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期刊与教育方法变革

时间：2023-03-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20世纪，中国教育方法变革在总体上是与中国教育的发展相伴随的，是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的改革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教育期刊成为西方教育方法传播和推广的重要途径。中国教育方法变革从此开始了。说到中国教育方法变革问题，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先生对此有过深入研究。

第三章　中国教育期刊与教育方法变革

20世纪，中国教育方法变革在总体上是与中国教育的发展相伴随的，是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的改革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教育期刊成为西方教育方法传播和推广的重要途径。并且，通过积极的宣传策略，对中国教育方法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节　教育期刊与教育方法变革之梗概

随着清末新学制的建立，以及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获得了朝野上下的重视，直接促进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各地新式学堂数量大增。1907年，全国学堂及教育处所共37672所，学生1013571人^[1]；1909年学堂及教育处所增至58896所，学生增至1626720人^[2]。两年间，学堂净增21224所，学生净增613149人。这种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在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产生以来，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新式学堂的迅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教育实践中诸多新的问题。

首先，师资严重缺乏。新式学堂的大量创办使师资缺乏的问题非常突出，已有的校舍、教师及有关设备设施严重不足。而且，新式学堂开设的课程和科目远较传统私塾、家学和官学为多。如，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必须开设的课程中，其中就包括一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课程和图画、体操、手工等课程。这些不仅需要教师，而且还需要有“质量”上的保证。

其次，教育方法落后。实施新式教育以前，初等教育机构主要是私塾，普遍实施个别指导的教学组织形式。这种教学组织形式虽然有利于因材施教，但是，很难快捷、省时、高效益地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初等小学堂学生人数大增的局面，要求这种个别式的私塾教育方法从根本上改革，以适应新式学堂的需要。然而，在实际中很多教师还是采取旧私塾式的个别教育方法，遂出现了“私塾教师束手无策”的尴尬局面。教学环节没有一定的方法来指导和规范，而且教师很不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尤其是儿童的个性发展，教学课堂往往死气沉沉。这些问题被当时许多具有新思想的教育工作者或研究者所担忧。

由于以上原因，教育方法改进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引进西方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指导教学实践成为当务之急。由此，各种西方的教育方法，包括适应班级授课制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开始大量输入中国。中国教育方法变革从此开始了。

说到中国教育方法变革问题，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先生对此有过深入研究。他把这一变革过程分为四个重要时期。（1）1895—1902年，他认为这一时期的特点，一是“极力迎受班级教授之分班组织、团体演讲等新方法”，二是“仍保持中国旧有的讲学方法：如升级不拘一定年限，各科须作剳记之类足”^[3]。这个时期可以概括为班级制下的团体讲授法。（2）1902—1911年，特点是“一切方法亦为军国主义所支配，故遂采中央集权的整齐划一为依归”^[4]。这实际上是赫尔巴特教授法兴盛的时期。（3）1912—1919年，因为清朝专制不复存在，自由、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由此“教育方法逐渐分化，中央集权之势力亦渐破坏”^[5]。于是有了分团教授与工商业实习及重笔记等出现。（4）自1919年以后，他认为此时期的特点是随着民主主义思潮的冲击，“教育者亦不重视教育官厅之权利，常由各校教师自由创造新方法，自由实施”^[6]。此时期实际上就是他所指的“西方现代教育方法”的引进期。有研究者将这四个时期概括为“从中国近代教学方法发展演变看，中国教育方法的变革，开始是逐步引进西方当时正处于黄金时代，尚未获得传统称号的形式教育阶段理论，以改革中国传统教学法，继之又引进西方现代教育方法，以改革中国传统教学法，以及中国传统教学法与西方传统教学法（形式阶段论）融成的中国新传统教学”^[7]。有研究者也将这四个时期划分成两个阶段，“中国自清末兴办学校以来，即提出教学方法的改良。清末至民国初期通过向日本学习搬来了赫尔巴特的五段教授法。以后直接取法欧美，西方教育新思潮逐渐被介绍到中国来。”^[8]

