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求实业”与“制造四民”

二、“讲求实业”与“制造四民”

《乡土志例目》所增加的“实业”这一项内容，使乡土志书与此前历史上所编的志书相区别。“实业”一词，现今多限于经济实体，而《例目》中的“实业”概念，与此义有所不同：“凡齐民不入他教者，务查明实业。分而为四：士若干，农若干，工若干，商若干。”意思是说，“实业”具体记载“宗教”门中所列“外教”之外的人的具体职业，具体分为士、农、工、商，即传统的“四民”。“士”本来是传统社会攻读圣贤书、谋求科举功名的知识分子，是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中流砥柱，现在却被归到“实业”一类，与农、工、商三类职业并列，显示出当时社会对“士”的看法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笼罩在“士”头顶上的光环已经暗淡了。或者说，这时的“士”已被重新定义。^[29]

1840年以来的连续战败赔款，使中国社会积贫积弱。人民以贫穷为苦，国家以软弱为忧，举国上下，渴求富强。人们普遍认识到，要想求富，必须从发展工商业入手；要想求强，则要发展军事，富国强兵。另外，因割地、开放租界，以及一系列“开放”政策的实施，大量洋货涌入中国市场，中外工商业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官绅及工商界人士多已认清加强本国工商业之重要。工商业逐渐代指各种手工业和工艺等，并创造了一个共有的名称“实业”。据史家王尔敏先生考证，“实业”一词大概形成于1890年代，最早提出该词的是实业家郑观应，他在光绪十九年（1893）《致金苕仁书》中说：“查工艺一道，向为士大夫鄙为末技，谓与国家无足轻重。不知富强之国，首在振兴实业。改良制造，多设工艺厂，殚亿兆人之智力，阐造化之灵机，奋志经营，日臻富强，以雄宇宙。”在《致梁纶卿书》又说：“欲强国先富国。欲富国先富民。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欧美各国历史昭昭可考，矿产、森林、畜牧、交通、制造以及种种商业，无论国有民有，皆足以致富。而独施之中国则不然……”^[30]经济不强，“维新”措施则无从谈起，所以，以实业挽回国家“利权”的理念，迅速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郑氏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致文廷式、陈炽的信中又说：“查日本自明治维新而后，设学堂，办银行，重商务，兴实业……故中国如图强，莫如仿日本，准民间考虑一农工商合群立会，研究学术，求所以保种保国之道，使人人有爱国思想，而去其自私自利之心。虽不能骤至于富强，而富强之基在是矣。”^[31]末代状元张謇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说：“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实业非有多数之母本不昌。……其根本在先致力于农工商，必农工商奋兴，而后教育能普及，而后民知爱国。”^[32]光绪二十九年（1903），为了富国强兵，清政府设立商部，显示了对商务的日益重视。次年，为了配合商业发展，通过了《奏定实业学堂通则》，即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以培养实业人才为目的的教育法规。其“要指”规定：

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其学专求普遍，不尚空谈，行之最为无弊，而小试则有小效，大试则有大效，尤为确实可凭。近来各国提倡实业教育，汲汲不遑，独中国农工商各业故步自封，永无进境，则以实业教育不讲故也。^[33]

光绪三十一年（1905），学部再次强调：“实业教育，所以振兴农工商诸实政。教养相资，富强可致。”^[34]清政府对实业的重视，对实业所采取的宣传措施及鼓励政策，无疑对当时的知识界影响甚大。1905年，康有为著《物质救国论》，提及“今各省大市府，如上海、天津之类，开实业学”^[35]。汪幼安说：“凡强国所以致此者，其原千条万端，而悉归于实业。夫外国实业之盛如彼，吾国实业之衰如此，盛衰相形，贫富相悬，强弱相判，危亡相迫。是以实业者，得之则利重于邱山，失之则祸在于眉睫。天即位吾国以奥区神皋，遗吾人以金瓯宝藏。复饷以臻富极盛之动植物产，经之营之，栽之培之，启之辟之，究极而发展之，何患不执牛耳于太平洋，何患不雄飞于二十世纪，匪仅药贫穷、挽危亡而已。”^[36]梁启超也多有与此相关的言论，并于1910年发表《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全国各地根据法令，纷纷建立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学堂。“实业教育”观念深入人心。《绥中县乡土志》记载了各地兴办实业教育的情况：

近者，我国士、农、工、商各设专部，各立学堂，亦思组织完善，而牧实业之效果。则为士、农、工、商者，可不力求进步，而极实业之功能哉？绥中风气虽未大开，而造就士才，讲求实业，研究工艺，推广商务，近已小试其端。^[37]

