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务的呼吁

三、“以商战亡人之国”：对商务的呼吁

与“商业”紧密相关的，是关于“商战”及“利权”的观念。据王尔敏先生考证，“商战”一词，大约最早出现于1862年曾国藩的函札，所谓“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不过，当时是偶尔提及。1878年，御史李璠向光绪帝申陈重商、护商意旨，亦曾论及“商战”，并引用了曾氏发明的这个说法。翌年，薛福成亦表达了其商战思想，认为当前应以工业为体，商业为用，激烈的商业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最终使“商战”观念成熟定型的，仍是被后人称之为“中国近代商务思想醒觉之先知”的郑观应。在其所著《盛世危言正续篇》第二卷里，专设“商战”两篇，经郑氏分析发挥，此后“商战”一词变为一个流行词汇。“利权”本来是以往督抚们管理盐漕时所用词汇，李鸿章、丁日昌目睹上海经济利益实际操于洋人之手，于是用它来表示有关经济利益的主权。王尔敏先生曾就“商战”、“利权”等概念写过专论，尽可能多地搜罗了有关“商战”一词的历史文献，成为研究“商战”观念史的集大成者。^[44]

王尔敏先生的注意力集中于相关名人文集，可以说主要代表了当时地方大员或官僚的观点，而基层地方官员、文人此方面的叙述相对较少。其实，乡土志书中有大量关于“商战”、“利权”的观点，非常有价值。

《平利县乡土志》“商务”门云：

惟是商战之风涛无惊，而长夜漫漫，待旦无期，以求文明之输入，亦于是乎难矣。^[45]

《曹州府菏泽县乡土志》“商务”门云：

上古重农，中古重士，后世重商。是今日之天下，亦商战之天下也……而振兴商业，不徒家给人足，物阜财丰，亦且为国家富强之基础也，是商可不重哉！谨即商务录之。^[46]

《高唐州乡土志》“商务”门云：

各省立商会。海禁开后，西商挟其财力之富，雄视五洲，中国利源外溢，已非一日。近者京师置商部，各省立商会，设学堂，研究百货盛衰，以为商战之本。^[47]

《镇安县乡土志》“商务”门云：

镇安地处偏隅，并无长川巨浸以透舟航，值此商战时代，华洋互市，利益交争，凡百货之输入输出，尤宜实力讲求，竞握利权，以为商务振兴之基础。^[48]

《绥中县乡土志》“商务”门云：

方今五州（洲）交通，生计之学，日渐完备。我国商业，虽素为外所推许，然阅历有余，智识不足；计划虽精，团结未固。数十年来，致进口之货日增，出口之货日减，岂西人智巧聪明胜于我国哉？良由华商之资本既薄，贪小利而无远谋，声气不通，顾私图而弃公益，加以农林之学未能振兴，工艺之术尚待改良，此而欲驰于五州，立于商战之舞台，此必不可得之势也。^[49]

《法库厅乡土志》“商务”门云：

商居四民之一，当此商战竞争之际，非实力讲求，不足以资振兴。^[50]

《高淳县乡土志》“商务”门云：

淳地褊小，产物有尽，大半资生，仰给他境。凡属商家无多，驰利逐锥乃已为大幸。方今世界正商战时，六洲交通，电掣风驰，优胜劣败，凡事如斯，起而争之，是在人为。^[51]

《馆陶县乡土志》“商务”门云：

重农贵粟，自古视为本务，至行商居贾，每视为逐末而轻之矣。今则商务学开，与工艺并重，工艺之巧拙，即商务盛衰所由判也。况商务盛则利权归于我，而本境有日进于富之机；商务衰则权溢于人，而本境有日趋于贫之势。是补偏救敝、弃短取长之学，不可不讲矣。如蚕桑之教，炮火之制，本创自中土，泰西得之，更莫名神明变化之机。至于商务则立学校以树之基础，博览会以扩其见闻，赛珍会以褆其鼓励，邮政电线以通其消息，铁道轮船以广其运行。据海岸，开商埠，捷足先得，而奇货居之者良有以也。假令改我蹈常习故见，学彼出奇制胜之方，制造益精，即商务日盛，青碧于蓝，冰寒于水，何难？入商战之场，胜算独操乎。……是所望于海内之讲求实务者。^[52]

