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志目》的主体内容

（一）《乡土志目》的主体内容

刘师培《编辑乡土志序例》所拟订的《乡土志目》对乡土志的编修思路进行了详细论证。他认为，乡土志的内容应该包括舆地志、政典志、大事志、人物志、方言志、文学志、物产志（金石志附于前二类中）、礼俗志八个部分。刘师培分别解释了这八个部分所应注意的事项，以及应该达到的标准。一是“舆地志”。刘师培认为，当今郡县志书，记述地理流于繁琐，不懂得“提要钩玄之法”，而“舆地之学，贵于通今，尤资证古”，因此“地名沿革”不能忽视。他认为这一点可以南陵徐氏所编《南陵县沿革表》为参考；但仅有地名沿革表还不够，还要有图，“以今地为主，自明以上复朝各为图”，对古地名要用红色笔标记出来，这样才能让读者对本地沿革一目了然，而且有助于读历史。各县的城厢四境都应有分图，宫、寝、坛、祠等有关建置也应仿照《三辅皇图》，要求能达到“粗具形象”。另外，应仿《山海经》“以山表道”的方法记录山川；仿郦道元《水经注》以“水所经流”之法记载宫室、苑囿、宅墓、祠庙之属；按宋敏求《长安志》所用的方法记载坊、里基层建置。

二是“政典志”。史书有政典志一类，原出于官礼，是因为在各代，各地都有自己的典章。刘师培非常推崇章学诚的见解，引用章氏《永清县志·六书例议》、《亳州志·掌故例议下》、《州县请立志科议》诸文的观点，认为先古之时，各侯国的文献中，“吏、户、兵、刑之事，具体而微”，现在地方上虽然没有设专门的官职，但地方上的政务却基本不出这几项，只不过负责记载的“府史”之类的人物人微言轻，因此较少被从事历史撰述的史家所重视。政典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吏治类，记载其官制沿革、历代损益、权限变化；二是户类，分别记载本地田亩、赋税、丁口、仓储等关涉财政民生的内容；三是礼类，记载祀典、学制；四是兵类，记载兵制、驿递、营汛；五是刑类，记载法律、禁令；六为工类，记载本地建筑、营造。如果仅记载不足以说明，就用图表进行补充。只有这样，才能“使学者晓然知一邑制度之因革，以审世变所自来，因推其得失利病，酌古准今，以备他日施行之用，以立地方自治之基”。

三是“大事志”。对大事的记载方式，有两大类体例可供借鉴。第一是编年体。具体又有不同的风格：有仅以大事为纲的，如鲁国《春秋》、魏国《竹书纪年》；有详目略纲的，如《左传》、《资治通鉴》；有以目附纲的，如《朱子纲目》；有年表一体、年经月纬的，如《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另一种是记事本末体，揭事为纲，备详原委。具体有统贯全史为一书的，如《宋史》、《元史》之类；有仅记一国之事的，如《西夏纪事本末》之类；而仅仅记载一个地方事件的，即郡邑地方志书的大事记、大事表。刘师培认为，现在编写地方志书，要灵活利用以上两种体例，必要的时候还要用表格进行补充。

四是“人物志”。记载人物，有三种体例可供使用：一是以土地为纲，如周汝夔《汝南先贤传》、王基《东莱耆旧传》之类；二是以品目为纲，如刘向《列女传》、嵇康《高士传》之类；三是以土地为纲，兼以品目为区别，如徐整《豫章列士传》。刘师培认为，近世所编州县地方志书，大抵都有人物志，多以“乡贤、名宦、流寓”三门为纲，又因为乡贤与地方利害关系最大，因此对其进一步分类，而把“名宦”和“流寓”放在列传之后。这种做法有失妥当，“不知名宦、流寓二门，当与乡贤并重”。另外，具体操作时，“名宦”一类的编纂也常常会犯繁简失当、越境而书的错误。刘师培经过考证，认为“名宦”在古代是宫祠之名，只有已经入祀庙堂的官员才适合以此称呼，因此应改“名宦”为“官师”。刘师培还认为，章氏《永清县志》取本地官员知名事迹，另立“政略”，置于“列传”之前、“表志”之后，这种思路和旧志相比有“四善”：一是“前后居官当从删省，则略而不芜”；二是很多官员后来迁往他地，生死未知，不能贸然放在“列传”中，因为按照传统是“生不立传”，而把这一类人放在“政略”一类，就避开了为健在的人书写传记的嫌疑；三是更易于评价；四是由政略可知本地政事重点的变迁。另外。“流寓”一类中，有关本地经济发展、人民生计、学术发展的人和事，都应该特别予以记载，并分类按时代编次。为乡贤立传，也应该按品目分为六类，一是名臣传，二是绅耆传，三是武勋传，四是节义传，五是文学传，六是一行传。列女一门则附编于乡贤传之后。列传以外，还应该有氏族表和古今人列表。

