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进步学人的影响

第三节　清末民初进步学人的影响

自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华帝国多年来紧锁的国门，常以“世界中心”自诩的天朝上国在西方侵略者面前不堪一击，鸦片战争一役，中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烟消云散。近代中国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一个时代，同时又是中华民族觉醒、省思、奋起的一个时代，无数爱国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救国图强的道路。其中，一些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认为近代中国的贫弱、落后源于教育体制的守旧，抑制了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中国几千年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教育，把培养仕宦之才作为教育的主旨，由此而产生的重道轻艺、贵义贱利、学而优则仕的教育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广泛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从而形成了一种深沉的文化心理积淀。欲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则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只有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教育制度，改变陈旧的教育内容，研究学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才能使国家不断走向强盛。

一、严复对蔡元培的影响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易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被毛泽东誉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63]。他译著颇丰，详细介绍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和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借“进化论”鼓吹变法图强，深刻影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转变、教育制度的改革以及科学文化的发展。诚如美国学者史华兹所言，严复“的确对他同时代的青年人，和对现今已七八十岁的中国知识界、政治界的杰出人物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梁启超深受他的影响，而其他各类人，如胡适、蔡元培、鲁迅以及毛泽东，也都在年轻时受到他的影响”^[64]。

严复13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由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在船政学堂的5年时间里他学习了数学、理化、天文以及航海专业的基础课程，尤其是英文学得十分扎实，这为他日后的留学、翻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76年，严复以优异的成绩被选派出海留学，先后在英国的普茨茅斯大学和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在留英期间，他除了研修海军专业外还精心研读了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等著作。由于对英国社会政治的浓厚兴趣，致使严复广泛涉猎了大量关于资产阶级政治的学术理论。

严复在留英期间对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极为推崇，认为其思想与著作“可谓完备”^[65]。他说：“斯宾塞尔者，亦英产也，与达氏同时。其书于达氏之《物种探源》为早出，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而于一国盛衰强弱之故，民德醇漓合散之由，则犹三致意焉”。“斯宾塞尔全书而外，杂著无虑数十篇，而《明民论》、《劝学篇》二者为最著。《明民论》者，言教人之术也。《劝学篇》者，勉人治群学之书也。其教人者，以濬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66]严复非常赞同斯宾塞关于国民基本素质与国家、民族、社会强弱兴衰、进步与否的总体判断之观点，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社会的强弱、兴衰、进退与其国民体力、智慧和品行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严复指出：“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小大虽异，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67]这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有它的广大民众能够充分享受自由权利，国家才能够完全独立自主，前者是基础与前提条件，而后者则是结果与归宿。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有感于甲午战败后时事弥艰，严复开始致力译著，并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严厉斥责历代帝王是“大盗窃国者”，力主变法图强，欲以西方自然科学取代科举八股文章。至1909年，他先后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西方名著，达160多万字。他通过翻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将逻辑归纳法和演绎法介绍到中国，其中对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尤为重视，并猛烈抨击陆、王学派主观唯心主义的“心成之说”。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严复是近代中国系统翻译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尤其是他通过《天演论》的翻译，将救国救民的思想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紧密结合起来。“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68]。所谓“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当一物与他物竞争时，或存或亡，取决于天择；所谓“天择”就是经过自然选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经过这种弱肉强食的争斗，得以常存的，便都是强悍的良种。这种生存竞争的规律，不止“动植如此，民人亦然”^[69]，“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70]。由此可知，人类只是生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自然不能回避竞争、优胜劣汰的恒常规律。由于严复在思想意识上秉持“进化论”这把锐器，以民族利益为价值尺度，对中西方文化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比较研究，从而使其思想不仅具有强烈的爱国性，同时还不乏批判性。

严复的《天演论》等译著出版后对中国的思想解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蔡元培深受其影响。据蔡元培日记记载，《天演论》出版之后9个月他即认真读完一遍，1899年1月13日的日记又载：“复读《天演论》导言”，并在手稿中对该书内容作了概括。1月28日，蔡元培撰成《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读后》一文，简述了进化论的大意，对进化论的观点给予重视和赞赏。在日记里，还有其阅读《支那教案论》（严复译，［英］宓克著）、《国闻报》（1897年严复、夏曾佑创刊于天津）和请人代抄严复杂著的记录。阅读严译著作，使蔡元培对西方社会学说有了更系统的了解，思想认识豁然开朗^[71]。在描述读过这些书籍后的感觉时，蔡元培说：“又四五年，而得阅严幼陵氏之说及所译西儒《天演论》，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乃证之于旧译《物理学》、《心灵学》诸书，而反之于《春秋》、《孟子》及黄梨洲氏、龚定庵诸家之言，而怡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1901年4月，蔡元培的《自题摄影片》四言诗写成：“山阴（蔡为浙江山阴人——笔者注）蔡氏，元培其名……丁戊之间，乃治哲学。侯官（指严复）浏阳（指谭嗣同），为吾新觉。愤世浊醉，如揉如涂，志以教育，挽彼沦胥。众难群疑，独立不惧。”^[72]由此可知，在蔡元培看来，严复无疑是一个先知先觉的启蒙思想家，作为科第出身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并没有专残守旧，而以严氏之先进思想涤荡自已之陈旧陋见，无异于注入了一针社会意识形态的新鲜血液。

