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理论概述

第二章　创新理论与高职教育创新

面对新形势，高职教育必须创新。如何创新?必须以创新理论为指导，科学创新，系统创新，持续创新。

一、创新理论概述

(一)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1．熊彼特对创新的界定。“创新”(Innovation)的概念和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是由被誉为“经济学大师”、“现代社会科学巨人”、曾一度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并在《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s)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等著作中进一步阐释和展示的。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最早提出“创新”概念，把发明看作是新产品、新工具、新工艺的开端，创新则是结尾。1928年，熊彼特发表了《资本主义的非稳定性》(Instability of Capitalism)，进一步完善了创新概念，提出创新是一个过程。1939年，熊彼特出版了《经济周期》一书，比较全面地建立了创新理论。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核心，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质、动力与机制，探讨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周期波动，预测了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提出了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

熊彼特提出，“什么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人类社会的海洋具有无数不同的侧面，需要不同的方法来加以探讨呢?”因此，他认为没有单独一种理论方法可以普遍适用于分析一切问题。在熊彼特的一生中，最推崇的经济学家是瓦尔拉，其研究方法受瓦尔拉的影响最深。^[1]他认为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是经济理论方面的杰出成就。但熊彼特不满足于瓦尔拉的静态均衡分析，而用动态的方法创立了“动态的经济发展理论”。因此，熊彼特一反传统，用创新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即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使人耳目一新。

在研究对象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其他理论不同:创新理论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创新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正是由于“创新”的减退和消失。“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本质村征，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未主义的发展。

在研究方法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强调发展观点和内在因素。他与马克思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注重强调事物的“发展”和“内在因素”。他主张用变动、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因素”，经济发展来自体系内部的创造性变动。而传统经济学则不是从体系内寻找发展动力。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所谓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迁。

熊彼特首先提出这样的假设:在某种“创新”活动出现之前，经济处于“循环流转”的静态均衡之中。在这种状态下，各种经济活动周而复始地进行，人口、欲望状态、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组织、生产组织、财货存量等条件即使不是完全固定不变，也仅是有连续变化而已，生产者可按以往的经验按部就班地进行生产。熊彼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没有“创新”，没有变化，也没有发展。这时，企业的总收入等于总支出，生产管理者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生产管理者本身也不能算为“企业家”。

什么是创新?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2]”，“生产意味着把我们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组合起来^[3]”，即创新是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把一种从来就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而创新的目的是获取潜在的利润。这样意义下的创新概念含下列五种情况:“①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②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决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的方式之中;③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④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⑤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4]。

熊彼特所指创新概念的五个方面，实质上反映了在经济发展中，创造全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方法的内在涵义。即开发新的或改进老产品的——“产品创新”，引入新的工艺、手段等生产方式的——“工艺创新”，开辟新的、更为广泛市场的——“市场创新”，获得原材料新来源的——“原料创新”，采用新的管理方法和组织体系的——“管理创新”和“组织创新”。这五个方面的创新可以归为三类，一是技术创新，包括开发新产品、改造老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使用新的原材料、采用新的管理技术方法等:二是市场创新，包括扩大原有市场的份额和扩大新的市场;三是组织创新，即变革原有组织形式，建立新的经营组织。

2．熊彼特的创新的特性。创新具有四大特性，即经济性、主体性、组织性和生产性。

创新的经济性——获取潜在利润。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涉及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和技术变革，但它并不是纯技术的概念，它既包括技术变革、生产方法的变革内容，同时更具有经济制度形态的转变特征，而且最终目的是获取潜在的利润。熊彼特强调的是把技术与经济结合起来，因而他所说的创新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是指经济上引入某种“新”的东西，不能等同于技术上的新发明、新创造，只有当新的技术发明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能成为“创新”。熊彼特把发明与创新分开，强调第一个将发明引入生产体系的行为才是创新。发明家也不一定是创新者，只有敢于冒风险，把新发明引入经济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创新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以最节约的手段实现最大化的利润。创新不是纯技术的变革和进步，而是以技术实现经济的目的，技术只是一个载体或者说手段、方法、媒介。只要技术或技术的组合能实现社会利益或企业利益的增加，就是创新，不管这种技术是过时还是先进^[5]。创新者依靠创新能够获得高额的创新利润，往往会引起其他企业模仿。普遍的模仿，会引发更大的创新浪潮，于是经济走向高涨。当较多的企业模仿同一创新后，创新浪潮便消逝、经济出现停滞。如果经济要再度增长，就必须有新一轮的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过程是通过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周期^[6]过程而实现的，而创新是决定这种周期的主要因素。由于创新活动具有不连续性，创新规模不一，新技术含量高低有别，实现时间长短不等，产生影响远近相异等，使经济增长呈现出周期性。正确的创新和模仿，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失误的模仿，就会导致经济停滞或衰退。因此，经济的周期性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的经济现象，繁荣之后，便是衰退，衰退和萧条就是危机，摆脱经济危机只有通过创新。

创新的主体性——创新的主体是企业。熊彼特指出:“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为了将创新转化为内部效益，需要有个载体，这个最好的载体就是企业。一是企业对市场天然敏感，能够通过市场最切近地把握了用户需求的脉搏，为科研找到最明确的市场方向;二是企业有严格的经费控制制度和资源节约压力，有明确的赢利目标，不会做无用功，不会把科研成果研究出来后束之高阁，甚至这样的成果根本就不会在企业中产生;三是企业能够利用自己的资源，加强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把方方面面的力量凝聚起来，实现了各种资源的有效组合。

创新的组织性——创新的实施者不是发明家，而是能够发现潜在利润、敢于冒险并具备良好组织能力的企业家。熊彼特指出:“我们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突出了企业家的作用。在他看来，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创新。企业家活动的动力来源于对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的追逐，其目的或结果是实现“新组合”或创新。可以说，创新的承担者(主体)只能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发明者不一定是创新者，只有企业家才会有能力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创新”。^[7]企业家为什么要“创新”?一个是“个人致富”，一个是显示才能、渴求成功，前者是物质利益，后者是精神需要。而只想着赚钱的投机商人绝不是企业家。企业家就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展示才能、发挥智慧作用这两个目的驱使下，不断开拓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眼光，能看到市场潜在的商业利润;二是有能力，有胆略，敢冒经营风险，从而取得可能的市场利润;三是有经营能力，善于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进行并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最终获得利润。企业家之所以创新，是因为他看到创新可能带来的赢利机会，或使潜在的赢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利润和企业家精神。

创新的生产性——创新联结了技术、制度与经济，是将技术、制度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是通过技术、制度增加产出的过程，是通过技术、制度扩大社会生产能力的过程，是通过技术、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过程。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是一种“质变”或生产方法的“新组合”，它与经济增长的最大区别在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用熊彼特的话来说，创新就是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创新就是经济发展。因此，“创新”、“新组合”、“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或同义语。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他注意到，创新的过程，是不断破坏旧的结构，不断创造新的结构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一批又一批企业在创新浪潮中被淘汰，一批又一批新的企业在创新浪潮中崛起，具有创新能力和活力的企业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在创新过程中实现优化组合，经济就会不断发展。持续创新，持续破坏，持续优化，持续发展。这就是创新的经济发展逻辑。

