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米特洛夫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

季米特洛夫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围绕中共对蒋方针三次转变的考察

张万杰⁽¹⁾

摘　要:季米特洛夫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直接负责处理中国事务，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定关系密切。在影响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制定及演变的国际因素方面，季米特洛夫起到过重要的指导和协调作用。中共对蒋方针在统战政策制定过程中有三次重要转变:从最初的“反蒋抗日”转到“逼蒋抗日”，西安事变之初又短暂转向“除蒋抗日”，继而再转为“联蒋抗日”。季米特洛夫在其中发挥过重要影响。中共一方面积极参考了季米特洛夫的指导意见，另一方面自身也大有创见。他在指导中共统战方面存在一定的左右偏向问题，也存在不足之处。

关键词:季米特洛夫　共产国际　中国共产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882—1949）曾于1935到1942年间担任共产国际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高指挥中枢的总书记。长期以来，由于受各方面局限，国内外对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较为薄弱。他从1935年起“开始经常认真地直接处理中国事务”⁽²⁾，与中国革命关系密切。我国学者最早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关注季米特洛夫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³⁾90年代以来，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相关研究认为，季米特洛夫于1943年12月22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对纠正延安抢救运动中康生“左”倾错误起到了一定作用；⁽⁴⁾他支持和帮助中国革命斗争，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⁵⁾他并不看重王明，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做党内领袖，与毛泽东联络密切；⁽⁶⁾他在红军西路军组建、西征及西路军失败过程中多次予以协调和援助⁽⁷⁾。本文从季米特洛夫与中国共产党政策制定关系的视角认为，在影响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制定及演变的国际因素方面，季米特洛夫起到过重要的指导和协调作用；中共从最初推行“抗日反蒋”的反帝统一战线方针转到“逼蒋抗日”的统战政策，再从西安事变之初主张“除蒋抗日”较快转向“联蒋抗日”，最终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直接负责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影响着整个政策制定过程。

一、力主“抗日反蒋”:审定中共反帝统一战线方针

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确定了推动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任务。在为会议召开准备的《中国共产党活动情况总结》文件中，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就严厉指责“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内的各集团都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和走狗”⁽⁸⁾。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当选共产国际总书记，并受命直接负责处理中国问题⁽⁹⁾。他在大会报告中完全赞同并倡议要求中共应“与中国领土内一切真正愿意救国救民的团体及个人”，建立“极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此，南京国民政府是不包含在“真正愿意救国救民的团体及个人”之中的，他甚至极力谴责蒋介石“南京政府实行无耻的卖国”。⁽¹⁰⁾

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中共代表团集体讨论并提出了“抗日反蒋”的反帝统一战线方针，该方针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肯定。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宣称，赞成“英勇的中国兄弟党的创议”，表示愿意帮助和“坚决地支持中国人民争取从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中国走狗那里完全解放出来的斗争”⁽¹¹⁾。他还进一步分析到:在中国，一方面，“人民运动的发展，已使好些个苏维埃区在中国广大的领土上面建立起来，强大的红军组织起来了”，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南京政府的卖国已经危及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因此，中国苏维埃区成为“反抗帝国主义奴役和瓜分中国的斗争的团结中心”，成为“集中一切反帝国主义力量来完成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卫的团结中心”。⁽¹²⁾根据季米特洛夫报告内容，大会于8月20日通过的决议中要求中共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要“提出如下口号: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仆从”，“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¹³⁾

在共产国际新政策的指导和推动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8月1日草拟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告“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各党派、各界同胞及各军队当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并郑重声明:“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宣言还提议“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¹⁴⁾宣言定稿后，由王明译成俄文，送交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台上的斯大林，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看后都表示同意。⁽¹⁵⁾遂准备确定这一方针并公开发表。该宣言措辞激愤，严厉谴责南京国民政府的投降政策，把蒋介石集团排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中心思想是建立中共领导的全国抗日反蒋统一战线。10月1日，该宣言正式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表。