具体而言，第一阶段是在清末民初，中国教育界借道日本，对以赫尔巴特形式阶段教授法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早期教育方法进行了移植，包括赫尔巴特的五段教授法、蒙台梭利的儿童教育法，以及一些教学组织形式，如单级教学、自动辅导法、分团教学等。第二阶段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教育界直接借道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儿童活动为中心的各种新教学方法相继传入我国。如动的教育法、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葛雷制、德克乐利教学法等，其中尤以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对我国中小学教育实践的影响最大。

中国教育方法变革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西方教育方法在中国传播、实验和推广及中国化的历史。西方教育方法的传播与西方教育理论的传播一样，是在清朝末期教育改革的背景下，通过各种途径展开的。其中，中国教育期刊紧跟时代步伐，根据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的要求，主动探求与之适合的新教育方法，积极引进了上述各种教育方法。

与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类型和途径相似，西方教育方法的传播和推广也主要通过“人际”和“媒介”两个途径，通过国内外教育界的相互交流，以及各种教育书籍和报刊的介绍进行。但是，与教育理论传播不一样的是，教育方法表现更多的是操作层面，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能够观察和感受到。因此，较之教育理论，教育方法更为人们所关注，传播途径更多一些。

第一，通过“人际传播”过程，在中外教育界的交往中传播西方教育方法。在西方教育方法的“人际传播”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人员。

首先，是外派教育考察团。这些出国人员中有一部分就是去学习和考察外国教育的，西方教育方法的学习和考察是他们的重要任务。在这部分人中有的是受政府派遣，有的是受民间教育会派出。例如，在清末比较著名的政府派遣有两次，即受张之洞派遣以罗振玉为首的教育考察团，和受教育大臣张百熙派遣去日本的吴汝纶代表的教育考察团。这两次派遣，直接影响到了清末教育改革，尤其是学制建设。其中，日本学校运用的以五段教授法为核心的西方教育方法也成为他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如，吴汝纶在他的《东游丛录》第一部分中专门讲他视察到的“教授法”部分。在民间派出方面，1909年春，俞子夷、杨葆恒、周维城等受江苏教育总会委托，赴日本学习考察单级教授法。^[9]此外，赴日考察学务的其他人员在单级教学法输入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0]民国建立以后，外派教育考察团更加频繁。据研究，1919—1932年，中国共派遣出国教育考察团10起。^[11]这些人中不乏考察西方教育方法者。

其次，是留学生。据研究，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开始全面学习日本，大批学子东游求学，“以学习普通学与速成教育为两大主流，其中又以学政法、师范和军事为最甚……留日师范生归国后，一般都从事于教育工作，他们把日本流行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带回国内，并运用到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去。”^[12]俞子夷在《现代我国小学教学法演变一斑》中指出，五段教授法在我国的传播，国内师范学堂或赴日留学师范者，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在民国时期，外国留学生中也有很多都是去美国学习教育科学，很多归国后成为宣传、实验和使美国儿童中心主义教育方法中国化的猛将，如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陈鹤琴的儿童教育法等。

再次，是来华教习和演讲的教育家。在来华教习方面，清末日本教习最为突出。20世纪初，为解决新教育兴起而师资缺乏的矛盾，清政府曾聘请大批日本教习来华任教，“在全盛期的1905年至1906年，达五六百名之多”^[13]。这些人在实际教授过程中使用的就是赫尔巴特的五段教授法。他们在传播西方教育方法方面，成为中国部分中小学教师及师范生的示范。此外，自新文化运动后，随着各种外国流行的教育思潮和方法在国内的传播和实验，国内教育界频繁延请外国知名教育学者来华演讲他们的主张。据统计，1919—1931年，外国重要教育团体和教育家来华考察、讲学共有11起。其中，道尔顿制创始人柏克赫斯特女士和设计教学法的倡导者克伯屈，曾先后应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分别于1925年7月和1927年3月来华讲演。文纳特卡制的创始人华虚朋也于1931年来华访问。这些分别扩大了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及温纳特卡制在中国的宣传力度。

