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哲学”转向“实证科学”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从“哲学”转向“实证科学”的内在逻辑

潘惠香⁽¹⁾

摘　要:马克思从“哲学”转向“实证科学”贯穿着一条内在逻辑:自身世界观思想未成型之前，以他人的哲学原则为前提来研究现实问题；随着对现实问题尤其是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他发现哲学原则的荒谬和无用，就离开“哲学的基地”，转向“实证科学”研究。“实证科学”并非现代的分科科学所指之意，而是从事实出发，基于对实际事实的研究而获得的知识。在马克思的“实证科学”中，实证是其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实证研究的思维方式的确立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诞生，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从而最终实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关键词:哲学　哲学信仰　实证科学　内在逻辑

考察马克思的思想史，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曾经有过一段站在“哲学的基地”⁽²⁾上研究问题的“哲学信仰”阶段。在1845年以前，马克思研究现实问题总是以某种哲学原则为基础，从哲学原则出发来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消灭哲学”。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马克思把自己排除在“哲学家”行列之外。从1845年下半年起，马克思、恩格斯决定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他俩明确指出，对现实生活的实证研究会使哲学失去存在的余地:“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³⁾正是从这里开始，马克思从“哲学”转向“实证科学”研究。⁽⁴⁾

一

马克思之所以有此转变，是自身世界观思想逻辑演变的结果。在“从前的哲学信仰”阶段，马克思未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主要以他人的哲学原则为基础来观察和分析现实问题。大学初期，马克思就曾站在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的哲学基地上，从“应有”出发去建构法哲学体系，结果“现有的东西”与“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产生了“严重的障碍”而使其体系失败。马克思在总结失败教训时已经意识到“理想主义”的不足，所以“从理想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寻求思想”，把“超脱尘世的”“神”转向“尘世的中心”。⁽⁵⁾这一转变是由于马克思当时已经转向黑格尔主义，站在黑格尔哲学这一“世界哲学”的基地上所以能看清自己以前的一些错误认识。

马克思从1837年至1843年退出《莱茵报》编辑部期间，一直都把黑格尔的“理念”论作为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1842年10月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马克思就是从黑格尔的“理念”论出发去批判普鲁士国家和法。在德国，农民自古就常在树林里砍柴、拣枯枝。林木所有者却依仗自己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说农民的行为是盗窃行为。审判此案件时，省议会却站在林木所有者的立场上辩论。马克思不满，于是就依据黑格尔的理念论的国家观批判普鲁士国家和省议会。马克思说，按照国家的原则，无论大小公民，都是平等的，都应该受到国家的保护。可现存的法庭（代表国家）却为林木占有者的私人利益服务，国家“脱离常规”，“国家的权威变成了林木所有者的奴仆。整个国家制度，……一切都沦为林木占有者的工具，使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⁶⁾。现在，国家“受到了最大的屈辱”⁽⁷⁾，所以国家（即符合理念的国家）应当大声疾呼:“你（指现存的国家——引者注）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你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⁸⁾马克思还批判莱茵省的议会在处理私人利益和法的原则的矛盾时做法不当，马克思认为，“从法律上说，省级会议不仅受权代表私人利益，而且也受权代表全省的利益，同时，不管这两项任务是多么矛盾，在发生冲突时都应该毫不犹豫地为了代表全省而牺牲代表特殊利益的任务。”⁽⁹⁾可是，“结果利益所得票数超过了法的票数”⁽¹⁰⁾。这让马克思很困惑，他认为这是“法律的例外”⁽¹¹⁾。所以，当马克思站在黑格尔哲学基地上分析现实问题时就遇到“第一次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¹²⁾。

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动摇了马克思原来所信仰的黑格尔的理念论的国家观并促使他重新剖析黑格尔的学说。马克思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问题，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¹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著作里，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¹⁴⁾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要正确理解法和国家关系必须以现实的物质生活为出发点，而不是以黑格尔的理念论为出发点。