在晚清新旧文化剧烈冲突和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之际，“蔡元培是从严复出发，将中国文化发展引导到现代的”^[73]。以译介西学并加以舆论鼓动来影响中国民众思想巨变的严复毅然反对以所谓“中体西用”、“中本西末”的方式来接受西方文化，他指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主张学术应黜伪崇真、去芜存菁。严复再造的体用一致的教育原则，是一个融合中西的理论模式，“他的这一新的教育原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自己以往的偏颇，而且极大地回击批判了喧嚣一时的中体西用论，他在1902年之际，即达到了辛亥革命后有识之士们如蔡元培才认识到的高度”^[74]。严复作为把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知识介绍入中国的第一人，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认为，这“标志着向西方寻求真理由感性到理性、由具体到抽象、由形式到内容、由现象到本质这条‘天路历程’中不断上升的一个界碑”^[75]。蔡元培对作为传介西学先行者的严复是非常敬重的，但对严氏的保守与倒退，蔡元培同样对其也是有批判的。蔡元培批评严复将“On Liberity”（论自由）改译书名为《群己权界论》的落后保守思想。他指出，严复“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进派，听说他常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后来他看得激进的多了，反有点偏于保守的样子”^[76]。他主张保持我国“固有的文明”，并在此基础上吸取世界各国新的理论成果，作为国人的“活”的思想营养。希望在吸取其精华之中达到“粹美之域”，且能陶铸国人“文明的人格”。蔡元培深刻认识到，欲创造出一种新文化，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化，吸取其精华，从而开辟出一条中国文化的新路。基于严复、蔡元培对待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把整合古今中西文化归纳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伪存真、推陈出新”的文化观，显示了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蔡元培先生在高等教育管理上一直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自由民主理论，但仔细辨析考察这一理论，也可以发现其受严复影响的脉络。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取代康有为“三世说”，他鼓吹“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论世变之亟》），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原强》）。“从某种意义上说，蔡元培是严复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新文化实践者。”^[77]蔡元培在治理高校的实践中反对封建统治钳制思想所造成的一片沉寂，主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讲学自由，“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学术民主管理的典范，不仅实践了严复“以自为体，以民主为用”的主张，而且还对其有所超越和发展。

二、王国维对蔡元培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和蔡元培是两位无可争议的最具影响的大师级人物，尤其两人在美育上可谓双峰并立，同映同辉。王国维首倡美育，是近代中国美育理论的创始人；而蔡元培率先实行美育，毕生提倡，且亲身躬践，普及美育理论，最终确立起美育的重要地位。王国维早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旧学教育，后来他在康德、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家的影响下，用西方理念总结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在中国近代教育方面作出了独创性的研究，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我国的美学、戏曲和甲骨能称为专门之学，王国维居功至伟。王国维自6岁始入私塾，15岁进州学，后又学于杭州崇文书院。他中过秀才，早年学习日文、英文，研究哲学、文学，受到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和文艺思想的影响。1898年，王国维在上海担任《时务报》的书记和校对时，业余去罗振玉的私立东文学社跟随日本教习学习日文、英文及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901年，王国维任中国最早的教育刊物《教育世界》主笔，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心理学和教育学，阐述了进步的教育思想。

1906年，王国维随同罗振玉进京，先在学部任总司行走，后任学部图书局编辑。同年发表《论教育之宗旨》，提出教育宗旨在于培养能力全面、和谐发展的“完全之人物”^[78]。至此，王国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明确提出培养完全人物的德、智、体、美四育主张的第一人。1914年，王国维作《国学丛刊序》，表明了他的学术思想：“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与无用也。”^[79]王国维的一系列著作及其所从事的教育活动，鲜明地表明了他欲通过改革教育来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