最后，是国内教育界联合会的号召。在宣传和推广西方教育方法方面，国内教育界各种联合会一直不遗余力。例如，1920年“江苏省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联合会”作出决定，号召各地小学试行设计教学法。特别是1921年，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推行小学校设计教学法案”，指出应在全国范围内推行。1923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九届年会决议《新制中学及师范学校宜研究试行道尔顿制》，提议在中学和师范学校先行实验，若确有成效，再不断推广。

以上这些西方教育方法的“人际传播”，或者是中国教育界去国外实地考察，或者是外国专家来华指导，使西方教育方法的宣传更具真实性和观摩性，成为中国教育方法变革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第二，通过各种教育书刊大量传播西方教育方法。在教育方法变革中，各种与教育方法相关的教育书籍和教育期刊也是一支重要的宣传力量。

在书籍出版方面，自清末全面学习日本后，翻译日本教育方法的书籍日盛。据不完全统计，传入我国的重要的日本教授法著作有：樋口勘次郎的《小学统合新教授法》（董瑞椿译，1903年文明书局版），神保小虎的《应用教授学》（山西大学堂译书院，1905年印），田口义治的《小学校教授学纲要》（章梫译，《教育丛书》第二集，1902年），长谷川乙彦的《教授原理》（《教育丛书》第五集，1905年）。尤其在民国时期，声明人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书局众多，教育书籍出版比以前有很大增加。其中，介绍各种西方流行的教育方法的书籍也多了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方法方面的书籍有：《蒙台梭利教育法》，［日］今西嘉藏著，单焘译；《道尔顿制教育》（1922年），［美］柏克赫斯特著，曾作忠、赵廷为合译，1924年5月版；《道尔顿研究室制》，［美］杜威著，钱希乃、诸葛龙合译，1923年5月版；《设计教育大全》，［日］松涛泰严著，林本等译，1923年9月版；《设计教学法》，［美］麦可默利著，杨廉译，1923年12月版；《启发式的教学法》，［美］麦可默利兄弟合著，李振南译，1924年11月版；《中等学校算学教学法》，［美］舒慈著，苏立夫译，1934年8月版，等等。

在教育期刊方面，早期的教育期刊较早地介绍了赫尔巴特形式阶段教授法。如，《教育世界》《直隶教育杂志》《教育公报》《教育》《四川教育官报》等教育期刊刊载的许多“教育学”“教授法”著作和文章大多从日本翻译而来，而日本的教授法大多又源自赫尔巴特形式阶段教授法。《教育杂志》等在产生之初也以介绍赫尔巴特形式阶段教授法为主要趋向。后来，随着西方现代教育思潮在全世界的流行，赫尔巴特形式阶段教授法相对处于弱势，教育期刊宣传和推广最多的是在20世纪后出现的以儿童为中心的西方教育方法。具体而言，20世纪初，教育期刊曾经热衷于对蒙台梭利教育法的译介。1918年以后，在新文化运动和美国进步主义的影响下，《教育杂志》等教育期刊不再满足于对传统教育方法，以及局限于儿童教育方面的蒙台梭利教育法的介绍，提出要“革新学校教授方法”。把介绍和研究现代教育方法作为刊物此后努力的重要任务之一，对新教育方法的引进和倡导加大了力度，而着力最多的是对“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的介绍和推广。

第二节　教育期刊传播教育方法策略分析

中国教育期刊在教育方法变革中，对西方近代教育方法，尤其对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设计教学法及道尔顿制等方法，或发表国内外的理论研究成果，或积极收集和报道各地教育方法的试行情况，或适时组织教育专家对重要的教育方法进行专题研讨，积极有为地配合了当时国内教育方法的研究与改革。概括来说，教育期刊对西方教育方法的宣传和推广运用以下三个策略。

一、全面展开和重点深入相结合

在传播和推广西方教育方法的过程中，教育期刊在宣传和推广工作方面表现出全面展开和重点深入相结合的特点，即对西方出现过的有一定影响的教育方法，会竭尽全力把它们译介到中国来；对一些重要的有推广价值的教育方法，则会组织教育界进行深入的专题研讨，并对这些方法的实验情况积极报道。