3．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特点和缺陷。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①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并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特征，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②极力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认为“创新”是一种内在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经济自身内部的一种创造性变动，这在西方经济学传统中是不多见的。③特别重视“企业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灵魂”，“创新”和生产要素“新组合”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如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的观点，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观点，强调企业家创新功能的观点，是正确的。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抹杀了生产关系及其变动，撇开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具有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一面。

而且，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并非十分完善。例如，他强调“创新”就是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新组合，包括生产的新产品、新方法、原材料新来源、新市场和生产新组织。实际上，他把创新局限在生产过程中的新变化，突出了新技术的商业应用。这种“创新”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或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虽然它含着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意思。又如，熊彼特将企业家阶层的作用推到了不适宜的程度，忽视了市场制度的作用，也未能详析市场结构和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他过分夸大了大型创新的作用而忽视了小规模创新的积极意义;他的创新理论中所暗含的新知识随处可得的假设不仅无法解释经济变迁的最终来源，而且也未能很好地解释新知识究竟如何产生和为何产生。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不完善的地方，为后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所补充和发展。

(二)技术创新理论

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8]。技术创新理论在70年代中期以前，以美国为中心，在“新熊彼特学派”旗帜下，一批学者从不同角度针对熊彼特所提出的许多假说进行实证分析和解说。在这一时期，杰出的代表人物有:爱德温·曼斯菲尔德(Edwin Mansfield)、莫尔顿·卡曼(M．L．Kamien)、保罗·戴维(P．A．David)、南希·施瓦茨(N．L．Schwartz)、格里利克斯(Zvi Griliches)、罗森堡(N．Rosenberg)和谢里夫(F．M．Scherev)等，研究的重要问题有:新技术推广和S形扩散曲线、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等。70年代中期以后，该领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欧洲经济学家成为技术创新研究的主力军，并出现了一些更为根本性的理论分析。后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苏塞克斯(Sussex)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所(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简称SPRU)的弗里曼(C．Freeman)、多西(G．Dosi)、厄特贝克(J．M．Utterback)等人。代表性的理论和观点包括:

1．模仿论。美国经济学家曼斯菲尔德提出的模仿论，主要讨论新技术推广问题。曼斯菲尔德则认为采用新技术带来的盈利率的相对大小决定着先进的技术能否被在同一行业迅速推广，并且使用了“模仿”、“守成”、“模仿比例”和“模仿率”等概念来描述技术创新的动力过程。他认为，一定时期内部门内采用新技术的企业主要由三个基本因素决定。第一，“模仿比例”与“模仿率”成正比，即模仿比例越大，则有关采用新技术的情报或经验越多，模仿的风险就越小，对其他未采用该技术的企业的推动力越大;第二，“模仿”与“守成”相比的相对盈利率与“模仿率”成正比，即采用新技术企业的相对盈利率越高，模仿的可能性就越大，企业越愿意采用新技术;第三，采用新技术所要求的投资额、资本供给来源的困难程度、所要求的投资额占企业资产总额之比等与“模仿率”成反比。

模仿的过程就是新技术的推广过程。对于新技术推广过程的形象描述，最著名的要算Rogers1995年提出的S形增长曲线(S－shaped curve)^[9]。Rogers对超过3000个有关创新扩散的案例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形成一个用以描述创新物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扩散的基本规律和过程的即S形增长曲线——创新物的扩散，总是一开始比较慢，然后当采用者达到一定数量即“临界数量”(critical mass)^[10]后，扩散过程突然加快(即起飞take－off)，这个过程一直延续，直到系统中有可能采纳创新的人大部分都已采纳创新(形成饱和点(saturated point))，然后扩散速度又逐渐放慢(level down)，从而系统中累积采纳创新者的数量随时间而呈现出S形的变化轨迹(如图2－1所示)。

图2-1　创新的S曲线

从创新技术角度看，它反映出创新技术在诞生—成熟—落伍的变化过程中，其技术能力(相对新技术含量)随时间呈S曲线变化的规律。即:

其中，L是变化的上限值，a为初期技术能力，b则反映S曲线变化。技术能力的变化可以分成三个阶段:Ⅰ阶段——S曲线的最底部是突破性创新阶段(技术诞生期)，创新科技在原有理论基础上产生了质的飞跃，不过，其价值暂时还不被市场认同^[11]，此时管理者的任务就是排除怀疑，从点滴之处培育市场。因此，曲线变化较缓慢。随后是Ⅱ阶段——构筑性创新阶段(技术成熟期)，技术的完善及价值被证实，促使技术能力的加速增长，技术转向市场，管理的重点是提升产品质量、研制系列产品、确立行业标准，使突破性创新得到全社会广泛的认同，成功构筑一个崭新市场，并想方设法将现有技术嫁接到其他领域，拓展新技术的运用范围。因此，此阶段的曲线逐渐上升。最后是Ⅲ阶段——渐进性创新阶段(技术落伍期)，一项技术进入晚期，已受到其他新技术的挑战，技术变得相对陈旧，故技术能力发展缓慢，此时管理者面临的考验是确定下一轮突破性创新的“拐点”，将随之而来的市场竞争者远远抛在身后，让现有技术焕发生机，从而升入更高层次的科技创新S曲线，因此，这一阶段的曲线也变化缓慢。从创新的市场角度看，S曲线反映出创新特征的是创新的市场扩散，即反映市场接受创新产品(服务)的变化规律。创新市场的扩散速度随时间的推移从怀疑—接受—大量的需求—市场趋于饱和(或面临新的创新挑战)—逐步被新的创新所取代而发生变化。

Rogers同时认为，创新扩散总是借助一定的社会网络、社会联系(social networks)进行的。一个人的社会联系可以分为强联系(strong ties)和弱联系(weak ties)。强联系指与一个人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生活圈子里的人，如家人、亲朋好友等;弱联系指一个人所认识但交往寥寥的其他人。Rogers还认为，人们的创新采用过程中，信息获取阶段易受大众传媒的影响，而实际的采用决策则易受人际交往，特别是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那些社会系统中信息来源丰富、对其他人的认知和态度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的影响。

2．市场结构论。熊彼特的创新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的，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他没有详细论述，美国经济学家卡曼和施瓦茨从垄断竞争角度作了新的研究。他们提出决定技术创新的因素有三个:①竞争程度，它引起创新的必要，创新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②企业规模，它影响技术创新所开辟的市场大小，企业规模越大，创新所开辟的市场越大;③垄断力量，它决定技术创新的持久性，垄断程度越高，不易被人在短期内模仿，技术创新越能持久。所以，他们指出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中等程度的竞争”的市场结构。在垄断条件下，缺少竞争的威胁，不利于技术创新，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缺少对创新收益的持久性保护，也不利于技术创新。因此，市场结构处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最有利于市场创新，创新也比较有价值。

3．经济增长论。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是由于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而是技术创新引起的。美国经济学家门施用现代统计方法验证了熊彼特的理论，指出技术创新与经济繁荣逆周期，认为萧条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它促使企业寻找新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经济学家索洛进一步研究认为，从战后到50年代中期的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的贡献大约占90%。