五是“方言志”。方言自古就存在，“十五国之诗，即各操土音”，“方言之志，一郡一邑咸当别自为书”。刘师培认为，设“方言志”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有益于读古书。比如，《论语》一书，多为齐鲁方言，如果不明齐鲁方言，就不可能把该书读好。其次有益于考古义。再次，有益于考古音。有些古代的训读，在今人看来不好理解，但只要结合方言进行对比，问题就会涣然冰释。编写此志，也应该区分子目，仿照《尔雅》的体例，但要对“释诂”、“释言”、“释训”之名做变通处理。凡动词、静词（名词）及各种虚词，均按类统一。另外，编辑方言志，还有益于了解民风，体验民性，考察民族迁徙；对于开展国语教学、统一语言文字的益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六是“文学志”。刘师培认为，自古以来学术有传承源流，“道者，学术之所寓，亦学术之所从出”。在古代，不但“学以域分”，而且“文以国分”。当今的郡县所辖范围，无疑相当于古代的诸侯邦国，因此，在地方志书中设“文学志”有其必要。文学志的编纂体例应该与书目志相区别，前者贵简明，后者贵详细。又由于“古代文与学合，后世文与学分”，所以文学志也一分为二，“学”在先，“文”在后。“学”志的记录对象是学术派别，类似于古代家传的目录学。这部分应该记载郡县地方所编的较重要的书目志，以使读者能根据本地的艺文来考察本地的学术派别。研究学术派别有三个途径。其一是“博考师法”。汉代经学严格遵守“家法”、“师说”，因此一个地方所形成的学术流派一般差别不大；而后代的经学、史学、理学就不一样，“意见不能齐，各遵所闻”，因此学术源流就不得不记。其二是“汇萃通义”。在书名之后，要阐明本书大意、体裁，使古人思想不致湮没不彰。其三是“兼详事迹”。就是简要附录各书作者生平言行，以培育本地人民的道德素养。“文”志的任务是征文考献，以求达到“以文传人”和“以文传事”，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刘师培以为，章氏《永清志》、《和州志》才专门设立“文征”一门，有其深意，可以将章氏所创的方法稍做变通，把“文”分为四类：一为“考订之文”；二为“论事、记事之文”；三为“诠理之文”；四为“缘情托兴之文”。

“金石志”附于“文学志”之后。刘师培认为，著录金石志，不仅能保留金石文献，服务于学术研究，而且还可以由此考察古代镂刻工艺的传承、矿产资源的流通。在具体编纂中，凡是未经目睹手拓的，概不滥入；鼎彝、碑铭以本地出土者为限；钱币、古器以本地所制者为限。金石大小、尺寸、文字内容应该详细记载和全文照录。原出本地的金石古器，原文已佚，后代重刻的，也列入本志。碑文出于前人文集，但碑刻未出土，即“有文无碑”的，或者流传于市场、由个人收藏的，都要仔细鉴别。对于谶文等内容，则一律不录。

七是“物产志”。刘师培认为，由《周礼》所记诸官的职责来看，“三代之时，首尚格物。观司徒之辨物生，则知博物一科，古代视为专门之学；观山师、川师之职掌，则知古人之于物产也，调查之法靡不周，陈列之法靡不备”。为了“辨其物与其利害”，各诸侯国对物产都有专书记载。出于同样的目的，郡县志书也应该编写物产志。以往由于志书记载了地方特产，“朝廷因之而婪索，官吏因是以诛求”，因此，“绅耆之修志乘者，虑征求物产足以病民，遂以物产为讳言，呜呼！此中国所由日贫也”。加上“后世儒生不辨菽麦，于田野之物不知其名；而老农知物名而不知诗书，遂使博物之学浸以失传”。刘师培提议，近来学校教育都设立了博物课，但却没相应的教科书，各地都应编定博物志以供小学乡土格致课之用，因此各地都要划分区域，设立调查员对本区特产进行调查，并建成标本室。他认为，编定物产志有三大益处：其一是“因今而考古”，即以古物证今物，今物证古物；其二是“举名而证形”，即物形而实验之；其三是“辨物以明用”，即所谓兴利、除害，并利于农、工、商三种实业之发展。由于物产与民生有关，因此，对物产的研究，甚至可以了解本地的民风民俗。

八是“礼俗志”。刘师培认为，中国地形复杂，山川河道众多，“盖五方地气有寒暑燥湿之不齐，故民群之习尚悉随其风土为转移”。“礼缘于俗，俗缘于习”，他认为，群居在一个地方的人民，本来没有一定的礼俗准则，环境不同，则本地百姓嗜好也就不同。时间久了，符合本地利益的就被视为善，相反则被视为恶，于是各地的“礼”就视风俗而有不同。正因为如此，通过礼俗可以推测本地地势，可以查验史料记载，可以藉以观察民业，还可以由此考察民族迁徙轨迹。本志的编辑之法有四：一是“证于古事”，即据近年流行的礼俗探究其历史由来；二是“验之于琐事”，对民间俚语以及街谈巷议详细记载；三是“验之于诗文”，“民间之俗尚悉寄于诗文之中”，因此“必征之前哲之诗文，下至歌谣里谚”。总之，“编此志宜搜集人世之现象，推记古今之迁变，以验人群进化之迹”，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变中国社会的陋俗。刘师培对礼俗的分析，表明了他受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