在全面展开方面，教育期刊不仅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能够搜集到的所有西方教育方法，很多西方教育方法都能够在《教育杂志》上找到各自的相关文章或实验报道。而且，教育期刊对某一种方法的来历、创始人、主要内容、在国外的实验情况，等等，会进行全方位的宣传。例如，蒙台梭利教育方法并不是教育期刊传播的重点方法，教育期刊很少对其进行过专号研究，《教育杂志》坚持全面与重点相结合，对它的报道是全方位的。笔者对《教育杂志》上关于该方法的文章进行了统计，如表20所示。

表20　《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发表蒙台梭利教育方法文章一览表

由上可见，《教育杂志》宣传了蒙台梭利个人小传，以及她的教育方法论、教育方法运用的设施，以及该法实验学校的儿童作业、游戏，等等，向国内教育界介绍了该教育方法的方方面面。

在重点深入方面，教育期刊会对若干在国外有重要影响和推广价值的教育方法进行专题研讨或长期传播。例如，1922年6月《教育杂志》刊登鲍德征《道尔顿实验室计划》一文，道尔顿制从此被介绍到中国，同年11月该刊就组织教育界对此方法进行深入探讨，其成果就是推出的“道尔顿制专号”。再如，1931年1月15日，《儿童教育》杂志第3卷第5期“温纳特卡制专号”的刊行，也为温纳特卡制作了理论宣传。此外，如前所述，《新教育评论》《平民教育》《中华教育界》等教育期刊都不同程度地以专号、专栏的形式，对重要的西方教育方法进行理论探讨或实验跟踪报道。

总之，中国教育期刊以全面展开与重点深入相结合的传播特点，既向中国教育界宣传了西方教育方法的大概，又重点介绍了重要的教育方法，并对它们进行深入研讨或推广，一定程度上集中了国内教育界的研究力量，对中国近代教育方法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理论宣传和实践试验相结合

中国教育期刊在传播西方教育方法的过程中，尤其是一些有影响和有推广价值，或当时正在实验的教育方法，还坚持了理论宣传和实践试验相结合。

一般而言，中国教育期刊在某种教育方法最初引进的时候，往往会比较详细地译介这种方法的原委及理论内容。如：《教育杂志》发表的《设计法是什么》（第13卷第5号）、《设计教学法的真诠及其发达史》（第14卷第7号）、《什么是道尔顿制》（第16卷第1号）等文章。当这种方法的理论文章得到教育界的反响或开始实验时，教育期刊会发表这种教育方法在国外及国内施行的概况或报告。如：《教育杂志》上的《英国施行道尔顿制之原因与其实际状况》（第14卷第11号），《江苏一师附小初年级设计教学的实施报告》（第14卷第1号），《平民教育》（第43期）上的《侯雷斯门学校设计法之示例》，《儿童教育》（第7卷第3期）上发表的《参观德可乐利学校报告》等。

中国教育期刊这种理论宣传和实践实验相结合的传播特点，使中国近代教育界对西方重要的教育方法不仅在理论上有一定认识，而且对如何更好地在实际中运用这些教育方法有了明确的样式，对试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会及时地规避或者矫正。

三、宣传介绍和问题探讨相结合

一般情况下，在宣传和介绍西方教育方面，中国教育期刊基本以学习的目光翻译、研究在当时看似先进和正确的西方教育理论及教育方法。编辑们会根据既定的编辑方针和稿件取舍标准，积极地组织和发表宣传西方教育理论及教育方法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在教育期刊中占有绝对数量。