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美学家康德所创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美学体系，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中国的王国维、蔡元培相继成为康德美学思想的崇拜者和传播者。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一文中对美的本质解释为：“为了判别某一对象美或不美，我们不是把（它的）表象凭借悟性连系于客体以求得知识，而是凭借想象力（或者想象力和悟性相结合）连系于主体和它的快感和不快感。”^[80]基于这一前提，康德断言，美“只能是主观的，不可能是别的”，不但如此，康德还进一步认为人们作审美观照的时候不依赖概念，更不涉及任何利害关系。他说：“若果说一个对象是美的，以此来证明我有鉴赏力，关键是系于我自己心里从这个表象看出什么来，而不是系于这事物的存在……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人必须完全不对这事物的存在存有偏爱，而是在这方面纯然淡漠。”^[81]康德也承认，对于事物的存在，人们可以产生愉快的情绪，这种愉快的情绪，康德归之为“快适”和“善”。他解释说：“快适，是使人快乐的”，“在感觉里面使诸官能满意”，“快适也适用于无理性的动物”。“善，就是被他珍贵的，赞许的。这就是说，他在它里面肯定一种客观价值”。然后，康德强调，只有对于美的欣赏“是唯一无利害关系和自由的愉快，因为既没有官能方面的利害感，也没理性方面的利害感来强迫我们去赞许”^[82]。康德抛开美的客观性、社会性等，他的对于美的本质的看法纯然只是他的哲学中所谓“物自体”在美学上的演绎，他的这一观点势所必然成为后来许多唯美主义美学的理论靠山。

康德在西方美学史上划时代的贡献在于使得审美获得独立与自律的存在，开启了美学现代性的新时代。王国维因康德而开始接触西学，然而康德的理论艰深晦涩使他不能甚解，遂借叔本华转而领悟康德之学说：

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1901～1902），癸卯（1903年）春始读汗德（即康德）之《纯理批评》（即《纯粹理性批判》）。苦其不了解，读几半而辍。嗣读书本华（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1904年）终，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康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其与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悦神释也……今岁（1907年）之春，复返而读汗德（康德）之书，嗣今以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汗德（康德）^[83]。

王国维通过叔本华而学习康德美学、哲学，因此在对康德美学的描述中常与叔本华相关联：“德意志之大哲人汗德（康德），以美之快乐为不关利害之快乐。至叔本华而分析观美之状态为二原质：（一）被观之对象，非特别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二）观者之意识，非特别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84]王国维深受康德“审美无关功利”观点影响，无论是进行纯粹的美学探讨还是对中国文学艺术的评价，他都将这一美学命题作为自己学术话语的核心主旨，同时还把“形式”也纳入自己的美学理论：“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矣。虽物质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在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之自身言之，则一切优美皆存在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凡吾人所加于雕刻书画之品评，曰‘神、韵、气、味’，皆就第二形式言之者多……至论其实践之方面，则以古雅之能力，能由修养得之，故可为美育普及之津梁。”^[85]在宏观上，王国维接受康德“审美无关利害”的观点；而在微观上，王国维把“形式”这一概念引入同时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神、韵、气、味”相融合，可以说把西方美学思想的精髓完全植入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环境与土壤，从根本上内化了“审美无关利害”的旨意。并且王国维进而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显然这比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的表述更为具体、明确。王国维引进西方美学观，一方面让一股新鲜的学术空气吹拂中国的思想界，从而唤醒中国学人对“美”的兴趣和觉醒；另一方面他又开掘了中国的古典美学，让这股潮头继续地获得升涨，以达到深邃而美妙的境地。故有论者称王国维为：“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美学家，又是我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美学家。”^[86]

王国维深受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浸润和濡染，其美育思想扎根于中国本土文化。他推崇孔子教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87]。美育不仅可以培养人的情感，而且还可以教化德行、启迪智育，但是他又指出这三者的关系非并列：“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独立，而互相交错者……此三者不可分离而论之也。”^[88]其中，美育在促进个体培养感情的同时可以辅助德育、智育：“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为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89]王国维指出，只有德育、智育、美育三者并行而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的训练，方才能使人成为“完全之人物”，这也是教育的主旨所在。蔡元培毕其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倡导并推广美育，他“以为吾国之患，固在政府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而其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药之”^[90]，故从“教育救国”的宗旨出发，把美育列入新式教育方针的内容。为了“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这个目的，蔡元培认为以德育为中心的教育有赖于智育和美育的帮助，比如“修身，德育也，而以美育及世界观参之”^[91]。由此可见，在这一点上，蔡氏和王氏的观点如出一辙，皆认为美育并非只注重感情教育。此外，蔡元培还认为世界有现象、实体之体，“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达到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92]。

