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右之生平及所编上海乡土志书
李维清,字右之,民国后改名味青,以字行。闵行人。生于光绪六年(1880)。李氏先世原籍河南商丘,后迁住华亭县颛桥,又移住闵行,成为上海县人。李维清先世本为耕读世家,并无显要,至清嘉庆元年(1796)李林松(字仲熙,号心庵)考中进士,家境才有大的改观。李林松后来官至户部主事,擢员外郎,督漕运,曾两度主持两广乡试。后因母老辞官归里,专治《易》,并在闵行筑“易园”。嘉庆十七年(1812),上海县知县王大同慕其才,延请主纂《上海县志》,并与修《松江府志》,为保存上海地方文献建树颇多。李右之的祖父李尚暲(字竹孙),父李邦黻(字月僧,号梯云),均为饱学之士。李右之继承家学,擅熟古文经史,在撰修地方志书上可谓有家学渊源。[55]
1903年,李右之在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任汉文教席,成为热心地方自治、立宪与推行新式教育的地方绅士,与上海教育、自治、立宪活跃分子吴馨、姚文枬非常友善。民国成立后,他任县议事会副议长,为表示“弃旧图新”,把“李维清”改为“李味青”。1913年,上海县议事会召开参事会议,成立修志筹备局,姚文枬任总纂,增修《上海县续志》。[56]时任上海县教育会长的吴馨写信聘请李右之,“素稔执事家学渊源,潜心掌故,于近来时事亦复虚衷求益,殚见洽闻,拟请担任上海筹备修志处主任员,勉尽义务,兼分纂员……即自十月一号开办,希将如何采访、如何调查,分别门类,妥为筹备。……幸勿谦却。”李味青在接到该信后,“怅美雨欧风之相逼,诚宜保存掌故,搜采遗闻,又况民国肇新,共和缔造,胜朝典故恐年湮代远而渐就沉沦”,于是接受了邀请,迅速拟成《采访调查简章十五条》。这个简章后来通过县公署下发各乡镇,作为调查执行的参考。在修志的过程中,县公署会议还推举他为修志局主任,并任艺术门、游寓门、实业门纂修员、督刊员。该志书于民国七年正式修成,命名为《上海县续志》,志后附录了修志局成立以来的一些来往文件,如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吴知事复李主任函》、十一月五日《李主任致各市乡函》,民国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李主任致姚文枬函》。[57]李右之是近百年上海沧桑巨变的历史见证人,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再次续修《上海县志》,仍由吴馨修,姚文枬等纂(但开局不久姚即去世),李右之也参加了此次纂修活动,并仍任教育、防卫二门纂修员,兼任筹备修志主任、修志局事务主任。
李右之不仅从事地方文献的编纂工作,其主要成就则在于教育事业,并且热心赞助教育事业。据著名教育家吴若安的回忆录,他自幼家贫,十三岁时才开始上学,其学校是吴怀疚(吴馨,怀疚为其字)于1902年筹办的上海务本女塾,其时李右之是教员之一。[58]1904年,李右之与友人汪增锡在蓬莱路龙门精舍创办了“七铺小学堂”,翌年改名为“中城小学堂”。[59]民国元年,上海人丁立钧在肇嘉路登云桥创办了“志明小学校”,家庭贫寒的学生可以免费或半费就读,学校经费“由校董姚文枬、李味青、王济川、范回春等任之”[60]。
在从事教育活动过程中,李右之还应张元济之邀,编写了《古文今范》、《上海字母学》(上海粹华国文夜校,1930)等教材。[61]除此之外,民国元年,他编写了《革命时代大文章》。1954年,他被上海市市长陈毅聘请为文史馆馆员,心情无比激动,感于时代更新,甘回蔗境,后先对比,恍隔天渊。时时想用笔墨倾吐。……自是年盛夏,迄次年秋日,穷半年之精力以赴之,终于写成新诗百余篇,欣然题为《六十年来上海地方见闻纪事诗》。在该纪事诗的自序中,他说:
余上海人也,爱乡土之心同于爱国。自稍有知识以后,所见所闻,感受刺激,期间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令人沉痛。及推翻满清,以为有望矣,不料袁氏称帝,军阀内讧,十余年兵祸不息。北伐成功,以为有望矣,不料反动政府勾结日本,致八年抗战,人民陷溺。及胜利来临,更以为大有望矣,不料反动政府又勾结美帝,造成内战……因念六十年前之甲午,余年十四,今已七十有四,垂垂老矣,时代更新,甘回蔗境,后先对比,恍隔天渊。如此而无纪述,是乌乎可。……犹忆前清之末余曾编《上海乡土志》,以供上海小学校乡土史地之用。光复以后,余两度与修《上海县志》,对于乡梓文献,未敢忽视,是编之作,实本此意。只以冗杂俚俗,非特无当大雅,亦不足以助上海之史料,不过作为淞浦老叟之讴歌云尔。[62]