《义州乡土志》“商政”云：

商政之重，由来久矣。况今万国交通，商战甚于兵战：运载之便，水则轮船，陆则火车；信息之灵，远则电线，近则德律风（telephone音译，笔者注）。商业之盛，伊古未有！义州地处偏隅，轮船不通。铁路未修，保护商业之事未讲，是以商业颇形萧索。倘有政以维持者，则首在达商务。^[53]

《侯官县乡土志》“商务杂述”云：

居今日，非商战剧烈之世哉？白人洞明计学，多财善贾，吾亚东之市利．几尽为其所垄断。国安得不弱？民安得不贫？顷岁以来，睡狮渐醒，百度更始，朝野上下，咸知商务之于富强有绝大之关系，而锐意振兴。于是团商会以通商情，集公司以厚商力，开工艺局以练习制造，设陈列所以比较拙工。而于京师．则立农工商部，以为之总机关，而商务因稍有起色矣。……夫欲筹抵制，必须实力振兴。振兴奈何？仍不外伙立公司，广开工艺局，规设陈列所，而商会则实行其联络商情、调查商业、劝导改良之政策。而官于商务一途力加提倡保护，掖而升之于商战之大舞台。道尽于此矣，岂有他哉？^[54]

《辰州府乡土志》中介绍了大量西方经济学学说，如“重农主义”、“重商主义”等等，更一针见血地指出：

今泰西各国，以商战亡人之国，经济政策，剖析毫芒。吾华自通商立约以来，商民受其盘剥，难以京垓计数。天下膏血，尽注于五口，遂成漏管，不能堵塞。悉开商埠，与之通商，国家设立商部，以维持利权，挽救败失，诚大计也。^[55]

《黑龙江乡土志》还专门加入了“京货最可爱”、“洋货宜仿造”两课，希望民众能购买国货，“以保利权”。^[56]

上述论述，针砭时弊，指出了当前国家和本地所面临的经济形势，揭示出改良商业的必要性，其措辞激烈，足令人振聋发聩，在同时代的其他教科书中是少见的。

我们看到，各地所编乡土志书作为小学教材，除了常规方志所收的材料之外，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就是以上这些围绕“实业”、“商战”的系列概念。在乡土志书中，编纂者们普遍对当前“进口之货日增，出口之货日减”，“洋货充斥，土货滞销”的状况表示了担忧，并且通过向学生介绍当前实业的窘境来鼓励学生学习实业的积极性。正如《晋县乡土志》所说：

讲究实业，昔日为士、农、工、商务，不遑兼顾。尔诸生今日为士，先受普通教育，务于农、工、商诸书研究其理，他日学以致用，便有实际。昔荀卿称之曰“儒效”，此之谓也。^[57]

《上海乡土志》指出，从事工商者也必须学习：

吾国旧习以士为贵，工商为贱，由来久矣，故为工商者，大都不能知书识字。岂知工商者，实业之根本也，而可轻视之乎？……欲振兴实业以挽回利权，而要非归本于明理读书不可。^[58]

《辰州府乡土志》“实业”一课中，作者更是把“农工商”实业的振兴寄托在“士人”的身上：

古人以士为四民之首，则士之所治之生计，皆农工商之生计，与各类无业人之生计，皆仰赖所从于士之人下。吾人自幼小时入学堂，学习一切政治、法律、物理、矿化，凡与工商农业有密切之关系之学问，而能确知其利弊，由本郡原点起者，或由他郡输入者，与需于国家宪法之改良者，必一一讲明而切究之，乃可完士人一己之天职。否则，或处乡里，或膺民社，谋一己之生计，必不合于生计学之公理，皆得名之曰私生计。为士者，人人只知一己之生计，则一国之齐民，谁复肯仰赖听从于士之下？而士之转等于各类无业人。^[59]

上文中所说“生计学”即现在的“经济学”。传统的“士”是以埋头攻读圣贤书，取得科举功名为目标，此时则被鼓励从事农、工、商务知识的学习，反映出当时的教育观念的确发生了质的改变，面对发展经济的迫切形势，原来的官本位社会正在坍塌。