4．线性序列论。技术创新是如何进行的?技术创新是复杂的社会过程，很难描绘出一种理想模式，为了研究方便，一般把技术创新看作是一种简化的线性序列过程。有两种模式:一是科学发现推进型，模式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技术创新;另一种是市场需求拉引型，模式为市场需求—应用研究—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往往以反映“需求”为特征，但同时包含着由于科学研究提供的机会，它是在科学推动和需求拉引因素的复杂结合中产生的。

5．扩散模式论。熊彼特关于创新扩散只是对创新的简单模仿是不合实际的。有效的创新扩散(对于企业而言是模仿)也是创新。技术的扩散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内的扩散，二是企业间的扩散，三是国际间的扩散，在国际间扩散存在着一系列障碍因素。熊彼特认为技术创新的扩散模式为创新——模仿，即一项技术通过创新的模仿来实现扩散。80年代美国学者萨哈尔提出了扩散模式的创新—学习—理解，即通过学习进入导入性扩散，通过理解进入规模性的扩散。在理解性扩散阶段，使原有创新技术的功能和应用范围扩大了。福勒克还创造了“创新扩散”(innofution)来区分熊彼特简单模仿意义上的“扩散创新”(diffusation)。吉本斯和麦特卡尔福认为，创新扩散过程中，创新的供求双方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新的产品或产品的改进以及新的工艺设计，梅得雷等还建立了网络结构模型，显示第三者的作用在很多场合对扩散过程是很重要的，说明许多创新扩散并不是孤立的事件或产品，而是整个系统的部分。

6．关于创新源的观点。创新源是指首先将某项创新技术开发至可应用状态的个人或企业。不同的创新种类、不同的产业，创新源有着显著的差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冯·希普(Eric Von Hippel)等人根据创新者与创新之间的联系将创新分为用户创新、制造商创新和供应商创新，他们的研究表明，各行业的创新源有很大的不同^[12]，这一结论也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范德·沃夫(Vand Warf)的研究证明^[13]。他们的研究实际上说明，产品用户、产品制造商以及与创新有关的部件和材料的供应都是重要的创新源。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是制造商控制着产品创新的观念有差异，但也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14]。在创新主要来自大企业还是来自小企业或个人的问题上，梅耶斯和马克维斯的研究表明，企业大小与创新数量并没有一致的关系，大企业并不见得比小企业开发的创新多。曼斯菲尔德(Mansfield)也认为企业大小对创新的影响很小，至少当企业规模超过某一数值时是这样。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创新，尤其是产品创新归功于小企业或独立的发明家。布雷顿(Breton)1975年根据美国商业部的报告指出，在美国20世纪所有具有开拓性的创新中，2/3是小公司或独立的发明家推出的。但近年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企业逐渐成为主要的创新源^[15]。在美国专利商标局1980年批准的61277项专利中，3/4被公司所采用，其中主要是大公司。成立于1988年的华为是中国申请专利最多的单位，其中的85%属于发明专利。华为的专利申请自1995年，几乎是连年高于100%增长，2004年度专利申请量突破2000件，截至2004年6月，获得的授权专利已经达到1127件。当然，就不同的行业而言，由于发展阶段和企业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主要的创新源也会有所不同。

7．关于技术创新的分类。研究者一般根据创新的层次与范围把创新进行宏观与微观的分类。有代表性的宏观分类法是英国科学政策研究机构(SPRU)的技术创新产出/应用分类法;微观分类法主要有厄特巴克创新客体与主体分类法(主要划分依据是创新活动的技术变动强度与对象)、弗里曼(C．Freeman)的客体分类法和帕维特(K．L．R．Pavitt)的主体分类法，以及技术开发型和市场开发型创新(根据创新的动力源划分)、渐进性创新和根本性创新(也有学者称之为渐进创新和激进创新，根据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变化强度的不同程度划分)^[16]、产品创新和过程(工艺)创新(根据技术创新中创新对象的不同划分)^[17]。

8．技术创新动力模型。研究者们提出了6种技术创新动力模型^[18]。①科技内在发展的规律推动模式，即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技术创新的规律和动力模式。科学技术的发展源于生产实践，随着生产和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亦进化，技术必然要与经济相结合，成为现实的生产力。但技术内在的推力的作用只有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19]。②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经济学家Freeman提出是市场拉动的技术创新动力模式。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市场需求，包括即社会物质需求、精神需求、人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技术创新者从市场需求出发，利用或引进技术，或开发新技术，并将其转化为新产品、新服务，推向市场，满足市场需求，从而使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D．马奎斯所做的抽象调查发现，社会需求所引致的技术创新是技术内在推动引致的数倍。③行政、政策推动技术创新的动力模式。靠行政手段和激励政策来促进和推动技术创新。行政推动模式的动力不能持久，有许多违反经济规律的成分，但在特定时期却是很成功的。政策驱动模式可细分为经济政策驱动型和政治政策驱动型，前者如日本“技术立国”和“技术创新立国”的政策，后者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等。④科技推力与市场需求拉引综合模式。美国经济学家莫厄里(D．Mowery)和罗森堡(N．Rosenberg)的研究发现，成功的技术创新得益于技术本身的发展与市场需求的集成。如VCD、DVD成功地进入消费，开拓了广阔的市场，使VCD、DVD产业获得极大的商业成功。这一技术创新就难以分清究竟是技术还是市场导致的成功。⑤D．Mowery 和N．Rsenberg在70年代提出了技术创新的综合作用模式(如图2 －2)。⑥Munro和Noori于1991提出了多元动力实现模式，因为现实中很难确认技术创新和技术生产力实现的动因，有时是技术推力起主导作用，有时是市场拉动，有时是行政推力和政策推力更多的时候，技术创新和技术生产力的实现是多元化动力促成的，即是技术推力、市场拉力、行政推力和政策推力以及其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还有企业家创新偏好驱动论，社会、技术、经济系统的自组织作用论，技术轨道(Technological Traajectories)推动论^[20]等观点，卡曼和施瓦茨则提出两种技术创新模式，即垄断前景推动的技术创新模式和竞争前景推动的技术创新模式。

图2-2　技术创新的综合作用模式

9．产业创新是企业创新能力的最高层次。产业创新能力是企业创新能力的系统集成，只有拥有了产业创新能力，企业才能具有真正的可持续成长的能力。我国许多上市公司并不是没有创新能力，但它们主要是缺乏产业创新能力，一旦产业衰退时，它们也就随之衰退了。^[21]长寿公司的历史是一部产业创新史，而产业梯队是企业成长的关键措施。产业梯队又称为增长的“三层面”，即企业必须同时建立三个层面的产业，在第一层面发展和保有核心业务，在第二层面建立新业务，在第三层面选择企业长远发展的新生业务。这三个层面的企业活动必须同时并举，而不是按时间先后顺序递延。所有有生命力的公司的共同特点是，它们能够源源不断地建立新业务(产业)，从而在现有业务衰退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增长的动力。许多学者还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探讨了产业创新成功的基本要素^[22]。