为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及《八一宣言》的新方针，共产国际执委会多次派专人与已失去电讯联络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先后派阎红彦、张浩、刘长胜、潘汉年等人回国。化装为商人回国的张浩（即林育英）携带有关指示和电码，于1935年11月中下旬最早到达陕北定边苏区，见到了中共中央负责人。张浩带回“四点方针”，并向中共中央通报，统一战线策略要求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斗争，继续开展苏维埃运动，把国民革命斗争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¹⁶⁾听取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及共产国际新方针后不久，中共中央在11月28日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这是中共政策首次发生实质性转变，开始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抗日救国。12月6日，为贯彻共产国际新方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扩大了统一战线对象的范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国内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方针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确定了最大限度地孤立蒋介石等“卖国贼”的“抗日反蒋”方针⁽¹⁷⁾。

综上，季米特洛夫当时在中国事务上力主“抗日反蒋”，在共产国际七大上赞同中共代表团的创议，并审定《八一宣言》，他的重要指示被带回国内后推动了中共向统战政策转变。

二、转向“逼蒋抗日”:推动中共进一步修正统战政策

季米特洛夫是对中共“抗日反蒋”策略最早提出疑问，并积极推动进行策略修正、逐步转向“逼蒋抗日”政策的共产国际领导人。

中共一开始制定的策略方针，实质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¹⁸⁾，将国民党内的最主要部分——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抗日反蒋”口号也明显是将南京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提并论。中国工农红军的力量到底怎样，远在莫斯科的季米特洛夫没有把握，而抗日是比反蒋更为艰难的，他不能不对这一政策的可行性及其后果深感疑虑。从负责处理中国事务开始，季米特洛夫就几次从侧面对此提出过疑问。

1935年8月上旬，共产国际七大刚结束，陈云、陈潭秋等从上海动身，秘密乘苏联客轮到海参崴，转乘火车于8月20日到达莫斯科。⁽¹⁹⁾他们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汇报了中共党内及军队情况，这使共产国际执委会自红军长征后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²⁰⁾这样，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很快意识到，此前对中国形势的估计与实际情况存在不小差距，对中国工农红军力量估计过高。他随后开始建议中共代表团尽快调整将国民革命、苏维埃运动与民族战争相提并论的策略。8月25日至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会上提出了分化国民党内各派力量的主张。同年10月，季米特洛夫主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再次强调联合团结一切反帝、抗日力量的必要性，并且批评了中共采取的剥夺富裕农民和商人的某些步骤，认为在中国斗争的现阶段中，这些步骤只会阻碍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建立。⁽²¹⁾要求中共必须部分地修改苏维埃政策。

1935年11月7日，王明在巴黎《救国报》上发表《答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的文章，最先表现出对蒋策略的松动，文章称:“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已屡次宣言，表示我们准备与任何军队和任何将领订立战斗协定去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南京政府底军队当然也在内。至于讲到蒋介石个人，那么，我们公开宣称:虽然他作了无数卖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调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不仅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²²⁾此后，中共代表团在发表的宣言或文章中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开始转变。

1936年3月23日至4月1日，季米特洛夫主持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统一战线策略和反战斗争问题，王明应邀在会上介绍了中共贯彻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进行抗日准备的情况；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季米特洛夫等得到了蒋介石开始同中共中央接触和谈判的通报，于是他再度向中共代表团提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设法使他参加统一战线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会议的认可。⁽²³⁾这是季米特洛夫首次表示出要实行“逼蒋抗日”的策略意图。4月，他正式表明了看法，主张废止公开反蒋的口号，以南京政府而不要以各地的反蒋派作为中共的主要统战对象。⁽²⁴⁾

1936年春，携带共产国际电讯密码、于1935年春回国的华籍联共（布）党员刘长胜，此时找到中共中央⁽²⁵⁾，但由于没有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直接电讯联系到1936年7月初才得以恢复。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于7月上旬才通过电台获知了中共瓦窑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而此时这一决议所主张实行的“抗日反蒋”策略已显得异常滞后甚至是错误了，这直接加速了季米特洛夫推动中共策略修正的步伐。