不过，当西方教育方法，尤其是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等新式教学法在中国进行实验时，情况有了变化。随着实验的进行，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有些就直接涉及教育方法自身的问题，批评和怀疑这些教育方法的文章由此也涌入了教育期刊界。这对于热心传播西方教育方法的教育界，尤其对于教育期刊界，应该是不情愿看到的。然而，很快他们摆脱了这种心理困扰，勇敢地向以前热烈宣传过的东西开始说不，大胆地将这些稿件发表出去。例如，《新教育评论》曾组织了一次著名的《道尔顿制讨论专号》（第2卷第18期）。这个专号正是由于教育期刊勇敢地发表了一篇批评道尔顿制的文章引发的。该刊第2卷第4—5期中发表了一篇很具有挑战性的文章，即邱椿的《评道尔顿制——破坏的批评》。文章批评了道尔顿制的缺陷，主张不要继续在中国搞这种实验，对此种实验的价值基本给予否定。这一文章很快引起了包括该期刊编辑高仁山在内的教育界人士的强烈反响，很多学者撰文表示反对，如《新教育评论》第6期中，编辑高仁山发表《与邱椿先生讨论〈评道尔顿制〉》，叶桐发表《读〈破坏的批评〉》，与邱椿展开笔战。邱椿先生并不示弱，于第10—11期又发文《再评道尔顿制》，还持反对实验的观点。这篇文章再一次遭到了反对意见。该刊第13期，高仁山发表《再与邱椿先生讨论〈评道尔顿制〉》，罗志英发表《读〈再评道尔顿制〉》。经过这轮笔战，邱椿先生终于有收兵罢战之势，于第16期撰《评道尔顿制的尾声》。这次讨论引来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期刊社收到了许多相关稿件，于是在第2卷第18期推出了《道尔顿制讨论专号》，为这次讨论画上圆满的句号。文章包括高仁山《哀〈评道尔顿制的尾声〉》、罗志英《读〈评道尔顿制的尾声〉》、李溶《从逻辑上批评邱椿〈评道尔顿制〉》、赵廼传《道尔顿制的原则》等。其中，编辑赵廼传在文章中对这次讨论作了总结：“自从邱椿先生做了《评道尔顿制》以后，引起高仁山先生和罗志英女士的答辩，双方再接再厉。寻求真理的精神与勇气，很可令人佩服。近几日来，社中收到关于道尔顿制的论文颇多，本期特出专号，以供读者们的参考。”

把宣传介绍与问题探讨相结合，中国教育期刊既发表正面肯定西方教育方法的文章，又对一些反映教育方法问题的文章来者不拒，在这块方寸之地一次次激起教育方法研讨的火花。在研讨中，教育界在肯定教育方法的同时，也澄清了教育方法实验中出现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使近代教育方法变革在理性化的轨道上不断发展。

中国教育期刊在教育方法变革过程中积极有为，主动传播，积极配合政府和教育界的教育方法普及运动和实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教育方法的变革进程。

第三节　教育期刊在教育方法变革中的作用

中国教育期刊通过积极的策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教育方法变革的历程，无论在西方教育方法输入及其中国化的探索方面，还是在推动近代教育方法普及与改良方面，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产生了积极效果。

一、较早传播西方教育方法

中国教育期刊在传播西方教育方法方面，较其他的传播途径而言，是最早的。如前所述，中国最早引进的教育方法，是作为赫尔巴特教育理论重要部分的五段教授法。《教育世界》于1901年的第12—14号，连续刊译的日本汤本武比古著《教授学》，就是我国引入的第一部以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为核心内容的教学方法著作。该书共分14章，首先论述教学活动主体之一的教师，进而概述教授，区分教授与教育的区别；然后，从兴味、类化、教授材料之选择、教授之统合等若干方面，重点阐述赫尔巴特教育学说；最后讲解五个形式阶段和教授原则，并且在书后附录了若干五段教授法的运用案例。比较而言，中国近代翻译和研究教授学、教授法方面的单行本书籍则是在1903年以后出现。^[14]因此，中国教育期刊在引进西方教育方法的起点要早于其他的传播媒介。

此外，在教育方法变革中，教育期刊引进若干重要教育方法的时间也早于其他传播媒介。据舒新城先生《现代教育方法》^[15]一书记载，继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之后，中国输入的西方许多“现代教育方法”，如蒙台梭利教育法、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德可乐利教育法等，都是通过教育期刊较早地发现和介绍到国内，然后得到国内教育界不同程度的关注，继而对这些方法进行研究或者实验的。就道尔顿制的传播过程来说，他曾在《今后的中国道尔顿制》一文中写道：