10．创新活动的内外部联系和过程。新熊彼特主义者非常强调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的密切关系及企业内部技术知识的积累过程，认为企业技术知识积累的重要形式是“干中学”，“用中学”和“相互作用中学习”以及培训，强调企业专有技术知识积累的同时，也强调外部的科学发展或进展在企业层次的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认为企业内设计、发展、生产和市场各职能部门的良好合作对成功的创新起决定性的作用，内部技术活动与从外部获取技术是互补的;基础科学的方法和技能比科学研究结果更为重要。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连续的交互学习过程。它们既从自己的设计、发展、生产和销售经验中学习，也从众多的外部渠道，包括用户、供应商、合同商，大学，政府实验室、咨询公司、技术许可者学习。另外，企业通过非正式的接触或反向工程向竞争对手学习也是主要的学习方式之一。这种内外部学习网络的模式与企业的规模和类型有关，但所有企业都以各种形式组合利用这些内外部学习资源。这种学习网络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企业技术创新系统。

(三)制度创新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Lance E．Davis)和道格拉斯·诺尔斯(Douglass C．North)则承袭熊彼特的制度创新思路，较早尝试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系统地研究制度的变革过程的两位学者。在他们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革和美国经济增长》中研究了制度变革的原因和过程，并提出了制度创新模型。此外，卜希克斯(J．Hicks)、T·W·舒尔茨(T．W．Schultz)V·W·拉坦(V．W．Ruttan)、速水佑次郎以及中国学者林毅夫都在此领域做出了贡献。围绕制度创新，中国还兴起了“过渡经济”热。

1．制度创新的分析对象和工具。按诺斯的说法，“制度就是人为设计的各种约束，它建构了人类的交往行为。制度是由正式约束(如规则、法律、宪法)、非正式约束(如行为规范、习俗、自愿遵守的行为准则)以及它们的实施特点构成的。它们共同确定了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激励结构(Incentive Structure)”。正式约束一般通过制度承载体——有形的组织或机构来实施，规则、契约(或合同)可以界定人的权利和活动范围;非正式约束则是习惯或习俗，体现在人的观念或社会的意识形态或文化之中。因此，在讨论制度变迁时，首先应区分规则(或组织)的变迁与习惯的变迁。对于前者的分析，主要工具是由科斯首倡的交易成本。所谓交易成本是制订合约和执行合约所需的成本，其中包含了解决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的成本。交易成本大于零是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对于习惯变迁的分析，则深入到更微观层次，涉及到行为人的思维理性和记忆问题，在经济学上叫知识或“经验”。这样就必须分析人的“学习”行为和文化现象。

2．制度的经济功能与作用。一般地，研究制度的学者都同意，把制度定义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显然，这些规则中，有一些执行经济功能，而有一些却涉及社会、政治行为，执行社会功能，或者也有一些，两种功能都兼有。就经济功能而言，T·舒尔茨认为，制度是某些服务的供给者，制度应经济增长的需求而产生。他将制度提供的经济方面的服务归纳为四点:用于降低交易费用(如货币和期货市场制度);用于影响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如合约、分成制、保险等);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的联系(如产权、资历等);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框架(如学校、农业试验站等)。

3．制度创新的原因分析。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终极动力在于获取追加利益(潜在利益)，即一项制度安排必须在预期纯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具体表现为:人们经济价值不断地相对提高的结果;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生产性资产的“专有性”(Asset Specificity)驱动分工或“迂回的生产方式”;或由组织中“机会主义”行为和反机会主义行为的努力所致以及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一种制度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即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从长期来看，制度的发展过程是从制度创新到制度均衡，再到制度创新的过程。

4．制度创新的主体和途径。戴维斯和诺斯建立了制度创新模型，借以判定是否会出现制度创新，以及将在哪一层次上进行制度创新。在现实世界中有三种不同层次的制度创新，即由个人、团体、政府分别来担任“第一行动集团”的制度创新。至于在哪一层次上实现制度创新，则视哪一层次上的预期纯收益最大而定。在三个层次制度创新的纯收益比较中，一般讲，政府的制度创新是有较大优越性的。制度创新的决策者和首创人是“第一行动集团”，往往是某个组织、个人团体，其中至少有一个成员是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在制度创新过程中服务于“第一行动集团”的单位，形成“第二行动集团”，他们可能是政府机构，也可能是为“第一行动集团”服务的组织或个人。两个行动集团共同努力，实现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可以在三级水平上进行，即由个人担任“第一行动集团”;由合作团体担任第一行动集团;由政府担任第一行动集团。前两种可称为诱导性制度创新，第三种情况也称为强制性制度创新。强制性创新具有诱导性创新难以具备的特点。例如，某种制度创新需要付出巨大费用，或潜在利益将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而不归个别成员或集团所有，或获取潜在利益将会遇到私人产权的重大阻碍等等，在这些情况下由政府承担制度创新才是可行的。

5．制度变迁的性质。诺斯的研究说明制度演变往往从边际开始，通过非正式约束(习惯)的演变，逐渐达到某个发生质变的“度”，然后正式的规则产生变化，另一方面，习惯又为正式规则的演变定出了成本较小的方向，那就是沿着习惯演变方向走。习惯的改变取决于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进行学习的结果，学习的速率与组织间竞争、个人压力有关，因此经济变迁的速度决定于学习速率，而经济变迁的方向则决定于获取不同种类知识的预期收益。预期又与行为人的认知有关。总之，在制度变迁理论中预示着文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四)创新进化论

熊彼特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演进的性质。从70年代起，由美国两位学者纳尔逊(R．Nelson)和温特(S．Winter) (1974)创立了创新研究的进化理论(Evolutionary Theory)，强调应以生物进化论的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的常态是失衡或多重均衡，正统经济并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其利润最大化和均衡假设，与创新和企业的其他行为不相符合。而在一个进化系统中，存在把创新(新颖性)引入系统的机制，即系统能够创新;存在选择机制，即系统能进行合理的选择以去旧存新。

对于进化论的基础思想，欧洲学者西弗伯格(G．Silverberg)等人作了较好的阐述，他们指出，在经济进化系统中，企业仍然是基本分析单位，它具有一系列的“惯例”(Routines)特征，主要有三种:标准的操作程序;企业投资的扩散或收敛行为;搜寻(Search)行为，这些都是企业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处理事务的最好方法。维持惯例的倾向类似于遗传突变。因此，在经济进化分析中，第一，选择和搜寻是两个关键要素，代替了新古典分析中的“最大化”概念;第二，搜寻是系统的创新行为，具有以下特征:不可逆性、偶然性、对待发现事物的依赖性、不确定性;第三，搜寻行为的规律性表现为技术进步的累积性，因为“今日搜寻的产物……有利于知识的增进”，并且是明日搜寻的自然出发点;第四，搜寻的规律性，也可解释为产品设计的进化、产品周期;第五，过程创新之后，对边际利润开始追求;第六，选择环境具有如下要素:根据成本－收益原则实行组织创新;获取利润受消费者和管制部门的影响;利润与组织盛衰关系密切;学习和模仿是经济组织的重要特征，组织内的信息流在组织自我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创新进化新论提出后，立即得到众多创新研究者的积极响应，并逐渐加强了对经济运行机理的动态分析。尤其是从1983年起，美国斯坦福大学W·B阿瑟(W．B．Arthur)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着重探讨了经济学中的自增强机制，开创了“锁定—路径依赖”(Lock in－Path Dependence)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思路。锁定所解释的是，现实中的经济为什么常常会长期地陷入一种(可能无效的)均衡;路径依赖说明，经济又是以什么样过程从一种均衡(或非均衡)转变到另一种均衡。