1936年7月23日，季米特洛夫主持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并作重要发言，他指出:“现在在中国的任务不是扩大苏区和扩充红军，而是要寻找一些机会、一些途径、一些合适的口号和合适的方法，争取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对南京、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方针是多么不正确。这是以往的残余，可以说耽误了两三年时间。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现在必须向正确方向转变……蒋介石本人不想建立统一战线，害怕统一战线，但是必须在中国创造这样的局面，在蒋介石的军队中，在国民党中造成这样的运动，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建立这样的抗日统一战线，使蒋介石及南京军队的其他总司令们进一步同意建立共同的抗日统一战线。”⁽²⁶⁾发言指出了中共策略上的缺点和错误，明确提出了“逼蒋抗日”的策略。随后，季米特洛夫更进一步会同中共代表团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并于8月15日致密电予中共中央。电文指示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修正“抗日反蒋”方针，应把蒋介石作为统战对象。电文指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现阶段一切都应该服从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不能“同时顺利地进行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所有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还需要“有蒋介石军队或者其绝大部分的参加”，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商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方针”。第二，在统一战线中须保持党组织和军队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性。电文认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决不是要削弱苏维埃，把红军融化在共同的抗日军队里，把共产党融化在中国某个共同的政治团体里”；在政治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其他组织在保持它们各自政治和组织完全独立的条件下，在共同抗日立场上的协商一致”；在军事方面，应该是“红军和其他武装力量之间就组建抗日联军达成的一致意见，而每一支军队都保留其独立性，并对自己的防区负责，但是在执行共同的军事计划中的任务时，要服从统一的指挥”。第三，要在统战中维护中共组织的纯洁性并加强党的团结。电文表示，“要特别强调指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要求大力加强党和红军……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的决议说:所有希望入党的人都可以被接受入党，不管他们的社会出身如何，党不怕某些追逐名利的分子钻入党的队伍”“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和团结一致。要有条不紊地做好征集党员的工作，特别是在国统区要加强这项工作，同时必须避免大规模地接收新党员的做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此外，电文还建议中共和红军司令部立即与国民党和蒋介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并提出了中共在谈判中应坚持的四点原则。⁽²⁷⁾

这一政治指示对中共统战策略的变动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较为迅速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开始放弃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和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原定设想，争取南京国民党的统战工作由此全面展开⁽²⁸⁾。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8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红军主要领导人，要求改变过去抗日必须要反蒋的口号，表示希望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参加和领导抗战。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并指出，中共方面“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协定”。⁽²⁹⁾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³⁰⁾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共产国际的政治指示检讨过去的统战工作，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9月22日，中共中央还就此前“抗日反蒋”口号和在西南事变问题上的错误发出通知，进行了自我批评。

从1936年8月底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积极同南京政府展开秘密谈判，其间季米特洛夫多次发电报对中共进行指导。他发给王明的电报中提出“必须保持领导的团结一致”，“不允许蒋介石和国民党干涉红军的内部事务”，“同意在建立全国抗日战线和着手采取具体对日作战行动的条件下，成立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统一司令部”。⁽³¹⁾他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建议:与国民党的谈判，要保持高度警惕，对方不停止进攻如何显示有诚意？有关红军问题的谈判，“关键在于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组织系统和军官成分，并且绝对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的任何事情。（与国民党的关系）只是在对日武装斗争的条件下，可以同意成立统一的、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指挥部。红军服从其指挥，但亦只是在一定战线上为完成总的对日作战计划这个范围内服从统一指挥”⁽³²⁾。

