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清”与“保种”

四、“排清”与“保种”

“人类”一词，本不属于中国古代词汇，也是从西方引进的一个社会学名词。《乡土志例目》“人类”一门，要求反映出本地居民的民族成分，除了旗人（满人）、汉人两种人外，其他任何人种，都要查明其来源、传承、世系，以及在本地的分布状况、生活习俗。这也是清政府鉴于“门户开放”之后，西人日渐深入中国腹地，因此产生了人种调查的需要；并且在推行“新政”，“预备立宪”，也需要对民族成分进行调查。“环顾全球，有浑同之种，有特别之种，溯其始，无非由迁徙而来。自其一无变迁者言之，谓之土著，其余种类不一，各从其地分别而生。”^[69]“况中外交通之地，尤觇视种族错处之繁，辨之极宜审矣。”^[70]这已经属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成分调查。大多数乡土志书的做法是，如果有某个民族，就直接列出统计数字；如果没有某民族，就直接写“无”。

在列强外侮不断，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求得“种群”的保全，成为当时有识之士关心的问题。国学保存会的发起人之一，广东顺德的邓实在其发表的《种群》一文中就呼吁道：

吾闻欧西种学家之言曰：世界人种之争竞，不趋于上，则流于下。中国授种始黄帝，神皋沃壤，五德晐备，种莫尊焉。至于周秦，为黄种进退一大界域。盖文明之运，至周而极，及秦而大坏。于是昆仑以西，白种历焉。绵厍千载，白人之踪迹骎骎乎遍大地，而吾黄人浸策浸弱如病夫。其故何哉？以白人能合群以保种，而黄人不能也。荀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群则制人，不群则制于人；制人则国强，制于人则国亡。是故驼象牛马，非不庞大也，而为人槛驾，曰不能群之故；非洲之黑人，印度之棕色人，美洲南洋澳岛之红人，所占之地，居地球面积十六七，白人驱虏掠有若犬羊，亦曰不能群之故。^[71]

民族危机感，在乡土志书也得到体现。方土志书的编纂者们纷纷强调乡土教育对“保种”的作用。《束鹿县乡土志》指出：

自达尔文天演物竞之学兴，而灭种、保种、布种诸说纷如飙起，种界因之愈严。^[72]

《宣化县乡土志》认为乡土教育可以教育儿童“爱国家，爱种类”：

顾人才系学术，而学术基童蒙养正有方，骤语以高深，弗得也。……扩而充之，爱国家，爱种类，此心讵有穷尽耶？^[73]

《辰州府乡土志》的作者觉罗清泰是满族，但是综观全书，作者都是从汉族儒家文化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述：

西人富国诸策，即四民谋生理之经……觇土风者，于此有黑奴红种之戄焉。夫种族吞并，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具识智者，类能效之

……夫种族竞争，祸甚烈欤，时至事起，毖后惩前，固茧丝保障者求艾时也。^[74]

谈及当地的游学事项，他曾说：

近日游学东渡者，本郡人士络绎商轮。至有酷学咯血殒身如姚靖卿等。其学成归里者甚众，虽非本郡进化之极点，亦犹日照玻球，全体受光时也。是为汉民进化期。^[75]

清末，满汉矛盾是比较尖锐的问题，民族之间的历史纠葛，无疑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一些乡土教科书毫不忌讳地宣传汉民族在中国的主人翁地位。光绪戊申（1908）出版的《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就明确说：

我国位于亚洲东南之部……分为五大区……而以十八省本部之地为主要。四千年来为我汉族之所栖息，历代之所经营者也。^[76]

相反，一些乡土志的作者为了避免这种矛盾，试图模糊这种“畛域”。《黑龙江乡土志》说：

黄帝为黄色人远祖。满蒙汉皆黄色人。^[77]

更有人提出了一些独特的看法。《平度县乡土志》声称，古今中外之人实际上都是炎黄子孙，而且现在已经出现了“世界民族大融合”的趋势：

谱系之事，晋唐最盛，盖五方云扰，士民各自谱支派以保其种族。实则上稽皇古中外，皆黄炎之胄也。今者六洲大通，渐有胡越一家之象，承学之士，尤宜知此。^[78]

也有部分乡土志书就人种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比如，汉族的起源，就受到当时一度流行的“华夏民族西来说”的影响。《福建乡土教科书》是清末所编的乡土教材，清末已经印刷四版（入民国后，经修订后再版）。此书采用课目问答体，所有课目都是林姓学生与教师一问一答。其第一册第四课“人种概略”云：

