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世界》与西方教育理论早期传播

案例一　《教育世界》与西方教育理论早期传播

《教育世界》是中国近代第一本教育专业期刊，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5月）在上海创刊。每月上、下旬出版，从未有间断，至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1908年1月）停刊，共出166期。鉴于本文第一章对《教育世界》的创办、编辑等已有较全面的介绍，不再赘述。下面就为什么选取《教育世界》为个案探讨教育期刊与近代西方教育理论早期传播的问题作一说明。

概括而言，本文之所以选取《教育世界》为个案，原因就在于，《教育世界》无论在编辑发行方面还是在传播内容方面，都是同时期国内其他教育期刊无法比拟的。首先，在编辑发行方面，《教育世界》“在1907年以前私人创办的教育杂志中，它是发行量最大、出版时间最长、影响也较大的一种”^[1]。其次，在传播内容方面，《教育世界》紧扣当时国内教育改革的实际，在反映、研究国内教育状况的同时，大量译介近代西方教育，积极地为中国植入近代西方教育制度、宣传近代西方教育学科、介绍近代西方教育思想和理论、推广近代西方教育方法等，成为“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学说传入我国的一条重要渠道”。“在当时中国对西方教育的介绍寥若晨星，对西方教育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之际，《教育世界》起了先锋作用。”^[2]可以说，《教育世界》在发行时间上基本贯穿了20世纪10年代，在传播内容上较早且较全面地译介了西方教育发展的诸多方面，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教育期刊在20世纪初期的传播情况。所以，下面诸章节，在探讨20世纪初期中国教育期刊与近代教育发展的关系问题时，主要以《教育世界》为个案进行阐释，涉及三个案例，即“《教育世界》与近代西方教育理论的传播”，“《教育世界》与清末学制建设”，“《教育世界》及《教育杂志》与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本文以《教育世界》为个案，讨论20世纪初期的中国教育期刊与近代西方教育理论早期传播的问题。

清末时期的教育改革使国内新式学堂纷纷建立，与之不太协调的是，中国国内研究教育理论者并不很多。为改变这样的局面，出于学习西方教育理论和指导国内新教育实践的良好愿望，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教育期刊编辑者开始向国内教育界大量介绍近代西方教育名家，以及他们的教育思想、学说和理论著作。例如，《教育世界》自第20号始，以肖像、小传、论著等形式，介绍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家及其教育理论。尤其从第69号起，改版后的《教育世界》，栏目由过去的两个扩充至十几个，介绍面更广，内容愈加丰富，“成为了一种包括教育、哲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基础理论，以及译介西方学者、作家及其学说、作品的综合性人文科学杂志。”^[3]许多西方近代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理论，甚至近代西方哲学家们在《教育世界》上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下面分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赫尔巴特及其弟子开创的赫尔巴特派的教育理论是刊载的核心内容

有学者研究，“当中国的教育理论界睁眼看世界时，在全世界盛行的正是赫尔巴特教育学”^[4]，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在清末教育改革以日本为学习对象的国策指导下，首先看到的是赫尔巴特教育学在日本的情形。19世纪后期，日本人开始注意并青睐赫尔巴特学说，明治二三十年代，关于赫尔巴特派的教育理论著作已然风靡日本教育界。因此，20世纪初期，以《教育世界》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早期教育期刊，翻译的大量日本教育理论著作中的核心部分就是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例如，《教育世界》翻译、介绍的许多日文的近代西方教育学科著作，如汤本武比古的《教授学》（第12—14号）、加纳友市与上田仲之助著的《实用教育学》（第24—25号）等，其内容就详细涉及了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并且附有莱因等编的“五段教授法”教授案例。

除了大量译介关于这一教育理论相关的各种教育著作外，《教育世界》还专门发表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学派的人物肖像图片、传记和相关教育理论及教育活动的研究性文章。据笔者统计，《教育世界》全卷，发表的关于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学派的文章、传记、肖像图片有6种。其中，肖像图片如《德国教育大家海尔巴脱氏》（第80号）、《德国教育家兰因^[5]氏》，传记如《德国教育大家海尔巴脱传^[6]》（第80号），相关教育理论研究性文章和教育活动报道，如《费尔巴尔图派之教育（美国中费尔巴尔图之思想）》（第64号）、《海尔巴特派之兴味论》（第75号）、《德国海尔巴德派教育学会纪事》（第120号）等。与此同时，《教育世界》对其他近代西方教育家及其教育理论的介绍一般只有1～3种。如，有关夸美纽斯、洛克、裴斯泰洛奇、福禄倍尔等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家的相关文章、传记或肖像数量分别为1种、2种、4种和2种。显然，较之其他近代西方教育家及其教育理论的介绍，《教育世界》对赫尔巴特学派及其教育理论的译介最为尽力，一定程度上将其视为传播近代西方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

