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与“新学”的两难选择

七、“国粹”与“新学”的两难选择

随着1840年西人以武力叩关，中国一败再败，部分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西方科技的先进性。1842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但并未受到官方的重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才真正刺激了清政府，促使其推行“洋务”新政以图自强。然而，几十年苦心经营的结果，是1885年中法战争的实际失败，1895年在与“蕞尔小国”日本的海战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灭，1900年八国联军的长驱入京。这使清朝统治者意识到，仅仅从技术上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之术，而思想、政治上不进行改革，挽救不了清王朝的颓败之势。1898年的变法运动，表明了维新派全面学习西方政治、科学、教育、文化的计划。这次变法尽管以夭折而告终，但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科技知识的思想却在社会上普及。各级官员和地方文人也多以懂时务相尚，以致“盈天下哄言新学”^[131]。“新学”和“西学”的含义是一样的，泛指西方强国的先进文化。“不过‘新学’一词在1894年以后才流行起来。西学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从欧美输入的各种不同的知识。因为它不同于中国古老的传统学识，它便被称为‘新学’，以示区别。”^[132]

当然，实际上直至清朝灭亡，当时的统治者仍然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而且在新式学堂兴起之初，科举制度尚未废除，传统儒学的知识仍是录用官员的考核内容。当时，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在湖广地区设立了存古学堂、尊经学堂，重点讲授经学一科。其他省份纷纷效仿，以示以儒学为本。^[133]即使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对传统学问的考核仍是第一位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在讨论考试内容时，表明了这种观点：“各试虽然皆以经济时务为重，亦必须能明四子书大义及有宋诸大儒理蕴，方准取中，以免趋末忌本之弊。”“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134]面对传统国学不兴，儒家价值观日益沦丧的局面，社会上“保存国粹”呼声的出现，也并不无道理。国学保存会的办会宗旨就是“保存国粹”，其主持者广东顺德的邓实曾经分析说：

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当是时入日本国民思想界而主之者纯乎泰西思想也，如同议一事焉，主行者以泰西学理主行之，反对者亦以泰西常理反对之，未有酌本邦之国体民情为根据而立论者也。文部大臣井上馨特介此义大呼国民，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和之，其说以为宜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不宜醉心外国之文物，并其所短而亦取之，并我所长而亦弃之。其说颇允。……国粹也，天演家之择种留良，国粹保存之义也。^[135]

在大多数乡土志书提倡“新学”的同时，面对传统学问日益败落的情形，有的乡土志编纂者提出了类似的意见。《蒲江县乡土志》指出，有的人只知追捧“新学”，其实只不过接触到其皮毛而已；有的人不懂国文，甚至于不能做四字联句。其实，修身、国文都是可以使人具备国民资格的训练。

国文尤国粹留遗。迩来黌序青衿，亵新学皮毛，视两科为悬疣，甚有鄙夷不屑者。志中附录高等小学修身、国文两绪言，使儿童知两科关系亦所以预备高等国民之资格。

古人陶情淑性之端，新学竞争，古调不弹，曾见有入高等小学，不能作四字联者，故志中附录魏文靖公、威愍公祠联，稍延声律之学。^[136]

该书又说，要将传统儒学贯穿于教科书的编纂中，保存国粹，以防儿童被“邪说”浸染：

教育关系臻重，纂辑教科，以我国圣贤经传为纲，以中外儒先名言纬之。志中师其意，引书籍凡一百三十二种，皆中国旧有之道德。聚间而易知，与所志之件有关合者层层分配，使儿童印入脑海，于我国圣贤经略传见一斑，观今鉴古，触类旁通。保存国粹之道，即寓其中。表正影端，自不为邪说诐行所染。^[137]

作者认为“孔教”才是世界上真正有价值的、不朽的信仰：

千百年来，惟孔教是依立。东西两半球上巍巍而荡荡者，其惟孔教乎！而今之谈宗教者，曰回教也，黄教也，红教也。上三教邑均无。天主耶稣教也，皆与孔教之大望尘不可及者也。孔教之大，塞乎天地，通乎古今，行乎夷狄，下为河岳，上为日星；于人则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之大纪纲，地球可毁，诸天世界可灭，而孔教之大极，之万劫虫沙后，终不可磨。^[138]

