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世界》与清末学制建设

案例三　《教育世界》与清末学制建设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揭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教育改革便是“新政”的重要内容。之后不久，学制建设问题也被当时新任的管学大臣张百熙等人提上议事日程。与此同时，为配合教育改革而创刊的中国第一份教育期刊——《教育世界》，于1901年5月正式推出。从此，《教育世界》围绕教育改革的重大问题，积极引进近代西方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与教育方法，并对当时国内教育发展状况及时跟踪报道，针对当时教育发展的实际发表了许多探索性文章。其中，在译介日本教育制度法令及学制章程、专著，以及发表国内学制建设的研究性文章，组织学制问题的讨论等方面，不遗余力，对清末学制建设，尤其是对张之洞主持拟订的《癸卯学制》的影响颇大。罗振玉对此直言不讳，他以“保存国粹”举例：“保存国粹之说，因予在教育杂志发表论文，充分阐述其道理，‘国粹保存’四字成一时众人所言，持续其效果。文襄（张之洞）在制定学堂章程时，课程中增加读经科目”^[1]。有学者评述：“由张之洞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其基本精神是依据由他任命去日本考察的罗振玉的意见”^[2]，“对张之洞制定癸卯学制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的是罗振玉，以及由他主办的中国最早的教育专门杂志《教育世界》”^[3]。下面对《教育世界》在清末学制建设中作出的努力及发挥的作用作一探讨。

一、译介日本教育法规、学制章程及教育史著，为学制建设提供蓝本

《教育世界》创刊伊始，罗振玉主张“日本成例载教育法规类抄，当逐渐译登本报”，遂设置“译篇”“学校”“卫生”“文部”等栏目，指定东文学社的在校学生王国维、樊炳清、沈绂，延请湖北自强学堂的教习陈毅、胡钧，以及日本人藤田丰八、丰岛瑞等人，有计划大规模地翻译刊载日本教育法规及日本教育书籍。

在1901—1903年清末学制建设过程中，《教育世界》成体系地介绍的日本教育法规就有94项^[4]，其中包括了《日本明治五年学制》（第39—41号），以及大量日本关于各种学校的“法令”“规程”“规则”“官制”“条议”“内规”等学制方面的法规。如：初等教育方面有《小学校令》（第2—3号）、《私立小学校代用规则》（第16号）；中等教育方面有《中学校令》（第7号）、《中学校实科规程》（第7号）、《中学校令施行细则》（第33号）、《中学校编制及设备规则》（第11号）；高等教育方面有《日本高等学校规则要览》（第45号）、《高等女学校令》（第7号）、《高等女学校令施行细则》（第17号）、《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第6号）、《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第6号）、《师范学校令》（第5号）、《师范学校简易科规程》（第9号）、《师范学校预备科规程》（第9号）、《东京府师范学校内规》（第32号）、《帝国大学令》（第15号）、《东京帝国大学官制》（第15号）、《京都帝国大学官制》（第15号）、《大学预科规程》（第16号）；各种私立学校、实业补习学校及专科学校方面的法令、法规有《私立学校令》（第4号）、《私立学校令实施细则》（第4号）、《实业学校令》（第11号）、《日本实业补习学校条议》（第20号）、《实业补习学校规程》（第11号）、《发布实业补习学校训示》（第12号）《工业学校规程》（第12号）、《农业学校规程》（第12号）、《商业学校规程》（第12号）、《商船学校规程》（第12号）、《徒弟学校规程》（第12号），等等。

此外，《教育世界》还译介许多著名的日本教育史著，如日本原亮三郎编，沈弘译的《内外教育小史》（第15—18号）、日本熊谷五郎著的《十九世纪教育史》（第18号）、日本谷本富著的《欧洲教育史》（第157—160号、第163—165号），还有《日本明治三十四年教育小史》（第19号）、《日本近世教育概览》（第32—34号）等，这些著作中不乏涉及日本及欧洲各国的学制资料。

总之，《教育世界》翻译过来的日本各级各类学校制度法令法规几乎囊括当时日本学制的各个方面。其中，刊译来自日本的教育史著不仅为中国最早引进教育史学科，而且还涉及了西方的学制史料。这些为中国近代学制建设提供了参考的蓝本。

二、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进行探索性研究，推动学制建设步伐

在译介日本学制史料和专著的同时，《教育世界》的编辑人员开始借鉴日本学制，进行中国教育制度改革和学制建设的研究与探索。

《教育世界》刚刚创刊，其主办人罗振玉就发表《教育私议》一文，对教育改革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主张教育改革应该“宜循次第”，提出“十步”改革法：“一曰设学部”，“二曰定规制”，“三曰明等级”，“四曰编书籍”，“五曰培养教员”，“六曰行补助奖励之典”，“七曰派员游学及留学”，“八曰讲求体育及卫生”，“九曰兴女子教育及婴儿教育”，“十曰立国立图书馆”，^[5]对中国教育改革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定规制”和“明等级”等主张直接探讨如何建立中国学制的问题。此外，在学制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罗振玉在编辑顾问藤田丰八的帮助下，以学制及初等、中等教育的课程为中心进行一系列研究。发表于《教育世界》上的研究成果包括《各行省设立寻常小学堂议》（第4号）、《设师范急就科议》（第12号）、《拟订寻常小学校课程表》（第16号）、《拟订高等小学校课程表》（第17号）、《拟订寻常中学校课程表》（第18号）、《教育赘言八则》（第22号）、《日本教育大旨》（第23号）、《学制私议》（第24号）、《小学校拟章》（第25号）、《中学校拟章》（第26号）、《师范学校拟章》（第27号）、《各省体操传习所议》（第32号）、《论中国亟宜兴实业教育》（第33号）。这些文章主要就学制建设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如各级各类学校操办、课程等，结合日本教育的经验，为中国的教育改革献计献策。