要发展本地实业，就必然要知晓本地物产资源。为了让学生了解本地物产资源，《乡土志例目》对“物产”一门做了具体要求。要求把物产分为天然产、制造产两种进行介绍。天然产指动物、植物、矿物，制造产则是用以上三种原料制成的商品，即动物制造品、植物制造品和矿物制造品。这种分类在以前的志书中是没有过的，《雄县乡土志》“物产”部指出了这种分类的必要性：“古者格致之学未精，故旧志之录物产也，于动植矿物之界说，均少发明，而制造产之略，又何待言！加以泥古之弊，故所录者往往偏于考据，而莫能得其实之状况。”^[60]

根据《乡土志例目》的要求，所有的乡土志书都列举了本地物产，其中少数还对一些产品销路做了评价。比如，棉纺织业等关涉中国百姓生活的传统手工业产品受“洋货”冲击最强烈，因此被多次强调。华北、华东是中国的主要产棉区，西方机制棉布的倾销对本地区棉纺织业造成了极大的挑战，传统民族工业衰落。所以，这两个地区所编的乡土志有大量对本地棉纺织业的记载。《上海乡土志》指出：“棉花纱布乃邑产之大宗……乡民赖以度日。然近年来洋布盛行，土布滞销，可见利源外溢也。”^[61]《雄县乡土志》说，为了改良工艺，县令“近设工艺局于圆通阁，购日本木机及洋纱织布，土人仍用笨机，然白洋布畅销，而本境之布业久已无色矣”^[62]。《宣威州乡土志》指出，本地的特产是火腿，而“省城每售百一十八觔为一百觔，银一百两只收得八十七两，谓之‘外加内扣’。无他，设行者以行用干没之也。劝业道刘苓舫观察去年莅宣，倡设公司。盖欲扫除积弊，使宣商不受刻削，并望其改良办法，不至以滥恶之物辗转相授，使人厌憎也”^[63]。《辰州府乡土志》的作者觉罗清泰指出，印度茶叶自然条件不如中国，但在销路上却压倒了中国茶叶，这是因为中国茶叶在采摘时“脚揉股压，秽污霉烂”：“一则培茶无术，不知去莠通风之法，一则采叶发烘，由于脚揉烟薰之弊，故洋商望而生畏，致出口骤减也。”^[64]

为了振兴实业，清政府自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施行“自强”、“洋务”新政，御史李璠在光绪四年（1878）就提出：“惟有以商敌商，鼓励沿海义民，仿照外国凑集公司，前往贸易，收回利权。”^[65]乡土志书的编纂者们也就振兴实业表达了自己的希望。《梨树县乡土志》介绍了本地的资源后说：“似此天然富产，果能改良制造，抵制洋货，未始非保利权之一道也。”^[66]《晋县乡土志》谆谆诱导学生道：“商务一途，务要精益求精，先察何器利用，何物易销，尤必振兴工业，以为商业之本。不然，所用机器专赖外人，纵能谋利，得不偿失。尔诸生当明初辟须知商务，非学难精，安可轻视？”^[67]《永定县乡土志》“商务”门的小议，最具代表性：

尔来中外言商务者，月异而岁不同……盖西方以商立国，其君臣上下，日挟其国权，教力争出于其途，此夺一口岸，彼踞一市场，其资本家复纵其才力聪明，争奇角胜，囊括而包举焉。我从其后而蹑之，已瞠乎其不逮矣，况泄泄沓沓者，仅拾其唾弃而甘为牛后耶！自五口初开，商局大变，彼所争各岸口，其初亦只以土约为毒害我国民耳……今之务，宜仿公司法，自设商会公所，兼立工艺制造所。官为之董正，公举资本家之品端行正、才力恢张者为之魁，集股招徕，审时开塞，破除自利之痼，一本公平诚实以行之。财力既富，足以抵拒外商；众志既同，足以操纵内利。变而通之，固而存之，商务之兴，其庶有豸乎！^[68]

作者揭露了西方列强利用通商口岸对中国进行经济剥削的实质，指出西方诸国是以商业为立国之本，提出根据公司法设立商会、提高工艺、举用资本家招股集资等建议，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性，其识见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