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群”与社会:“以乡土之易,收合群之效”
“群学”也是清末非常普及的一个概念。所谓“群”的范畴,最早出现于战国末年荀子的论著中,但并没有后来所衍生的意义。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光绪二十一年(1895)翻译家严复发表《原强》一文,阐述对中国经济社会积弊的看法。在该文中,他把西方的社会学(sociology)概念引入中国,根据中国自身的情况,他把sociology译成了“群学”。严复陈述自己这种译法的原因和目的:“斯宾塞尔者,亦英产也。与达氏同产,其书于达氏之《物种探原》为早出,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曾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101]维新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也都纷纷撰文,提倡“群学”。不过,他们各自所说的“群学”所指代的对象既有联系,亦有区别。[102]严复的“群学”实际上着眼于“群体”团结,有“群大己小”的含义。其所著《国闻报缘起》云:
抑吾尝闻之,积人而成群,合群而求国。国之兴也,必其一群之人,上自君相,下至齐民,人人皆求所以强,而不自甘于弱;人人皆求所以知,而不自安于愚。……一群之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于是其为君相者,不过综其大纲,提挈之,宣布之。上既不劳,下乃大治。泰西各国所以富且强者,岂其君若臣一二人之才之力有以致此哉?亦其群之各自为谋也。[103]
严复的“群学”观念,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在当时引起了众多新知识分子的注意与讨论。西方列强在国际事务中“弱肉强食”的实质,更加引起国人的震动。“群学”成为当时社会舆论的重点讨论话题之一。而且在清学部的教育宗旨中,对“尚公”的要求,即培养学生“爱国合群之理”。这些必然影响到乡土教科书的编者。《宣威州乡土志》认为,兴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教导全国百姓齐心协力,同仇敌忾。其《乡土历史》“作合群一课,为除畛域之见”:
同处一国而互相猜忌,渔人之利故。数竞争时代,首重合群。合群理财,则富;合群治兵,则强。土地田园,汉、回、夷所同有,而外人不得过问。若复猜忌,人将从而侮之。设学宗旨,其在是欤。[104]
《辰州府乡土志》的作者觉罗清泰从客观的角度指出,地方如果不讲实业,“俯仰无资,妻子难畜,种类且将自灭,况能合群力斗耶”[105]。福建《福安乡土志》的序言,更是对这种“群学”思想做了发挥:
群学之裨于国,大矣哉!邑有邑群,郡有郡群,州有州群,都有都群,地不同而群,愚有愚群,顽有顽群,类不同而群;亦一也。然欲联都会之群,自群其乡邑始;欲萃壮勇之群,自群其幼稚始;欲成才智之群,自群其愚蒙始。今世变迫矣,环海诸邦各率其红白黑之群与我华抗。我华咸駴之,愕之,而不知其基于能群也。其能群,奈何?曰:彼亦有彼之乡邑也,彼亦有彼之幼稚也,彼亦有彼之愚蒙也。彼群其乡邑而不囿于乡邑,故国力达全球;群其幼稚而不域于幼稚,故民质甚悍强;群其愚蒙而不安于愚蒙,故艺术尽精巧。然则谈天下事者,其必曰群乎?顷者朝廷停止科举,普兴学堂,并颁发例目,饬各府厅州县撰乡土志,以资蒙学之课□,以有都会必有乡邑,有壮长必有幼稚,有才智必有愚蒙。夫愚蒙之幼稚,僻处乡邑,使以天下之大语之,则必昏昏欲睡,奄奄不振而无以成。合群之学,惟举夫群居群处之山川,群言群语之事物,群耳群目之所视听,群手群足之所动作,有关于乡邑,有益于幼稚,虽愚蒙亦可以领会者,条分缕析,笔于书而授之,庶几便于讲解,乐于记诵,发其聩聋,扩其知识,由乡邑之群,以埒乎都会之群;由幼稚之群,以臻诸勇壮之群;由愚蒙之群,以化为才智之群,此即赫胥氏“善群进化”之谈,斯宾氏“合群进业”之旨。而中国群学,知将来可比并泰西也。福安虽闽省偏隅,而以地域论则亦为乡邑之小,以人类论则不无愚鲁之童。学堂初立,风气方开,于此而不先语以乡土之易,知者恐课程过躐,不能立合群之基,终难收合群之效矣。[106]
在全篇不到600字的序言中,作者用了42个以“群”为中心的词汇,频率之高,殊为罕见。作者借用了进化论的思想,希望全国各个年龄层次、各个团体、各个阶层、各个区域,都能团结一心,都能“善群”,以求“进化”,以图中国崛起;并且认为,对儿童进行乡土教育,是为将来“合群”打下基础,以保证将来能收到“合群之效”。从笔者所能接触到的乡土志书来看,只有此书一种明确引用了“群学”的概念,很有可能因为严复是福建侯官人,所以他的译介及思想更易受到福建知识分子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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