以弗里曼和多西为核心的苏塞克斯大学SPRU群体，吸收了以上进化论成就，并以进化理论重构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提出了企业技术的轨道论。

诺斯则把这种进化理论运用于体制转变和经济发展研究中，他把当前世界上发达的经济国家和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加以比较，发现从经济不发达状态过渡到发达状态，实际上存在着某种路径依赖，而有些国家停滞在不发达状态中，正是由于锁定在不发达状态中。由于这两种状态的差别，造成了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因此，要改变市场经济不发达状态，必须寻找不发达状态过渡到发达状态的“路径依赖”，摆脱“锁定”。

二、创新理论对教育创新的启示

(一)理解创新，认识创新，重视创新，敢于创新

江泽民同志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很重要，但并意味着创新很难，创新高不可攀。创新就是淘汰落后事物，创造先进事物的过程。“创”与“新”两方面是有机结合的。所谓“创”就是打破常规，所谓“新”就是在打破常规的基础上产生出具有现实意义的新东西。从创新的含义，可分为发展、发现和发明，又可分为创造、改造和改进。从创新理论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创新”不一定是新发明、新发现、新创造，创新要比“首创”“前所未有”的“创造”更宽泛，既包容了“前所未有”，也包容着对原有的“重新组合”和“再次发现”。也就是说，“创造”当然、固然是创新，但“再次发现”和“重新组合”也是创新。“创新”并不同等于“创造”，“创新”的概念包含着“创造”而不是相反。另外，模仿创新也是创新，因为它扩大了创新的实效，而且通过引进、模仿、改良、消化、吸收，也为新的创新提供了基础的条件。当然，这三种创新是有层次区别的，重新利用、重新组合属于最低层次的创新，消化、吸收、改进型的“再次发现”是中等层次的创新，新发明、新发现、新创造是最高层次的创新。我们要敢于创新，勇于创新，不断创新，持续创新，不断由低层次创新走向高层次创新，以创新的精神不断把中国高职教育推向前进。

理解创新、认识创新的另一个含义是对创新对于高职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要到位。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不是由于对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使用，而是使用新技术和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结果。同样，高职教育要发展，出路也只有一个，通过各个方面的改革与创新。中国高职教育的产生本身就是创新的结果，发展也只能靠改革与创新。

(二)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创新意识^[23]，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

创新意识即推崇创新、追求创新、以创新为荣的观念意识，是一种发现问题积极探求的心理趋向。高职院校应该积极营造创新的氛围，领导带头创新，制度鼓励和保护创新，把创新作为各种考核的核心指标，逐步唤起师生员工的创新意识，激起师生员工强烈的创新动机，树立自己的创新目标，充分发挥创新潜力和聪明才智，释放创新激情，并在不断的创新实践中培养创新精神，锻炼创新能力。生活在这种氛围中的高职院校师生员工，将保持旺盛的求知欲，强烈的好奇心，不息的创造欲，思想活跃而不是保守，敢于推陈出新、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而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富于创造性和批判性而不是一味顺从。当他们具备强烈的创新意识后，才能敢想前人没想过的事，敢创前人不曾创成的业。当师生员工把创新当成个体生命质量提升的过程，在创新的过程中使人自身的内涵获得极大的丰富和扩充，在创新的过程中充分享受创新活动所带来的精神愉悦，把创新看成是个人自身实现的最高表现形式时，高职院校本身乃至整个高职教育界，都会呈现最灿烂、最辉煌的绽放。

鼓励创新的最好办法是按照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行事，即让创新者拥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创新者能够获取追加利益(潜在利益)，创新者创新的预期纯收益大于预期成本。

(三)牢记创新的目的:提高高职教育、高职院校的效率，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创新理论中的创新，更多地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高职教育、培训教育尽管已经是教育产业化比较先行的一部分，但高职院校毕竟还不是企业，还不能完全以经济效益为目的。高职教育和高职院校创新的目的，应该是通过持续采取一些新举措、新技术、新方法、新制度，适应教育大众化的要求，服务于人民群众，为适龄青年提供就业教育，提高他们的谋生技能，其直接目的应是节约劳动、节约资本、节约时间和空间、扩大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提高效率、效益、效果，其最终目的应该是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社会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银领人才。

当然，创新的目的也可以从学校竞争力和行业竞争力的角度来探讨。从高职院校看，创新要有利于创造部门或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从整个高职教育界来看，创新应该有利于促进整个高职教育的产业竞争力，使高职教育赢得相对于普通高教、中职教育更大的发展优势或发展动力。

(四)把握高职教育创新的内容: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并进

创新理论虽然主要沿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条线索在发展，也非常重要，但熊彼特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仍然可以作为我们探讨高职院校创新的一个基本框架，并加上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具体说来，制度创新可以包括宏观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内部管理体制、就业体制、招生体制等;技术创新包括教育技术创新^[24]、管理技术创新^[25]、服务技术创新(如学校与家长短信群发的联系方式)以及高职院校为推动技术进步而进行的各种创新(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等;管理创新包括教学管理、科研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后勤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市场创新包括高职院校的专业委员会、贴近市场需求设置专业、教师下企业锻炼等;组织创新包括多校区管理、后勤服务机构独立、二级学院制、设立专业督察组等;理论创新包括高职院校在基础理论、理论与应用等方面的创新及其与社会的互动;文化创新包括校内的文化创新(如校园文化建设、培养核心价值观、学生社团的综合化等)、高职院校与周边社区的文化互动、高职院校全体的高职意识等。

(五)拓宽创新的主体:高职院校的师生员工、高职院校的群体、高职院校的上级管理机构、高职院校的合作者都是创新者

制度创新理论告诉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有三种不同层次的制度创新，即由个人、团体、政府分别来担任“第一行动集团”的制度创新。至于在哪一层次上实现制度创新，则视哪一层次上的预期纯收益最大而定。就高职院校的创新而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的创新。第一层次是高职院校的上级管理机构对高职院校的管理创新，在这种创新中，高职院校的上级管理机构和高职院校群体都可以充当“第一行动集团”，高职院校的上级管理机构充当“第一行动集团”，就是“自上而下”型的创新;而高职院校群体充当“第一行动集团”(前提是要有自己的联合会，即组织起来的高职院校)，则属于“自下而上”的倒逼式创新。另外，高职院校的合作者可以在其中充当“第二行动集团”，帮助高职院校敲边鼓，造舆论和声势，促成创新或创新的加速。第二层次的创新是高职院校与其合作者之间的创新，如产学研合作、合作办学方式等的创新。在中国已经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今天，只要没有体制上的障碍，这种合作很容易成功，两者谁都可以充当“第一行动集团”。第三层次的创新是高职院校内部的创新，其中涉及到的包括领导、部门、师生员工。在主要的政策、制度上，领导应该充当“第一行动集团”，并重视部门、师生员工作为“第二行动集团”、“第三行动集团”的作用。在一些小的创新上，应鼓励师生员工作为“第一行动集团”，这既是民主治校的需要，也是激发学校活力的基本措施。这是第四个层次的创新。从创新源的角度说，我们应该让所有的高职教育关联者都成为创新源，让各种形式的创新充分涌现，让创新推动高职院校的持续发展，让创新推动高职教育的持续发展。