李右之于1958年病逝,终年79岁。他的学生、报人严独鹤为该纪事诗写的跋语中这样盛赞:“师曾两断鸾弦,三摧玉树,而不以悲感损其意志。平生不幕荣利,乐育英才,数十年如一日,以此见重于时。”[63]
1907年出版的《上海乡土志》,是李右之应清政府号召编写的小学乡土教材。作者在该书的“编辑大意”中说:“学堂设立以来,各种教科书大备,而乡里之掌故尤亟,谨案《奏定章程》,初等小学堂历史、地理、博物三科均重乡土。故前年学部责各州县编辑乡土志,吾邑尚未有成书……编成一百六十课,每星期授四课,可备初等一年之用。”姚子让(姚文枬)为该书作了序言,认为:“吾邑志乘,自乾隆以后,一修于嘉庆甲戌,再修于同治丙寅,丙寅迄今四十年中,时局屡变,邑居中外要冲,受激刺尤烈。尔数年来朝廷加意兴学,颁布章程,初等教科注重乡土,而授课苦乏善本,于是李君右之辑为斯编,凡一百六十课。其所采掇详近略远,四十年中赜变故实颇具大概。殆匪独授课所需也。往者京师编书局颁《乡土志例目》,欲令直省郡邑按目考查,依例采录,期以一年成书,吾邑尚未有以应。……喜吾乡学龄儿童有所凭藉,以培养爱国爱乡土之心,激发志气,其幸福为何如也。”姚文枬本人也参加了此书的编写,“经姚子让先生审定,其田亩、完粮、方单、道契四课系姚先生增加”[64]。
李右之认为,根据儿童心理,宜从身边事物入手,因此,《上海乡土志》“书中之语大致故事十之三,近事十之七,庶学生易于吸收”,“是编次序,首地理,次博物,次宦乡贤,次历史,次交通,次杂事,而以破迷信终焉。”该课本共计160课(见附表),每课80~120字左右,内容涵盖了上海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和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课文内容显示出作者对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忧愁。比如第六课“形势”反映出对外的态度:
自通商以来,外洋船舶出入自如,门户洞开,毫无险要可守。故上海一隅几为万国公共之地,而外人势力范围日渐膨胀。吾侪生于斯,聚族于斯,去此将安适,能无触目惊心乎?
“领事裁判权”一课讲到:“领事裁判权者,于所居国行本国之法律,以裁判其国之人民,欧美文明诸国,无以此权与人者。……华官与领事时有龃龉。主权丧失,深堪浩叹。”
书中也指出了社会存在的一些丑恶现象,如第四十二课“物产(花布)”指出:“棉花一项售与外洋为数甚巨,乃有奸商掺水,致为所疑,销路渐滞,其何以杜塞漏卮,挽回利权乎?”认为假冒伪劣产品影响了国家的对外出口。
民国成立以后,民国政府对乡土教育也非常重视,先后于1914年、1916年两次下令编纂乡土志书。为了满足教学需要,李右之把二十年前编成的《上海乡土志》在体例、内容上进行了修改,编成《上海乡土历史志》、《上海乡土地理志》二册,由上海著易堂铅印出版,并请上海县教育局审定。《申报》刊登了准予刊行和征订这套书的消息:
上海县教育局昨致各市、乡、乡董、各区教育委员、各学校公函云:径启者:接准李味青君来函,略称“案查《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教育法规汇编》,载小学课程标准,历史、地理两科注重乡土名人故事及乡土地理谈话。味青特于暑期内,编成《上海乡土历史志》、《上海乡土地理志》各一册,每册三十课,适合一学年之用,刻已出,附上样本各一册,敬请贵局指导。并通知小学校采用”等情。准此查该书编制颇合小学校之用,每册实价银七分,亦尚低廉,除分致外,相应函达。即希转致各小学校查照采用,并来局订购为荷。[65]
由这则广告可以推想,这套乡土课本在当时的小学校里应该是受到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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