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界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

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界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

崔华前⁽¹⁾

摘　要:“民主全民论”用“全民性”掩饰民主的“阶级性”“相对性”，“民主永恒论”用“永恒性”掩饰民主的“历史性”“阶段性”，“民主抽象论”用“普遍性”掩饰民主的“特殊性”“具体性”。这几种错误论调，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法，破除“民主全民论”，认清民主的阶级性实质；必须坚持历史分析法，破除“民主永恒论”，认清民主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历史阶段；必须坚持具体分析法，破除“民主抽象论”，对民主的主体、实施条件等作出具体分析。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　界限错误论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其中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对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筑牢思想防线，具有不可忽略的重大价值。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法，破除“民主全民论”，认清民主的阶级性实质；必须坚持历史分析法，破除“民主永恒论”，认清民主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历史阶段；必须坚持具体分析法，破除“民主抽象论”，对民主的主体、实施条件等作出具体分析。

一、坚持阶级分析法，破除“民主全民论”

“民主全民论”标榜“天赋人权”，声称人人皆可享受民主，试图用“全民性”“普遍性”掩饰民主的“阶级性”“相对性”。“民主全民论”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历史上的各统治阶级，在成功夺取政权之前，总是把自己美化为社会全体民众的代表，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由于在此时想夺取政权的阶级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了社会发展的先进方向，这样说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也容易获取广大民众的认可。但当他们夺取政权之后，随着阶级利益的日益对立、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他们所谓的“普遍的利益”便不复存在。但为了欺骗被统治阶级，他们仍声称“自己的利益”是“普遍的利益”，这就毫无依据和非常虚伪了，也容易为广大民众所看穿，这时新的先进阶级又开始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由于他们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方向，他们的说法更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和认可，所谓“普遍的利益”实质上总是随着统治阶级的不断更替而更替。给统治阶级的利益披上“全民性”“普遍性”的外衣并使之上升为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普遍利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现象。对于这一规律性现象，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所有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²⁾“特别是在存在至今的这些关系中，一个阶级总是占着统治地位；……每个阶级都只有把一切阶级的个人从那些至今依然套在他们头上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地推翻自己面前的统治阶级——正是在上述这种情况下，把争取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个人的任务说成是全人类的任务，是非常必要的。”⁽³⁾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最大公无私的阶级，始终以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无产阶级利益具有比历史上以往的统治阶级利益更广泛、更真实的“普遍性”，因此无产阶级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利益”的“普遍性”的相对性、阶级性，敢于公开承认无产阶级民主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而不是“全民”的民主。虽然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代替封建专制统治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进步，但资产阶级利益实质上仍是少数人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实质上仍是少数人的民主，因此资产阶级不敢像无产阶级那样公开承认“自己的利益”的“普遍性”的相对性、阶级性，相反总是竭力掩饰这一点，“民主全民论”于是应运而生。但“全民性”“普遍性”的外衣、标签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民主的阶级性实质。我们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破除“民主全民论”，认清民主的阶级性实质。

阶级分析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及其基本观点观察、分析、解决带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包括:“（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⁴⁾的观点；“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观点；“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的观点；“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⁵⁾的观点等等。上述诸观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阶级斗争学说”⁽⁶⁾。关于阶级分析法，列宁多次强调:“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⁷⁾“阶级斗争的原则是社会民主党……全部学说和全部政策的基础”⁽⁸⁾“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一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¹⁰⁾毛泽东曾经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¹¹⁾江泽民也曾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¹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科学揭示了阶级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蕴涵着科学的真理性和生动的实践性，适用于整个阶级社会。

