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必须育人

教书必须育人

外省市教师经常到我们学校听课指导，他们和学生相处，时间长的有的半个月，有的一个月，还有的两个月。

凡是和学生相处时间长的外地教师都发现，我真正用于教书的时间太短了。去年九、十月间，吉林柳河老师在我校一个月时间内，我却外出开会20天。有的老师替我计算说：“你每年要有十分之三的时间开各种会议，十分之三的时间接待外地客人，写各种稿件、材料，处理信件。十分之二的时间处理学校工作，十分之二的时间用于学生。而在十分之二的用于学生的时间中，你有一多半时间是用于班级管理和学生思想教育的。计算起来，你用于两个班136名学生的语文教学时间，真还不到你全部工作时间的十分之一。”这样机械地划分时间比例，虽然不尽符合事实，但确实说明我用于语文教学的时间太少了。

许多青年教师都对我说：“魏老师，我们真想像您那样教语文。”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您教得多轻松啊！不留作业，也不批作业，不考试，也就不用刻题、印试卷，不印复习提纲，还不用评卷，再加上不批改作文，这些都是我们很累的工作，您都不做。我们如果也能这样，当然好了！”

更有许多教师问：“你是靠什么办法，使各类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地学习的？”我们看到你的学生每天都自觉写作业，写日记，他们互相出考试题、互相评卷的时候，都非常认真仔细。你用什么办法使他们学习这样自觉呢？”

我回答只有两个字：“育人。”

我从工厂费尽千辛万苦，抛弃人们羡慕的工作来到学校，根本原因就是想多培育一些正直、善良、勤劳、无私、愿为国家为人民多做实事的人。

我1978年当上教师，1979年就在营口地区语文教研会和思想政治教育会议上，分别就自己教书育人的做法和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做法，向大会作了汇报。

当教师三年多时间，我的文章《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便在全国中语会交流。这以后，写文章、作报告逐渐多了起来。对我的文章、报告，褒贬不一。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当面教诲、赠书、撰文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给我以鼓舞。原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同志不仅嘱咐我继续钻研育人之道，而且亲自赋诗、作文，给我以充分的肯定。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健教授风尘仆仆，亲临我校访问学生、教师、家长，长时间座谈后，发表长篇讲话，以后又亲自撰文，充分肯定我教书育人的经验。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两次见面都勉励我在教书育人方面探索出新途径，以后还让省教委的领导告诉我，要进行系统的总结。教委王明达副主任亲临我校视察，做了多方面的具体指导。指导得最多的，还是让我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下功夫。

省市领导对我的鼓励指导更是难计其数了。几年来，一位省长、三位副省长、一位省人大副主任先后七次到校视察，都谈到教书育人是一个大题目，要深入实践，继续总结。

当然，我也听别人向我转述过某位专家的意见：“魏书生教书实际没什么新东西，没什么经验，他只不过在思想教育方面有一套办法，比别人多下了点功夫！”

显然，专家、领导鼓励我，主要不在于我是经师，而在于我是人师，在于我始终注重教书育人。

有的专家承认，我育人下了功夫，我觉得很受鼓舞。至于我语文教学方法是不是新东西，无关紧要。我总想，抓住了育人这一关键，再去教语文，新办法，旧办法，土办法，洋办法，都能改造成好办法。

为什么我到学校来？目的是为了育人。为什么我在教书的同时始终注意育人？

1.首先是个人心理上的需要。我在人生的路上，遇到过许许多多正直、无私、善良、真诚的好人，和他们在一起，我享受到真正做人的自豪感和幸福感。在他们面前，我觉得名誉、地位、财产都极淡极淡。“士为知己者死”，为了这些好人，尽管有的好人并没有一起共事，但为了共同的事业，我常觉得，献出自己的一切也心甘情愿。在他们面前，自己常觉心中有一股浩然正气在升腾。我常想，世界上要尽是这些好人，人生该多么幸福，愉快。可惜，我确实遇到过坏人，像康生、江青那样以整人为乐的人，见了他们便像见了苍蝇、蚊子、臭虫、黏痰、鼻涕那样令人恶心难受。更难受的是，和这类人打交道时自己心中那些阴暗、自私、邪恶的念头常常爬出来，尽管让这些东西爬出来，自己后悔，心里也痛苦，但它们还是爬了出来，似乎不出来便不能以毒攻毒。于是我常想，这个世界都是好人就好了，都是周总理、雷锋就好了，共产主义就能很快实现了。我知道这是幻想，但我愿为了这个幻想早日实现而努力。