林生曰：我国民族发始于何地？师曰：我国民族其先住于怕（帕）米尔高原，黄帝时乃迁于中国。战胜苗族，拓地而居之。是为汉族。地球之种六，最强者惟黄与白。欧洲、美洲为白种，亚洲为黄种。黄种之族类甚多，若吾人则固黄种中之一民族也。^[79]

此书的“我国民族其先住于怕米尔高原”概念，是当时“华夏民族西来说”在乡土教材中的反映。而《蒲江县乡土志》更自称为“巴克族”：

苟非保存国粹，以救国、救种、救天下，吾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孔子之泽，将随野马尘埃而飞去。文字灭而乾坤亦将混沌，不知十二万年后，而吾巴克族已化蚕沙矣。^[80]

以上所谓“我国民族其先住于怕米尔高原”以及“吾巴克族”之语，起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人类考古学家提出的几种人类起源假说。这些假说认为，远东人类是从埃及或巴比伦、印度迁徙而来。“巴比伦说”1894年由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法国人拉克佩里（T．de Lacouperie）在其所著《中国上古文明西源论》一书中提出，说奈洪特（Nakhunte）在公元前2282年率巴克族（Bak）东迁，这个东迁的酋长就是黄帝。^[81]这种假说适时在中国成为一个广泛流行的观念，尤其被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所提倡。章太炎、章鸿钊、蒋智由等著名学者都著有专文，“国粹派”学者多持此说。如刘师培所著《国土原始论》持此观点。^[82]黄晦闻则说：“信夫，吾民族来自西方，吾质诸古书尤信。”^[83]这种学说曾被广泛宣传，甚至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制定中国国歌时，还明确表示华夏民族来自于西方，其歌词曰：“华胄来从昆仑巅，江河浩荡山绵连，勋华揖让开尧天，亿万年！”而当时由教育学者所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也多引用此观点。如1908年章嵚所编《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把这种观点写入书中。民国初年，这种观点曾大行其道，编写《盐城乡土历史》、《盐城乡土地理》的印鸾章，在其所编《（评注）国史读本》中就对这种观点表示肯定。直到20世纪30年代，“西来说”才逐步被“土著说”所取代，但仍有不少学者持有这种观点。^[84]

我们注意到，前引《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福建乡土教科书》中所说的“我国”、“我国民族”专指“汉族”。后者在另一课中，更明确地说“中国固属汉族”^[85]，而没有提及统治中国近二百七十年之久的“满洲人”。这种以汉民族（华夏）为本位的背后，是清末民初在新知识分子群体内兴起的排满思潮。^[86]“排满”思想自清朝建立以来就在民间秘密会社天地会中传布，其“反清复明”的宗旨，实质就是推翻满洲在中国的统治；而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动摇了满洲统治的根基。1860年以来，随着西方政治学说的传入，中国人感受到了西方政治、科学文化的优越性，迫切希望中国奋起直追。本来寄希望于清政府来一场如同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自改革”，但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这种失望情绪外化为对满人统治的不满。此后，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留日学生团体已经明确提出“排满”的口号。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在海外从事推翻清政府的准备。而在“得风气之先”的广大华东、华南以及两湖地区，更弥漫着一股“排满兴汉”的情绪。早在1903年以后，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宣传排满革命的书刊在国内流传。到了1904年更加普及，仅湖南一地就有多达十余种，不仅书肆销售，也有读者暗中互相赠阅。常德中学堂学生“皆能持民族主义”，他们集资刊刻留日学生寄来的《死里逃生》稿，“言瓜分后之惨状及动员湘人独立”，“以期造成国民资格”。^[87]浙江严州府中学堂学生积极购阅《萃新报》，因“该报大都采取《江苏》杂志、《浙江潮》杂志及各种提倡民族主义诸日报而成，学生以为此种报章，实为吾汉族所必读”^[88]。1903年6月，《苏报》由新任主笔的章士钊等人大加改良，公开提出“排满”革命口号，并且“日日倡言革命”，号召国民“荡清胡氛，强我种类”。^[89]国学保存会成立后，更是大力宣扬“振兴汉种”，保存国粹，鼓动大汉族主义情绪。罗振玉曾回忆说：“是年（1904）六月……时无文无君之说，虽非猖獗若今日者，然已萌芽。”^[90]当时的激进报纸《复报》曾刊载《常州女学之阻力》一文，文中讲到：