(六)借鉴创新进化新论，注意创新的路径

创新进化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要在组织内部建立学习和模仿的机制，形成内部的创新自增强机制和创新惯性，形成创新的路径锁定和路径依赖，避免陷入低水平重复的锁定和陷阱。当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低水平重复的锁定和陷阱时，要及时引入外部力量，激励内部士气，寻找由低水平状态过渡到高水平状态的“路径依赖”，摆脱“锁定”。诺斯的研究已经说明，创新的速度决定于学习速率，因为习惯的改变取决于个人和组织的领导进行学习的结果，学习的速率与组织间竞争、个人压力有关，因此，高职院校应该通过内部网络和考核制度，把高职院校建立成学习型组织，提高知识、信息在内部交流、传递的速度和效率。

(七)注意边际创新，以边际创新作为创新的启动点，逐步积累量变，最终形成突破性的质变

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口也吃不成胖子。在创新开始或者说大家都还没有形成创新习惯的时候，创新往往是比较困难的。这时我们最明智的选择是从点滴的创新开始，从边际创新、增量创新开始，逐步开始线的创新、面的创新、存量的创新、质的创新。当创新成为一种习惯，当创新成为一种文化，高职院校就将成为一个最富活力的教育战舰，无往不胜。

(八)注意创新的衔接和扩散

高职教育和高职院校的创新必须注意突破创新扩散的S曲线。这实际上意味着，高职院校必须像企业研究一代、储存一代、生产一代、销售一代一样，注意创新的衔接，形成突破性创新、构筑性创新、渐进性创新并行交错的创新格局，并在一项创新出现或运用后，要想方设法将其嫁接到其他领域，拓展其运用范围，形成内部的创新高潮，克服创新S曲线的拐点，不断升入更高层次的创新S曲线。

(九)大胆进行内部业务流程的重组或者说业务流程再造

业务流程再造(BPR—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是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个企业管理术语，是指组织以经营过程为中心和对象，以关心和满足顾客的需求为目的，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制造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对现有经营过程(包括组织内部及组织之间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人力资源流)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彻底的再设计和精密的再组织，最大限度地实现技术上的功能集成和管理上的职能集成，打破传统的职能结构，形成合理分工，以实现企业在速度，质量、效率和柔性等方面的经营性能的巨大提高。既然是再造，就不是对传统管理过程的修修补补，而是彻底抛弃旧的管理模式束缚，从头开始，进行彻底的、显著的改进。再造的基本原则ESIA就是E(Eliminate，清除)、S (Simplify，简化)、I(Integrate，整合)、A(Automate，自动化)，其特点是:在崭新的资讯技术支持下，以流程为中心，大幅度地改善管理流程;放弃陈旧的管理做法和程序;评估管理流程的所有要素对于核心任务是否重要，专注于流程和结果，不注重组织功能，运作中以小组为基础，实现组织的扁平化，注重顾客，要求严格衡量绩效;在工作中决策，让工作过程实现自我控制;实现信息的一次处理与共享使用机制，让利用信息的人从信息源一次性捕捉信息;把类似活动的过程联系起来，把地域上分散的资源当作集中资源对待。业务流程再造实际上是要求高职院校按照现代组织理论，通过分权减少中间管理层次、拓宽管理幅度，使组织结构扁平化、组织内部协作化、网络化、虚拟化、小组化，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并将分解的价值链重组和优化，提高竞争力。业务流程再造强调五个面向即面向顾客、面向流程、面向员工、面向增值、面向内部沟通与协作。这种管理上的创新对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过分强调分工、机构庞大、管理层次多、反应慢、适应性差、成本高等国企病的高职院校，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十)注重高职院校内部的组织知识创新^[26]

在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和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27]中，显性知识只占人类知识的一小部分，但隐性知识更重要，野中郁次郎认为组织知识创新的关键在于隐性知识的调用和转化，即个人知识转化为组织知识进而转变为组织的竞争优势。野中博士将组织内知识的转化概括为四种模式:隐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通过人们之间的社会化过程实现，如现场观察、共同的劳动，典型情况是传统的师徒关系)、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通过外部化过程实现，即将隐性知识总结、概括、表述为易于沟通的概念理论方法等)、显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通过对现有显性知识的组合实现，具体表现为将显性知识系统化的过程，如在企业内部中层管理者将企业的使命经营理念等具体化为对员工行为的要求及新产品开发的技术要求等)、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通过内部化过程实现，即人们将通过社会化，外部化组合等过程学到的显性知识转化为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个人隐性知识，如新的思维方式和技术诀窍)。组织知识的创新不仅发生在个人层次上，而且发生在群体、组织、组织间等层次。野中博士将知识的特性(即隐性和显性)与知识创新主体结合，提出了组织知识创新螺旋概念，用来反映组织知识创新的动态特征和创新的全过程。能够有效推动组织知识创新螺旋的组织应具备五个方面的特点:组织意愿(organizational intention)、自主性(autonomy)、波动和创造性无序(fluctuation and creative chaos)、重复性(redundancy)、必要的多样化(requisite variety)。为了实现组织知识创新创新，高职院校应该按照这五个特点的目标努力，以明确的组织战略目标和所需开发的知识唤起员工的共同努力意愿;赋予员工和群体较大的自主性，能够容忍和允许人们失误，这样有利于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发现和把握新的意想不到的机会;在组织中注入有利于激发创造力的“危机”或“混乱”状态，鼓励人们对习惯的做事方法和原有的思维模式进行反思，刺激组织与环境间的交互作用;组织内有关组织活动、管理职责等的信息公开化，由人们共享，而不是仅仅提供给相关的管理层或决策者，以利于集思广益，促进隐性知识的转化;组织内部各单位间在信息的处理和解释、思维模式、技能和专长等方面应有所差异，以组织多样化促进组织适应外部环境的多变性和复杂性。

(十一)积极探索高职院校技术创新的新路子

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技术创新逐渐由过去政府主导下的“产学研”体系，向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学研产”体系^[28]转变，越来越多的企业一改过去那种“技术经费等靠要，技术革新小玩闹，技术人员可要可不要”的状态，积极投身到技术创新的行列中来，不仅自身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为整个行业的技术创新增添了新的活力。在这一过程中，高职院校特别是理工科为主的高职院校，必须从企业的角度研究技术问题，从企业的实际需要寻找技术研究课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生逢其时，走对了路。