作者最后指出，如果不“保存国粹”，中国将面临亡国灭种之灾：

苟非保存国粹，以救国、救种、救天下，吾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孔子之泽，将随野马尘埃而飞去。文字灭而乾坤亦将混沌，不知十二万年后，而吾巴克族已化蚕沙矣。^[139]

《永定县乡土志》也指出，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并非总是“喜新厌旧”，而是非常重视文化典章、文物制度：

盈天下閧言新学，后生小儒厌常喜新，取其说可以骇俗，而往往唾弃老成，鄙为枯败，不适于用，曰：有西人之新法。而不知西人最重古物，不独珍宝为然，即粗举如富室城郭，腐败如尸骸棺櫘，无不惜而保护之。……开国民耳目，今之游历者，犹及见彼国二千年以上古物，语有之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140]

还有乡土志书持更为激烈的观点，其代表就是陕西兴平县“农本主义”者张元际。张氏在其所著《兴平县乡土志》中，站在捍卫传统儒学价值的立场，表现出对社会上所流行的“新学”不以为然的态度：

明以来，词章利禄之说盛行，蠱人心志，末焉而忘其本，粗焉而遗其精。救时之辈乃本前人之意，特别其名曰“以矜新学”；而随流逐波者又变本加厉，不沿流溯源，遂觉今之学逾于古之学焉。玉涩矣，磨之则光；镜尘矣，拂之则明。玉镜犹是也，不过磨之、拂之，一似另有一番光明。尔今之整顿，磨尔、拂尔尚未极于光明，以得其真面目，无识者又创为新奇之说，尨言杂论致民不信从。于是深于学者辄加訾议，是又在当时之有事学界者，绎古训以默识心融，遵朝章以实事求是，无新旧之截然判为两途，合体用而确然归于一是，是则吾学之大幸，而时艰之大有齐也。^[141]

张元际认为，古学和今学没有决然的分别，现在的人们还没有好好发挥“古学”的作用，就急着“以矜新学”，张氏在其著作中还认为，所谓“新学”，不脱离中国古已有之的“道学”；甚至西方的理化学科也不例外。“理化，前人言者亦多，今则益加详耳，何尝为新学哉？何尝非古学哉？”最后，张氏还得出了“每念时局艰危，学术纷杂，非反经不可”、“孔教立国”的结论与主张。在地方经济方面，他更是提出了“农本”的观点，成为北方传统农业经济区的突出代言人。

以上一些彼此相互联系的观念和范畴，大概能反映清末乡土志书的共同时代特性。应当指出，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舆论中，它们都是极其多见和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在当时的公共媒体中使用频率很高，任何一组概念的出现都有其相当深厚的社会背景，并以其为中心引起过广泛讨论。其中大多数概念，近年来学术界都有专门的“知识考古”式的观念史探讨。因此，这里仅立足乡土志书本身来说明乡土志书中频繁出现的这些内容的思想渊源及相关的历史背景。

由于乡土志书是各个地方分别纂修的地方童蒙教材，它们更多的是表现各自不同的地方特性，其内容包含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自然资源等。但是，当时的社会处在所谓“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些地方知识分子，无论眼界如何狭窄、信息如何闭塞，其身处的地方社会也不会是死水一潭，这使他们不可能无视地方社会和外部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方今海禁开而教事踵起，新政行而百度更张；官守民风，斩然一变。岂犹是旧志所云‘守其道而不变，千百年可长享太平’之时欤？”^[142]从宏观层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现存的乡土志书中，只有极少部分没有涉及以上某种观念和范畴。因此，可以说这些乡土志书的内部体现出强烈的社会紧张感，其时代气息是非常浓郁的。

【注释】

[1]钟树森：续修《肥城乡土志》，钟“序”。

[2]蔡和铿：《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序”，光绪戊申孟春初版，宁波汲绠斋出版处。

[3]《安南县乡土志三编》，光绪三十三年编。此书供初等小学五年级用，分历史、地理、格致三部分，在《乡土例目》基础上扩增至二十一目。

[4]辜天佑：《湖南乡土地理参考书》，宣统二年，湖南机器局印。

[5]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9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6]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48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7]张之洞：《两湖总督张奏设存古学堂折》，转引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二辑下册，50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8]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534～539页，“学部：奏陈教育宗旨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9]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第九章“清代的中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0]《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第七章“教育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1]林传甲：《黑龙江乡土志》，“地理”第一课“位置”。

