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三闲”
我经常要求学生计算“三闲”的数量。从1979年起,我便建议学生每天像原苏联生物学家柳比歇夫那样,细致地计算时间的利用率,然后统计一下当日“三闲”有多少。
后来我便要求学生,每天写完日记以后,便在最末一行记下当天“三闲”的数量。
所谓“三闲”,即闲话、闲事、闲思。
我发现,凡学习不好的同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是他们控制了“三闲”,而是“三闲”控制了他们。
不只学生,就连自以为有点自控能力的我,也常常某一段时间无所作为,理智明知有许多实事可做,但脑子就是不配合,不知不觉地或很不情愿地任脑子闲思,任手不由自主地做闲事,也有时不由自主地成了清谈俱乐部成员。
应该说,我算是一个比较忙的人,但即使在完成较多任务之时,我觉得自己脑子仍不自觉地向闲思贡献了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由此我想到缺乏自制力的中学生们,被“三闲”控制的时间一定比我多。
统计“三闲”,先要具体分析什么叫闲话、闲事、闲思。
闲话,指没用的话和有害的话。没用的话是指人家在那上自习、看书,他在那说笑话、说玄话、说大话、说课外的话,当然都没有用。人家在听广播,看电视,参加会议,他讲起了吃零食的事,自然没用,这类话,不说为好。另一类是有害的话,人家学习,他故意干扰别人,分散别人的注意力;人家进步,他编了瞎话,造了谣言伤害人家;别人团结,他背地里传话,搬弄是非,背后说人家短处,即使无意,也是有害的话。
“文革”10年,应该说中国人相当多地沾染了说有害的话的毛病,闲话确实给相当多的中国人造成了麻烦,制造了痛苦,使兄弟反目,同胞为仇。控制闲话,减少闲话,以至于消灭闲话,真应该从中学生,甚至从小学生抓起,愿我们下一代人不要生活在我们这么多的闲话之中。
我在秦皇岛讲学,谈到控制学生的闲话,不知触犯了某位左派哪根神经,这位先生大谈闲话有理,大谈闲话是社会的产物,不该控制,应让学生在闲话中生存,从而产生用闲话对闲话的斗争本领。酷似“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阶级斗争论,我实在不敢苟同。
闲事指无用的事或有害的事。如一个中学生,并非研究电子游戏机的专家,却把课余时间消磨在电子游戏厅里,这显然是没用的事。老师正在讲数学,个别人数学成绩不好,却在下面看武侠小说,当然无用。同学们都在上自习,他却在那里做学龄前的事,叠纸船,画儿童画,有用吗?一位同学并非对服装设计有兴趣,却用相当多的时间跟父母要钱,逛市场,买花样翻新的服装,如此支配精力,显然也没什么用处。
中学生做有害无益的事也不少,个别学生逞强霸道,想称王称霸,满脑子计算怎样打别人和怎样逃避别人的打,并付诸行动。人家上自习,他哼小曲;人家用下午第三节时间活动,跑步,他偷偷跑去买糖果吃;还有不少违反《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事,都应在控制之内。
闲思困扰人的时间就更多了。有一类闲思只是没用,耽误做实事,闲思本身并无直接害处。如正听着历史课,思路不由自主地从课堂教学讲的晚清文学,联想到《三国演义》,又联想到《封神演义》,联想到姜子牙垂钓遇文王……不知不觉,下课时间到了,毫无用处的闲思统治了这位同学半节课。也有的同学正听着英语课,思路不知不觉到了前面同学的衣服上,随着衣服又到了服装厂、纺织厂、印染厂、服装店……这样的联想倘是有目的的,为了创作,为了有意训练自己的联想能力,当然有用,倘在不需要联想的,联想却无拘无束地自由驰骋,这至少可以说没有用途。认真统计,细心观察,许多后进同学大量时间便是在这类闲思中糊糊涂涂地度过的。何止学生,就是我本人,昨天一天,今天下午,至少有4个小时的时间被这类闲思夺走了。