从中共统战方针进一步修正转变的过程看，季米特洛夫和中共中央一开始都注意到对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立场存在问题。季米特洛夫从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后就开始意识到；中共中央自1936年2月后也渐渐注意到“抗日反蒋”口号的局限性，但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中共中央实际上直到1936年5月间才渐渐在变，彻底的转变则是在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8月15日指示以后⁽³³⁾。这也是他“逼蒋抗日”的重要指示意见被中共中央迅速接受的主要原因。可见，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在较为紧要的时刻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否定“除蒋抗日”:指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随即电告中共中央，邀请派代表赶赴西安共商救国大计。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电报后，于当天12时立即致电共产国际，报告业已发生的情况；12日晚24时又向共产国际发电报说明中共准备采取的行动，并要求共产国际对采取的步骤予以赞助。1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主持，毛泽东首先作报告，毛泽东的最初估量即是:张学良“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因而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他还提出争取“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的斗争目标，并预估从政治上“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³⁴⁾这次会议上常委们争论热烈，在如何对待南京政权及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未达成一致意见，要求“审蒋”、“罢蒋”、严惩蒋介石的主张占了上风，成为党内主导意见，其中张闻天在发言中提出了异议。会后，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说明张学良的行动是完全带有革命性的，并说已电知上海、天津、西安执行的措施，措施中包括:推动人民团体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人民，坚持内战，压迫其部下剿共，不准红军及全国军队抗日之罪状，拥护西安义举；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³⁵⁾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要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审判；中共中央同时也致电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请其将此电转共产国际书记处。⁽³⁶⁾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先后多次致电共产国际，较为急切地希望获知共产国际的态度，并要求给予具体的指示。

在莫斯科，西安事变的发生十分出乎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意料，接到中共中央报告的情况后，对中共的具体指示意见经过了较为复杂的过程方得以出台。12月13日，季米特洛夫从报道中得知“张学良的部队在陕西起义”“逮捕了蒋介石”⁽³⁷⁾。13日24时（14日零点），他接到斯大林的电话询问:“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季米特洛夫回答:“不是！这事会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斯大林又说:“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他答道:“我不知道有这种事！”于是斯大林说:“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³⁸⁾

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为应对中国方面这一突发事变，他连续三天参加了三次重要会议（两次是跟苏联实权领导人）:14日下午三点半在斯大林办公室“一起讨论中国的工作”，莫洛托夫参加，共产国际方面只有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两人；15日，季米特洛夫召集“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参加者有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王明、邓发、爱尔科利、曼达利扬；16日，他又到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对中国事件交换意见”，“磋商后同意”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³⁹⁾该电报是在事变发生后第四天由季米特洛夫亲自校阅、最后定稿并签发的，题为“关于和平解决西安冲突的必要性问题”，⁽⁴⁰⁾内容主要为:“复电建议你们采取以下立场:（1）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2）由于这一行动已经作出，我们应该考虑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宣布在下列基础上和平解决这一冲突:通过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进行政府的改组；我们在草案中建议的文字为:‘由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最杰出活动家来改组政府’；确保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同红军建立合作关系；与同情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⁴¹⁾此电报给中共中央发来后，由于电码差错问题译不出来。中共中央又于12月18日致电共产国际，请求检查后重发，到20日才收到了重发过来的电文，收到后立即向正在西安交涉的周恩来进行转达。这是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的最明确指示。

关于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意见，中共根据实际情况很快改变了先前看法，由“交付国人审判”转向有条件的“保蒋安全”。12月17日，周恩来被派到西安，了解情况后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保蒋安全”的策略。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电文明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方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指示在肯定事变革命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客观上爆发内战的可能性⁽⁴²⁾。同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呼吁“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并在和平会议前“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⁴³⁾

季米特洛夫签发的来电促进了中共和平解决方案的尽快实行。12月21日，中共中央参照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签发来电的具体建议提出了六项和平条件；并致电周恩来要求在“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⁴⁴⁾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复电:“来电于二十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⁴⁵⁾。22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所提建议，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磋商，对六项条件稍作修改。23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以六项条件为基础与南京方面的宋子文进行谈判。经各方努力，蒋介石最终接受条件，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27日，蒋介石飞返南京。

综上，西安事变后由季米特洛夫亲自校阅签发的共产国际电报指示尽管发出得有些迟缓，电文译出也经历了往复的波折，但仍对于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共中央在决策时认真参考了这一政治指示。可以看出，在季米特洛夫决策有关西安事变问题上，预先听取过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的看法居于主导地位。