在论述美育的作用时，王国维和蔡元培两人都涉及美育与宗教的关系。在论及治疗鸦片之疾的良方时，王国维认为有宗教和美术两种方法。宗教是适合于下流社会，而美术适合上层社会。比较而言，王国维更重视美育的功用：因为“吾人对宗教之兴味存于未来，而对美术之兴味存于现在。故宗教之慰藉，理想的也，而美术之慰藉，现实的也”^[93]。但王国维认为宗教是不能废的，非谓上流社会不能有宗教上之信仰，下等社会不许有美术之嗜好也。而蔡元培则不然，他于1917年明确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他认为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宗教是排斥现象世界，而仅以服务实体界为目的。蔡元培并不把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隔开来，因而不能用宗教来作为沟通两个世界的桥梁。蔡元培认为：“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94]从宗教自身发展的视域来看，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自然知识、道德都已独立于宗教外，因而宜用美育取代宗教。

王国维和蔡元培的美学观都以康德哲学为基础，都把客观世界分为现象和实体两个部分，同时他们的美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文主义的理性光芒。但由于两人的经历、身份等诸多不同，两者对美育的论述又有很大的区别，对美育建立的具体作用也不尽相同。王国维的思想一方面以学者的严谨而著称，一方面又彰显其试图为人世求得救赎的人性之美善，故王氏的美育思想与其学术立场一致，肯定审美独立存在的价值，主张美育有特殊的目的和功能。蔡元培虽然肯定美育的功效，但他主要是把美育当成实现他现实的道德政治理想的目的而服务的。王国维由于个人性情和学术志向的原因，倾向于学术理论的建设，因此他的美育思想哲学思辨色彩很浓，但缺乏实践操作性。蔡元培却将其美育思想与救国救民的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关注现实层面的可行性操作。王国维对美育的主要贡献在于为中国现代美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蔡元培则为美育在中国的普及、推广贡献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在清末民初社会急剧转型的中国，王国维和蔡元培都非常重视高等教育。王国维认为，为学当然是从小学、中学而到大学，但从逻辑层次上讲，欲兴小学、中学，则必依靠大学培育人才，因而大学教育实是中小学教育的基础，发展高等教育尤为重要。王国维在《论近年学术界》一文中论述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不带任何功利、政治目的学术观。他认为：“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95]蔡元培受王国维的影响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没有好的大学便没有中学的师资，没有好中学，便没有小学的师资，所以应以办好大学为先。

三、胡适对蔡元培的影响

20世纪初的那场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知识分子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场以“个人主义”为指导的反传统的“文艺复兴”。在这场运动中以胡适为首的一批得风气之先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以“重估价值”为武器，传播新知、批判旧学、启蒙思智、激荡文化，秉持“批判”的态度以“怀疑”的眼光重估一切固有文化，中国近代的政治文化、学术思想由此为之一变。被后人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晚年直言：“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96]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自5岁启蒙受过9年私塾教育，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影响，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接受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7月回国。

1917年9月12日，胡适经陈独秀举荐与蔡元培于北京大学结识，此时，年过半百、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乃休休有容一长者，而怀揣博士文凭27岁的青年胡适却为一锐意进取的“海归”才俊。胡适因蔡元培的赏识和提掖，顺捷跻身文教上流，而蔡氏依凭胡氏欧美派的坚强实力而刷新校政，力主“西化”。就年龄而言，蔡元培与胡适实属两代人，但是“他们拥有完全相同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几乎一致的教育主张。同时，二人在性情和处世方面亦相当接近……蔡元培与胡适的交谊，可以看做是蔡元培与欧美派知识分子非同寻常的关系的一个缩影。蔡元培在文化背景上本属于康梁一代人，却能与后起的欧美派知识分子建立特殊关系，由此可以看到他在文化上的两代人之间所发挥的连接作用。这也是他能在近代文化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的人际原因”^[97]。此后20余年蔡元培与胡适合作融洽、过从颇密，构成五四以来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俨然成为民国时期知识界的主导力量。

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自由主义是近代才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它是由“现代性”（modemity）带来的一套论述，其思想源头可上溯到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不过，作为一种自觉理论，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由主义才以主义的形式在西方出现。1812年当西班牙自由党首次采用“自由派”一词标榜他们促进立宪政府的决心时，自由主义才开始以一种具备现代意义的名词被人们所不懈追求与广泛使用。自由主义首先是“关于‘自由’的，除了个人的自由外，再也没有别的自由”^[98]。所谓“自由”，是一种个人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其意味着，个人尊严在政治上受到保障，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所赋予，而且其功能在于保障这种神圣的个人权利。其次，自由主义的基础与出发点是个人主义，其焦点在于解决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自由主义在中国最早可追溯到严复，他所译介的约翰·密尔的《群己权界论》和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自由主义的论著，是英美自由主义传入中国的源头。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旗手梁启超的自由理论，可以看做是中西自由主义合流的产物^[99]。