总之，《教育世界》上发表的文章、传记等，较早和较全面地介绍了对我国近代教育理论发展有过直接和深刻影响的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及其弟子的教育学说，尤其是赫尔巴特的“五段教授法”。鉴于赫尔巴特形式阶段教授法，即“五段教授法”，属于本文第四章“中国教育期刊与近代教育方法变革”部分重点阐述的内容，在此，暂不予赘述。

二、近代西方其他教育家及其教育理论著作是刊载的重要内容

除了重点介绍赫尔巴特及其弟子开创的赫尔巴特派的教育理论外，《教育世界》对近代其他西方教育家及其教育理论也进行了介绍。例如：刊载日本真田幸宪撰写的长篇传记《近世教育之母科买纽斯传》（第155—158号），介绍了以《大教学论》普及教育思想和采用班级授课制而为近代教育奠基的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刊载《英国教育大家洛克》（第89号）及洛克的教育名著《悟性指导论》（第145—165号），较全面地向国内教育界展示洛克的生平经历和他的教育学说；《贝斯达禄奇氏之教育学说（附传）》（第70号）、《贝斯达禄奇事迹》（第120、122、124、125、128—137号）、《教育界之伟人贝斯达禄奇之纪念像（像在瑞士邱利希市）》（第120号）三篇文章介绍了终身致力于贫苦儿童的教育事业，为资产阶级民主教育学的建立作出巨大贡献的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奇，并且以《醉人妻》（第97—99、101、103—106、109、110、115、116号）为名译介其教育小说《贤伉俪》一书；《幼稚园创始者弗烈培传》（第73号）、《幼稚园鼻祖德国弗烈培》（第104号）等文章，介绍了近代幼稚园之父德国教育家福禄倍尔。还介绍了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第12、13号），美国教育家玛利丽蓉（第69号）、巴嘉（第97号），德国教育家黎摩厄（第59号）、斐奈楷（第76号）等。此外，诸如卢梭的《爱弥尔》（当时翻译为《爱美耳钞》，1903年第53—57号）在内的多部外国著名的教育小说都是通过《教育世界》的刊发与中国读者首次见面，几乎囊括了20世纪以前近代西方重要的教育名家和名著。

三、对于当时西方新兴的儿童中心主义教育理论也积极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世界》对20世纪兴起的某些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理论亦积极予以传播。这以爱伦·凯与其教育名著《儿童的世纪》的译介最为经典。爱伦·凯是自由教育的拥护者，主张依据卢梭的自然教育原则改革旧教育，建立以儿童为中心的理想的学校，培养身心健全、自由独立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新人。她认为，教师应成为儿童的伴侣，而不是严厉的教训者和管理者；教师应该研究儿童，在教育过程中充分考虑儿童的年龄特征和个性差异；她主张废除班级授课制、教科书、考试和体罚制度，让儿童按自己的性格和兴趣自由结成小组，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通过独立自主的活动获得经验，发展自我。《教育世界》所处的时代还是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时代，其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忠君的顺民，对于一切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极其敌视和压制。《教育世界》能够不畏于此，刊载诸如爱伦·凯这样极具自由教育精神的教育理论，诚属不易。这也恰恰说明，中国教育期刊从刚刚诞生起就具备了一种与世界潮流同步，志于传播新教育思想和理论，与时俱进的研究精神，这一精神被《教育杂志》等教育期刊所继承和发扬。

