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的“包容性”现代化

时间：2023-03-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文化多元并存”的形势下如何实现文化“包容性”现代化仍然是个现实课题。本文试从文化与权力的角度尝试进行论析，认为应保持二者之间“包容性”对话，以防止权力的抗争以及文化的“极权主义”向度，实现在文化多元并存下的包容性现代化。这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关系分析及应对。

论文化的“包容性”现代化

吴玉龙⁽¹⁾

摘　要:文化现代化建设是大势所趋，也是当务之急。在“文化多元并存”的形势下如何实现文化“包容性”现代化仍然是个现实课题。本文试从文化与权力的角度尝试进行论析，认为应保持二者之间“包容性”对话，以防止权力的抗争以及文化的“极权主义”向度，实现在文化多元并存下的包容性现代化。

关键词:文化现代化　文化多元　包容性

整个世界在现代化浪潮中已经发展数百年，而现代化毕竟是一项“未竟的工程”。现代化发展战略中必定会有文化现代化的发展预设，以怎样的理论和态度来应对和引导本国的文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关系分析及应对。随着各个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政治经济生活逐渐密切了沟通与融合，这似乎也预示着人类文化整体发展时代的逐渐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与社会变迁都被纳入世界文化的格局之下，这既是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又是不容忽视的现实课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性成为了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国内外各个领域都在关注研究的同时并受其影响着。但是在肯定各民族文化多元并存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中的意识形态部分与上层建筑内容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为政权稳定服务。同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符号，它具有影响、改变社会主体的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力量，形成一种符合自身规范的社会秩序。马克思主义自新文化运动时期进入中国以后迅速发展以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对于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面对具有先进“标签”的高度发达的西方工业文明与文化多元主义盛行不衰的双重压力，如何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完成中国文化自身的现代化，以及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主流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化现代化是文化间的“走近”或“走远”？

自大工业文明伊始，历史已是世界意义上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这个时期，“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甚至连单个人的活动也日益“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受到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²⁾然而世界市场的形成给各民族文化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更广阔的市场，也带来了自己独立性丧失的危险。资本市场的快速拓展自然带来了发达的工业文明，也必然带来了包括意识形态内容的文化的“推销”，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借助资本和先进技术打着文化多元主义的旗帜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西方文化与资本主义价值观，企图实现文化领域的殖民。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业文明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文化多元并存也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强迫其他民族接纳它们的文明乃至抛弃自己的文明，最终实现资本主义文化“一统天下”的“世界文化”，也是它们所谓的文化现代化。但是，文化现代化绝不是本土文化与外部文化的相互吞噬或封闭独存，这样的文化并存与文化现代化不是马克思所指的，也不是各民族所期待的。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现代化进程是文化之间相互“走近”还是“走远”呢？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认为:“现代化指的是在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转化过程中发生的主要的内部社会变革”。⁽⁴⁾准确地说，现代化最初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指社会变迁的过程。基于这种现代化的界定，文化现代化是指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变迁。而一般来说，现代文化强调的是理想主义、个性自由、进取精神、效率至上等观念，科学技术发达，即从迷信向科学、从神圣化向世俗化、从蒙昧主义向理性主义的变迁过程。⁽⁵⁾中国传统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在中国大地上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相对于现时代而言的一切文化创造活动与文化成果。中国文化现代化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与世界其他文化进行“包容性”对话的进程中不断地去除其封建落后因子、发扬并吸收先进科学内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需要积极主动地加入到文化世界化的潮流中去，而文化现代化实现契机与独立性丧失可能也同时并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能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在与马克思主义交流与对话的过程中部分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同时也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发展开来奠定了文化基础。毛泽东就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⁶⁾

因此，实现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无法回避的，正如季羡林主张:“文化交流能促进交流双方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的发展，能增进双方科学技术的昌盛，总之，一句话，能推动双方社会的前进。”⁽⁷⁾而且此种交流也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更好地趋利避害显得分外重要。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⁸⁾文化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必然是特定时代的历史性内容在其他方式上的表现。从当前的世界潮流走向来看，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不可避免且十分有益的，因此，文化之间的“走远”或故步自封、自说自话不是文化现代化所寻求的发展途径，不过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死胡同”。那么，文化之间的“走近”又会如何呢？。

