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教学中经典作品的再解读

大学语文教学中经典作品的再解读
——以小说《祝福》为个案的文本考察

郭剑敏^[1]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摘　要：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历来是大学语文教学的重点。在小说《祝福》中，鲁迅以讲述祥林嫂的不幸进而审视作为启蒙者的自己的社会价值，表达出了对思想启蒙的现实意义的深刻怀疑，也流露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心境。但鲁迅从体察底层不幸者出发，来反省自身的社会存在意义，这又是鲁迅思想认识的可贵之处，也是小说《祝福》思想内涵的独到之处。

关键词：经典作品；再解读；《祝福》

经典文本历来都是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重点与热点，对经典文本的阐释也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中，从这一层面上来讲，文本解读不存在误读的现象，只不过是后来的解读者在重新阐释文本的内涵而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由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对文本的解读成为一种规范之内的阅读与阐释，由此导致了对文本的非文学评价机制与阐释方式的形成，这便远远偏离了文学层面进行文本研究的轨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与重读现代文学经典的研究热潮的形成，主要也是针对以上的一种研究历史状况而努力重构文学史研究的格局与文本的释义系统。误读这一概念的出现，恐怕更主要地是想突出此前文本解读中所存在的有意识地偏离文本本意的阐释现象。对经典文本的再阐释通常一方面要解读出文本新的意义内涵来，另一方面也要对以往释义方式的形成原因进行剖析和研究。

《祝福》是鲁迅所创作的小说中十分重要的一篇，因长期以来一直入选高中语文课本，使得这部作品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被一代代的人们所熟知。有关这篇小说的主题内涵，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篇描写旧中国农村妇女苦难命运的作品，通常对其主旨内涵的解读不外如下：小说真实地描绘了劳动妇女祥林嫂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作品通过封建礼教吃人的血淋淋的事实，谴责了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这个制度和社会，也批判了周围群众所施于祥林嫂的冷漠、歧视和嘲弄。不错，就小说所叙述的主体内容而言，这样的理解也讲得通，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但是，仅仅停留于此的解读与阐释又似乎很不尽如人意，表达这样的主题的作品在二三十年代的小说中并不鲜见。就表现的深度、艺术的纯熟来说，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并不在其下，《祝福》的独特性又在哪里呢？同时，在这样的解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叙述主体被人们所忽略了，作为写作者的鲁迅的精神世界与创作心态被人们所遗忘了，而这不能不说是长期以来对小说《祝福》解读中的一种缺憾与偏失。

由《祝福》而窥鲁迅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这需要我们首先回到这部作品本身来进行重新的梳理。小说的作者是鲁迅，文中的叙述人是“我”，被叙述人是祥林嫂。在某种程度上，鲁迅与文中的“我”可以认为具有一种同构关系。作为文中叙述人的“我”是一位返乡探亲的新派知识分子，祥林嫂的故事便是由“我”的追忆而叙述出来的。这样，就故事的叙事而言，“我”既是祥林嫂命运的记录者，同时也是对其人生状况的反思者，也只有通过“我”这样一个具有启蒙思想的新派知识分子的审视，祥林嫂的遭遇才呈现出一种深刻的悲剧意识，这也正是小说中“我”与鲁四老爷面对祥林嫂时态度迥异的根源所在。这样来看，“我”对祥林嫂的关注与叙述，来自于“我”的一种启蒙意识与使命感，祥林嫂的命运便是在“我”的言说中而展开。“我”与祥林嫂是两个有着独立意义的主体，“我”是言说者，祥林嫂则是被叙述者，“我”的意义在于对祥林嫂命运的叙述，以及由此而对自身的反思，所以，关注与挖掘“我”在叙述祥林嫂故事过程中所流露出的心理意识也便是《祝福》这篇小说文中应有之义了，尤其当我们以此来观照鲁迅内在的精神世界时，这样的分析与解读更显得十分必要与关键了。

