县松大令馨山奉提学宪札催编纂，松大令即委其责于余。因松令催促甚迫，仅十余日即草创成书。时值杨大令海琴接署广宁事，将所编乡土志辑呈提学宪，当因体裁不合，札饬别作。……仍委其责予余。书成，仍经提学宪以简略批驳。札饬广宁县杨大令延聘通才，另外编集。予聆批之下，无地自容……^[68]

由于体例不符合规定，两次受到上司谴责，《广宁县乡土志》作者萧玉春竟然感到“聆批之下，无地自容”。由此可见，乡土书编纂体例在当时地方官员的观念中，处在相当重要的位置。

乡土志书审查制度得到了非常认真严格的落实。前文提到的广东嘉应州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谢宗熙、熊理、陈秉鋆、萧启冈、张炜镛五名教员都曾编纂了本地的历史、地理或格致乡土教科书，并且都曾把自己所编教科本送交学部审定。学部一一给予点评：

据呈及书均悉，熊理编《改良嘉应乡土历史教科书》，查《初等小学章程》，第一、二两年授以乡土历史，使童蒙得以考见本土之名贤遗迹，动其钦仰效法之心。是编引述简明，编为八十一课，颇有条理，每课中字句有未妥处，皆为签出，俟改正后再呈部审定。陈秉鋆编《嘉应乡土历史教科书》，次第秩然，简而不陋，实而有征，较之熊理所编尤便蒙童讲习，准作为审定本。熊理编《嘉应乡土地理教科书》，分八十课，略述大概，简而易明，可做参考之用。每课间有宜订者，逐条标出，俟改正后再呈审定。萧启冈编《嘉应乡土地理教科书》，撮举大要，于三十六堡，各约逐次叙述，甚便初学。编次有法，较之熊理所编，更便于启发儿童，准作为审定之本。张炜镛编《嘉应乡土格致教科书》，查《初等小学章程》，第一、二年，授以乡土动物、植物、矿物之大要，此编印就此三类，取其日用所需及常见者，使知其作用及名称，编列四十课，多习见，说亦明白，课程合度，亦足以开识见而发心思，准作为审定之本。^[69]

以上送审的课本，有的“字句有未妥处，皆为签出”，或者“间有宜订者，逐条标出”，要求改正完善后再送审；合格的，则“准作为审定之本”。

对于民间自行编纂的乡土志书，经过审核，如果符合标准，政府不但保护版权，禁止盗版，而且对其版权给予奖励，并推广使用。比如翁辉东、黄人雄所编的几种课本，就受到官方保护：

案据同文师范毕业生翁辉东、黄人雄编纂潮州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海阳乡土志各一部，禀请转缴等情。查阅该生所编书籍，诩旨章法，绘画前事各图尤足增广儿童兴味，以之教授，洵属相宜。业经转禀提学宪，核准给予版权。饬令印刷成书上，呈由本县示禁翻刻……自示之后，尔各书坊不得违禁翻刻片版，致干究罚，各宜凛遵勿违。宣统元年初日示。^[70]

受到学部严厉驳斥的也不少。广东东海县蔡铸编写的《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就是一例：

据禀及书均悉，查编辑全省地理教科书，须要根据本省通志分门择引，简而不俚，浅而易明，或征引近事，亦须根据切实，井井有条，所以便儿童之记忆，广触发而启心思也。总期与《奏定章程》宗旨不悖，方为合用。此书多随意掇拾，或漏或伪，不可枚举，已略标出矣。至于州县，既经改辖，复列旧图，而韶州不列张文献，特列六祖慧能像，殊不可解，应毋庸审定。此批。^[71]

对于乡土教材的审定，除了体例格式、文字风格的要求之外，对具体内容的审查也非常严格。前文所述“国学保存会”黄节（晦闻）所编，光绪三十三年出版的《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在“人种”一章，用图表的形式，把客家人划出“汉种”，而与“福佬”、“蜑族”并排到“外来诸种”，结果引发了一场大的纠纷。

客家人是魏晋以来辗转南迁的“炎黄后裔，中原衣冠”。他们在向南开发与定居的过程中，与以广州城为中心的广府人宿怨甚深。黄节作为广府人，在这里说客家人非汉种，当然有民族歧视之嫌。该课本一开始在广东法政学堂使用，立刻引起了客家子弟邹鲁（大埔人）等人的强烈不满。邹鲁和同学张煊、老师丘逢甲等客籍人士遂成立了“客族源流调查会”，以证明客家人也属于“汉种”^[72]；并且在1910年与张煊写成《汉族客福史》，驳斥黄节书中此说。其他学者也纷纷起来进行声讨。^[73]

此事被反映到大埔县劝学所，该所总董饶熙向广东提学使出申诉，由广东提学使将此事汇报给学部。此后，学部又将此事反映给两江总督：

学部为咨行事。兹据广东潮州府大埔县劝学所总董廪生饶熙等禀称：“上海国学保存会所编广东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书中以客家、福老为非汉族，拟为《周官·职方》‘七闽’之族，荒谬无稽，该省法政学堂曾本是书宣讲，几酿事端。请将原书版权撤销等。”因查是书，前经呈部，已将书中谬误之处逐条签出，批令改正。今据所禀，各节与原签出者略同，亟应改正，相应咨照贵督，请即劄饬上海道，饬令亟行改正，其原书应即禁止发行可也。^[74]

两江总督接到申诉后，转发给上海道台，由上海道台下令禁止发行和使用该书。处理结果经由学部向广东方面做了传达：

学部为劄饬事。兹据广东潮州府大埔县劝学所总董廪贡生饶熙等禀：“上海国学保存会所编广东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书中以客家、福老为非汉族，拟为《周官·职方》‘七闽’之族，荒谬无稽，恐启妄分种属之祸，请将该书版权撤销等”。因查广东历史、地理教科书，前经呈部，已将书中错误之处逐条签出，批令改正后再呈部校阅，除一面咨照两江总督饬上海道，饬令停止原书发行外，相应劄饬该司转饬该总董等遵照可也。切切此劄。^[75]

这一由乡土教科书引发的事件，在当时的客家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当时其他的乡土志中也得到反映，广东《兴宁县乡土志》“耆旧录”就记载了一位热心地方文献的客家士子胡曦：

岁丁未（1907）卒。先卒前数日，见广州某编乡土史，诋客族非汉种，群起与争，尚考证客族源流，洋洋万言，后与友人纵谈至夜半，旋瞑止，年六十四。^[76]

广东乡土教科书引发的这场风波，其表相是对民族归属过分随意的划分，本来只属于一个常识性错误，却几乎引发一场笔墨官司。究其原因，是当时满汉对立的大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当时思想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正通过发掘整理古典文献，塑造历史上的汉民族英雄，希望通过重新勾勒、甚至“建构”华夏始祖“黄帝”的形象，唤起汉民族的自尊心，以此强化民众的“排满”情绪，为推翻清朝统治摇旗呐喊。^[77]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将客家人划在汉民族之外的行为，自然会被理解为民族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