我觉得如果我能为这个世界多教育出一个好人，或者能让某人多一点真善美的品质，那就是一种贡献，一种幸福，就算是不枉此生。如果让国家少一个坏人，或让某人的思想少一点假恶丑的成分，同样也是一种幸福，一种贡献。产生这种心理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时成年人都不得不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的纲，不得不绷紧那根阶级斗争的弦。我感到从成年人做起太难了，最好的选择是从孩子们做起，自然最合适的职业是教师了。

这动机，这心理欲望，驱使着我为申请做教师而努力了六年，又驱使着我在教师的岗位上为人心的真善美而努力了十年，我甘愿做这欲望的奴隶，在退休之前再努力21年，退休之后，我想为了这欲望努力仍将是我最大的乐趣。

2.学生切身利益的需要。什么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人生幸福？是那些正直、善良、真诚、无私的人，是那些树立了无产阶级人生观世界观的人。人如果树立了这样的世界观，那么任何挫折、打击、不幸、地位、金钱、名誉的丧失都能够泰然处之，历九死而不悔，经磨难而无愧。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许许多多革命先烈都是这样获得了真正人生幸福，获得了精神解放的人。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心肠很坏，那么不论他有多么高的地位，如林彪、康生那样，不论他有多少财富，像许多资本家、地主那样，不论他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如秦桧、姚文元那样，他还免不了在邪恶的精神牢狱中受煎熬，或恐惧，或烦躁，或悲悲戚戚，或自哀自怜。甚至有的痛不欲生，精神分裂，上吊跳河。

更多的还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脑子里有雷锋的人生观，同时也有张铁生的某些坏念头，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没有雷锋好，当然也不像张铁生那样坏。两种人生观常在我们脑子里打仗。真善美一方战胜时，我们感受到做人的幸福与自豪；双方争执不下时，我们感受到做人的矛盾与艰难；假恶丑一方战胜，做了坏事时，我们又常感受到自责不安，惭愧与痛苦。

成人如此，学生亦如此。显然学生只有更多一些无产阶级人生观，才能更多一点人生幸福。比较坚定地树立了劳动阶级的人生观，那他即使做什么工作，经受多少磨难，他都能够正确对待，始终开朗乐观，问心无愧，幸福坦然。

教师不可能给学生地位、名誉、职业和金钱，但确实可以给学生比这些更宝贵的东西——无产阶级人生观。这才是最符合学生切身利益的财富，这才是学生一辈子都需要的最可宝贵的财产。

3.人民的需要。我们常听到家长和社会各行各业的人评论我们的学生，谈到他们的身体，谈到他们的学习，但人们谈得更多的，还是他们的品德。家长、邻里、社会各界赞扬喜欢的那些学生首先是品德好的学生。人们不喜欢那些只顾自己利益，不顾他人死活的学习尖子。岂止是不喜欢，简直有点厌恶与痛恨。不仅社会上的人们痛恨、鄙视那类极端自私、损人利己的学习尖子，在同学中不也同样被鄙视、被厌恶吗？

反过来，也有的学生学习成绩并不好，没能升学，但他当工人以后对别人真心诚意，对工作勤勤恳恳，像雷锋那样给别人带来欢乐，他们同样受到人民的尊重与赞扬。

既然人民群众都喜欢赞扬品德好的学生，都愿意和品德好的人为邻共事，我们为什么不尽可能多培育出一些品德好的学生呢？既然人民群众都厌恶那些损人利己的人，都不愿意和他们比邻，不愿和他们在一个单位，我们为什么不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使学校少出一些这样的学生呢？

4.国家利益的需要。只有爱父母、爱同学的人，才可能爱集体；只有爱集体、爱人民的人，才可能爱国家。如果一个人品德不好，视周围的人为阶级敌人，那他无论怎么高呼爱国口号，也一定是在骗人。

国家有更多的人爱，她才有可能繁荣昌盛；有更多的人为她尽忠出力，她才有更强大的力量保卫更多的人。

一个国家，品德高尚的人越多，人民群众便越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便越稳定安宁，生产工作效率便越高。设想一下，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人如果都能像雷锋、马寅初、蒋筑英、王进喜、孟泰那样，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能显示出数倍于私有制的优越性，一定可以远远超过日美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遗憾的是我们具备这样品德素质的人还不够多，而且许多好人不得不消耗许多精力，去抵御那些心术不正的人。

反过来，坏人给国家带来数不清的麻烦。他们千方百计挖国家的墙脚，贪污腐化，败坏风气，阻碍生产，破坏改革。国家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成立各种机构来惩治这些人。有他们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便很难发挥出优越性，改革便很难顺利进行。

四十年来，我们国家取得的成绩并没有达到中华民族所应达到的高水平。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国民的素质低，而国民素质中，全体有爱国心的人都强烈感觉到，最使人忧虑的还是全民族的品德素质。