我们注意到，小说是从“我”于旧历的年底返乡探亲而写起的。在鲁迅的作品中，返乡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鲁迅笔下的鲁镇便是在作者一次次的“返乡”历程中勾勒出来的，我们知道，鲁镇是鲁迅小说中承载作者对乡土中国精神状态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这样来看，不仅是祥林嫂，整个鲁镇都是作者审视的对象，正是在这种审视中，有了“我”与祥林嫂的一场遭遇与对话。小说开篇即是写“我”与祥林嫂的突然相遇，让我们来看下，在这场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相遇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又传递出了怎样的信息。

我就站住了，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蹰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阿！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蹰，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1］

我们知道，就整篇小说的叙事安排来看，对祥林嫂身世命运的讲述，正是从这段对话之后而展开的。“我”与祥林嫂，一位是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位是蒙昧乡村中的贫苦劳动妇女。“我”见到祥林嫂时，她已是一位头发全白、瘦削不堪，眼珠间或一轮才知是一个活物的乞丐了。但就是这样一位衣食无依、流落街头的祥林嫂遇到“我”时，却没有向“我”行乞，而是询问了一个有关灵魂的有无的问题。无家可归的祥林嫂在此时已对生不抱任何的希望，她只是对死充满了一种恐惧，而这种恐惧并不是建立在对生的渴望上，而是一个有关死后境况的疑问，这一疑问，在祥林嫂看来也许只有从“我”这样一位“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读书人那里才能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这也是她濒死之际唯一的一点儿希冀了。所以，当祥林嫂遇到“我”后，便迫不及待地发出了内心的疑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而“我”面对着这样一种经历的祥林嫂，面对着这样一个全然意外的问题时，变得语无伦次起来，最后只能“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一场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对话就这样以启蒙者的落荒而逃而结束，作者也正是从这里拉开序幕，追忆了祥林嫂一生的遭际。小说以这样的方式展开叙事显然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策略的选择，而是隐含了作者的叙事主旨所在。如果说小说《祝福》的叙事中心是祥林嫂，那么，去掉开篇与结尾处有关“我”的两部分文字叙述也丝毫不影响祥林嫂这一形象的完整性以及我们对她的理解与把握。显然小说中“我”的出场与存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传递思想意识的支点，甚至可以说，由于“我”在文中的介入，使得祥林嫂成为了一个背景式的人物。而“我”与祥林嫂命运处境的碰撞，则应该是作者更为深刻的写作主旨所在。

启蒙是启蒙者的价值所在，祥林嫂于“我”而言，正是一位很值得关注的启蒙对象。“我”面对祥林嫂悲苦的处境而束手无策，这本无可非议。因为作为一个读书人，本来只能在经济上让自己安身立命而已，也无政治上的权势为祥林嫂提供生的权利与保障。但就是这样一个愚昧无知、生无可依的劳动妇女在她临死之际，唯一困惑的是有关灵魂的有无的问题，这理应是一个思想层面的问题，也理应由“我”这样的启蒙者给出答案，所以祥林嫂遇到“我”后便迫不及待地发出这一询问便在情理之中了。而“我”就在这最应该担起自己的职责、履行自己使命的时刻却变得语无伦次起来，甚至最后以逃离而躲避开去。在这里，鲁迅是真正地陷入彷徨，真正地彷徨于无地了。如祥林嫂一般，祥林嫂是生不得死不得，鲁迅则是肯定不得否定不得，语无伦次，不知所云了。“逃”意味着对责任的推脱，意味着对使命的放弃。“我”在这里的失语，也可以说是鲁迅的失语。当年毅然弃医从文，决心以文救人、以文立人的鲁迅在这里变得哑口无言了，启蒙者面对被启蒙者的失语是最大的不幸所在，尤其当面对祥林嫂这样一个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无助者的时候，无言以对的失语更是使人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哀痛。