四、对与教育理论密切相关的西方哲学家及其哲学论述也予以刊载

《教育世界》对与西方教育理论密切相关的西方哲学家及其哲学著作亦很关注，尤其是《教育世界》在第69号王国维主编以后，介绍西方哲学家的文章数量明显增多。系统刊载过古代西方哲学家亚历山大、苏格拉底、柏拉图，近代西方哲学家康德、尼采、叔本华等，以及他们的著作。例如，有介绍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汗德之哲学说》（第74号）、《汗德之事实及其著述》（第74号）、《汗德之知识论》（第74号）、《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第120号）、《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第123号）、《汗德详传》（第126号），有介绍叔本华的《叔本华之遗传说》（第72号）、《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第77号）、《叔本华与尼采》（第84号）、《德国哲学大家叔本华传》（第84号）、《叔本华之思索论》（第94号），有介绍尼采的《德国文化大改革家尼采传》（第76号）、《尼采氏之学说》（第78—79号）、《尼采氏之教育观》（第71号）。此外，还发表《近代英国哲学大家斯宾塞传》（第79号）、《英国哲学大家休蒙传》（第118号）、《英国哲学大家霍布士传》（第119号）、《荷兰哲学大家斯披洛若传》（第122号），以及介绍培根的《培根小传》（第160号）、《培根氏之教育学说》（第73号）等。

作为一本教育专业期刊，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哲学家及哲学著作的刊译呢？这种现象与王国维本人喜好哲学，以及对教育与哲学关系的认识密切相关。在哲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上，王国维认为：“夫哲学，教育学之母也”^[7]，“不通哲学则不能通教育学及与教育学相关系之学”^[8]。此外，《教育世界》第128号刊发的《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这些对哲学与教育关系的深刻认识，直接为后来的教育界所继承。例如，《教育杂志》第8卷第3号“志厚”发表的《近世教育与哲学之关系》一文指出：“夫欲造就完人，自必先有坚固之世界观、人生观以为基础。不有哲学之根本思想，乌足以建设教育”；第11卷第1号、第2号“等观”的《教育者与哲学》则对教育与哲学的关系概括得更加精辟：“教育者而欲得其为教育者之自觉与理想及信念，必不可不学哲学……哲学为教育者所必要之积极的理由凡有种种，然自教育者职务之本质及哲学之本质观之，可分为二：其一，教育者欲得修养其人格，唯哲学是赖；其二，教育者欲就十分尽其职务之能力，亦以哲学为必要。前者为哲学的修养，后者为哲学的研究。”因此，在《教育世界》中介绍大量的哲学家与哲学著作，可谓是王国维的匠心独运，为中国教育期刊传播西方教育，建设中国教育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教育世界》对与教育关系密切的近代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等也进行了积极的译介。如由英国西额惟克著、王国维译的《西洋伦理学史要》（第59—61号），英国模阿海特著的《伦理学概论》（第102—109、111—116号），阿褒利武斯著的心理学小说《爱与心》（第120—123号）等。这些著作的刊译，使中国近代教育界开阔了眼界，丰富了教育理论传播的学科背景，有利于近代西方教育理论的传播及学习的深入发展。

综上所述，《教育世界》较早且较为全面地为中国引入以赫尔巴特学派为核心的近代西方早期的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并且积极关注当时国际教育理论发展前沿，对于一些儿童中心主义和自由主义教育理论也以大胆、开放的态度介绍给中国近代教育界。此外，为使近代西方教育理论传播和中国近代教育理论建设能够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教育世界》还大量译介了古代、近代西方哲学家及其理论著作，对于一些哲学家的教育思想及理论亦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这些成就对后来的教育期刊能够紧随当时国际教育理论发展前沿，不再重新关注近代西方早期的教育理论，顺利迈入近代西方教育理论传播的下一个阶段，即着重传播20世纪后兴起的西方教育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确实如此，1909年以后，新创办的《教育杂志》只刊载了几篇译介近代西方早期教育家的短篇文章，如《英国大教育家斯宾塞氏之格言》（1909年第2期）、《西洋二十四教育家略传》（1909年第7期）等。这些文章大多是对《教育世界》介绍过的西方教育家的综合性研究或简介。《教育杂志》把更多精力倾注于对20世纪后形成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的传播，如实验教育学、勤劳主义教育理论、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等。

【注释】

[1]金林祥、张蓉：《〈教育世界〉与西方教育的传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0年第2卷第4期。

[2]金林祥、张蓉：《〈教育世界〉与西方教育的传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0年第2卷第4期。

[3]金林祥、张蓉：《〈教育世界〉与西方教育的传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0年第2卷第4期。

[4]周谷平著：《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5]兰因，今译莱因。

[6]海尔巴脱，今译赫尔巴特。

[7]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载《教育世界》第75号。

[8]王国维：《教育偶感》，载《教育世界》第8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