四、促动“联蒋抗日”:在担心和疑虑中推动快速转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联蒋抗日”的现实问题就很快提上议事日程。1937年1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告诫中共不要停留于蒋介石在西安的保证，指示须作出较多让步和保证尽快转变到“联蒋抗日”的策略中来。由于对中共“联蒋抗日”策略贯彻之进展仍不满意，执委会书记处于1月19日发给中共中央一份批评意味浓厚的电报，电文批评中共中央“还没有彻底摆脱”以前“争取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办法来建立统一战线”的“错误方针”，认为中共“实际上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同蒋介石和南京达成的协议本身被看作是蒋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被当作是反对南京的同盟，而不是同他们采取联合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所有这一切助长了亲日派的气焰”，指明当前主要任务是“争取切实停止内战”，要求中共“应该公开宣布和坚决实行这样的方针: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独立，反对日本侵略的措施”；为切实起到督促作用，电文的末尾还特别附言:“电报收到后请确认。等候你们关于根据本指示精神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的通报”。⁽⁴⁶⁾

1月20日和2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又相继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电文表示，“鉴于中国国内外形势突变，特别是日本侵略咄咄逼人，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割据的地区放弃苏维埃制度转而在民主的基础上采取人民革命的管理制度是适当的、及时的？”“在方针上作这样的改变是否会有助于中国人民一切力量联合救国的事业和建立全中国的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事业？”“建议你们暂时不要就我们在苏区政策上的根本改变作具体声明。这个问题要予以认真讨论，要求各党派、接近我们的人士和人民群众对我们政策的急剧转折做好最充分的准备。祈速告为此而采取的措施”。⁽⁴⁷⁾这表明，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方针改变的时机和可能产生的后果有很大顾虑。

受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和建议的影响，中共加快了实现国共合作、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步伐。2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意见，发出《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具体提出以五项基本要求和四项基本保证为条件的建立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和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明确表示出放弃苏维埃运动以争取“联蒋抗日”的极大让步。同时，与国民党的谈判也在曲折推进。2月初，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先在西安与顾祝同、张冲等人谈判；3月下旬，周恩来又赴杭州直接与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同时也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与国民党的谈判情况及全国的统战工作状况，季米特洛夫等对中共所实行的方针表示赞同。6月中旬，周恩来赴庐山与蒋介石进行第二次谈判。6月26日和27日，中共中央起草了国民革命同盟会组织原则和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并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7月4日，中共中央又起草了国共合作宣言，并于7月15日由周恩来在庐山送交国民党。7月初，日本向华北增兵，北平、天津于7月30日陷落，国内抗战情绪极为高涨。8月8日，蒋介石发布《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决心抗战，并与中共实行全面妥协。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共合法地位。至此，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此期间，季米特洛夫于8月10日在共产国际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对中共策略转变作了重要发言，其观点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形势不能（像王明事先作的报告那样）过于乐观，须考虑到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困难性，“应该制定具体的建议”。第二，要充分认识中共政策在急剧转变、甚至根本性转变时党员和干部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他认为中共在苏区虽有“优秀的干部成长起来了，一批政治活动家也成长起来了”，但党的政策和策略要“在这个时候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那么还是这些干部，不是别的政党，不是新换的人，还是这些党员，这些群众，却要去执行另外一种政策”，他非常担心由此“会遇到很大的艰难险阻”；他强调“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工人的比例很小，在党内工人占的比例也很小”，因此“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不要把中国工人群众、工人阶级置于国民党或其他政治团体的影响之下，而置于共产党影响之下，使党不仅能依靠现有的武装力量，而且还能够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依靠国民党地区的、上海的、广州的和中国其他大城市的工人阶级”。他还更为深入地指出，“如果我们能够稍微详细地剖析中国党的文件，那么我们还能再指出一些不妥当的观点，它们包含着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解除思想武装的危险，会使党在一定程度上迷失方向”。第三，提出关于指导和帮助中共解决目前面临问题的办法。他指出，这个时候“就必须给与帮助，派人去帮助，从内部加强中国的干部队伍”，使中共“能在国民党地区把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加强党在国民党地区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他更明确指出“国外现在有这样的干部，他们能够帮助党”，“特别重要的是应向华北输送干部”，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干部的一些思想“应予纠正”，而在莫斯科是鞭长莫及，“为此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⁴⁸⁾从其发言内容可以看出，季米特洛夫对“很不成熟”的、工人比例很小的中共可能在思想和组织上丧失独立性深感忧虑，进而提出了从外部帮助中共的办法。