在阶级社会中，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政治模式和上层建筑，民主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并由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所决定，受这个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所制约，服从和服务于一定的阶级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性。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¹³⁾列宁也曾指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¹⁴⁾“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的使用暴力的组织”⁽¹⁵⁾“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马克思主义者却决不会忘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¹⁶⁾毛泽东也曾指出:“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¹⁷⁾我们可以按照列宁认识“自由和平等”思想的方法来认识一下“民主全民论”: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民主”的笼统议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无论怎么说，都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民主”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到底怎样使用这种“民主”？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这些问题，必然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的利益、剥削者的利益。只要闭口不谈这些问题，“民主”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谎话和伪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具有根本不同的阶级性质，我们必须划清二者的阶级界限。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¹⁸⁾关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来都是而且不能不是资本镇压劳动者的机器，资本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许诺并且宣告政权属于大多数人，但是它从来没能实现过，因为存在着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¹⁹⁾“资产阶级的民主只限于宣布形式上的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权利，例如集会、结社、出版的权利。……然而，在实际上，当局的实践，以及劳动人民所受的经济奴役（这是主要的），总是使劳动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不可能稍微广泛地享受到权利和自由。”⁽²⁰⁾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根源、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本质上是人民当家做主，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掌握国家政权并享有广泛而真实的民主权利，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根源、服务和服从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代表和维护少数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本质上是少数资产阶级所享有的民主、是少数有钱人所享有的民主，具有狭隘性、虚伪性，不管其形式如何变化、语言如何动听，其根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具有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而决不搞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对此，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讲清楚民主问题。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²¹⁾“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²²⁾

二、坚持历史分析法，破除“民主永恒论”

“民主永恒论”无视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一历史事实，脱离民主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把资本主义民主美化、夸大、绝对化为世界上最优越的、并将永恒存在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模式。这种论调明显违背了民主的历史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民主“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²³⁾，是个历史范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服务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现实社会的主要任务、社会生产、经济基础，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随着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打上了相应时代的历史印记，从来不存在超越具体历史发展阶段、适合于一切时代的所谓的“永恒民主”。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²⁴⁾列宁也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²⁵⁾我们在分析民主这一“社会问题”时也必须坚持历史分析法，反对“民主永恒论”，从民主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出发，把民主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历史范围内加以研究考察，绝不能割断历史，绝不能脱离民主形成、发展的特定的时间、环境、条件而仅仅抽象地加以研究考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对“生产”或“生产一般”的意义、实质、局限性，作过非常精辟的描述:“说到生产，总是指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近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在分配上，他们则相反地认为，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即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以及生产和分配的现实关系，总应该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方式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²⁶⁾这就是说，用抽象一般要素是“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²⁷⁾。同理，用抽象一般要素也不可能理解任何一种形式的现实的历史的民主，关于民主的抽象如果离开了现实的历史也就没有任何价值。

从民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虽然恩格斯曾明确肯定原始社会有过“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²⁸⁾，列宁也曾明确肯定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的’民主制”⁽²⁹⁾，但在中世纪及以前民主并不为人们所普遍认可，只是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的发展，民主才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理论基础是“天赋人权”理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政治家把“天赋人权”理论提炼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口号，以动员人们推翻封建贵族的统治，这些政治口号成了新兴资产阶级发动人民推翻封建贵族统治最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随着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这些政治口号日益深入人心。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把人们从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的束缚和禁锢下解放出来，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否认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和根本缺陷，那就是:它永远只能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民主、少数人的民主、“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资本的民主”，存在着“形”与“实”严重背离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社会绝大多数人享有了民主，从而实现了民主的“形”与“实”的高度统一，“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³⁰⁾少数人所享有的资本主义民主必将为绝大多数人所享有的社会主义民主所代替。人类民主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总的趋势必然是“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³¹⁾。这里的“没有任何民主”，是指在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和国家将不复存在，所有人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作为阶级和国家管理形式的民主也将不复存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在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而作出的正确选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广大人民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无任何民主自由。鸦片战争失败后，无数先进的中华儿女苦苦探寻着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他们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却总是失败和碰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中国先进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经过人民共和国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国家独立富强和人民民主自由的正确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体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和共同努力，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建立和发展完善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民主自由。对于这一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毛泽东曾作过科学的概括:“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学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³²⁾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加篷总统邦戈时也曾回顾总结说:“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³³⁾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只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之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之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