另一类闲思则是有害的。如学习、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考试成绩不理想,就忧虑就担心同学们怎么议论自己,父母怎样批评自己,邻居又会如何瞧不起自己。结果越陷烦恼越深,越不能平心静气地分析失误的原因,更谈不上采取积极有效的纠正失误的措施了。这样便形成了恶性循环:考试失误→情绪低落→无心纠正→成绩更低。不少后进同学就是沿着这条恶性循环链,使自己从中等甚至上等的位置,滑到了最底层。这类闲思犹难控制。以我自己为例,昨天上午给140位外校教师讲公开课时,被唤出,告知校内东风车在阜新拉煤时发生事故的消息,我立即被担心忧虑的情绪控制,自知无效,也难摆脱,只是当重新回到课堂,向老师们讲语文教改时,不良情绪才被紧迫的实事挤走。散会后,不良情绪正要袭来,朋友来找我陪韩国与台湾的客人,闲思便被控制了3个小时。客人走后便是省教科所3位老师到校谈国家教委重点课题开题问题。闲思一再想冒出,又一次次被紧迫的实事所控制。下班后,没有了紧张的必做的正事,全凭意志便很难控制住,以致失眠,以致到了后半夜,还被这闲思所扰而未眠。
由自己,我想到学生受挫折时,产生的闲思一定多于我,倘不有效地控制,确实贻害无穷。
引导学生控制“三闲”,就使学生较明确地将无用,将有害的言、行、思和有用有利的言、行、思区别开来。一有了区别,下意识和潜意识就会起作用,不知不觉地对其加以限制。区别之后,又想出千方百计控制,虽不至于完全控制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控制比不控制要好得多,“三闲”数量一定要少得多,学生的言行思要理智得多。
一位同学从别的中学转到我班,到这以后须得写日记和统计“三闲”,我看他刚来时的日记最后一行写着今日“三闲”数量:闲话280句,闲事13件,闲思3.5小时。能有这么多吗?据我所观察,他实际“三闲”数量,只会比这多,不会比这少。
过了半年,我再看他的日记,确实写得比过去好多了,看他写的教育计划,感到他想问题较全面,一个月中自己德、智、体、美、劳几方面都有较明确的追求目标。
谈到控制“三闲”中闲话这个细目时,这位同学这样写道:“这个月我要努力把自己的闲话控制住,目标是每天控制在52句以内。”我从来没要求他具体规定自己闲话的句数,没想到他竟提出了这样的目标,便问他:“这52句是怎么回事?”他回答:“经过控制,我闲话比以前减少了一多半,但和同学们比仍然比较多,要全部去掉,显然不可能。我计算了一下,自习和上课我能控制住自己不说闲话,但在家里和校内课间活动时,还不知不觉说些使别人不痛快的闲话。每堂课间6句便是36句,早晚还有那么长时间,不由自主地各说8句便是16句,合计52句。”我听了,没说好,也没说不可以,只是说你可以试一试。效果好,就继续试。
又过了一个月,我再看他的日记本,这位同学在本月自我教育计划谈到闲话这项时写道:“经过上月努力,我已达到了把闲话控制在52句以内的目标,本月要继续努力,把闲话控制在每天39句以内。”
一年以后这位同学纪律明显好转,基本控制住了自己的闲话,成了全校书法和美术活动小组的尖子学生。
有的同学在日记中写道:“一个能够控制‘三闲’的人,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能是一个幸福的人,快乐的人,有所作为的人。”
控制“三闲”要注意,一定引导学生弄清“三闲”的概念。个别同学以为学习以外,特别是学习课本知识以外的所有言、行、思都是无用的。这是偏见,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有这种偏见的学生甚至不愿参加社会公益劳动,不愿参加体育锻炼,拒绝参加课外活动小组。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有害的闲思,倘不加以控制,学生长大以后将难以在信息多元化、交往广泛化的现代社会生存。
具体控制“三闲”的办法应当有几十种,上百种,每位同学都应根据自己实际选择不同的方法。我感觉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便是尽可能多地做实事,明确做什么事,做几件,用多长时间做一件。心情不好时,做喜欢做的,难度小的事。实事做多了,形成较牢固持久的兴奋中心了,“三闲”便不容易侵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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