从1843年初到1844年底，这两年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费尔巴哈派”⁽¹⁵⁾阶段。马克思转向“费尔巴哈派”后，则站在费尔巴哈的哲学基地上去分析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著作就受到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时提出“颠倒”原则:“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¹⁶⁾费尔巴哈的“颠倒”一下子解决了马克思的苦恼:把黑格尔哲学颠倒过来！不是思维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思维，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则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为出发点考察了劳动的异化，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根源、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关系，论证了共产主义学说。马克思首先依据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提出劳动异化。他认为人生而有人之为人的“人的类特性”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¹⁷⁾。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在劳动中异化了，“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¹⁸⁾所以，劳动不再是人的类生活。按照这种人本主义逻辑，马克思紧接着分析了异化劳动的根源以及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关系。他认为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制，即“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¹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²⁰⁾虽然私有财产对异化劳动有作用，但异化劳动的真正根源并不是私有财产。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是人之外的东西”⁽²¹⁾，不能成为异化劳动这一属于“人本身”的东西的根源，异化劳动的根源在于属于“人本身”的“人的发展的本质”⁽²²⁾。既然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产物，而异化劳动必将随着人的自我异化的克服而消亡，所以私有制也必然会消亡。而共产主义就是实现人性复归的必由之路，所以其是合理的和必然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²³⁾从马克思的整个论证过程可以看出，他此时论证的逻辑基本上是一种人性逻辑:人的发展经过异化（人失去本质），最后达到对人性的复归，而共产主义就是对人性复归。

从1845年下半年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²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批判青年黑格尔运动在最近几年里所引起的“空前的变革”是“哲学骗局”⁽²⁵⁾。为什么这是一次“哲学骗局”呢？因为，“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²⁶⁾虽然青年黑格尔运动的成员们显得很革命，但他们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这种哲学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作一些说明，而且还是片面的说明。”⁽²⁷⁾马克思、恩格斯还批判“德国哲学”“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²⁸⁾，“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²⁹⁾他俩明确指出，不再像“德国哲学”一样从“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而是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³⁰⁾出发，通过对“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研究来获得“真正的知识”。

根据以上的史实可以看出，马克思在“从前的哲学信仰”阶段研究现实问题时总是以某种哲学原则（如: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黑格尔的“理念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等）为基础来引出各个领域的知识，从哲学原则出发来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但是，随着马克思对现实问题，尤其是对物质利益问题进行研究后，他发现哲学原则的荒谬和无用，就起来反对“哲学”，离开“哲学的基地”，转向从现实生活出发研究问题。马克思反对“哲学”，并不是反对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而是反对自己在“哲学时期”从某种哲学原则出发来解决问题，以哲学原则来代替实证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为了表明自己对哲学原则的抛弃，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后的著作中，不再把自己的新世界观思想称为“新哲学”，而是“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二

虽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实证科学”，可是实证的思想却不是在那时才产生。早在1840年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多次谈到“实证”。马克思的实证思想受到“从前的哲学信仰”的影响，这从马克思对“实证”的理解的演变就能够看出其内在逻辑。⁽³¹⁾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曾经批判“实证哲学”流派。该“实证哲学”是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德国哲学中的一种宗教神秘主义流派。此流派以克·海·魏瑟、伊·海·小费希特、安·君特、弗·巴德尔以及后期的谢林等人为代表。这些“实证哲学家”企图使哲学从属于宗教，反对理性认识，并且认为神的启示是“实证”知识的唯一源泉。⁽³²⁾对散布神秘主义的实证哲学马克思是反对的，他认为“实证哲学只能产生一些这样的要求和倾向，这些要求和倾向的形式同它们的意义是互相矛盾的。”⁽³³⁾认真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在使用“实证”一词时都是和“神话和寓言”“神秘”“实证的宗教”“灵魂”等词语联系在一起。如“柏拉图对绝对的东西采用了实证的解释，而这种解释的基本的，从自身中产生出来的形式则是神话和寓言。”⁽³⁴⁾，“为什么柏拉图要竭力给哲学所认识的东西找到一个实证的，首先是神话的根据呢？”⁽³⁵⁾，“为什么这个实证的根据是神话性质的，是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的？”⁽³⁶⁾“当然，这里也显示出柏拉图哲学与一切实证的宗教，特别是与基督教——超验的东西的完美哲学——的血缘关系。”⁽³⁷⁾由此可知，对于这种“实证哲学”所说的“实证”，马克思是持否定态度的。马克思当时已经转向黑格尔哲学，他信仰黑格尔的理念论，对散布神秘主义的实证哲学必然持否定态度。

