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与中国教育学术发展

案例七　《教育研究》与中国教育学术发展

《教育研究》杂志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份教育理论刊物，对繁荣教育科研，促进教育理论创新，推动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它对中国教育学术研究的发展功不可没，在教育科研成果的及时发布与传播、教育科研人才的扶持与培养、教育学术交流与争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

一、传播教育科研成果，扶持教育科研工作者

《教育研究》作为我国重要的专业教育理论刊物，自创刊以来，在传播教育科研成果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它不遗余力地将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及时发表、公布出来，便于研究者与实践者、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与讨论，特别是将研究者与实践者联结起来，使得研究成果尽快传播到实践者当中。它已成为中国教育科研人员、中小学教师了解教育科研信息最主要的渠道之一。据统计，目前在中国境内，即便在一些偏僻的农村，学校一般也会订《教育研究》杂志给教师和学生阅读、学习。

此外，《教育研究》还将国内的教育科研成果及时传播到国外去。它充分发挥已有的国际影响和发行网络，通过发行英文版、电子版，与国外教育研究杂志联合组稿、交换稿件，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向国外著名学者约稿等，加大国际交流的力度，使我国教育研究的成果更多地走向国际，扩大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目前，美国、加拿大、以色列等国家的高等学校图书馆都订购有《教育研究》。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海外华人学者、留学生，《教育研究》是他们了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乃至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窗口。

在大力传播教育科研成果的同时，《教育研究》还十分注重教育科研人才的培养与扶持。有学者指出：“凡是在中国研究教育的人，恐怕没有人从未接触过《教育研究》。从1979年《教育研究》的创刊号起，这个刊物就对我研究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时还在上大学，读的是师范院校，虽然学的不是教育学专业，但教育学作为一门必修课，是每一个师范生都要修的。当时给我们讲授教育学课程的是董婉倩老师，是她告诉我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办了一份杂志，叫《教育研究》，办得很好，你们有时间要读一读。就这样，我开始接触《教育研究》。可以说，我是通过《教育研究》这本杂志，进入了研究教育的领域。”^[1]

《教育研究》在稿件的取舍上不唯名、不唯利，唯以稿件的质量为标准，先后发表了大量的中青年研究者的稿件，扶持了一大批中青年研究者。当今活跃在我国教育科学研究舞台上的一大批学者，可以说无不与《教育研究》的扶持有关。国内知名教育学者如是说：

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上研究生时，我们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的研究生就以能在《教育研究》发表论文为最高荣誉。每一期《教育研究》一到，我们一定要仔细认真研读各篇文章，有时还要组织讨论。我那时虽然只是个硕士研究生，但也斗胆地将自己的习作投给《教育研究》，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编辑部的用稿通知，不久稿件就正式发表了。这对于一个身处西部落后地区、就读于一个并非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来说，其喻义是深远的。现在，我虽然已经被评为教授，已经成为博士生导师，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在《教育研究》发表论文时的喜悦，也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教育研究》的扶持与帮助，我是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2]

作为一名作者和读者，我首先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教育研究》杂志在繁荣教育学术、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培养教育研究人才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感谢《教育研究》杂志对我个人学术成长的支持、帮助和培养。《教育研究》杂志作为高层次的教育理论学术刊物，非常重视扶持教育科研人才的成长，特别是注重培养青年科研人员，这是我一个深切的感受。我个人从一个教育学术的门外汉，成长到今天，成为一名有一定成绩的专业研究人员，并且负责一个地区的教育科研管理工作，在众多的培养因素中，《教育研究》杂志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我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支持年轻人发表成果，为其成长提供平台

改革开放初期，《教育研究》杂志的创刊，给教育科学的繁荣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一大批老专家焕发了青春，不断取得丰硕成果，《教育研究》杂志在发表、宣传、普及这些成果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教育研究》杂志没有忘记支持和帮助年轻人发表成果，并且对他们格外关心、宽厚和优待，即使成果不成熟、不完善，也要帮助他们改进，力争多发表年轻人的文章。我就是这许多年轻人中的一个……发表这些论文对我的学术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鼓励促进的作用。成果的发表在我内心深处转化为进一步研究的强大动力，推动自己不断努力，攀登科研的新高峰。二是宣传、桥梁的作用。通过发表成果，宣传了作者，也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的桥梁。我深受其益。在全国各地我所结交的学术朋友、建立的学术联系中，大部分是通过刊物发表论文提供的信息而建立的。这进一步促进了自己的学术成长。三是帮助提升的作用。年轻研究人员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职称的发展，都需要用发表的成果作为必要条件，而且各单位都把《教育研究》杂志发表的成果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有许多年轻研究者是通过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成果才不断进步的。我就是其中之一。没有这些条件，我是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的。所以，《教育研究》杂志为年轻人的成才提供了机会，搭建了平台，这一点是全国许多成长起来的教育学术人才的共识。