道尔顿制是一九二二年传到中国来的。那时我们少数人在吴淞中学因为感着教学上、行政上、训育上的许多困难……遂决议采用道尔顿制……

中国之有道尔顿制名词是由于一九二二年六月《教育杂志》鲍德征之《道尔顿实验室计划》一文，但教育界人士注意于此不多。后来吴淞中学实验此制的消息传出，一般人始渐注意；及同年十一月《教育杂志》发行《道尔顿制专号》以后，道尔顿制的空气逐渐弥漫于教育界，《中华教育界》及其他各种教育刊物多有关于此制之论文。^[16]

由此可见，中国教育期刊适应当时教育发展的要求，以改良教育方法为职志，密切关注西方教育方法的发展动态，将很多有一定影响和推广价值的教育方法及时地传播到国内，并且引发了教育界对这些教育方法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方法变革的步伐。

二、促进教育方法中国化的探索

有学者指出：“中国教育学的近代化历程，从洋务教育、维新教育到资产阶级教育，再到无产阶级教育，从19世纪中叶一直到今天，也是中国教育学本土化历程。”^[17]换句话说，随着对西方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等的引进，西方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过程在洋务运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其中，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教育界通过各种教育改革与实验，对西方的教育方法，尤其是“儿童中心主义”的新教学方法进行了本土化的探索。中国教育期刊积极参与并推动了这一探索进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教育期刊从舆论上呼吁教育界对西方的教育理论、教育方法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使之适合中国国情。早在1924年，《中华教育界》的编辑者在《本志的新希望》中就表示：“我们相信一个国家的教育应有特创、独立的精神才能真正有造于国家。绝不是东涂西抹，依样画葫芦地抄袭外国教育所能奏效。所以，我们希望教育界从今后应多多依据本国的历史与实况，建立本国的教育。”^[18]1925年的《新教育评论》在创刊缘起中，陶行知代表该刊编辑们写道：“我们深信一个国家的教育，无论在制度上、内容上、方法上不应当靠着稷贩和因袭，而应该准照那国家的需要和精神，去谋适合，谋创造。”^[19]1934年，《教育杂志》主编何炳松在该刊复刊词中，更明确提出教育期刊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在“介绍外国教育文化的理论和实际”的同时，更要“创造独立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自出心裁地去创造一种适合国情的新理论和方法”^[20]。这些呼吁使西方教育方法中国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其次，中国教育期刊发表了大量西方教育方法中国化探索的文章。早在1919年前后，《教育杂志》（第10卷第1号）编辑就把“革新学校教授之方法”^[21]作为报刊编辑“宗旨”之一，呼吁教育界发表文章对教育方法进行研究和革新。1923年，新学制颁布后，为寻求更能适合学制要求的教学法，《教育杂志》特组织教育界推出了一期“小学各科教学法号”。在“要目预告”中编辑称：

新学制已经颁布了，新学制小学课程纲要已经决定了，但没有革新的教学法，总难实现新学制改革的精神。本志因此定于明年正月特出“小学各科教学法专号”，一冀发挥新学制的精神，一洗数十年来仅变形式而不改内容的陋习。^[22]

编辑所说的“新学制改革的精神”，是1922年学制改革中，教育界关于学制要适合中国国情的研讨精神，即学制中国化的精神。显然，《教育杂志》编辑主张改革当时因袭来的西方教育方法，创造适合中国国情及学制的教育方法。这个专号发表了俞子夷、沈百英、舒新城、吴研英等当时教育界“对于小学教学法有专门之研究或长期之经验者”撰写的研究论文34篇，计“十余万言”。^[23]此外，《中华教育界》在探索西方教育方法中国化方面也作了不少努力，以《中华教育界》（第13卷第8期）发表的舒新城的《论道尔顿制精神答余家菊》一文最为典型。舒新城在对教学方法缘何失败的反思中，也认识到“此时我们所当急于预备者，不在专读外国书籍，多取外国材料，而在用科学的方法，切实研究中国的情形，以求出适当之教育方法”。

可见，在西方教育方法中国化探索方面，中国教育期刊无论在舆论宣传，还是在刊发文章方面都作出过可贵的努力。按照各自既定的“希望”或“使命”，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新教育中国化”的文章。有的甚至以教育方法革新为主题，组织教育界积极研讨，推出了研究专号。这些努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教育中国化的进程，也促进了中国教育方法变革的步伐。