在1842年写的《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中马克思又提到“实证”。他在文中批判历史学派的代表胡果认为实证的事物是不合理性的观点，强调“实证”是合乎理性的。马克思此时期由于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肯定理性的意义，他认为一切实际存在的事物都是合乎理性的。“实证”即指“实际的”和“实在的”⁽³⁸⁾的意思。“他（指胡果——引者注）根本不想证明，实证的事物是合乎理性的；相反，他力图证明，实证的事物是不合理性的”。⁽³⁹⁾对此，马克思提出批评:“我们决不应该把这一方法归咎于胡果的偶然的个性，其实，这是他的原则的方法，这是历史学派的坦率而天真的、无所顾忌的方法。如果说实证的事物之所以应当有效，就因为它是实证的，那么我就必须证明，实证的事物之所以应当有效，并非因为它是合乎理性的；除了证明不合理性的事物是实证的，实证的事物是不合理性的，实证的事物不是由于理性，而是违背理性而存在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更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呢？假如理性是衡量实证的事物的尺度，那么实证的事物就不会是衡量理性的尺度。”⁽⁴⁰⁾马克思还指出胡果否定理性的目的，“他不认为实证的事物是合乎理性的事物，但这只是为了不把合乎理性的事物看作实证的事物”。⁽⁴¹⁾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一切实际存在的事物都是合乎理性的、“实证”的。

马克思在接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之后，尤其是以费尔巴哈的思想来研究经济学之后，就特别喜欢费尔巴哈的“实证”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实证”理解为从实际、实在出发去研究。在《手稿》中，马克思的思想已超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他认为黑格尔思辨哲学是非实证的，即并非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思辨出发的“虚假的实证主义”。他说:“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这也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或神学的设定、否定和恢复，然而这应当以更一般的形式来表达。”⁽⁴²⁾马克思还特别肯定费尔巴哈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实证的批判”，肯定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实在的科学”。他说:“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这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⁴³⁾“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⁴⁴⁾从这些句子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是“实证的人道主义”，因为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是从人的存在与人的“类本质”相分离这一“劳动异化”事实出发来研究的理论，这种理论从实际出发，以实际事实为依据，所以这种人道主义就是“实证的人道主义”，费尔巴哈的功绩就在于创立了这种“实在的科学”。马克思此时还没认识到，此“劳动异化”现象并非是真正的客观实际，而是以虚构的单个人具有“类本质”为前提分析才得出人的“类本质”与人的存在相分离的虚假事实。

对经济学的研究使马克思对实证的理解有了变化。因为经济学的对象和性质决定了不能采用虚构的思辨来研究，而必须以客观实际为基础进行实证的研究。所以，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不再从虚构的事实出发去研究，而是从实际的事实出发去研究。他明确指出:“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⁴⁵⁾在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实证科学”不再以任何虚构的“意识的空话”为依据，而是以“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为依据。这里的“实证”是相对“思辨”而提出来的，它指的是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通过对“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进行研究的考察方法。通过这种实证方法来研究历史而形成的历史观理论就是“实证科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是从一定的经验现实和物质前提出发，从而抽象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运动规律这一唯物史观内容。自此以后，马克思就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实证科学”。