蔡元培与胡适作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两个突出代表，突破了年龄界限，跨越了社会地位的悬殊，数十年间几乎始终密切合作，显然是他们站在了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潮流前列，并且具有共同的文化思想旨趣——对自由、民主、科学的终身服膺与不懈追求。就蔡元培与胡适各自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主张和社会活动观察，应当属于“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所谓中国式自由主义，表面上似乎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更多呈现宽泛性和包容性的特点。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其天性而言，本来就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由化倾向，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知识分子对于新知识、新技能的“本能”追求，使得其不断地向社会多元和人格独立自主方面发展，因而在思想意识上倾向于民主，乐于看到绝对权力的淡化，而对来自权力系统的高压控制秉持一种坚决的排拒心理。

蔡元培与胡适在接受西学新知的过程中，皆深受《天演论》之影响，不过蔡元培是在学问、思想业已基本定型的情况下接受进化论观念，而胡适则是在正值青春年华努力吸吮外界知识营养的黄金时代涉足进化论新知的。因此，在完成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的实际过程中，蔡元培采取的是迂回曲折“兼容并包”的方式，而胡适则采取的是直线急进“全盘西化”的方式。

大力输入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科学是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首要使命，蔡元培和胡适皆不遗余力地倡导西方的民权观念，或以之为培育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基础，或以之为实现宪政的终极目标。蔡元培任民元教育总长后于1912年2月11日发表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指出：“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100]此后，他在《育德学校演说之述意》中强调：“法自革命以后，有最显著、最普遍之三词，到处揭著，即自由、平等、友爱是也。夫是三者，是否能尽道德之全，固难遽定，然即证以中国意义，要亦不失为道德之重要纲领。”^[101]在几千年来视道德教化为根本任务的中国社会，意欲注入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民权观念，这是蔡元培对民主从理论上的服膺到付诸实施的自觉追求。蔡元培对于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信奉甚笃，他坚信“现代文化，基于科学”，正是在西方近代科学不断发展和快速推进的前提下，近代文化、文明才得以产生和发展。然而，以近代西方科学为基准来审视中国，不无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至少两千年来没有面向更高的科学教育，而却是用完美品质去塑造人，赋予他一种文学素养而已”^[102]。在蔡元培的视野中，虽然古代中国有不少的科学发明，但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几乎悉凭其自生自灭，“惟乾嘉以后之汉学，精研博综，不特超轶宋明，亦为汉儒之畏友；且其实事求是之精神，尤与欧洲输入之科学不谋而合”^[103]。胡适亦持同样的观点，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汉学可以当得起科学的名称”^[104]。在政局风云变幻的五四时期，积极向西方输入科学以改良社会是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

在对待西方文化上，胡适比蔡元培更为直接急进，堪称科学方法和自由主义的宣讲师，他是五四以来真诚信奉民主共和制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源于他留美十年间接受了严格的现代民主政治训练，是在杜威、罗素等国际学界泰斗的影响下形成的。他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105]胡适从杜威那里继承的思想主要有三项：一是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使胡适等人相信可以像知识研究那样科学地、分门别类地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具体问题；二是渐进的、点滴的社会改造策略，鼓舞一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耐心地坚守文化教育阵地，从文化与社会的最基本改造做起；三是将民主的含义大大地泛化，推广到所有的领域，使得这一本来在古典自由主义辞典中纯粹的政治概念，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属性，因而也获得了普遍的支持。

作为一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在胡适看来，中国被传统政治文化统治了两千多年，个人被彻底扼杀，所以造成了中国的僵死和落后。然而新社会、新国家，必须是由为数颇众的爱自由、爱真理的人所建造的，绝不是“一班奴才”所能完成的宏大使命。所以，中国的出路在于首倡个人主义，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把自己铸造成器，成为在思想信仰上自由思考、独立评判、不迷信权威、不崇拜教条、不固执成见，用“存疑”的眼光“重估一切价值”，同时要敢于负责任。胡适对易卜生推崇备至，认为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易卜生曾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做海上擅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106]。能够在浩瀚的大海从沉船中救出自己，这便是最彻底最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中指出，青年要铸造“自由独立的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就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107]。

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史上，胡适的锐意西化几乎举世公认，而蔡元培则略显温和含蓄。就形式而言，前者直线急进，后者迂回徐行；就效果而言，两人各有优劣，互为补救，相得益彰，共同引领着动荡、陈腐、守旧的社会朝着自由、民主、科学的方向迈进。