[12]张元际：《新学道学说》，《兴平县乡土志》卷六，光绪三十三年，陕西《乡土志丛编》二辑。

[13]马锡纯：《泰州乡土志》，“历史释义”，光绪三十三年。

[14]据王尔敏先生考评，“国家有机体”的概念创自梁启超，时在1902年。“国家、人群，皆为有机体之物，其现象日日变化，虽有管葛，亦不能以今年料明年之事，况于十年后乎？”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163页，引梁氏《新中国未来记》（绪言）。参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15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5]秦光阶：《赞皇县乡土志》，收《抄稿本乡土志丛编》第2册，线装书局，2002。

[16]乔德秀：（宣统）《南金乡土志序》，转引自柳成栋等《东北方志序跋辑录》，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17]《绥中县乡土志》，不著纂人，光绪三十四年修，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绥中县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县。

[18]梁启超：《少年中国说》（1900），见《梁启超全集》，410页，北京出版社，1999。

[19]梁启超：《新史学》（1902），见《梁启超全集》，737页，北京出版社，1999。

[20]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见《瞿同祖法学论著集》，14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1]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见《瞿同祖法学论著集》，10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2]《绥中县乡土志》“氏族”，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尤关国之精神命脉者，则不在民族，而在氏族”这一论断，在具有反清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正在努力建构“华夏”民族概念的时候，由地处绥中县的乡土志编纂者提出来，的确颇具回味之处。

[23]［美］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第一章“引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4]《海虞鹿苑钱氏支谱》，民国十八年续修，藏上海图书馆家谱中心。鹿苑，明清为苏州府常熟县鹿苑乡，现属张家港市。

[25]参见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第六章“20世纪上半叶社会各界的家族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6]《海虞鹿苑钱氏支谱》，“族谱之效用（附序后）”，民国十八年续修，藏上海图书馆家谱中心。

[27]孙中山：《在广州孙氏宗族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集外集》，56页。

[28]《海虞鹿苑钱氏支谱》，“乡土小志”，民国十八年续修，藏上海图书馆家谱中心。

[29]关于清末民初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参见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收《清华汉学研究》，第二辑。

[30]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七，转引自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33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1]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四，转引自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33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2]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二，转引自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33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3]《奏定实业学堂通则》，“设学要指”章第一，转引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二辑，下册，1页。

[34]《学部通行各省举办实业学堂文》，转引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二辑，下册，6页。

[35]康有为：《物质救国论》，转引自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34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6]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四，转引自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34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7]《绥中县乡土志》，“实业”，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绥中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县。

[38]《高唐州乡土志》，67页，收于《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39]陶应润：《义州乡土志》，光绪末年修，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

[40]张世卿修，王崧、于莲纂：《平度县乡土志》，卷九，“实业”，清光绪三十四年抄本。

[41]吕渭英审定，郑祖庚等纂：《侯官乡土志》，395页，“实业”，见《闽县乡土志、侯官县乡土志》（标点本），海风出版社，2001。

[42]《平利县乡土志》，“实业”。作者此处先在“士、农、工、商”后写“无”，后又注明具体人数，明显是表明自己对“四民”的看法与以往观念的不同。

[43]《蒲江县乡土志》，“编辑管见”，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9册，线装书局，2002。

[44]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收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8～32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5]《平利县乡土志》，“商务”。

[46]《曹州府菏泽县乡土志》，“商务”。

[47]《高唐州乡土志》，“商务”。

[48]《镇安（黑山）县乡土志》，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镇安县于光绪二十八年设。

[49]《绥中县乡土志》，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绥中县于光绪二十八年设。

[50]刘鸣复修：《法库厅乡土志》，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法库厅于光绪三十二年设。

[51]吴寿宽：《高淳县乡土志》，抄本。

[52]孙方阭监修：《馆陶县乡土志》，373页。

[53]陶应润：《义州乡土志》，光绪末年修，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

[54]吕渭英审定，郑祖庚等纂：《侯官县乡土志》，489页，“商务杂述”，见《闽县乡土志、侯官县乡土志》（标点本），海风出版社，2001。

[55]觉罗清泰：《辰州府乡土志》，“商务”，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13册，线装书局，2002。