(十二)把创新当成一个系统工程，系统创新，持续创新，永远创新，在创新和改革中寻找高职教育、高职院校发展的新增长点

创新是一个综合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概念，要使高职教育事业不停顿，就需要高职教育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通过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把创新作为高职教育发展、高职院校发展的原动力、作为高职人的精神支柱，不断增加高职教育发展的短板，不断扩张高职教育的容积，不断提升高职教育的内涵、质量和声誉。

参考文献

［1］牛霞．创新理论中的几个重要关系的思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2］孟德华，吕艺高．简谈创新理论．煤炭技术，2003(7)

［3］姚传富．北邮博士阐释创新理论．人民邮电报，2002－10－29(3)

［4］张培刚．中文版序言，见［美］约瑟夫·熊彼特著，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胡和立、叶虎译．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查．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真虹．创新理论与运输市场变化规律的研究与实证分析，http://www.lwsky.com/html/2004-4-28/185788.asp

［6］傅家骥．对技术创新的认识，http://www.gdtg.com.cn/1/zl/luntan003.htm

［7］贾理群，刘旭，汪应洛．新熊彼特主义学派关于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进展．中国科技论坛，1995(1)

［8］Mowery，D．Cand N．Rosenberg，(1979)．the influence ofmarket demand upon innov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some recent empirical studies［J］．Research Policy，Vol．8102～8153

［9］Freeman，C(1991)．Innovation，changes of techno－economic paradigm and biological analogies in economics［J］．Revue Economique，Vol．42，No．2，211～32

［10］Rogers，E．M．(1995)．Diffusion of innovation(4th Edition)．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1］Ure，J．(2001)．Modeling criticalmass for business－to－consumer(B2C) electronic commerce in Hong Kong．Media Digest，2: 11～13

［12］Valente，T．W．(1995)．Network models of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Cresskill，NY: Hampton Press，Inc

【注释】

[1]熊彼特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科学和技术是社会经济或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动力;反过来，社会经济又决定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即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辩证的发展过程。熊彼特十分欣赏马克思对技术发明和创新作用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正是在马克思关于技术发展和作用的观点的基础上，熊彼特深入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的决定因素，创造性地提出了独特的创新理论。但要指出的是:熊彼特虽然在发展观上与马克思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但他却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因而与马克思在世界观和立场方面有根本的不同，熊彼特夫人也指出了这一点，认为这一点导致两个“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

[2]所谓生产函数，是在一定时间内，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要素的投入同产出或劳动的最大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它表示产出是投入的函数。每一生产函数都假定一个已知的技术水平，如果技术水平不同，生产函数也不同。如生产一种产品，原来实行手工劳动，需要劳动力较多，生产工具比较简单，现代科技和经营管理方法落后，即为一种生产函数;现在改用机器操作，劳动力较少，现代科技和经营管理方法得到广泛应用，这即是生产函数发生了改变，或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实现了“新组合”。

[3]引自: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73

[4]引自: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73

[5]创新的经济意义往往取决于它的应用范围，而不完全取决于是技术的先进程度。如集装箱这一产品的创新没有丝毫的新技术，但是它变散装运输为大箱集装运输，减少了船只在码头的停时间，使海洋运输效率提高了好几倍，催生了现代海运事业，快速了世界贸易的发展。又如，美国明尼苏达矿业和制造业公司(3M)开发生产的一种小型不干胶便笺，既可贴于书页上，又可不留痕迹地把它拆下来。就这样的小黄纸片，每年可给3M公司带来3亿美元以上的销售收入。

[6]熊彼特在《经济周期》中提出了“两种周期”模式和“三种周期”理论。“两种周期”模式即二阶段周期模式和四阶段周期模式。二阶段周期模式即“繁荣”和“衰退”模式;四阶段周期模式即“繁荣”、“衰退”、“萧条”、“复苏”模式。“三种周期”理论即经济周期分为长、中、短三种，分别是“长周期”，或称“长波”，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周期”，或称“中波”，又称“尤格拉周期”;“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

[7]同样，资本家和股东也不同于企业家，资本家和股东是货币所有者，物质财富的所有人，而企业家则是资本的使用人、实现生产要素新组合的首创人。企业家可以同时是一个资本家或是一个技术专家或是一个技术发明者，但拥有资本的资本家或技术发明者如果不把他们的资本和技术用于生产方式的新组合，没有创新行为，那他们就不能成为企业家。企业家与一般经营管理者具有明显差别。一般经营管理者仅仅从事传统方式的企业管理，而企业家则不同，企业家则创新活动的倡导得和实践者。企业家之所以称为企业家，就是因为它是能动的智慧的创造的，而不是因循守旧的循规蹈矩的固步自封的。

[8]见中央和国务院1999年颁发的《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1951年，索罗(S·C·Solo)发表了《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评论》一文，提出了技术创新概念成立的两个必备条件，即新思想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发展。这一“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概念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此后，不少学者(如Maclaurin，Ruttan，Jewkes等)都在技术创新概念上做过一些较接近的研究。1962年，伊诺思(J·I·Enos)在其《石油加工业中的发明与创新》一文中，首次直接明确地给“技术创新”下了定义——“技术创新是几种行为综合的结果。这些行为包括发明的选择、资本投入保证、组织建立、制定计划、招用工人和开辟市场等”。1973年，弗里曼(C·Freeman)在其《工业创新中的成功与失败研究》一文中指出:“技术创新是一技术的、工艺的和商业化的全过程，其导致新产品的市场实现和新技术工艺与装备的商业化应用”。1974年，厄特巴克(J·M·Vtterback)发表《产业创新与技术扩散》一文中特别强调:“与发明或技术样品相区别，创新就是技术的实际采用或首次应用。”1982年，弗里曼出版了《工业创新经济学》一书中明确指出:“技术创新是指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其报告《1976年:科学指示器》中将创新定义为，“技术创新是将新的或改进的产品、过程或服务引入市场”。对几十年来在技术创新概念和定义上的多种主要观点和表述，缪尔塞(R．Mueser)在80年代中期做了较系统的整理分析。在其搜集的300余篇相关论文中，约有3/4的论文在技术创新界定上接近于以下表述:当一种新思想和非连续性的技术活动，经过一段时间后，发展到实际和成功应用的程度，就是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缪尔塞将技术创新重新定义为:技术创新是以其构思新颖性和成功实现为特征的有意义的非连续性事件。

[9]Rogers E M．Diffusion of innovation(4th Edition)．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95

[10]通常，这个数量是系统人口的10%～20%(Rogers，1995; Ure，2001;Valente，1995)。扩散比例一旦达到临界数量，扩散过程就起飞，进入快速扩散阶段。参见:Ure J．Modeling criticalmass for business－to－consumer (B2C) electronic commerce in Hong Kong．Media Digest，2001(2): 11－13; Valente T W．Network models of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Cresskill，NY: Hampton Press Inc，1995

[11]如在突破传统钟表市场初期，很多人怀疑石英表的准确性。

[12]在科学仪器领域的技术创新中，用户创新占77%，制造商创新占23%;在半导体和印刷电路板制造工艺创新中，用户创新占67%，制造商创新占21%;在铲车技术创新中，用户创新占6%，制造商创新占94%;在工程塑料技术创新中，用户创新占10%，制造商创新占90%;在塑料添加剂技术创新中，用户创新占8%，制造商创新占92%。