二、组织学术交流，为年轻人成长创造条件

学术会议是研究人员学术交流、学习的重要形式和途径。《教育研究》杂志非常重视抓教育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组织学术交流活动。我从中受益匪浅。我曾多次参加《教育研究》杂志举办或合作举办的学术研讨活动，如我参加了教育理论刊物学术研讨会、市场经济与教育发展学术研讨会、教育实验学术研讨会、创造教育学术研讨会、江泽民教育论述学术研讨会等。通过参加这些学术活动，我在开阔了学术视野的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了《教育研究》杂志的领导和编辑们的探索、创新精神和理论勇气，他们支持新研究、新观点、新成果的行动可敬可佩……像我这样经常参与《教育研究》杂志组织的学术研讨活动，通过发言或提交论文，获得教育学术界认可，从而得到进步和发展的全国中青年研究者有许许多多。这种形式不仅促进了研究，而且提供了以会交友、面对面交流的良好机会，对年轻人的学术成长具有独到的作用。

三、提供直接指导，扶持年轻人成长

20多年来，我与《教育研究》杂志的几任主编、副主编、编辑相识，直接得到他们的指导，受益匪浅。他们既是高水平的编辑，又是有着很深造诣的专家，在许多论文的修改上，给了我很有效的指导。例如，赵德强主编，李月章、夏宝棠副主编在教育理论研究论文方面给了我很多指导。青鲁臣副主编在指导我关于教育实验方法论研究方面，花费了许多心血。在连瑞庆任主编时，作为年轻的学者，我荣幸地成为《教育研究》编委会委员，多次参加编委会会议。我最早关于开发学生创造力的研究论文，就是在连主编的支持下于1993年发表的，当时这类专题的论文还没有，关于创造力开发还有一些争议，但《教育研究》杂志大胆刊发了，引起良好反响，并且推动了全国性的研究，而这一方面也成为后来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重点。之后的高宝立主编支持我们进行现代学校制度的研究，在这一研究成果中，我提出了理顺学校产权与经营权的关系，实行政校分开，引进市场机制调节教育资源配置的观点，研究论文发表在《教育研究》1999年第二期上。其中的一些观点与后来大家公认的有关著述是一致的，能够在几年前发表，显示了《教育研究》的前瞻性……

总之，《教育研究》杂志作为高层次的教育理论刊物，不仅具有高的学术品位，其刊风和编辑之风也是令人敬重的，这正是其学术魅力所在。在与其20多年的交往中，有许多编辑给了我支持、指导和帮助，在这篇短文中，难以一一描述。千言万语，只好凝结为一个衷心的祝愿，祝愿《教育研究》杂志越办越好，成为国际一流的刊物，为中国教育发展和学术繁荣做出更大贡献！^[3]

二、引领教育科学研究，倡导教育学术交流与争鸣

《教育研究》自创刊以来，始终以敏锐的眼光，关注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它每年都提出一个组稿计划，这些组稿选题都来源于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实践问题和教育科学发展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从最早关于教育本质属性的探讨到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讨论再到民办教育的研究；从普及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再到科学发展观与教育的研究；从教育学的科学性到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再到元教育学研究，等等，可以说都是在《教育研究》的引领下进行的。《教育研究》在不同时期的选题重点、组织开展的讨论，先后开展了一系列与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重大问题紧密相关的学术研讨，发表了一系列对教育改革、教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比如关于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全面小康社会的教育发展问题，教育经费的筹措和教育成本的合理分担问题，加入WTO的教育发展对策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与效益问题，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过程、形式和途径问题以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等相关论文的发表，都对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具有引领作用。所发表的重点文章等，基本反映了不同时期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主点和热点问题。透过《教育研究》，可以概览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教育研究》在引领教育科学研究方面，不是靠期刊垄断话语权实现的，而是通过倡导教育学术交流和争鸣，通过引导学术界自身探求来实现的。有学者如是说。