三

马克思所说的“实证科学”并不是现代的分科科学所说的实证科学。由以上对马克思的“实证”思想的考证可以看出，实证即“实际的”“实在的”意思。“科学”也不是现代学科分科的科学。有学者比较马克思关于“真正实证的科学”的中、英、德三种文本发现，在德语文本中，“真正实证的科学”和“真正的知识”的德文分别是positive wissensehaft和wirkliehes wissen。wissensehaft与wissen是相互印证的关系，科学（wissensehaft）是指知识（wissen），知识（wissen）也同样被称作科学（wissenschaft）。所以“真正实证的科学”中的“科学”是指“知识”。⁽⁴⁶⁾马克思所说的“实证科学”即从事实出发，基于对实际事实的研究而获得的知识。在马克思的“实证科学”中，实证是其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是基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是从人的存在与人的“类本质”相分离这一“劳动异化”事实出发来研究的理论，而认为他的“实证的人道主义”是“实在的科学”。马克思此时还没认识到，此“劳动异化”现象并非真正的客观实际，而是以虚构的单个人具有“类本质”为前提分析才得出人的“类本质”与人的存在相分离的虚假事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不再从虚构的事实出发去研究，而是从实际出发去研究。他明确指出，“实证科学”不再以任何虚构的“意识的空话”为依据，而是以“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为依据。通过这种实证方法来研究历史而形成的历史观理论就是“实证科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对于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可以采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就像物理学家那样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也正是由于马克思确立了这种实证研究方法之后，才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内在根据，从而论证了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使政治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实证科学。

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证科学”也不是孔德的“实证哲学”。孔德在《论实证精神》中就指出，“所谓实证精神，就是按照实证词义的要求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审慎缜密的考察，以实证的、真实的事实为依据，找出其发展规律；”⁽⁴⁷⁾“所谓实证哲学，就是把实证精神推广到哲学研究上去。”⁽⁴⁸⁾孔德认为，人的感觉经验是真实、有用、肯定、精确的，所以是实证的。而世界的基础、本质等形而上学问题是理性的东西，无法证明其是否正确可靠，因而是非实证的。所以“实证哲学”是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之外的新哲学。孔德将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都归入“实证哲学”。⁽⁴⁹⁾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实证科学”和孔德的“实证哲学”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明显的区别。共同点是两者都强调“经验”“观察”“事实”“实证”等的作用。区别在于:其一，马克思的“实证科学”是指从事实出发，基于对实际事实的研究而获得的知识。从概念的外延来看，不仅孔德的“实证哲学”所说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等学科是“实证科学”，马克思的科学世界观理论，包括其“新唯物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是“实证科学”。其二，孔德的“实证哲学”把哲学研究局限于经验范围之内，否定认识经验以外的实在的可能性，否定理性，否定对世界的基础、本质等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并认为哲学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之外。而马克思的“实证科学”虽然终结了“哲学”，但并不否定对世界的基础、本质等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并不认为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

综上所述，马克思从“哲学”转向“实证科学”贯穿着一条内在的逻辑:自身世界观未成型之前，以他人的哲学原则为前提来研究现实问题；随着对现实问题尤其是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马克思逐渐转向实证研究，通过对现实的实证研究而得出对现实的认识。这种转向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从前那种通过从哲学原则出发来思考和研究从而获得认识的研究方法，转而采取从事实出发，通过对现实的实证研究而得出对现实的认识这样一种实证研究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转变意味着马克思思维方式的转变。正是由于实证研究的思维方式的确立，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诞生、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从而最终实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注释】

(1)潘惠香，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4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页。

(4)潘惠香:《从“哲学”到“实证科学”:马克思研究立场转变的当代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第48—5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

(7)同上，第261页。

(8)同上，第262页。

(9)同上，第288页。

(10)同上，第288页。

(11)同上，第28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13)同上，第3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275页。

(1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21)同上，第168页。

(22)同上，第168页。

(23)同上，第18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9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2页。

(26)同上，第514页。

(27)同上，第516页。

(28)同上，第525页。

(29)同上，第525页。

(30)同上，第525页。

(31)潘惠香:《马克思的〈提纲〉在理解中的命运—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解读》，苏州大学博士论文，第112—116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24页。

(33)同上，第260页。

(34)同上，第144页。

(35)同上，第143页。

(36)同上，第14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4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0—231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0—231页。

(41)同上，第232页。

(4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43)同上，第4页。

(44)同上，第96页。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页。

(46)范畅:《什么是马克思“真正实证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8年版，第126—129页。

(47)〔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

(48)〔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页。

(49)同上，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