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期刊与学制嬗变

第二章　中国教育期刊与学制嬗变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制先后经历三次较为重大的变革，即经历了壬寅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的发展历程。长期以来，学界已对这三次学制嬗变的历史或作个别研究，或作比较研究。有些研究还对三次学制演变的原因作了细致的分析。一般认为：“学制的变革绝不是空穴来风，也不单纯是某个人或少数几个人主观愿望的产物，学制改革的致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每一次学制改革都有其自身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深层的动力源。它既受社会经济状况的制约，又受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的左右，同时，社会文化、教育思潮、民族心理以及改革者的思想体系等，都对它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1]可见，学制嬗变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根源。同时，研究者也注意到，学制改革同中国教育期刊关系密切，如钱曼倩、金林祥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认为：

《教育世界》对清末学制，尤其是癸卯学制的制定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它是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唯一论坛，各种教育改革的主张、观点以此为媒介广泛传播，从教育观念上影响到学制的制定。其次，大规模地全面系统地翻译介绍了几乎所有的日本学制章程，为学制制定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再次，以罗振玉、藤田丰八为代表的学制研究文章，为学制制定者如何学习日本学制作出了较好的榜样。此外，《教育世界》还为学制的制定训练了一批人才。^[2]

那么，教育期刊在历次学制改革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呢？本章对此将作详细探讨。

第一节　教育期刊在学制嬗变中的角色

中国教育期刊，尤其是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教育专业期刊，如《教育世界》《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等，在学制嬗变过程中，积极为学制改革铺路架桥，充当学制改革的论坛，积极组织专家探讨、研究学制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发布学制研究的信息，自始至终积极主动地参与了中国学制的建设和改革，为中国学制改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下面主要对学制变革中教育期刊扮演的重要角色作一总结。

一、学制改革的论坛

“论坛”，顾名思义就是有组织、有计划地为人们提供发表理论观点的场所。这样的“场所”可以是有形的，如会议室、座谈室。在这些地方召开一些学术、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会议，称为学术论坛、经济论坛等；也可以是无形的，如大众传播媒介里的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专门开辟让人们探讨问题的版面或者专栏即是论坛。中国教育期刊属于大众传播媒介之一，也是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专门研讨教育问题的论坛，为中国教育界探讨教育理论及学制改革等问题提供了发表个人观点，自由讨论的平台。

如前所述，学制改革是一个社会多种根源和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教育期刊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且，教育期刊终究是一种讯息载体，它静放在那里绝不会对学制改革发挥任何作用。那么，它是怎样对学制改革发生作用和产生影响的呢？通观《教育世界》《教育杂志》等教育期刊，它们往往能够根据学制改革的不同进程，积极主动地为学制改革充当研究论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每次学制改革将要来临之前，教育期刊的编辑们总是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它的步伐，开始有意识地注意学制问题，优先发表与学制改革相关的研究成果，积极主动地为学制改革的参与者充当学术研究论坛。例如，清末学制正式建设之前，由罗振玉主持的《教育世界》对日本教育介绍最多的就是它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相关法令，并且发表的国内教育探索性文章也多是关于学制问题的；民国初年学制改革前夕，《教育杂志》敏锐地捕捉到学制改革来临的气息，主动积极地发表关于教育制度及学制问题的文章，为新生的教育部开展教育及学制改革献计献策；至于1922年的“壬戌学制”，改革之前，《教育杂志》就关注到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中各地学制改革的呼声，并于1920年较早地以“伯乐识马”的敏锐眼光，发现并且发表了时任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贾丰臻的《今后学制革新之研究》一文。这篇文章对民国初年学制的批评，很快引来赞同或反对的声音。《教育杂志》将这些关于学制问题的稿件集中到一期中全部刊发，成为事先没有征文的学制研究专号，里面关于学制系统的设想成为学界继续讨论的起点，为新学制的拟订准备了重要的参考蓝本。