《教育研究》杂志不仅具有这样的学术地位，而且，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它大力倡导学术上的交流与争鸣，鼓励和支持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讨论。对于这一点，我的感受特别深刻。1998年，我在《教育研究》第十一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学校班级的社会属性的研究文章，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的研究观点。文章发表以后，南京师范大学的吴康宁老师在一次会面中，与我提起了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并对于我的观点和思路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而且提到希望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同我进行理论的商榷。我觉得吴康宁老师的意见是非常有价值的，也是值得我注意的，而且，如果能够在学术刊物上进行这样的讨论，对形成一种相互交流的学术气氛是非常有益的。但我并不敢相信在当时的学术杂志中，能够开展这样的商榷和讨论。因为，由于各种原因，这种事情当时的确不多。但是，杂志社的领导和编辑们却以一种理论探讨的视野和鼓励学术争鸣的态度，在《教育研究》1999年第六期上发表了吴康宁老师非常有见解的商榷文章。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它一方面深化了人们对学校班级的社会属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对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启发和帮助。可以说，正是在吴康宁老师的启发下，我对这个问题，以及与学校班级的社会属性相关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也撰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在前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深化了自己的理论研究。而且，《教育研究》杂志在2000年第六期也发表了我的这篇文章。更加有意思的是，尽管我与吴康宁老师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是，通过这样的讨论和交流，我同吴康宁老师的友谊与合作却得到了加强。他的博士研究生成为了我指导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而我的博士研究生也成为了他指导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我深深地感到，我与吴康宁老师在学术观点上的讨论本身已经越来越不重要，而更有意义的是，我们之间的讨论在倡导和建设一种学术上互相尊重和严肃地进行正常交流的风气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和贡献。如果说，这样的意义之所以能够得到实现，应该感谢《教育研究》杂志的支持和帮助，没有他们的工作，这样的讨论是不可能的。仅仅说《教育研究》杂志在一个高层面上反映了我国教育研究的成就和学术水平，还是不够的。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和感受，《教育研究》杂志同时在推动和促进教育研究方面，也做了许多的工作。记得在我国刚刚加入WTO的时候，学术界，包括教育研究领域的学者们，都在积极地讨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WTO的挑战。在其他学者的各种观点的启发下，我自己也写了一篇文章，着力研究和探讨了教育领域面对教育服务贸易的挑战时，应该如何加强教育标准的建设的问题。应该说，这种关于标准的讨论当时还是一个新的问题，特别是教育标准的研究，也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课题。虽然我写了这样的文章，但问题仍然不少，有些观点自己也不是非常有把握，所以一直没有勇气拿出去发表。恰好2001年9月，《教育研究》杂志举办了“加入WTO与我国教育改革学术研讨会”，我有幸参加了这个会议。正是在这个会议上，我听了许多专家的发言，受到了非常大的启发，使得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通过大家的帮助和启发，我的文章才得以发表，并且得到了有关部门和报刊的关注。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教育标准的研究成为了我一直比较关注的领域，而且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也不断提高。其实，我有许多文章都是在《教育研究》杂志领导和编辑的鼓励与支持下完成的。我觉得，这种研讨及其对教育研究的推动和促进，正是这样一本高层次杂志的重要功能。^[4]

三、支持原创性教育学术研究

“在《教育研究》杂志创刊25周年之际，我想用一句话来评价：《教育研究》支持原创性研究。”^[5]这是一位教育学者发自内心的评价。教育科学研究的生命在于创造性，《教育研究》杂志自创刊以来，支持众多原创性研究，有力地促进了教育科学的发展，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位学者如是说：

我非常感谢《教育研究》杂志对我的支持、关心和培养。1980年，我从教育研究部门调到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从事研究。我将自己研究和学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成果应用于教学论研究，撰写了论文《教学辩证法》。《教育研究》杂志将此文发表在《教育研究丛刊》1980年第一辑的首篇，此文被许多地方转载，给了当时还很年轻的我以极大的鼓舞。这奠定了我决心不离开教育研究领域的强烈信念。这20多年来，我未间断过对教育的研究，并先后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10篇论文。

经过多年思考，我从对“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研究中，悟出系统科学的三原理：反馈原理、有序原理、整体原理。我分析了系统科学三原理对教育科学的意义，认为这三个原理应成为教育学的科学基础。从系统科学三原理出发，能否演绎地得到教育技术、教育艺术、教育建模、教育哲学等领域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以及其他内容呢？应用“探索性演绎法”，我尝试后都能得到相应的结果。于是，我撰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及其对教育科学的意义》，此文在《教育研究》1984年第五、六、七三期上连载。应用系统科学方法论较全面地研究教育科学，建构一个教育学的“原理性理论”，我的这篇论文是具有一定原创性的，被《教育研究》评为优秀论文，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许多师范大学和部队院校转印此文。我将这篇长论文拓展为一本专著《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与教育科学》，于1986年出版。后来才得知，正是因为这篇论文和专著，我才被推荐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基本理论组”的成员，并连任三届直至2002年。