[13]其研究表明:在以氮气和氧气为原料的设备创新中，用户创新占42%，制造商创新占17%，氮、氧气供应商的创新占33%;在以热塑料为原料的设备创新中，用户创新占43%，制造商创新占14%，热塑塑料供应商的创新占36%;在电力终端设备的创新中，与联结端子相关的产品创新，有83%是联结端子供应商完成的。

[14]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用户或供应商在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用户或供应商发现了某种需要并通过研究开发建立了创新原型，由制造商将创新加以完善并快速推向市场。

[15]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研究工作通常需要昂贵的大型设备和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小组。

[16]渐进性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或称改进型创新)是指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引起的渐进的、连续的创新。根本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或称重大创新)是指技术有重大突破的技术创新。它常常伴随着一系列渐进性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并在一段时间内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新熊彼特主义者认为，只有少数企业发生激进的创新，而这些企业又多集中于知识密集型的行业;在供给支配型和生产密集型行业中，很少或几乎没有激进的创新。

[17]产品创新(Product Innovation)是指技术上有变化的产品的商业化，按照技术变化量的大小，产品创新还可分成重大(全新)的产品创新和渐进(改进)的产品创新。产品用途及其应用原理有显著变化者可称为重大产品创新，如美国贝尔公司发明的电话半导体晶体管、美国无线电公司生产的电视机、得克萨斯仪器公司首先推出的集成电路、斯佩里兰德开发的电子计算机、杜邦公司和法本公司首创的人造橡胶、杜邦公司推出的尼龙、帝国化学公司生产出的聚乙烯、波音公司推出的喷气式发动机等。重大的产品创新往往与技术上的重大突破相联系。渐进(改进)的产品创新是指在技术原理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基于市场需要对现有产品所作的功能上扩展和技术上的改进，如由火柴盒包装箱发展起来的集装箱，由收音机发展起来的组合音响、品种繁多的“随身听”等。过程创新(Process Innovation)，也称工艺创新，是指产品的生产技术的变革，它包括新工艺、新设备和新的组织管理方式。过程(工艺)创新同样也有重大和渐进之分。如炼钢用的氧气顶吹转炉、钢铁生产中的连铸系统、早期福特公司采用的流水作业生产方式以及现代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等，都是重大的过程创新。这些过程创新往往伴有重大的技术变化，与采用新的技术原理相联系。另外，也有很多渐进式的过程(工艺)创新，如对产品生产工艺的某些改进，提高生产效率的一些措施，或导致生产成本降低的一些方法等。

[18]参见:王学鸿．技术创新理论与技术生产力的实现．当代经济研究，2000(10)

[19]如具有重要生产应用价值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长期的封建制度抑制下未能及时出现技术创新，但传到欧洲，由于欧洲文艺复兴创造的特殊文化、科学氛围，以及资产阶级势力的壮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四大发明和其他技术很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企业内部环境也会阻碍技术创新，研究发现: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性能低劣”或企业内外部因素(尤其是信息)交换能力的“低劣化”，是阻碍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障碍。

[20]企业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往往进入技术轨道，难以改变，形成自增强机制，产生所谓的“路径依赖”和“锁定”。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也存在这种低效率陷阱。

[21]如康佳、长虹、科龙、新大洲等上市公司可以说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方面的能力是很强的，甚至比跨国公司毫不逊色，但它们的致命弱点就是缺乏产业创新能力，摆脱不了产业生命周期的束缚，一旦产业衰退，它们也就无能为力了。瑞典的斯托拉公司已有760多年的历史，算寿命最长的公司，其经历的产业先后有铜矿开采并逐步发展到森林开发利用、钢铁、水力发电、纸张、纸浆和化学产品，生产技术从蒸汽机车发展到内燃机车，从电力再到微芯片不断地变化。有300年历史的三井公司，开始时是一家布料店，然后它成了银行，进入采矿业，在19世纪末涉足制造业，目前是一家高科技制造公司。

[22]英国经济学家Langrishetal等1972年调查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企业创新成功的经验。调查表明有七个因素对创新成功很重要:创新组织中有一个处于权威地位的杰出人物;创新组织中有其他类型的杰出人物;对某种市场需要有清楚的认识;对一项科学技术发现的潜在价值和用途的认识;创新组织内的良好合作;资源可获得性;来自政府方面的帮助。由英国创新理论著名专家Curnow、Rothwell和Freeman领导下完成的SAPPHO工程，详细分析了英国许多创新上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总结出成功的创新具有5个共同特征:对用户需要有较好的关注;对市场给予更多的关注;开发工作效率较高;能更有效地利用外部技术和外部建议;成功创新项目的负责人比失败项目的负责人有更高的职位和更大的权威。公司层面的因素包括:高层管理的创新精神和对创新的支持;在技术战略配合下的公司长远发展计划;对主体项目的长期投入(如专利投入);公司具有灵活性和对变革的敏感性;高层管理人员勇于冒风险;接受创新及企业精神式的包容性文化。

[23]陈文化、彭福扬对创新意识特别看重，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基础上，他们特别提出了加上“意识创新”的“大创新观”，认为创新活动的进行并获得预期结果，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意识创新三个方面的交互作用，主体的创新活动是在意识创新的指导、调控作用下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协同的整合行为，并构建了创新理论体系的“飞鸟模型”。飞鸟的躯体即创新主体，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分别为两翼，飞鸟的头部为意识创新。参见:陈文化，彭福扬．关于创新理论和技术创新的思考．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6)

[24]从粉笔、黑板到幻灯、投影是一次基本创新;从幻灯、投影到电视、录像又是一次基本创新;从电视、录像到计算机、多媒体、网络通信技术和远程教育，更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基本创新。

[25]如校园信息化建设中的电子数据交换(EDI)、分布式数据库、计算机支持协同作业(CSCW)、群件系统(GROVPWARE)、企业网(INTRANET)、群决策支持系统(GDSS)技术等，实训室能够运用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柔性制造系统(FMS)、智能制造系统(IMS)、并行工程(CE)等技术。

[26]参见:范秀成．野中郁次郎及其组织知识创新理论．南开管理评论，1998(2)

[27]隐性知识是指那些存在于个人头脑中的高度个性化情景化和难以表达与沟通的知识，显性知识则是指那些能够用正式的、系统的语言表述和沟通的知识。

[28]“国学研产”体系做得最成功的是山东浪潮集团。2002年5月，浪潮与国家“863”合作共同设立了高性能奖励基金，专门用来奖励在高性能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个人及团体，并由浪潮负责将其技术转化为产品。这就是“国学研产”新模式。浪潮以“国学研产”新模式带动企业创新的良性循环，使得浪潮最终有实力站在服务器领域的最前沿，推出适应市场、区别于其他企业的技术与产品。2002年11月，代表高端商业应用领域最高水准的“天梭工程”正式启动，浪潮“天梭工程”所提出的高端服务器架构体系及技术标准也成功中标国家“863”计划306项目的新型网络服务器课题，国家将投入5000万元支持浪潮进行高端商用服务器的研发及推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