三、推动实际教育方法的改革

中国教育期刊，尤其是一些著名的刊物，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在稿件取舍方面有种务实作风，注意刊载文章的实际应用性。《中华教育界》第5卷第7期（1916年）的《本社编辑凡例》第一条，编辑者开宗明义地写道：“本杂志不尚空谈，专以介绍学说，实地研究为主旨。”在第20卷第7期（1933年）的《新年卷头语》中，编辑人在谈起本志的性质时，再次强调：“近今教育研究，已摆脱了形而上学的范围，而趋向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法则。这换句话说，就是凡属有价值的教育文字，必能排除学院派（Academic）的气味，而多从实验室和学校实施上体验研究中来。在这点上，我们希望不论论著、研究、实施各项，多有切实合用的文字发表。”这种务实作风在《教育杂志》编辑那里有着相同的体现，“本志文体，兼用白话及浅显文字。文主朴实与正确。未曾研究教育而好执笔谈教育之文字不录；无教育经验而任意作肯定或否定语之文字不录；欲藉本志铺张门面或有类应酬之文字不录。”^[24]由于坚持了这种面向实际教育的务实精神，中国教育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或者实验报告对实际教育、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操作层面的一些教育方法的文章和实验报告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实际教育方法的改革步伐。

此外，中国教育期刊还实实在在地关注着各地的教育、教学方法实验活动。许多教育期刊对西方传入的教育方法实验表现了积极关注和张扬的态度。前面阐述过，《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期刊对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等教学法实验的报道即是。教育期刊将这些教学方法的实验积极宣传和报道，发表了许多有推广价值的教学案例，使广大教育工作者有了学习参照的样式，推动了实际教育方法的改良。

值得一提的是，甚至在有些教育实验者并不乐意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拿来发表的情况下，教育期刊为能够调动教育教学方法实验学校的积极参与，主动发出了呼吁。例如，《新教育评论》（第3卷第12期，民国16年）曾发出《本刊与试验学校联络》的启事：

“本刊之使命”上曾经语：“那应当联络中之最应当联络的就是这种试验学校与一般学校。”可是，本刊出至今，对于这种联络的工作，并没有充分做到。固然，许多试验学校太慎重，太客气，不肯把试验情形，随便发表；但是本刊同人耳目不周，不能熟悉各个试验学校，向之接洽、敦促，实是主因。今特定特约通信办法，以利进行：国内各级学校，凡对于教育理论或实施上有特殊试验工作，而愿将进行状况公诸同志，藉以引起讨论、研究，以便促进的，请随时将报告寄交本刊发表——篇幅不拘长短。惟报告者须将其详细住址及通信处示知。使本刊得随时请益。此项特约校件，非有逼不得已的情形，寄到当即披露。对于报告者及其学校，当逐期奉赠本刊。

可见，教育期刊在教育教学方法实验成果的搜集和发表方面表现出了非常积极的态度，正是这样一种积极主动的研究精神和关注教育实际的务实作风，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教育方法的变革进程。

综上所述，中国教育期刊及时关注中西方教育方法发展动态，自始至终把教育方法的研究和传播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积极配合政府及教育界进行教育方法的改良和推广。在积极配合教育发展整体需求的同时，又通过多种积极的策略组织教育界就教育方法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研讨，发表了很多有实验推广价值的文章，并以专号的形式予以广泛传播。与其他传播方式相比，教育期刊以其传递讯息的及时性，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发行范围的广泛性，一定程度上成为教育方法变革的前导，引领了中国教育方法改革的步伐，为西方教育方法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教育方法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注释】

[1]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5页。

[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页。

[3]舒新城：《中国教育建设方针》，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02页。

[4]舒新城：《中国教育建设方针》，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02页。

[5]舒新城：《中国教育建设方针》，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02页。

[6]舒新城：《中国教育建设方针》，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02页。

[7]崔运武：《舒新城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

[8]熊明安、周洪宇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实验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9]俞子夷：《现代我国小学教学法演变一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1987年第4期。

[10]彭泽平、吴洪成：《近代中国单级教学实验探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5月第3期，第88页。

[11]周谷平著：《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