第二，当学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后，教育期刊会积极地推出学制研究专栏或者研究专号，主动开辟足够的版面用于发表学制改革的文章，为学制改革参与者讨论学制问题提供专门研究的论坛。通观中国近代一些有影响的教育期刊，如《教育世界》《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等，都不同程度地开辟了学制研究专栏，如“学制”“学制研究”，甚至专门刊发“学制研究专号”。通过这些学制研究专栏及专号，还有专号讨论前的学制研究征文，教育期刊成功地组织了数次“无形”的学制研究论坛活动。它较之历次由官方或教育社团组织的“有形”的学制改革论坛——学制研究会议，因为能够随报刊在全国的发行，突破有形场所的空间限制，并且因为没有对参与者资质和出身的限制而表现出很大的宽容性、开放性和自由性，所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激起更加热烈的讨论，其影响也更加深远。这种研究论坛常常先于“有形”研究论坛发生，遂也能够成为正式学制研究会议的参考蓝本和补充。

总之，中国教育期刊以其开放和自由的胸襟，主动为学制改革充当研究论坛，积极地吸收一切有价值的学制研究成果，使它们在此方寸之间交流。这块论坛是自由的，因为作为教育界探讨教育发展和学制改革的重要论坛，中国教育期刊通过发表研究文章，报道学制改革讯息的形式，集聚起国内绝大部分学制研究力量，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广阔的教育及学制研究的集散地，各种教育研究成果都可以拿到这里进行交流，任何人都可以表达自己对学制改革的思考，甚至是观点相背也无关紧要。同时，这块论坛也是开放的，因为任何个人，不计贵贱高低，只要他对学制改革问题有独到见解，就可以登上这块论坛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无疑，中国教育期刊这块“无形”的学制研究论坛，对20世纪中国学制改革的贡献是巨大的。

二、学制改革的纽带

中国教育期刊不仅是教育改革一个“无形”论坛，而且还是学制改革重要的纽带。它连通了以下三个方面学制改革的参与者。

首先，它沟通了国内教育界与国外教育的联系。无论是早期的《教育世界》，还是后来出现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等，这些教育期刊都把学习和传播西方教育当作自己重要的任务。这在学习西方学制和建设与完善国内学制的问题上尤其突出。《教育世界》自发行伊始，就积极翻译介绍日本的教育制度史料和规章、法令，以及与教育制度相关的研究著作，后来专门开辟了“学制”专栏，为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打开门户；《教育杂志》坚持了教育期刊先驱的意志，发行不久，就推出《教育杂志临时增刊——世界教育状况》，认真研究了当时国外各先进国家的教育制度，比较全面地为国内教育界介绍这些国家的学制。此外，外国学校教育制度中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具体办学状况，以及课程设置等与学制密切相关的新闻资讯、消息，等等，在教育期刊上更是家常便饭。中国教育期刊在沟通中国教育界与外国教育的联系，为中国输入外国学制方面确实作出了杰出贡献。

其次，它沟通了民间学制讨论和政府教育部门的学制改革。学制改革中，政府和民间的沟通往往主要通过大众传媒，尤其是教育期刊实现的。通观《教育世界》《教育杂志》等教育期刊，从它们发表的民间的学制研究文章，以及公布的各级政府学制改革的文件中可见，它们会把民间学制研究的成果和学制改革的意愿传达给政府各相关教育部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在学制改革方面的意向。当政府对学制改革作出行动时，教育期刊又把政府关于学制改革的决策信息再传回到民间。

在中国学制嬗变中，政府教育部门对学制往往存有改革、完善之意，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不能及时或者不愿过早开展而将各地或者个人的提案压在一旁。与此同时，民间研究和民间批评一直持续着，并且通过教育期刊、书籍等媒介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及政府部门的注意。如，罗振玉在《教育世界》上翻译日本学制及史料，发表自己关于学制建设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清廷大臣的密切关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进行学制改革的决心。当学制成果出炉后，《教育世界》又主动发布了中国官方公布的第一个学制系统。民国时期的两次重大学制改革，虽然政府都有改革学制的决心，只因为学制事体关系重大，不能轻易决断。当《教育杂志》等教育期刊持续不断地组织“无形”学制论坛，把民间学制改革的呼声传达出后，政府部门不得不将学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当学制改革成果刚刚产生后，政府部门呼吁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在全国发行并且有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将新学制草案公布与民间进行深入、广泛的讨论。

