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右之和上海乡土志书

三、社会变革下的词语转换：李右之和上海乡土志书

上海的地理位置独特，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来，这里逐步变成“万国公地”、“十里洋场”。1853年，上海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港，成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前哨站。清政府开展的洋务运动，西方教会学校对西方科学知识进行的译介，清政府“新政”中采取的诸多改革措施，以及西方列强对势力范围（租界）的瓜分，都使上海成为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中心。清政府推行“新政”期间，上海更成为维新宣传的中心。这里“维新报刊多”、“学会数量多”，“启蒙宣传内容丰富，维新时期上海报刊所朝廷的启蒙宣传，内容丰富……反对泥古守旧，疾呼变法维新。批判蒙昧主义，主张废科举，开学校。抨击专制，要求兴民权，开议院。宣传妇女解放，主张启蒙要从青少年做起。”^[52]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以期刊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00年到1918年所创办期刊多达七八百种。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收录了210种，其中1911年12月以前出版的157种。这部分期刊，如果就地区而言，海外出版的有53种（占34%），上海出版的有60种（占38%），国内其他城市出版的有44种（占28%）。国内出版的104种之中，上海则占一半以上（约58%）。^[53]由此可见，在20世纪初叶，以报刊为主体的媒体得到长足发展，而上海则是这种传播媒介的中心。上海不仅出版报刊的种类、数量最多，而且所谓外地，也大多是指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及与上海联系密切的长江流域大中城市。就是绝大多数出版于日本的海外报刊，也多以上海作为向内地扩散的集散中心。此外，上海出版的一些报刊还在国内其他地方设有分支机构或代理点，国内其他城市出版的若干报刊也在上海设有办事处或代理点。这些机构的建立与运作，便在中国（主要是南方）为数不少的城镇，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具有相当规模的信息传播网络。于是，西方新的教育思想在上海地区更容易被吸收，就是水到渠成之事。在这个环境中生长的知识分子，思想观念“得风气之先”，一直表现得相当活跃，思想、行为也相对自由。

这种开通以适应社会潮流的风气，在乡土志书的编纂方面也体现了出来。目前存书的上海地区所编纂的乡土志书，极少遵照学部京师编书局编定，由中央下发地方的具有传统地方志特色的《乡土志例目》所规定的体例。据有关书目统计，清末上海地区编纂的乡土志光绪三十三年有李维清（右之）所编的《上海乡土志》、唐宝淦所编的《西岭乡土志》、葛冲所编的《青浦乡土志》、唐宝淦原编《西岭乡土志》（民国后葛冲续编），以及裴晃宣统元年所编的《奉贤乡土地理》和宣统二年所编的《奉贤乡土历史》（二书实为一套的上下册）、佚名光绪末年《华亭乡土志》共6种。这些乡土志中，只有《华亭乡土志》按照京师编书局所颁布的《乡土志例目》规定的体例编排，即分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十五目；其余都按照当时尚属新颖的课目体编排。

民国时期上海地区所编纂的乡土志书有：民国初期叶其骧著《青浦县乡土志》，民国二年周同自由印刷社编《川沙乡土课本》（民国四年再版），民国七年陆培亮编《川沙乡土志》、胡家骥编《松江乡土》，民国十年沈颂平编《陈行乡土志》，民国十一年朱醒华、胡家骥编《奉贤县乡土志三编》，民国十三年咎元愷编《崇明乡土志略》，民国十六年李味青编《上海乡土历史志》、《上海乡土地理志》，以及民国二十二年匡尔济编《嘉定乡土志》。其中，李味青编纂的《上海乡土历史志》与《上海乡土地理志》系一套课本。李味青即李维清，这套课本是他在1907年所编《上海乡土志》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由于他在清末、民国两个阶段都积极编撰乡土志书，并长期活跃于教育界，后人称誉其“掌故搜罗事足夸，吾师记述笔生花。地方文献堪传后，不作空头文学家”，是上海“乡土教育的开拓者”^[54]。李右之的乡土志书编纂时间跨越两个统治时代，其课文文本的改动，带着强烈的时代印记。这里对他的乡土志书做一个分析，来揭示这种时代特色，以及作者本人在敏感问题上的变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