《教育世界》上关于学制建设的探索文章，以及大量的日本学制史料和专著，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兴办新式学堂，注意学制问题的清廷大臣，也是《教育世界》的赞助人张之洞等人的关注，并且加强了他们学习日本教育制度的信心。张之洞在给张百熙的信中，特别强调“日本学制尤为切要”，建议张百熙派员考察日本教育。由于对罗振玉及其主持的《教育世界》非常赏识，甚至于1901年11月亲自写信给罗振玉，“欲请阁下主持，率四五人如陈士可等，即日东渡，竭数月之力，见实事，问通人，创立稿本”^[6]，派他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创立学制稿本。这件事要比张百熙派遣吴汝纶赴日考察（1902年5月）提前半年左右。在日本考察期间，罗振玉根据他考察日本教育所得，接连在《教育世界》第21号、24号分别发表了《教育赘言八则》《学制私议》等文章。

此外，王国维、梁启超、夏偕复、日本人辻武雄和高桥作卫等对中国教育改革和学制建设问题，在《教育世界》上发表文章进行热烈的讨论。这些教育改革的探索，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学制建设的步伐。

三、刊布清末学制建设的最新成果，促进近代学制的实施

《教育世界》不仅对清末学制的酝酿、讨论、建设贡献突出，而且对于学制建设取得的最新成果也积极地公布于世。例如，1902年8月15日，经过近一年半左右的酝酿，在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主持下拟订了一系列学堂章程文件，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共六件，统称《钦定学堂章程》。这个学制主要通过《教育世界》颁布到民间去的，分别于1902年9—12月在第34—39号全文刊载了这六个学堂章程。又如，在《癸卯学制》制定后，《教育世界》于1904年3—4月第71—73号“文牍”栏中以《新定学务章程》为题刊布了这个学制系统。此外，《教育世界》在“文牍”栏中，对学制制定后，各地上奏的较有代表性的地方性学制章程也积极发布，如两广学务处《两广蒙小学校拟章》（第75号）、《两广中学校章程》（第76号）、《两广师范学校章程》（第77—79号）、《两广公学章程》（第77号）、《江苏师范学堂招考章程》（第80号）、《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第86号）、《湖南仕学馆章程》（第87号），等等。这些地方性优秀学制章程的发布，使各地实施学制的情形得到了很好的交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末学制的施行。

四、刊译欧美教育制度，推动清末学制的改革和完善

清末两部学制的相继制定，教育界学习日本教育制度构建中国近代学制的工作也暂告一段落，《教育世界》迅速调整了刊载译文的重心，“在杂志的中后期逐渐转向介绍欧美教育”^[7]，即由完全倾心于日本学制转移到侧重于欧美和亚洲各国的教育及其制度。《教育世界》从1903年第42号（壬寅二十四期）开始，在“译篇”栏中逐渐增加有关介绍欧美、印度、朝鲜各国教育制度、教育机构、教育家及其理论、教员、学生概况的文章比例。自1904年2月第69号始，《教育世界》全新改版，设立“学制”固定栏目专门用于介绍欧美各国的学制系统。这些文章的发表为后来清末学制的调整提供了一定的决策参考，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中小学教育和女子教育方面，《教育世界》上曾刊载过《法国中学校学科课程》（1905年第98—103号）、《英国中等学校记》（1906年第128、132号）、《德国小学制度述略》（1905年第104号）、《英国小学制度述略》（1905年第104号）、《美国小学状况》（1906年第139号）、《德国小学教育》（1907年第140、141、142号）、《法国小学强迫制度述略》（1907年第148号）、《德国女子中等教育》（1904年第81、83号）、《英国女子中等教育》（1904年第85、86号）、《美国女子中等教育》（1904年第87号）、《述法国女子教育》（1904年第69号）、《论男女共学之利害》（1904年第71号）、《与友人论社会改良书一（女子教育）》（罗振玉1904年第88号）、《美国女子职业教育之一斑》（1906年第123号）、《欧美女学沿革史》（1906年第126号）、《记法国女子教育》（1906年第131号）、《瑞士女子教育》（1907年第145号）、《欧洲各国男女共学之现状》（1907年第151、152号）等文章，这对清朝末年学制在女子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制度方面的修正与改革，即于1907年正式开放女子教育，1911年议决实行义务教育，1909年仿德、法制实行文理分科等，都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在实业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方面，刊载的《论苏格兰补习科课程》（1904年第70号）、《奥地利实业教育述略》（1904年第72号）、《俄国实业教育述略》（1904年第73号）、《法国实业教育政策》（1904年第82号）、《德国补习教育制度》（1906年第117号）、《普国注重补习教育》（1906年第125号）、《记法国实业教育》（1906年第131号）、《记比利时实业教育》（1906年第132号）等文章，对欧洲各国的实业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宣传，为清末实施实业教育和1905年推行成人补习教育作了理论的指导和铺垫。

综上所述，罗振玉主持的《教育世界》积极参与了清末学制的酝酿、讨论、制定、发布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世界》积极有为，无论在学制史料及学制研究信息的采集、发布方面，还是在学制建设的探索、制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注释】

[1]罗振玉：《罗雪棠先生全集》（第5编），台北大通书局1973年版，第16页。

[2]赵健民：《吴汝纶赴日考察与中国学制近代化》，载《中国近代史》2000年2期，第52页。

[3]钱曼倩、金林祥主编：《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4]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6页。

[5]罗振玉：《教育私议》，载《教育世界》第1号。

[6]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

[7]马镛著：《外力冲击与上海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