既然国家需要品德素质高的人才，我们当教师的怎么能不把育人作为分内的大事呢？

5.党的利益的需要。共产党没有任何私利可图。许多具备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许多置个人利益于不顾，愿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奋斗终生的人，许多愿为国家民族的解放而努力的志士仁人，深感个人力量的单薄，于是组织了中国共产党，依靠组织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前仆后继，进行了卓绝的斗争。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的精神永远鼓舞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人人平等、人人品德高尚、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实现而英勇斗争，继续做实实在在的工作。

随着党成为执政党，有的党员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蜕化变质。有些心术不正、损人利己的人也千方百计钻进党内来捞取好处。这些本来是党的革命对象的人存在于党内，自然减弱了党的战斗力，降低了党的威信，阻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每一位真正关心党的人都应为清除这些腐败分子做出努力。

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今天的学生有许多将会成为明天的共产党员。如果我们培养出更多的公而忘私、真诚善良、实事求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学生，那么我们的党就能多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党员教师就是为维护自己组织的利益尽了责任，非党员教师也是为国家民族利益做出了贡献。

6.语文学科性质的需要。语文是工具学科，既然是工具学科就必然要为某种目的服务。是学习的工具，便为学习服务；是工作的工具，便为工作服务；是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工具，便为认识自己改造自己服务；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便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服务。

掌握工具不是目的，利用语文这一工具才是目的。不同的人利用这一工具做着不同的事，来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同是学习的工具，有人用读写能力读伟人传记、先进理论，有人用读写能力读黄色书刊、反动文章。同是工作的工具，有人讲话劝人具备真善美的品质，写文章宣传周总理、雷锋的精神，激励别人为人民为祖国做出贡献；有人说话怂勇人作恶，写文章宣传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引诱人们为了个人私欲不顾别人死活。

显然只培养学生语文知识不够，只教会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也不行。姚文元如果不具备那么一定的写作能力，便不能用笔“杀”那么多的人，他个人也许不会受牢狱之灾。没文化很可怕，有了文化心术不正，有人认为更可怕。我觉得，至少是同没文化一样可怕。

7.提高语文成绩的需要。过去我们学校有的语文教师上课，课堂纪律较乱，有的学生睡觉，有的在下面玩东西。他没办法了，便去找班主任，班主任找不到便来找我。“你上不了语文课，为什么找班主任，找校长呢？”“我本来没想找校长，只是想请班主任来给学生做做思想工作，帮我维持一下纪律。班主任没找着，教室又没法上课，实在没办法，就到这儿来了。”

这件事至少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普通中学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升学，认为升学无望的学生，自然觉得无需读书。第二，教师们都懂得，想让升学无望的学生也认真读书，就得做思想工作，增强他们学习的责任感、义务感，提高学习兴趣，培养他们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这是育人范畴内的工作。第三，由于是育人范畴内的工作，有的科任教师便以为这不是语文教师的事，而是班主任、教导主任、校长的事。

前两个问题是所有普通中学教师都感觉得到的问题。要让不愿学习的学生也能忠实于自己，认真学习，就得育人，就得做思想工作。重点中学这个问题为什么不突出？因为经过选拔的学生，或五中选一，或十中选一，都是成绩好、基础好的学生，都有较大的升学希望，虽然他们的学习动机不同，但都有比较强烈的学习动机。如果只就提高语文成绩而言，那么不做思想工作也可以。

第三个问题，以为思想工作是班主任、教导主任、校长的事就不对了。且不说育人是人民、国家、党赋予我们的任务，我跟那位教师说：“咱们只从最狭隘的角度，为提高你的语文学科平均分而言，你把育人的责任推给班主任也是对你不利的。首先，你这么一推，就等于在学生中宣布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威信的降低，会使你讲知识的效果也随着降低。其次，你疏远了和学生的感情。中学生的普遍心理，也和我们成人一样，不愿意将两方面的矛盾交第三方去裁决，特别是交给上级去裁决。裁决意味着双方感情的破裂，协商气氛的丧失。这种感情的破裂和协商气氛的丧失是今后很长时间都难以挽回的，它将降低教学效率。第三，你失去了使自己增长能力的机会，把这机会拱手让给了别人，别人能力增长了，你还在原地踏步，下次怎么办？将来怎么办？还去找别人吗？我们的话谈到这，你还让不让我替你去做学生思想工作呢？”他笑了，他自己回到课堂想办法去了。

其实许多教师也悟出了这样的道理，那些教语文成绩高的教师，实际上都很善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都很善于突出育人。即使仅为了提高语文成绩，我们也必须育人，育人是语文教师分内的事。

我个人的心理需要育人，学生切身利益需要我们育人，人民需要我们育人，国家利益需要我们育人，党的利益需要我们育人，语文学科性质决定了我们要育人，提高语文成绩还需要我们育人。我们怎么能只教书不育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