最后，中国教育期刊也沟通了学制研究、制定者和学制成果实践者之间的联系。当学制研究和改革的成果通过教育期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发表后，各地教育研究者和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在思想意识方面对新的学制有了进一步了解，有些人开始主动实践这些成果。经过实践，他们又会把一些经验、教训通过教育期刊发表，为学制的休整和完善提供参考。如，在1922年学制改革过程中，《教育杂志》曾积极组织的“学制课程研究专号”、《新教育》推出的“学制研究号”以及《教育与职业》组织的“新学制职业教育研究号”等，都是在新学制草案颁布后组织的大型学制研究论坛。通过教育期刊的呼吁，很多国内新学制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们撰写了实践经验和心得。所以，中国教育期刊在学制研究、制定者和学制成果实践者之间架起了理论和实践沟通的纽带，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制改革向着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方向发展。

三、学制改革的信源

中国教育期刊为学制改革者提供了重要的研讨论坛和交流的纽带，通过这一“论坛”与“纽带”获取和发表的大量学制研究资料及成果，直接成为改革者们制定学制比较及时且经济的信源（信息来源）。这主要表现在教育期刊对外国教育制度及学制史料的积极译介，以及对国内学制改革的探索性研究成果的主动发表等方面。

首先，在外国学制史料及教育制度介绍的文章发表方面。例如，《教育世界》自第1卷至第68卷，译刊大量的西方学制史料。自第69号始，还专门设置“学制”栏目，对西方国家的女子教育制度、成人补习教育制度等都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又如，《教育杂志》曾发行的“临时增刊”——《世界教育状况》，对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和介绍，学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除了推出集中研究教育制度的增刊外，《教育杂志》还在“专件”“译论”栏目断续发表有关西方国家学制的文章或资料，如1916年第8卷第7、9号“专件”连载钱士青的《英国学制精华》。同卷第9号“译论”栏中刊载天民的《各国学校系统之研究》等。而有关西方各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制度的“现状”或“调查”，在1922年第14卷以前的《教育杂志》中也会断续地涉及，如《德英二国之补习教育》（第9卷第1号）、《各国实业教育之大势》（第9卷第4号）、《加里公立学校》（第10卷第6号），《英国之大学改革》（第11卷第8号），《英国教育近况》（第11卷第7号），《法国之补习教育问题》（第11卷第7号），等等。中国教育期刊对这些外国学制史料和相关研究文章的发表，成为国内学制改革者重要的参考信息来源。

其次，在中国教育制度及学制探索性研究成果发表方面。如前所述，各种教育期刊不同程度地开辟了学制研究专栏，或推出研究专号，为中国教育界探讨学制改革问题主动提供研究论坛和交流园地。研究者们研讨和交流所得的成果，经过教育期刊的发表迅速为国内关心学制改革的政府及民间人士所注意，有的成果甚至被积极吸收和利用，成为学制制定的参考。如，对“壬戌学制”影响重大的广东省学制系统研究会，“在拟订学制的整个过程中，十分注意收集各种资料，以供研究。”而“时贤关于学制改革的重要文章”^[3]就是他们收集资料的重要来源。这些文章大多是通过当时各种教育刊物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鉴于学制改革研究成果众多，在此不赘列。

此外，一些综合型教育期刊，如《教育世界》《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以及许多官方教育机构创办的通讯性教育刊物，普遍设置了宣传国内外教育行政部门关于教育改革的方针、政策、工作思路的栏目，及时准确地传递了国家各项教育制度，推动了这些教育制度的普及与施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例如，《教育世界》大量译介了日本的各种教育法令和规章，成为国内教育制度建设的蓝本。《教育杂志》更是把“关于教育之上谕法规”的宣传写入自己的《简章》之中，成为一项长期的编辑任务。民国建立后，各种教育期刊对教育部和大学院发布的方针、政策、法令、措施，尤其是学制改革的进程和学制系统的内容，不遗余力地加以宣传报道和阐释贯彻。《中华教育界》在后期，对苏联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文教政策与教育上的“破旧立新”等，均积极地加以宣扬和推广。这些举措使读者及时了解了国家教育改革的思路、方向及各项制度、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

如前所述，中国教育期刊数量繁多，一定程度上在当时国内教育界形成了一个“期刊网”，其中，一些著名的教育期刊属于全国发行，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大多在万份以上，发行范围很广，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发表于这些刊物上的各种与学制相关的文章，一定程度上成为当时教育界研讨学制改革问题的重要参考和继续研讨的理论基础。在此意义上说，教育期刊本身就是中国学制改革的重要信源。

