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第五节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暴亡，黎元洪继任总统，是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期间，“博采众议，厉行革新”，将一个充满封建官僚习气、迂腐的旧北京大学，改造成为一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充满生机的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理论，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汉代就设有太学，其后又有国子监相沿袭，直到京师大学堂设立而将其废止。太学与国子监其实质就是我国古代的国立大学。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中国起步却很晚，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是其标志。

19世纪四五十年代，清政府中的一些开明人士，有鉴于鸦片战争失败给我国带来的深重灾难，遂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抵御外来侵略。1862年，清政府为了便于对外交涉，下令在总理衙门下开设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现代新式大学的发轫，它后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成为京师大学堂最早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鉴于开办学堂、学习西学为当务之急，经北洋大臣王文韶的准许，在天津创设了北洋西学堂。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建议设立府州学、省学和京师大学堂等三级制学校，各以三年为期，这是第一次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总理衙门认为，建立京师大学堂，事归官书局管辖，建议由管理官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筹办理”，将议复之事推给官书局。时任管理官书局大臣的是孙家鼐，他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不仅明确表示设立京师大学堂是官书局“分内应办之事”，而且认为京师大学堂设立是一种“创举”。尽管孙家鼐积极支持设立京师大学堂，但由于恭亲王奕和大学士刚毅等的阻挠，建立大学堂一事终被搁浅。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宣布维新变法的《明定国是诏》中特别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109]6月26日，光绪帝再次发布上谕，严令“即著迅速复奏，毋再迟延”，“倘再仍前玩曷，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110]。1898年7月3日，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当天，光绪帝批准了京师大学堂章程，正式下令开办京师大学堂。命令称：“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英才。现据该王大臣详拟章程，参用泰西学规，纲举目张，尚属周备。即著照所拟办理。”^[111]同时任命孙家鼐^[112]为京师大学堂首任管学大臣，同时令官书局、译书局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统一管理。

辛亥革命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1月5日，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5月，教育部呈文建议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推荐严复任大学校长。呈文云：

为荐任大学校校长事：北京大学堂前奉大总统令京师大学堂监督事务，由严复暂行管理……窃维部务甫经接收，大学法令尚未订定颁布，北京大学堂既经开办，不得不筹商目前之改革，定为暂行办法。查从前北京大学堂职员，有总监督，分科监督，教务提调，各种名目、名称，似欠适当，事权亦觉分歧。北京大学堂今拟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分科大学教务提调即行裁撤；大学校校长须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学学长中荐一人任之，庶几名实相符，事权划一，学校经费亦得借以撙节。现已由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谓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其余学科，除经科并入文科外，暂仍其旧。俟大学法令颁布后，再今全国大学一体遵照办理，以求完善而归统一。谨呈^[113]。

1912年5月3日，国民政府批准教育部的呈请，京师大学堂遂改称为北京大学校。袁世凯发布命令：“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此令。”国务总理唐绍仪、教育总长蔡元培署名^[114]。于是，严复成了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毕业于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的严复在留学期间潜心研究过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回国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译述西方名著，先后发表了《原强》、《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在理论上为维新变法进行积极宣传。他最早翻译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学说惊醒昏昏沉睡的国人。

严复接办的北京大学困难重重，首当其冲的是办学经费十分拮据。辛亥革命爆发后，“学部分文不发，堂中异常支绌”。大学堂接连几个月没有领到经费，“几至不名一钱”，“此校仅图看守，亦且费用无从出”^[115]。在严复的多方奔走、积极争取下，终以借债维持办学。严复在为北京大学争取办学的过程中因得罪北京政府教育部的当权者，于1912年10月被迫辞职。此后，教育部任命章士钊为北京大学校长。章士钊因事未能到校赴职，故而教育部任命马良代理校务。是年底，马良被迫辞职，何燏时^[116]继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3年秋天，教育部为减省经费，几次要停办北京大学，欲将之并入天津北洋大学，遭到何燏时及全校师生反对。何为此给大总统呈文，曰：“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不齐一，可以力加整顿，而唯此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要遽行停止。”^[117]由于何燏时和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与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准备裁并北大的企图被打消。然而由此他与教育总长发生龃龉，并不满袁世凯独裁，遂萌生退意，于1913年11月5日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同月13日教育部命胡仁源代理北京大学校务，1914年1月8日，胡仁源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直至1916年12月6日辞职，由蔡元培继任。

二、就任北京大学

1916年9月1日，旅居法国的蔡元培收到时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发来的促归任职电文：“转悲为喜蔡鹤卿先生鉴：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范源濂宥印，外交部代。”^[118]10月2日蔡元培由马赛乘轮返国，11月8日抵上海。

蔡元培回归上海后，其挚友对他出长北大意见分歧颇大，多数人持反对意见，尤以马君武反对甚切，认为北大太腐败，稍有不慎反而会有损自己的声名。但也有少数人说，既然知道其腐败，就更应该进去整顿，即使失败，也算尽了心。孙中山认为，北方需要传播革命思想，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帝王思想和官僚习气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带有全国性的教育，不仅利于教育的发展，而且利于传播革命思想，力持北上就职^[119]。孙中山的卓见甚合蔡元培心愿，增强了他北上赴任的决心。

1916年12月23日，蔡元培由上海抵达北京。12月26日，他被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到校就职^[120]，而教育部也发函并送简任状一纸。

迳启者：准铨叙局咨开，上年十二月二十立日奉大总统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此令。等因奉此，相应将简任状一张送请查照署名转发等因，并送简任状一张到部，相应函送贵校长查收可也。

此致

北京大学校长

附送简任状一张

中华民国六年一月十日^[121]