[56]林传甲：《黑龙江乡土志》，第七十八、七十九课。

[57]夏诒垣修，李席纂：《晋县乡土志》，第九章“实业”，宣统二年修，民国十七年抄本。略有修改。

[58]李维清：《上海乡土志》，“工商半日学堂”。

[59]觉罗清泰：《辰州府乡土志》，第八章，光绪三十三年，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13册，线装书局，2002。

[60]刘崇本：《雄县乡土志》，物产第十四，光绪三十一年。

[61]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十八课“物产”。

[62]刘崇本：《雄县乡土志》，“物产”。

[63]缪果章：《宣威州乡土志》，“格致”第十课。

[64]觉罗清泰：《辰州府乡土志》，“植物动物”，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13册，线装书局，2002。

[65]《洋务运动》第一册，165～166页，转引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28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6]《梨树县乡土志》，“商务”，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

[67]夏诒垣修，李席纂：《晋县乡土志》“格致”册四，第三章“商务”，宣统二年修，民国十七年抄本。略有修改。

[68]王树人修，侯昌铭纂：《永定县乡土志》，“商务”，光绪三十二年。

[69]《绥中县乡土志》，“人类”，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

[70]刘鸣复：《法库厅乡土志》“人类”，光绪三十三年，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

[71]（癸卯）邓实主编：《政艺丛书》，第一册，129页，收于台湾文海出版社编《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续辑》。

[72]张凤台：《束鹿县乡土志》，卷四，“人类”。

[73]谢恺：《宣化县乡土志》，自序，光绪三十三年修。

[74]觉罗清泰：《辰州府乡土志》，“户口表”，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13册，线装书局，2002。

[75]觉罗清泰：《辰州府乡土志》，“历史”，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13册，线装书局，2002。

[76]蔡和铿：《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第一课“中国概况”，光绪戊申孟春初版，宁波汲绠斋出版处。

[77]林传甲：《黑龙江乡土志》，“历史”第六课，“黄帝”。

[78]张世卿修，王崧、于莲纂：《平度县乡土志》，卷七“氏族”。

[79]《福建乡土教科书》，第一册，第四课，福州启明美记印书馆，民国十五年第六版。

[80]《蒲江县乡土志》，“高等小学国文绪言”，收《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9册，线装书局，2002。

[81]参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

[82]刘师培：《国土原始论》，载《国粹学报》第四号“政论”，上海，光绪三十一年刊。

[83]黄晦闻：《种原》，载《国粹学报》第一号，上海，光绪三十一年刊。

[84]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刘超博士论文《民族主义与中国历史书写》，第四章“从‘西来’到‘土著’：中国人种起源说研究”。该文综合分析了有关“华夏民族西来说”的诸多研究成果。又见［日］石川祯浩：《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载《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85]《福建乡土教科书》，第一册，第五课，福州启明美记印书馆，民国十五年第六版。

[86]参见杨国强：《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情绪》，载《史林》，2004年第3期。

[87]《禁止出版自由》，载《警钟日报》，1904年5月23日。

[88]《严禁逆说》，载《警钟日报》1904年10月18日。

[89]转引自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89页，学林出版社，1995。

[90]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集蓼编》，16～17页，转引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二辑，下册，42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91]《复报》第四号：“常州女学之阻力”，转引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二辑，下册，65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92]《复报》第五期：“评苏学务处与宁学务处之批示”，转引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二辑，下册，65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93]上文关于“西来说”的争论也发生在同一历史背景下。有关此方面的代表作有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和晚清的国族建构》，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年第28期。

[94]侯鸿鉴：《锡金乡土历史》，上卷，第二十八课“洪杨之难”。

[95]夏诒垣修，李席纂：《晋县乡土志》，历史册，第五章“人种”，第二课：“保守汉种”，宣统二年修，民国十七年抄本。略有修改。

[96]汪鸿孙：《曹州府菏泽县乡土志》，“水”，光绪三十三年，收于《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97]参见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2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98]《绥中县乡土志》，不著纂人，光绪三十四年修，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绥中县于光绪二十八年设置。