第二节　教育期刊在学制嬗变中的作用

中国教育期刊在学制嬗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学制改革参与者的重要交流论坛与纽带，使学制参与者们云集于一处，畅所欲言，集思广益，极大地推动了学制改革的进程，对中国学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影响学制改革议题

议题设置是大众传播学说中有名的理论。该学说基本假设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左右着公众考虑和议论哪些问题；媒介把有些问题确立为社会公众的议题。^[4]换言之，“大众传媒可以通过对某些问题的大量报道和施以重墨来引起公众的注意，通过这种方式来决定这个社会的主要议题，并根据事情的发展，施以重力或置之于微末的地位，来决定这议题被讨论的方式。”^[5]教育期刊在历次学制改革过程中均发挥着议题设置的功能。

《教育世界》等早期教育期刊对日本学制资料的内介，促发了国内朝野上下对学制建设问题的关注由无意识向有意识的转换，最终通过庞大的翻译过来的教育制度资料，确立了中国第一个学制的龙骨和基本内容。当然，我们不否认当时考察日本教育的官员的努力，然而，正是他们考察的结果借助于教育期刊的刊发，才为教育界所知晓。因此，教育期刊在此过程中还充当着“信息加速器”以及“信息倍增器”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种作用，使《教育世界》影响到清末学制建设的议题设置。同样，《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等教育期刊，无论是在民国初期学制改革，还是在1922年“新学制”运动中，都表现出积极的学制议题设置功能。是它们首先敏锐地感知到学制改革的呼声，并通过刊发这样的呼声，响亮地发出了学制改革的呐喊，随着这声呐喊，调动了千千万万教育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对学制改革的注目。

二、培植学制改革人才

中国教育期刊在传播教育理论，参与学制变革的过程中，也为学制的制定训练了一批人才。这批人才的绝大多数是教育期刊社的编译人员，由于长时间从事外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的相关翻译工作，在中国成为较早的教育改革行家。这在《教育世界》表现得尤为突出。

担任《教育世界》翻译任务的有罗振玉、罗振常、张元济、高凤谦、王国维、樊炳清、沈绂、陈毅、胡钧及日本《教育时报》主笔辻武雄等人。其中，王国维、樊炳清、沈绂是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的在校学生，而陈毅、胡钧是张之洞倚重的湖北自强学堂的教习。在“能确知教育为何物者尚少其人”的清朝末期，这些人则“经过翻译介绍日本学制章程和各种教育书籍，他们都成了新教育的行家”^[6]。例如，王国维从编译《教育学》等日本教育理论著作中，造就了厚实的教育理论功底，同时也使他拥有了对当时的学制改革“指点江山”的资质。就在《癸卯学制》颁布后不久，“王国维就对张之洞自鸣得意的经学科、文学科大学堂章程提出尖锐的批评，表现出深厚的教育理论素养和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深刻理解。”^[7]而陈毅、胡钧则系统翻译了日本的教育规章制度及法令。陈毅为最，翻译了包括日本的《师范教育令》在内的日本学制方面的法令、规程、规则等20余种，发表在1901年7—9月的第5—9号《教育世界》中。胡钧次之，翻译日本《小学校令》等学制方面的法令3种，发表于《教育世界》1901年6月第2号。因为翻译过程中“考求学堂教育各要政，精思卓识，所得良多”，“于教育一门尽心讲求，细密翔实，所有办理大中小学堂之法，心中皆有规则，不为空谈”^[8]。遂二人深为张之洞器重，并于1901年12月被指派跟随罗振玉考察日本教育。据王国维“今日之奏定学校章程，草创之者沔阳陈君毅而南皮张尚书实成之”^[9]，断定二人直接参与制定了《癸卯学制》。与此同时，高凤谦也参与译介了包括《工业学校规程》在内的日本各学校规程12种之多，而且在教育世界社的翻译工作，为他日后作《敬告教育部》一文，积极参与民国初期学制改革，并且发表具有一定价值的议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除《教育世界》外，实际上，《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教育期刊都对训练近代学制改革人才发挥了一定影响。最典型的当推陆费逵。他在1909年主持《教育杂志》之前，多数时间从事出版、编辑工作，教育理论素养并不深厚。自接连主持《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后，在编辑工作中逐步接触和学习到了西方的教育理论和先进制度，并且可以就中国的教育问题和学制改革发表教育评论文章。可以说，是《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造就了陆费逵深厚的教育理论功底，为他后来参与民国时期的学制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总之，经过实际扎实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中国教育期刊诸多翻译者、作者，和许多留日学生一样，成了近代中国最早的教育理论家、实践家，在学制的制定与推行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提高学制改革反思意识