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层面内容对于审视西方主流文化与我国文化的关系以及如何在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性具有借鉴意义。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相通性以及在哪些方面具有相通性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主要从哲学性、实践性、社会理想等方面展开。这种有益的比较是为了寻求中国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结合点，为马克思主义开拓播种的“土壤”，实现二者的“走近”。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生产方式所形成的反映中国民族思想、精神、习惯、心理等等的观念体系，它必定是产生于中国土地上的，由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主要反映特定时期的中国社会面貌的文化。但是封建生产方式以及在此之上建立的封建社会不是中国所特有的，西方国家也经历过漫长的封建时代，尽管所依赖的具体生产形式不同，但是就整体而言，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封建文化必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相通性。其次，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革命科学，是在对西方文化的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优秀思想。虽然它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从文化的连续性来说，它所继承的思想中必定也有从之前的社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必然具有西方文化的某些普遍特性。因此，既然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某些方面的相通性是必然的，这也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之间也具有某些方面的相通性。这样看来，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之间的“走近”对话不但有益且很有可能。

问题在于这种对比之后归纳出的若干相通性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同世界各民族文化进行“零距离”对话。因为:一，文化本身具有极强的权力因子，文化之间的渐趋“走近”开始虽然能够带来文化对话所产生的新鲜与火花，但是掩盖在文化交流层面下的侵蚀性不但不会失去效力，反而会增强隐性吞噬力，本民族文化固然可能因此具有世界性，但是其独立性则面临丧失的可能。二，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文化的所有优秀成果的“大一统”，西方文化也尚未“终结”，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尚且需要谨慎操作，在同其他文化进行包容性对话的进程中则更要建立在深入内核式的理解基础上，否则极易成为外部强力的简单糅合，有碍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推进。因此，在文化现代化中文化的“走近”不能是无距离地走近，更不能是简单地走近。

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也只是为了有助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因而中国文化现代化也不能只理解为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这些融合或结合应该是也只能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不会且不能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走近”或“走远”，而更多的需要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的独立性，通过同其他文化有“距离”的交流以实现文化的包容性发展。

二、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走向

伴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世界各民族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规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它在迅速发展及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个过程中也多次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对话与较量，并逐步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部分。西方主流文化主要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工业而生的，充斥着资本因子，受多种深层次因素影响而与我国传统文化不同。但是前面笔者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层面不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在进行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优势互补的同时必须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意识形态在内的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实现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独立性及包容性发展。

工业社会的迅速发展伴随的是技术的高度进步，综合国力中文化实力逐渐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如何成功地实现文化现代化关系到综合国力的提高，因此文化建设已是一种世界共识，尤其是统治者的共识。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西方主流文化是发达工业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样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必然需要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也就必须对其他文化进行不同程度的技术性改造以缩短彼此的“距离”，手段的多样性并不能改变目的的同一性。

对于意识形态这个词，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还是持贬低态度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形态产生于现实的社会存在中，是现实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是虚假的，因为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⁹⁾恩格斯写给梅林的信中也清晰地阐述:“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进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一切行动既然都以思维为中介，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基础。”⁽¹⁰⁾尽管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但是意识形态也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也拥有自己的力量，因此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会竭力创造一种最有利于政权稳定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言:“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¹¹⁾依照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对于文化的论述，发达工业社会“消除双向文化的办法，不是否定和拒斥各种‘文化价值’，而是把它们全部纳入已确立的秩序，并大规模地复制和显示它们”。⁽¹²⁾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政治统治对于技术操作形成强大依赖，从而整个社会秩序被技术性的营造出“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高层文化被现实拒斥，逐渐失去其合法性，“现实超过了它的文化”。⁽¹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流意识形态（无论是来自政权外部还是内部）为了政权稳定，对于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参与度会伴随政治发展而增强，文化空间面临被侵蚀的可能，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服务于阶级统治的属性将发挥更大作用。而从社会主体来说，因为社会生活充斥着技术性统治，很多事物在技术的外衣下具有了极强的隐蔽性，则有可能把文化的这种变化看作一种“现代化”，实则是一种异化。