蔡元培与胡适除了文化思想上的互吸互补外，就教育而言，两人在很多方面也不谋而合，能够达成高度的一致。

首先，两人都偏重于高等教育。1912年，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就大学与小学孰为重要的问题与教育次长范源濂有过一番讨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办好中学？中学没办好，怎么能办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则说：“没有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整顿大学。”^[108]由此可见，蔡元培的兴趣偏向于高等教育，认为大学比小学更为重要。十年后的胡适在向美国人阐述自己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时“主张先从高等教育入手，高等教育办不好，低等教育也办不好”^[109]。与蔡元培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而从此前的1914年胡适发表在《留美学生年报》上的《非留学篇》则可管窥其对高等教育的观点。胡适首先批评当时留学的两大失败：其一，政府不知振兴国内教育，而惟知派遣留学，其误在于不务本而逐末；其二，留学生志不在为祖国造新文明，而在一己之利禄衣食，志不在久远，而在于速成，其误在于留学生志趣卑下。然后他指出振兴国内高等教育则是为国家造新文明的根本长久之图。因为国内大学乃一国学术文明之中心，“以有本国之大学在，有教师在，有实验室在，有课堂校舍在，则犹有求学之所，有扩广学问之所也”^[110]。他说：“吾国诚以造新文明为目的，则不可不兴大学，徒恃留学无益也。”^[111]胡适留学期间，看到美国“不仅大学林立，并且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高等教育体制，不少大学已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112]。反观国内情况，他颇感汗颜。“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仅有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等寥寥几所，国立大学仅有从清末京师大学堂衣钵下脱胎换骨的北京大学一所。”^[113]因此，他怀着迫切希望提议一方面要在国内增设大学（在国内最大都会建立直接隶属中央教育部的国立大学；在各省视本省之急需设立有专业特色的省立大学；鼓励私人捐款办大学；增设专科学校以造就实用管理人才），另一方面则是要“提高”——在大学中设毕业院（即研究生院）。

胡适认为高等教育积累了人类文明的精华，保存了一国文化中最具有活力和创造性的一部分，这样的经验正是反观西方近代发展生机勃勃之根本经验。他指出，正是西方各国的大学教育的成功才推动了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胡适十分重视教育对人的成长所具有的特殊作用，正是在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这一意义上，他肯定了高等教育可以让人“看得更远一些”。1917年10月，教育部召议大学改革办法，胡适力主改分级制为选科制，议案通过后，胡适便拟定了具体的章程和细则。胡适希望打破单一专业、学科的限制。北京大学于1919年正式改用选科制和分系法。胡适还提出“仿效美国大学建制实行各科教授会制度”，提议“设立各科各门研究所，以使本科毕业生继续从事较深的专门研究”。胡适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实效，“创行选科制，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成立研究所，给学生的进一步深造和教员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召开教授会，打破了受政府官僚体制制约和影响的旧有学校管理制度，确立了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新体制”^[114]。

其次，共同的教育独立思想。蔡元培、胡适皆坚持“由教育家办教育”的主张，力主教育摆脱来自政治和宗教等外在势力的牵扰，以期达到一定的独立状态。众所周知，蔡元培在出长北大时，极力排除来自政府、外国驻华使者及其他社会强势者的种种干涉，苦苦支撑北大，坚决主张由教育家按教育规律办教育，使北大由一所迂腐的官僚气十足的旧大学一跃而为充满活力的新式最高学府，成就卓越，有口皆碑。

胡适的教育独立思想源于其独立自由精神。他曾说：“‘自由’是学校给予师生的，‘独立’则为创造的”^[115]，“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原则之下，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116]。胡适于1932年12月在答友人“关于中国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时、饱含深情地说：“教育之惨坏，与制度无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经费不足，无计划之可能，办学者不安定……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117]从这简明扼要的回答里我们可以概括出胡适先生关于教育独立的思想内涵包括：第一，独立的教育经费来源。胡适非常注重独立的经费来源在保障教育正常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强烈呼吁资产丰裕者应多投资兴办教育事业。在胡适先生的多方努力下，从1931～1937年的7年间，北京大学和中基会共提出合作款项多达195万元之巨，“北京大学凭借中基会的这一资助，聘请了一批知名教授，添置图书仪器，补助学生，修筑校舍，学校的办学条件大为改善”^[118]。第二，教育应该相对独立于宗教和政治。胡适与蔡元培先生对此有着惊人的一致，均极力主张教育应该相对独立于宗教与政治。1925年，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因为反对章士钊，于是提出脱离教育部之管辖，胡适等欧美派人士此时却独持异议，其理由是：高等教育（大学）应置身政治纷争之外，“努力探索学术的自由发展，从而为国家留下一个以研究学术为皓旨的机关”^[119]。针对国民党政府向大学及高等教育机构大肆安插党羽，以致酿成风潮的行径，胡适于1932年7月明确表示反对：“凭借大学校长的地位来扩张一派势力或一党的方法，结果必至于不仅使学校的风纪扫地，而且使政府的威信扫地。”^[120]在教育与宗教关系的问题上，胡适先生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他认为：学校是传播科学知识、培养社会栋良人才的神圣之地，绝不是为某一宗教组织聚众收徒布道之地。利用学校这一特殊的教育机构来传教、充分利用青少年幼稚单纯的灵魂来传教，这无异于是一种藉欺诈诱骗而牟取暴利的卑劣行为，是有违道德基本要求的行为^[121]。第三，教育应秉持一种与社会其他组织机构截然不同的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之风。如果说教育相对独立于政治和宗教束缚以及教育具有独立的经费来源是保障教育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那么教育意欲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的“有高价值的创造”，则必须从其内部营造一种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浓郁的学术研究氛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捍卫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是胡适先生教育独立思想的真谛所在。