公等勿徒见满政府张皇粉饰，建设一学部，下几道振兴教育之诏旨，而为所欺蒙也。彼握教育大权之学务处，实隐承政府之阴谋秘计，将尽破坏民间所办之事业以为快。故即以教育而论，处此等政府之下，固无望其能发达也。^[91]

在《评苏学务处与宁学务处之批示》一文中，又讲到：

自满洲政府以维新兴学之旨愚天下，而一般无识之士咸仰其风采，梦想教育之普及。此其丧心病狂为可耻，而为人穿鼻尤可怜也。吾则敢为一言以告国民曰：中国非大革命以后，断不能有完备之教育。^[92]

于是，为了“排满”，新知识分子们从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角度进行“排满”的论证，甚至从明末以来的抗清历史中寻求资源，以“发明传统”，重塑汉族（华夏）正统的地位。^[93]比如，以刘师培、黄节等人为首的国学保存会，编写大量文章，抨击满洲政府，树立“华夏正统”。留日师范毕业的侯鸿鉴，在其所编《锡金乡土历史》中说：

洪杨之难，庚申四月初十日破城之日，以悍杀屠戮为事。为吾邑最大之浩劫。盖自宋元以来，几及千年，邑人未遇兵祸至此。……男女幼稚，死者相继，迨曾李之兵南下乃平定之。以洪杨虽为排清兴汉，然无纪律之兵到处殃民，识者早知其事之不成也。^[94]

作者对太平军其在所到之处滥杀无辜的行为进行了谴责，但从文中也可以看出，虽然作者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表示了遗憾，却对其“排满兴汉”之举则是暗含支持的。

民国初年，提倡“五族共和”的民族团结政策，于是志书的编纂者不得不为这种排满思潮做一些修复。《晋县乡土志》“人种”云：

保守汉种：前清之季，南方汉人昌言革命，诋北方汉人为“满奴”，是分畛域也。儒者，大道为公。无论汉与满，同居亚洲，不可以外人视之。即欧、美、奥、非，亦不可以外人视之尔。诸生既为汉人，即宜奋发自强，保全汉种。^[95]

在很多乡土志书中，还存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人就意识到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人与社会形态的影响，如《曹州府菏泽县乡土志》说：“《管子》曰：‘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则水。’盖谓解人之邪正，尝水而可知也。是故轻劲而清者，民多简易而正；重浊而洎者，民多愚疾而垢道；躁而复者，其民贪粗而好勇；淤滞而杂者，其民巧佞而好利。”^[96]然而，清末的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为当时知识分子对国家形势的一种解释视角，更多的是受到法国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理论的影响。该书自1900年开始被译介到中国，到严复1903年翻译成为《法意》，已经有三种译本。^[97]该书第十四章“法律和气候的性质的关系”至十八章“法律和土壤的性质的关系”专门研究了人的体质、性格与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联系。作为启蒙运动的一种思想，该书一被引介到中国，就成为流行的学说。《绥中县乡土志》“地理”门所说“若就地质而论，高原宜牧，平原宜农，河渠海滨宜商，寒带之人尚竞争，热带之人常懒惰，温带之人多文弱，凡此皆地理之公例。……亦留心时局者研究之一大宗也”^[98]，完全是孟德斯鸠有关思想的翻版。甚至刘师培也受到过影响，在其所著《编辑乡土志序例》、《南北学派不同论》、《经学教科书》以及所编安徽、江宁等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中，都表达了这种思想。如《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叙，首句便是“平原之民，与山国之民不同”。风俗则因地而异，“如古昔徐州之地，其土舒缓，其气宽舒，其民禀性安徐”；“古昔扬州之地，其水波扬，其气燥劲，其民禀性轻扬”。在他看来，人的声音、地区的方言都是由环境决定的，甚至从人的发音可以判别该地的民风民俗。^[99]《通州乡土地理教科书》分析本地学术文化说：“吾通虽滨江海，然人民颇有大陆性，思想甚不发达。咸同间士溺时文，稍有习辞章则贤矣。”^[100]显然将环境作为分析文化的主要依据。

毋庸置疑，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极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落后的古代社会更大；但同时，人类具有能动的认知能力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们既受环境的影响，又能主动地适应环境、改造环境。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日益增强。因此，社会人文现象的形成，除了地理环境的影响，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清末流行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反映了新知识群体用西方流行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尝试，但是，仅仅强调环境的外在影响，把它当做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只能陷入机械唯物论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