由于上述研究成果的发表，我被邀请到许多学校去讲学。根据广大教师渴望具有“操作性”理论的实际需要，我研究的重点转向“建模方法论”及“教育建模”。我总结出“定性建模”的基本程序和“定量建模”的基本程序，让广大教师易于理解和掌握“建模方法”，并能自觉地、自主地去建构教育模式。我于1997年6月在《教育研究》杂志发表了《论教育模式建构》一文。

我对于“建模方法”和“教育建模”的研究，除了满足广大教师渴望具有“操作性”的“建模性理论”的需要之外，还有较为深刻的现实背景。从历史上看，生产方式与教学方式的变迁常常是“相似的”“同步的”、相互适应的。从古代到中世纪，以手工生产方式为主，这是小规模定做式的生产（Mini Customization），其特点是耗原料、耗时间、成本高、效率低；但是常有能工巧匠具有高超的技艺，甚至使今人也叹为观止。与手工生产方式相应的教学方式是“私塾式教学”，其特点也是效率低、成本高；但有差异，能因材施教，教学模式可能因人而异，具有多样性。在近代，自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大生产方式成为主流，能大规模生产统一产品（Mass Produetion）。大规模机器生产是流水线生产，其特点是效率高、成本低、标准化，产品统一，缺少差异。与机器大生产方式相应的教学方式是“班级式教学”，其特点是统一的教学内容和要求，单一的教学模式和管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信息化社会的来临，大规模定做生产（Mass Customization）将取代单一的机器大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能大规模生产不同的产品，是柔性的生产线，产品多种多样，有差异，其主要的生产方法是：应用各种模式的迅速组合进行生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高效率、高质量，而且更重要的是能满足不同顾客的需要。有鉴于此，我认为相应的教学方式应当是“建模式教学”，即教师根据学生实际和教学资源，建构多种教学模式，以满足不同个性、不同发展方向的学生的需求。“建模式教学”将取代任何一种统一的“单一教学模式”的教学。“建模式教学”的特点是：教学内容相对统一，但又有差异，教学资源多样，师生有选择的余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改革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将来既有“国本教材”又有“地本教材”和“校本教材”的格局，必然要求“多种模式的教学方法”即“建模式教学”。这种教学方式，要求考虑师生的个性特点，能够组合和建构多种模式进行教学，学生也可以自选教学模式。这是我这项研究的深层意义。《教育研究》杂志当时能选中这篇文章，表明了其前瞻性眼光。

《教育研究》杂志总是支持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但有原创性的论文优先发表。具有原创性，常常具有风险性。有原创性并不能保证正确性，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2004年，《教育研究》第一期发表了我的新作《论思维模式的分类及其应用》。杂志社同志数次与我讨论和交换意见，力争做到“新的观点保留”，但是“行文尽量精益求精”。这种认真的态度，我深为感动。文风端正、学风正派是《教育研究》杂志最突出的特点，值得称誉。《教育研究》杂志陪同我走过了探索的25年，我感谢《教育研究》杂志。我个人的研究成果总是渺小的，但《教育研究》杂志汇总了各家各派的原创性研究，整合起来力量大哉！^[6]

1979年《教育研究》创刊号指出：“开展教育理论研究，为制定教育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是刊物的重要任务之一。”两年后该刊编辑部又重申：“《教育研究》所发表的一些有关教育问题的论文、资料、意见，都是研究性的，它只是提供给大家参考，供大家进一步研究，根本不同于国家的法令、政府的指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思索研究，对它们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教育研究》创刊后，无论是在编辑意图上还是在实际发表的文章中，都力求体现这一精神，从而改变了以往教育理论仅为政策作解释的传统模式。

【注释】

[1]邬大光、王嘉毅、栗洪武：《教育理论刊物的历史使命与学术责任——写在〈教育研究〉杂志创刊25周年之际》，载《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第83页。

[2]邬大光、王嘉毅、栗洪武：《教育理论刊物的历史使命与学术责任——写在〈教育研究〉杂志创刊25周年之际》，载《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第85页。

[3]邬大光、王嘉毅、栗洪武：《教育理论刊物的历史使命与学术责任——写在〈教育研究〉杂志创刊25周年之际》，载《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第87—89页。

[4]邬大光、王嘉毅、栗洪武：《教育理论刊物的历史使命与学术责任——写在〈教育研究〉杂志创刊25周年之际》，载《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第86—87页。

[5]邬大光、王嘉毅、栗洪武：《教育理论刊物的历史使命与学术责任——写在〈教育研究〉杂志创刊25周年之际》，载《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第89页。

[6]邬大光、王嘉毅、栗洪武：《教育理论刊物的历史使命与学术责任——写在〈教育研究〉杂志创刊25周年之际》，载《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第89—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