1937年7月，胡适向在庐山举行谈话会的蒋介石提出“教育独立”的具体主张就是：现在当局担任官职的人员不得兼任公（私）立大学的校长（董事长），更不得藉用手中权职之便以国家公款津贴所主长的学校；党派势力（政治势力）不得肆意侵入教育；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的行为应受到中央政府的严厉惩戒^[122]。发展教育和科学研究必须遵循其自身规律，不应受外界因素的纷扰和牵制，教育必须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这既是五四时期进步学人对于发展教育的呼吁与诉求，同时也反映出这是一条具有恒久价值的教育发展的外在依赖条件。

四、陈独秀对蔡元培的影响

蔡元培与陈独秀^[123]相识于清末光绪年间，相同的文化观与相近的教育观使两人共事于北大，交相辉映，相得益彰。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是时，僻居江津的陈独秀虽然疾病缠身、心力交瘁，但却挥毫泼墨，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写下《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124]，深情地回忆两人过从甚密的交往，并在文中盛赞蔡元培先生对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倔强地坚持着（虽然态度很温和），不肯通融；具有容纳异而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追思往昔，真挚情感与沉痛悼念溢于言表。

蔡元培和陈独秀是大清帝国的最后一代臣民，作为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他们既服从于科举取士的祖宗之制，而作为新一代开明知识分子又放荡不羁，具有反对传统、开拓进取的求新精神。蔡元培16岁时考秀才，所作的八股文甚为大胆，文章开头便写“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周作人曾回忆说，幼时读蔡元培先生的中试朱卷，感觉颇深，“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文的规矩”。陈独秀对束缚个性的八股文从小就十分厌恶，他17岁那年通过了县考、府考，在院试时，试卷的题目是《鱼鳌不可胜食也林木》的截搭题。他对此语句不通的题目以不屑和玩世的态度，胡乱地把《康熙字典》上所有鸟兽虫鱼草木的难字和《昭明文选》上荒谬的古文杂糅在一起，填充成一篇皇皇大文。令他意外的是，如此草率的文章居然中了第一名秀才，此事使他更加鄙薄束缚思想、愚昧守旧的科举考试。

1903年8月，《苏报》被查封后，陈独秀便与章士钊、张继等编辑《国民日日报》，该报因竭力宣传“排满革命”思想，故而在清政府的蛮横干预下只办了3个多月就不得不停刊。1904年，陈独秀回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该报思想激烈，立论鲜明，装帧美观，从而赢得社会贤达的青睐，有“最开风气”之美誉。1903年，蔡元培与刘师培等创刊《俄事警闻》（次年2月改名《警钟日报》），蔡元培因办报而知晓“皖城志士”陈独秀，特别是对他锲而不舍的倔强精神十分钦佩。故而，1904年11月蔡元培与陈独秀初次见面就如同阔别老友重逢，思想文化与时政观点甚为相同。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当时，《中华新报》说：“蔡孑民先生于22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国人对蔡元培改造北大之厚望，由此可见。秉持“教育救国”思想的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执事后，关于选定文科学长一事曾撰文回忆：

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的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方法，次第执行^[125]。

向蔡元培郑重推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人，除汤尔和外，还有知名教授沈尹默。沈在回忆中曾说：

1917年，蔡先生来北大后，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我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到北京募款来的。”我问了他住的旅馆地址后，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过天去拜访。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其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说，要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我遇见陈独秀后，也即刻告诉了汤尔租，尔和很同意推荐独秀到北大，他大约也向蔡先生进过言^[126]。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致函教育部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函文最后附履历一份：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该月13日，北京政府教育部签发“教育部令”（第3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1917年1月底，陈独秀赴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他同时还把《新青年》刊物搬到北大来办。1918年9月20日，陈独秀在北大开学仪式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指出现在大学生求学之目的，不外乎三类：①研究学理；②备毕业后用；③得毕业证书。“惟第一目的，始于大学适合。”这与蔡元培要求学生“抱定求学宗旨”不谋而合。为了达到深入研究学理的主旨，他提出三项办法：一曰注重外国语；二曰废讲义；三曰多购参考书，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陈独秀独特的教学观与方法论彰显了他的反传统思想和适应形势需要的极具启发性的创新教育精神。蔡元培与陈独秀在对北大改革的认识上高度一致，配合默契，从而掀起了北大波澜壮阔的改革。