在学制演变过程中，教育期刊对学制研究进行过积极的反思，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反思是逐渐深入的。

《教育世界》对当时近乎全盘“日化”的学制研究曾进行了初步反思。当时主持《教育世界》的罗振玉即是其中一位。他早在1903年就与友人谈论过中国古代教育的问题，并且以《与友人论中国古代教育书》为题发表于第53号的《教育世界》中。一贯主张学习日本教育的他，却并未完全被日化。酷爱国学的他依然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教育文化及其制度的珍爱，一度发出“保存国粹”的呐喊。1904年，他整理并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主要王朝的教育制度，在《教育世界》发表了《宋儒小学教育谈》（第74号）、《周官教育制度》（第76、78号）、《秦教育考略》（第80号）等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无疑为当时近乎全盘日化的学制改革热潮注入了些许理性的成分，虽然很纤弱，但弥足珍贵。罗振玉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珍视和积极整理，充分说明了这种反思的存在，只是这种反思表现出一定的个体性，还不能形成一股顽强的学术力量与势头强劲的“日化”风潮抗衡。

这种反思在《教育杂志》的编辑那里表现得更为明确和有组织性。稍晚于《教育世界》，但是同具影响的《教育杂志》的编辑们，表现出对国内教育界独以日本教育为圭臬的强烈担忧，并且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反“日化”的学术研究活动。该刊1909年第4、5期连续刊登了一则消息，“有感学习日本教育之缺陷，教育杂志特出：《教育杂志临时增刊——世界教育状况》（500余页）”，下面的说明文字称：

我国人素来缺世界智识，与办教育殆皆规仿日本。而日本制度之不善与夫不合我国情形，贸然效之，未免利少害多。是编屡述世界各文明国教育状况。自英、德文书中辑出，凡教育行政、大学、中学、小学、实业、专门、教科书、图书馆、学校卫生等，网举目张，其可为吾国取法者。叙述尤详，不惟汉文书中从来未见，且为日文图籍所未有也。

若说以上文字反“日化”意识还比较含蓄，事隔一年后，《教育杂志》以陆费逵为代表的编辑们的反思意识则更加明确和尖锐：“吾国自变法以来，每举一事，动曰外国如何，而所谓外国者，大举皆日本，一若外国仅一日本者，又若欧美诸国皆与日本相同者，何其陋也！”^[10]

这种担忧意识和积极的反思充分说明，从中国第一份教育期刊《教育世界》始，教育期刊就认识到自己肩负导引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使命。教育期刊对当时的教育实践，尤其在学制演变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一定的导向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教育期刊在学制嬗变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论坛和纽带角色，自始至终积极地参与学制改革的进程。它打通中国教育界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为中国学制改革输入大量西方教育制度的先进元素；同时，它还积极联络国内教育界，培植学制改革人才，积极开展民间性质的学制研究论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间与政府的联系，上传民意下达政策，影响了学制改革议题和学制改革的内容，对历次学制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教育期刊积极研究和传播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尤其是学校教育制度，直接参与和推动了学制建设和改革进程，为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1]曲铁华、梁清：《我国近代学制发展嬗变及启示》，《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20卷第4期。

[2]钱曼倩、金林祥主编：《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3]钱曼倩、金林祥主编：《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

[4]张咏华著：《大众传播社会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页。

[5]蔡国芬主编：《国际传播与媒介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6]钱曼倩、金林祥主编：《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7]钱曼倩、金林祥主编：《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8]张之洞：《保荐经济特科人才折》，载《张文襄公全集》（第56卷）。

[9]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23页。

[10]陆费逵：《论各国教科书制度》，载《教育杂志》第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