可以说，启蒙者的自省是《祝福》的叙事重心所在。小说以祥林嫂命运的讲述不断完成的是对自我的剖析。小说开篇的一段对话，便将启蒙者置于被审视的境地。当“我”终于在惶惶不安中听到祥林嫂的死讯时，“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面对祥林嫂惨状的束手无策，“我”也只好以“无聊生者不生”来聊以自慰，这其中所隐含的无奈之情是可想而知了。这样我们也便可以解读出鲁迅在小说结尾处所写的那一段内心独白式文字的涵义了：“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此段文字可以说以乐写悲，在祝福的鞭炮声中，感觉到一种懒散而舒适的情状描写，不如说是一种人生虚无的感慨。小说于以此段文字收笔，可以说正是对开篇处失语后逃离行为的一个呼应。启蒙者既已无语可言，不如在这祝福的气氛与天地众生一并来共享这“幸福”与“快慰”了。小说以“祝福”为题显然是一种反语，但这不仅仅是反衬祥林嫂的悲苦命运，更主要的是对自己无奈心境的解嘲。正如鲁迅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所谈到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由是观之，鲁迅在《祝福》这部作品中所表达出的思想感情应该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渗透出一股虚无的气息。《祝福》完成于1924年2月，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25日上海《东方杂志》半月刊第21卷第6号，后收入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是《彷徨》中的第一篇。《彷徨》是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所收的作品完成于1924年至1925年间。《彷徨》中的《在酒楼上》写于1924年2月，写的是难以名状的无聊；《伤逝》写于1925年10月，写的是走投无路的悲哀；可以看出，鲁迅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笼罩着一种悲凉的气息，完成于此期间的《祝福》当然也不会例外。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是鲁迅思想情绪最为低沉的一个时期。鲁迅曾写下《题〈彷徨〉》一诗回叙当时自己的感受与处境，诗作这样写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值得注意的是，《野草》中的作品也基本上完成于此时，《野草》中的大多作品是鲁迅彼时内心世界的展露，在《野草》题辞中作者写道：“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发表于1924年12月8日《语丝》周刊第四期上的《影的告别》中写道：“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2］在完成于1925年1月的《希望》一文的最后写道：“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3］可以说鲁迅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笼罩着一种独孤、苦闷、虚无、绝望的情绪，正如鲁迅在1925年3月18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到的：“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可以看出，灵魂的自剖、对启蒙的反省是鲁迅这一时期所创作的作品的思想核心，《祝福》置身期间，又何尝不是同一认识的表达。

鲁迅以讲述祥林嫂的不幸进而审视作为启蒙者的自己的社会价值与人生价值，这可以说是鲁迅思想认识的深刻所在。“五四”时期不乏揭示底层者不幸人生境况的作品，但就主旨而言，大多指向的是对黑暗、不公的社会现实的批判。而鲁迅却能在体察底层不幸者的同时，来反省自身的社会存在意义、剖析自己的灵魂世界，这是鲁迅思想认识的可贵之处，也是小说《祝福》思想内涵的独到之处。过去常常把《祝福》的主题解读为表现了祥林嫂的悲剧命运，批判了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吃人礼教。这一主题内涵的解读中突出的是文本的反封建思想内涵。不错，反封建是“五四”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作为新文化运动先行者的鲁迅当然也有着强烈的反封建的思想要求。从《祝福》本身来看，它也的确有着这一思想内涵的表达，但是，对于小说所承载的丰富、复杂的思想内蕴来说，这样的解读显然是无法令人满意的。重新解读《祝福》思想表达的主旨所在，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作品内涵阐释的丰富与扩大，同时也意味着重新估量作品的思想价值与文学意义，这也正是重新阐释经典文本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鲁迅．祝福［M］／／鲁迅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32－148．

［2］鲁迅．影的告别［M］／／鲁迅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345．

［3］鲁迅．希望［M］／／鲁迅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350．

【注释】

[1]郭剑敏，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