可见，西安事变后，季米特洛夫一方面有尽快推动中共彻底改变先前方针、实现政策转变的意图；另一方面也对政策转变时机是否适宜，以及对中共在总体策略上要实现如此迅速的转变深感疑虑，很担心中共会不适应这种急速转换。中共参照并遵循指示，顺利地不失时机地推动与国民党和谈，较快地完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

结　语

领导共产国际、并直接处理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主要包括: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影响和推动中共政治路线转变，审定中共“抗日反蒋”的反帝统一战线方针；积极推动中共修正策略，转向“逼蒋抗日”；不赞同西安事变之初中共“除蒋抗日”的主张，指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动“联蒋抗日”方针的尽快实现。中共一方面积极参考了季米特洛夫的指导意见，主要包括: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抗日反蒋”；在转向“逼蒋抗日”时接受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方才进行“彻底的转变”；参照季米特洛夫签发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电报指示在谈判中提出六项和平条件等。另一方面，中共自身也大有创见，这主要表现在:中共从1936年2月后也注意到在抗日统战工作中“排蒋”的局限性，从5月份开始自身也在修正统战政策；西安事变后，中共根据复杂情况较快地改变了“除蒋”的原定方针，已开始探寻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季米特洛夫还较早地预见到中共党内在统战中可能出现机会主义倾向，早在1936年6月，他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一文中，就指出在此过程中会出现的“左”、“右”两种可能性，即遭到党内破坏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分子的抵抗”和“预备牺牲党与红军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的“机会主义投降派”的反对；主张必须反对这两种倾向。⁽⁴⁹⁾

对于季米特洛夫所起到的重要帮助和指导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7年12月13日通过的决议中作出了首肯，认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这也是在“季米特洛夫的帮助之下”取得的。⁽⁵⁰⁾这一评价是较客观的。

考察史料可见，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统战工作的指导存在一定的左右偏向问题，但并非此前一些研究者所简单断言，始终是（或一开始就是）中共党内“右”倾错误的发源地。事实上，他一开始是从偏左的方面进行指导，很注意中共及其军队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如1936年8月15日电中关于党和军队独立性以及维护组织的纯洁性和党的团结的指示；后来又从“右”的方面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如1937年1月19日致电批评中共，指示不应继续以前“排蒋”的错误方针。从偏“左”的一边指导多是从意识形态和中国革命利益考量，担心会丧失共产党的独立性；从“右”的一边批评主要是从维护苏联利益出发，担心转变太慢不利于中国走向全面抗日，而中国实现全民族抗日对苏联大为有利。可以说，季米特洛夫在指导中共统战工作时实际是“左右开弓”。

季米特洛夫在对中共的指导上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大体说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对中共的一些指导和建议脱离中国实际。例如，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7月23日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中，简单而盲目地认为，中共改变针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方针，苏区表示“愿意在普选基础上为建立统一的民族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而斗争”，中共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具体政治建议，红军总司令部向蒋介石即向南京军队的总司令提出具体的政治建议，就能对迫使蒋介石同意建立统一战线起到重大作用；他还较为有信心地建议中共“应该作为共同抗日战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在实现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要争取建立“中华共和国、中华议会”，甚至认为，到那时，“苏区也会向这个议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就能够提出建立苏维埃作为共同的中华共和国的民主机构的问题，并能够继续巩固自己的地位，直到中国劳动人民在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⁵¹⁾由于当时中共的武装力量非常弱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所面临的情况远比他设想的要复杂。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8月15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也仍建议中共“主张建立全国统一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全国的国会；建立全中国的国防政府”；该电报还特别指出:“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可靠的同盟者，特别是在西南失利之后，张学良完全可能发生动摇，甚至会直接背叛我们”。⁽⁵²⁾在此，他对张学良所持的怀疑立场也是不切实际的。