随着实业学堂在各地的纷纷建立，政府所提倡的“实业”观念迅速被地方知识分子接受、消化和重新加以诠释。他们对本地实业发展状况的重视，在乡土志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乡土志例目》“实业”目规定为“士、农、工、商”四个部分，尽管很多乡土志书只依照规定列出四类人员的统计数字，但仍有部分乡土志书针对“实业”表达了自己的理解。比如，由张元际认为“乡土志凡例，实业只查明士农工商各若干，未及其事也。窃思四民皆是实业，而农尤为实业之要”，因此他所编的《兴平县乡土志》对农业给予了高度重视，在这个部分用了大量笔墨。又如，河北《高唐州乡土志》“实业”一章的前言说：

无实为虚车，无业号游民，士农工商，胥有本业，循名核实，各有应尽之义务。士之实在发挥学理以教人，农之实在耕种树艺以养人，工之实在创制器用以利人，商之实在懋迁有无以便人。我国三代以前，固已讲求发达。近世东西强国研究益精，进步之骤，月异而岁不同，岂可以开化数千年之中国，甘居人后，不急起真追耶？凡为国民，个人与有责备，采人良法，浚我新机。我州爱国少年、向学志士，庶几接踵而起也。^[38]

为了全面反映本地“实业”方面出现的新事物，有的乡土志书还对《乡土志例目》做了修改和调整。陶应润所修《义州乡土志》，体例包括建置沿革、政绩、田赋、税厘、农政、工政、商政、学务（附图）、警务（附图）、矿务、赈务、军制、兵事、耆旧、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附图及城池）、公署、山川、道路（附图）、物产、商务等二十五个门类，体例名称基本涵盖了《乡土志例目》的十五目，并在此基础上，增设了实业、军制等门类，而且细分出赋、税、农、工、商、矿、警、赈务，全面反映了清政府推出的诸多“实业”措施在地方上的落实，以及“新政”实施后地方上发生的变化。^[39]

面对新的形势，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可以说，当时的编者已经根据需要，再造了传统的“四民”观念。山东《平度县乡土志》指出，按照新的“实业”观念，平度县的“四民”是名不符实的：

言实业于今日，盖亦罕矣。士溺于词章，农不谙于理化，工守旧而窳，商见小而欺，尚可言业乎？此外，家居游手及食于官者亦复不少，皆实业之蠧耳。欲革其弊，其端有二：多设学堂，实办巡警。^[40]

福建《侯官乡土志》的编纂者尖锐地指出，如果“四民”仍然故步自封，那“四民”实际上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为他们面对列强挑战是没有竞争力的。因此，要“制造四民”：

自文明进化，宙合更新，学校如林，祛儢持世，而拘拘汉学者，不得为信士矣。若农、若商、若工，墨守陈法，故步自封，均退立于失败之地，亦势之所必然也。故士徒谈空理，谓之无士；农徒知力作，谓之无农；工不谙巧制，谓之无工；商不能阔步五洲，谓之无商。无士、无农、无工、无商，欲立国于椭球，以与列强竞争，岂有幸哉？吾见其日贫日弱，日危日削而已矣。故欲国富强，必先振兴实业；欲兴实业，必先制造四民；欲制造四民，必仿管子崇实之法。^[41]

更有人认为，只有懂得相关的专业知识，才可以称其为“士”。陕西《平利县乡土志》就表达了这样颇具新意的观点：

士少而天下治者，拘墟之见，而非文明之公理也。夫天下事，苟皆实业，则事无不有学矣。有学，则皆可谓之士矣。是农有农学，而农可名士；工商有工商学，而工商亦可名士也。以实业言天下，容有不通士学之农工商，而断不容有不通农工商学之士，则天下治矣。虽然，学本相通，事有专属，士必学农工商之事始为实业，农工商必事士之学始为实业，士主理想，理想者，实业之母，农工商主事功，事功者实业之子也。或曰劳心，或曰劳力。舍是蔑由矣。

作者在文中大胆地宣称，如果把天下的事都当做实业来看，那么，只要有相关的学问，就可称其为“士”。从事农业、工商业者都可以称为“士”。从事农业、工商业的可以不成为“士”，但凡是称“士”，就必须通晓相关的农业、工商业知识。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得到治理。

本此观点，作者考察了平利县的士农工商情况，结果指出，整个平利县士农工商，都在某些方面有欠缺：

调查四民实业：

士无新学，学界之新理，未尝一发其光也。约三百人。

农无新产，农报之新说，未尝一刺其耳鼓也。约五百人。

工无新器，工学之新制，未尝一触其肤职也。约四百人。

商无新贩，商战之新剧，未尝一扩其眼界也。约五百人。^[42]

因此，有乡土志书明确表明了培养新国民之目的，以冀日后能造福地方。《蒲江县乡土志》说：

读历史、地理、物产诸志，易生富强贫弱观念。志中于本境贫弱原因，据实直书，至如何可臻富强之道，证之中外古今，附以鄙见，以期唤起儿童整顿乡土之精神，俾人人有可士、可农、可工、可商之资格，为异日组织桑梓入手地步。^[43]

作者认为，读乡土志可以让人树立贫富观念，了解本地贫弱的原因，以期唤起儿童振兴乡土的精神，并使他们具备士、农、工、商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