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真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具有合理性。但是，文化是一种权力，一种能够把现存社会安排合法化的权力，文化的制度化安排有利于政治权力的使用与政权的稳定。现代政治领域内“民主”观念已深入人心，当政权把所有人都看作自由和平等的人时，权力系统就会既注意不平等的社会条件，又考虑文化差异。这种逻辑引发的必然是文化多元主义。而问题在于文化虽然多元存在，但没有明确彼此的关系，这将掩盖文化权力特征所导致的不平等和从属关系。因此在笔者看来，对于文化多元若操作不当，将会导致文化的“极权主义”向度。笔者这里所指的有别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内涵。首先，“霸权”一词最早来自希腊文，指来自别国的统治者。之后“霸权”被广泛应用于描述政治社会领域国家之间的政治支配关系。⁽¹⁴⁾而这里讨论的文化发展向度是单指本国内，而不牵涉到别国。其次，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虽然描述的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即统治阶级将有利于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普遍推广到社会各阶层的过程。但这里所指的内容不同在于:一是我国并不存在阶级的对立，也就不存在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二是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具有强大政治权力为支撑，但是被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的并融入自身观念里的往往却是该民族自身的传统文化。这都不符合“文化霸权”的特征。文化“极权主义”向度所指的是政治权力依靠技术性操作以文化多元并存为突破口，对不同文化进行物理科学性的吸纳，最终导致文化（指一个社会内的全部文化要素）的内核趋同，丧失内在的独立性，从而达到文化领域的权力稳定。

因此，实现我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无论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都不应该过于“热情”地给以支撑，而是应该为本民族文化让出足够的场域以期实现包容性发展。

三、文化现代化应是有“距离”的包容性对话

文化是一种权力，这是学界普遍认同的。布尔迪厄在“符号权力”理论中将高度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许多相互独立、结构上同源的“场域”组成的关系型空间，场域间的关系根本上是由它们与支配权力之间的关系决定的。⁽¹⁵⁾文化生产场域作为整个空间的“支配性场域中的被支配的亚场”，既受权力支配，又反过来代表和维护权力本身。因此各种文化在文化生产场内对支配权的争夺成为必然，而代表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权力支撑，这使得其他文化为了保存自身的独立性而必然具有自我保护式的抗争性。

权力本身具有强大的吸纳和同化能力，准确地说，这更是权力而不仅仅是文化的较量。为了避免文化领域“吞噬”现象，笔者认为“距离”必须要存在于文化之间，对话必须是“有距离的对话”。文化的包容性现代化应该是在肯定并接受彼此文化的独特性的同时进行一切有利于文化现代性发展的交流，独立性与世界性并举。这个“距离”将保护文化彼此之间的独立和特性，将话语权分散到各自相互独立的场域，避免文化的“极权主义”走向现实，实现我国文化的包容性现代化。

因此，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为保持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各自的生命力和独立性，笔者主张文化之间在平等和独立的前提下进行对话和包容性发展的同时，对下面几种形式实行“大拒绝”:

1.意图给主流意识形态穿上中国的“长衫”，使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这是权力在文化领域的渗透，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这看似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推广，而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体私人空间的占有，是对大众的其他文化的“场域”剥夺。这种意图的初衷是让主流意识形态更具有亲和力，但是这种“打扮”未必就是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

2.意图给中国传统文化戴上意识形态的“王冠”，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光环”。政治和生活尽管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这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再次走向政治的理由。

3.意图让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向某个“节点”同时走近，以期实现二者自觉、科学、合理地融合。不可否认，从理论上来说这种预期符合理性，但是这个“节点”是否存在以及“节点”本身如何存在的问题却没有给以论证。单从现实中寻求“影像”来反过来论证“对象”的存在，这种“成像术”则失去了科学性。

在文化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一方走向另一方注定是夹杂着权力抗争的复杂性，而文化之间“距离”的保持可能是我国文化实现包容性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对话应该在这个“距离”存在的前提下保持亲密对话而不是将二者进行比较的初衷给忘却了，最终走向“将已有的或者占优势的观点凌驾于其他观点之上”⁽¹⁶⁾的“单向文明”。

【注释】

(1)吴玉龙，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276，72，10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276，72，100页。

(4)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下），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5)胡伟:《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中国道路与经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7)季羡林:《文化交流能推动中印社会前进》，南亚研究，2000（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726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276，72，10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72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276，72，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