三、坚持具体分析法，破除“民主抽象论”

“民主抽象论”脱离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地位、利益追求、价值评判，把抽象的人与人性当作自己学说的出发点，脱离民主的具体实施条件，抽象地考察民主，实质上是用抽象的手法、欺骗的手段来掩饰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形”与“实”严重背离的根本缺陷，试图使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普世化”、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就曾公开宣称:“‘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将是美国“重要输出品之一”，要“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³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曾公开宣称:“在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竞争时，我们有一手好牌。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在世界各地极有魅力。它们的力量在于它们并不规定人应该如何生活，而只是认为个人与民族应能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民主管理自己的能力，但几乎所有人都希望民主。”⁽³⁵⁾“民主抽象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必须具体”⁽³⁶⁾的基本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致反对。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倒霉。”⁽³⁷⁾毛泽东也曾明确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³⁸⁾江泽民也曾明确指出:“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³⁹⁾

毛泽东曾经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⁴⁰⁾“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⁴¹⁾可见，对具体问题坚持具体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也必须坚持具体分析法，对民主的主体、实质、实施条件等作出具体分析，高度警惕“民主抽象论”的险恶用心、有效揭穿“民主抽象论”的理论骗局。

民主的主体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民主反映并服务于现实的“人”的需求，必然具有现实性、具体性。马克思在批判“思辨哲学家在其他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⁴²⁾的基础上，用“现实的、具体的人”取代了“抽象的、一般的人”，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⁴³⁾毛泽东曾强调:“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动物”“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⁴⁴⁾邓小平也曾强调:“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⁴⁵⁾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总是在一定的现实社会中生产和生活的，脱离社会实践、丧失社会经济和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一般的“人”是不存在的，“人”总是现实的、具体的。民主的价值正是在服务于现实的、具体的“人”的需求的过程中而得以实现的。恩格斯曾指出:“民主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⁴⁶⁾只有对民主的主体即“人”作具体的分析，才能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即“人”，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主体即“人”，实质上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内部成员，只能是少数有钱人、富人。只要对民主的主体即“人”作具体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先进性、优越性便不难显现出来。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政治、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发展道路，是由这个国家的实现民主的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民族特征尤其是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等具体国情决定的。国情不同，民主的发展道路也必然不同。同是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具体国情不同，日本、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而美国、法国则实行民主共和制；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实行一党制、联邦制，而中国则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单一制。世界民主发展的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适合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政治模式不一定就适合其他国家，“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味盲从、羡慕甚至照搬照抄别国的民主制度和政治模式，必然会水土不服。列宁曾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⁴⁷⁾邓小平也曾一再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⁴⁸⁾我国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政治、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穷二白”、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封锁，决定了中国不能搞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否则必将仰人鼻息、唯资本主义大国之命是从。现时代，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而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它们正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极力推行它们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来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成了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的”，它们正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图谋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势渗透，不遗余力地向我国推销它们的民主制度和政治模式。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之路在中国更加行不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虽然只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方面，但适合中国国情、有利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多层次、全方位、多途径的人民民主体制已经形成，人民当家做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渠道是畅通的，党内民主、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等共同发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基层民主等制度正进一步完善，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正不断得以彰显。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之路、伟大复兴之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搞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是正确的、明智的。

【注释】

(1)崔华前，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与方法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道德与当代思想道德建设。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第84—8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第547页、第547页、第685页。

(6)《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7)《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8)《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9)《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第27页。

(10)《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12)《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14)《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页。

(15)《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16)《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0页、第593页。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1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19)《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第795页。

(20)《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第176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2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2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第5页、第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29)《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

(30)《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5页。

(31)《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

(3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206页。

(34)孔华润:《剑桥美国对华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35)辛灿主编:《西方政界人物谈和平演变》，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

(36)《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4页。

(3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39)《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87页。

(4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页。

(41)同上，第317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9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第71—72页、第72页、第73页、第60页。

(4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第82页、第83页。

(4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页。

(47)《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

(4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第221页、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