[99]刘师培：《编辑乡土志序例》，收《刘申叔遗书》“左盦外集”。参见本论文第三章第二节学者对乡土教育的探讨。

[100]《通州乡土地理教科书》，上编，第二十九课“学术”，上海图书馆藏本。

[101]严复：《严几道文钞》卷一，6页。

[102]姚纯安：《清末群学辨证》，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此文综合了以往对“群学”的研究成果。认为严复最早发明了“群学”一词，不过康、梁诸人也未必是受严复影响，而且他们所指代的对象也是不同的。

[103]严复：《严几道文钞》卷四。

[104]缪果章：《宣威州乡土志》，“宣威乡土历史”，第四十课，收《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8册，线装书局，2002。

[105]觉罗清泰：《辰州府乡土志》，“户口表”，收《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13册，线装书局，2002。

[106]《福安乡土志》，周祖颐序，光绪三十一年修。

[107]王尔敏：《中国近代之自强与求富》，收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181～21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08]《蒲江县乡土志》，“学堂”，收《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9册，线装书局，2002。

[109]《高唐州乡土志》，“学堂”，光绪三十二年编，收于《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110]《邵阳县乡土志》，县事上官廉“叙”，光绪三十三年修。

[111]《馆陶县乡土志》，县事孙方阭“序”，光绪三十四年山东官报局印。

[112]马梦吉修，郑英澜纂：《宽甸县乡土志》，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

[113]刘师培：“富强基于兴学，应比较中西学派性情风尚之异同，参互损益，以定教育之宗旨论”。参见梅鹤孙：《青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刘申叔集外遗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14]关于改良论的研究，参见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三联书店，2001。

[115]《绥中县乡土志》“实业”，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年版。

[116]《肥城县乡土志》，127页，收于《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117]谭绍裘：《扶风乡土志》，“序例”。

[118]马锡纯：《泰州乡土志》，“农业”，光绪三十四年。

[119]吕渭英审定，郑祖庚等纂：《侯官县乡土志》，“商务杂述”，收于《闽县乡土志、侯官县乡土志》（标点本），海风出版社，2001。

[120]夏诒垣修，李席纂：《晋县乡土志》“格致”册四，第二章“制造”，宣统二年修，民国十七年抄本。略有修改。

[121]吕渭英审订，郑祖庚等纂：《闽县乡土志》，“商务杂述五”（输入货）。《闽县乡土志、侯官县乡土志》（标点本），海风出版社，2001。

[122]李方学：（伊犁府）《宁远县乡土志》，“实业”，收于《新疆乡土志稿》，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123]《奉贤乡土历史》，第四十课“风俗得失”，宣统二年。

[124]马梦吉修，郑英澜纂：《宽甸县乡土志》，“人类”，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

[125]《蒲江县乡土志》，“编辑管见”第十。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9册，线装书局，2002。

[126]《洛南县乡土志》，卷之四“商务”。

[127]《宜川县乡土志》，“风俗”。

[128]《鄠县乡土志》，“商务”，收于张国淦编《乡土志丛编》。

[129]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十八课“物产”。

[130]觉罗清泰：《辰州府乡土志》，第八章“实业”，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13册，线装书局，2002。

[131]王树人修，侯昌铭纂：《永定县乡土志》，“耆旧第四”，光绪三十二年。

[132]《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200页，第三章“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33]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三章“温故知新：民间的古学复兴与官方的存古学堂”，三联书店，2003。

[134]山东巡抚袁世凯《遵旨敬抒管见备甄择折》，转引自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10页、1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35]邓实主编：《政艺丛书》，“国粹保存主义”，第1册，180页，收于《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续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136]《蒲江县乡土志》，“编辑管见”第十二、十三，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9册，线装书局，2002。

[137]《蒲江县乡土志》，“编辑管见”第八，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9册，线装书局，2002。

[138]《蒲江县乡土志》，“宗教”，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9册，线装书局，2002。

[139]《蒲江县乡土志》，“高等小学国文绪言”，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9册，线装书局，2002。

[140]王树人修，侯昌铭纂：《永定县乡土志》，“耆旧第四：前言”。

[141]张元际：《兴平县乡土志》，卷五“学堂”，光绪三十三年，陕西《乡土志丛编》第二辑。

[142]觉罗清泰：《辰州府乡土志》，“编辑辰州府乡土志原始”，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13册，线装书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