其次，季米特洛夫的指导意见受斯大林和苏联立场制约，影响其认识中国问题的出发点和深度。1936年西安事变中，苏联考虑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多半只是从如何便于推动中国走向抗日和避免把自己拖入战争的角度考虑问题⁽⁵³⁾。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的《中国事变》社论认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张学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并说日本军阀“过去和现在都挑唆一些中国将领起来反对南京政府，必要时甚至利用某些反日口号也在所不惜”。⁽⁵⁴⁾苏联对待西安事变的这一态度明确后，季米特洛夫一改事变前主要从偏“左”的一边对中共进行指导，而转为从“右”的方面进行批评，但同时也对中共能否实现政策的迅速转变大为担忧。不难看出，他在决策中更多地顾及到了苏联利益。

【注释】

(1)张万杰，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浙江大学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共运史与中共党史。

(2)《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杨燕杰、葛志强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3)我国国内最早关注该问题的文章是马细谱:《季米特洛夫与中国革命》，《人民日报》1981年7月5日。

(4)刘五书:《季米特洛夫与延安抢救运动》，《四川党史》1994年第4期。

(5)文章有谢文:《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季米特洛夫》，《党史纵横》1995年第7期；张万杰:《季米特洛夫与现代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

(6)文章主要有青石（杨奎松）:《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之二）》，《百年潮》1998年第1期；柳敏和、岳振华:《略论1935—1943年间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之间的关系》，《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刘明钢:《季米特洛夫与王明》，《福建党史月刊》2002年第5期；刘明钢:《我们是心心相通的》，《党史纵横》2005年第5期；耘山、周燕:《清算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从莫斯科开始》，载《党史博览》2010年第1期；徐元宫:《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原因探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

(7)文章有秦维宪:《共产国际与西路军的失败》，《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周忠瑜:《季米特洛夫与红军西路军》，《党史文汇》2009年第4期。

(8)［苏］莱布索恩、希里尼亚:《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齐春子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年，第256页。

(9)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3页。

(10)《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0年，第136页。

(11)《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02—103页。

(12)《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02页。

(13)《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48页。

(14)《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8—31页。

(15)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

(16)马贵凡:《俄罗斯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5期。

(1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75页。

(18)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19)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1919—19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18页。

(20)参见张喜德:《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共产国际》，《党史纵横》1995年第12期。

(21)［苏］索波列夫等:《共产国际史纲》，吴道弘等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1页。

(22)王明:《答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救国报》1935年11月7日。

(23)参见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0页。

(24)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25)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1919—19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22页。

(26)《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1936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31—232页。

(27)《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41—243页。

(28)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29)《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9页。

(30)《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936年9月1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5页。

(31)《季米特洛夫给王明的电报》（不晚于1936年11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62页。

(32)《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20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33)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34)张培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35)参见周文祺、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第322页。

(36)参见周文祺、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第323页。

(37)《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杨燕杰、葛志强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38)《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杨燕杰、葛志强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9—50页。

(39)《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杨燕杰、葛志强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0页。

(40)《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6年12月16日），《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之二）》，马贵凡译，《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另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61页。

(41)《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杨燕杰、葛志强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0—51页。

(42)《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64—365页。

(43)《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1936年12月1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67页。

(44)《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致周恩来》（1936年12月2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69页。

(45)周文祺、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第324页。

(46)《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70—272页。

(47)《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37年1月20日、2月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83、484页。

(48)《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501—503页。

(49)《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0年，第243—244页。

(50)《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1937年12月1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517页。

(51)《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1936年7月2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31—233页。

(52)《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67—468页。

(53)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96页。

(54)《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1927—1937），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577—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