至1923年1月，此间，除了1920年11月至1921年9月，蔡元培因赴欧美各国进行教育考察由蒋梦麟代理校长外，在其余5年半的时间里均是由他直接主持北京大学校务。

1923年1月，蔡元培因罗文干案发表《不合作宣言》，愤然离校出京。7月20日，他再度离沪赴欧留学。1926年2月，蔡元培应北京政府教育部电促回国。1927年8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政府颁布“大元帅令”，将北京大学等北京国立九校合并成立“国立京师大学校”，京师大学校校长由教育总长刘哲兼任，蔡元培北大校长名义，于此时取消。所以，蔡元培后来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122]此后，1929年9月至1930年9月，蔡元培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但是他没有赴任，由陈大齐^[123]代理。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期间，厉行革新，消除积弊，使北大“学风丕振，声誉日隆”，面貌焕然一新。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初办时，所收学生悉属京官，被称为老爷。每个学生都雇有当差，他们读书其志不在求学，而在于猎取功名。学堂的监督和教员则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其多数为封建官僚。教员是否受敬重不在其学问之高低，而全赖其官阶之高低。由是，此时之全国最高学府，实质上并不是什么学术机关，实乃变相的官僚衙门，时人称之为“官僚养成所”。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校长后，便按照西方国家的大学模式和教育方针对北京大学大力进行整顿和改革。

首先是改变学生观念。蔡元培认为，北京大学“著名腐败的总因”在于学生进大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求学问，而是以大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因此，他说“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124]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向学生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抱定宗旨。他告诫学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二是砥砺德行。蔡元培说：“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125]三是敬爱师友。蔡元培说：“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126]蔡元培对学生所提出的上述三点要求，痛斥时弊，展望未来，既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又鞭辟入里，亲切感人，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其次是严选教员。教师素质的高低是一所大学成败的关键，留学欧洲多年的蔡元培深谙此道。蔡元培认为北京大学之所以声名狼藉，“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127]因此，蔡元培认为欲整顿北大，延聘教师是其重点。在延聘教员上，蔡元培坚持“积学与热心”的双重标准。他提出“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128]对于那些学术水平低下，不适合在大学任教的，不论中外教员，蔡元培都一律按聘约合同予以解聘。

由于北京大学文科中顽固守旧人数甚众、势力强大，是阻碍学校传播新思想、实行改革的“桥头堡”。故而，蔡元培首先从北大文科开始实行大刀阔斧的整改。自清末至民初，北京大学文科一直由“桐城派”的古文家主持教学大政。1902年，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立即聘请桐城派的陈衍、林纾等人在大学堂的文科担任教员。1912年，严复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在文科添设了教务处，在吴汝纶的建议下，聘请桐城派另一领袖人物姚永概担任教务长。1914年，夏锡祺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立即聘请黄侃、马裕藻、沈兼士等章太炎一派学者来校任教。这一派教员以黄侃为首大力倡导晋宋之文，藉此打破桐城派的学风，一时间音韵考据之风大盛，蔚为壮观，人们称之为“文选派”。无论是“桐城派”还是“文选派”，其教学内容都因袭古人、陈腐守旧，教学形式单一、呆滞，严重窒息学生的自由思想，极不利于民主、科学精神的倡导与传播。鉴此，1917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撰文指斥北大文科“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他说：“玄同年来从事教育，深慨于吾国文言文之不合一，致令青年学子不能以三五年之岁月通顺其文理，以适于应用。而彼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之典故，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因之时兴改革文艺之思，以未获同志，无从质证。”^[129]革兴教学，打破北大文科多年来僵死的积弊是具有进步思想教员的同共心声。

1917年1月13日，刚刚出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留日学生拒俄运动领导者汤尔和与沈尹默的推荐下，立即聘请留日归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同时把陈独秀在上海主编的《青年杂志》（第2卷改名为《新青年》）也迁移到北京。此后又聘请了李大钊、钱玄同、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一大批具在新思想的优秀教员。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教员开设的课程^[130]如表3-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师资与教学，不难发现重视西方哲学、文学的特点。

表3-1　北京大学文科教员开设的课程（1918年）

（续表）

蔡元培在大力广纳优秀教师的同时，也坚决地辞退了一大批学术不高、品德低劣、玩忽职守的教员。比如，品行不端的所谓“探艳团”团长、英文教员徐佩铣等人被解聘出校；1920年，蔡元培又把精通德语、英语，古文功底深厚，但在课堂上却主要胡诌“君师主义”、讲《英诗》一年只讲6首的辜鸿铭从教员队列中予以驱除。蔡元培解聘外籍教员遭受了来自多方的压力，其中一个法国教员要起诉他。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则为被黜退的牛兰德（Newland）、斯华鲁（Swallow）和克德来（Cartwright）3人说情，要求改变辞退决定。当遭到蔡元培拒绝后，朱尔典威胁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随即，英国驻华公使向北京外交总长伍廷芳交涉，要他向蔡元培施加压力。伍廷芳遂写信要求蔡元培以大局为重，改变决定、和平解决辞退一事。1917年5月，蔡元培回复伍廷芳说：“本校辞退克教员，系按照合同第九条办理，毫无不合……虽承贵部谆谆以和平解决相劝，而苦于别无办法。若该教员必欲赴诉，则听其自由而已。”^[131]蔡元培对于教员的延聘既不拘一格广选人才，又坚持原则，有一定的标准；同时，他对教员又十分爱护和尊重。由此，北大教员人才济济、荟萃一堂，在200多个教授中，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这些宝贵的人力资源为北大后来的革新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