陈独秀与蔡元培在对教育的作用上几乎达到了惊人的一致。蔡元培认为教育可以立国救国，教育应旨在立人，人立则国立。他主张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教育必须要与革命相结合，教育应为革命培养人才、准备干部、储积力量，进而为国家的兴旺发达从根本上做好充分的准备。陈独秀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与教育是否发达息息相关，教育弱则国弱，教育强则国强，并断言“社会之文野，国势之兴衰，以国民识字者多寡别之，此世界之通论也”^[127]。具体而言，教育的功用首先表现在启迪智慧，改造思想，使广大民众从愚昧走向睿智，促进社会以一种欣欣向荣的姿态持续健康发展。“教育是智慧的源泉”，“舍教育以外，不足以培养社会上经营各项事业之人才”^[128]。其次，教育推动社会各个领域与层面的发展，是改造社会的一种利器。他在《新教育之精神》说到：“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是很大的。社会要是离了教育，那人类的知识必定不能发展，人类的知识一不发展，那国的文化就不堪问了。”^[129]他还在《平民教育》一文中不容置疑地断言：“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而且是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工具。”^[130]第三，教育对于完善人格的塑造，这一点陈独秀与蔡元培达到了惊人的一致。陈独秀认为人类美点，可由教育完全发展；反之，人类的恶点，也可由教育抑制其发展并次第削减。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破坏和建设同时进行的文化革命。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五四精英既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检讨西方文化，同时又建设适应社会形势发展需要的新文化。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和“科学”两大口号：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陈独秀发表的《文学革命论》具有强烈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蔡元培非常赞赏该文并撰文称：“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以陈独秀为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了坚定、勇猛的攻击，并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它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对中国广大民众，尤其是思想守旧的知识分子和缺乏信仰的青年进行了一次民主和科学的洗礼，形成了中国一场空前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打开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大门。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31]陈独秀指出：“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他特别强调，无论提倡哪一种文化，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都应该“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文化必须要与社会进步保持相同的发展方向和协律，才能“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社会的环境”^[132]。陈独秀认为文化必须强调它的创造性，指出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步，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陈独秀正是把这种以创新为基础所形成的文化认识观与历史使命感带进北京大学，从而开启了北京大学文科震撼式的改革。

蔡元培与陈独秀在北大并非科层管理中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一对心灵默切、志同道合的战友。陈独秀深谙蔡元培的教育救国苦心，从而竭诚尽力；蔡元培极其欣赏陈独秀的才情睿智与反传统的革新批判精神，故对其关爱有加并积极支持。北大资深教授梁漱溟先生后来十分中肯、客观地评价说：“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陈独秀先生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栓，讲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133]蔡元培与陈独秀基于思想认识上的一致而互相协作，在对新文化的认识与改造上，陈独秀比蔡元培深刻且更具有创造性；在教育的功效上，蔡元培比陈独秀更为全面。两人吸长补短、交相辉映，引领了一个教育文化改革的新时代。

【注释】

[1]高平叔.蔡元培哲学论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16.

[2]高平叔.蔡元培哲学论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18.

[3]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六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98.

[4]汤广全.论蔡元培的中庸观［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7.

[5]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七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1.

[6]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七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2.

[7]高平叔.蔡元培哲学论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52.

[8]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六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74.

[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37.

[10]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379.

[11]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42.

[12]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271.

[13]丁学良.什么是一流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9.

[14]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173.

[15]蔡元培.蔡元培教育论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25.

[16]蔡元培.蔡元培教育论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26.

[17]蔡元培.蔡元培教育论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27.

[18]蔡元培.蔡元培教育论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185.

[19]蔡元培.蔡元培教育论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21.

[20]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262.

[21]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475.

[22]胡愈之.我所见的蔡元培先生［A］.蔡元培研究会.论蔡元培［C］.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189.

[23]容闳（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人，1847年随勃朗牧师赴美，1850年考入耶鲁学院，1854年获文学士毕业，1876年获耶鲁法学博士学位。1872年奉命率学生30人赴美留学，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评价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24]［美］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10.

[25]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3年利玛窦与罗明坚进入中国，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1595年利玛窦在南昌建立传教驻地，并出版了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论》；1598年利玛窦和礼部尚书王忠铭一起到达北京；1600年，利玛窦带着庞迪我神父和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再度赴京，并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物，深得明神宗信任。明神宗遂下诏允诺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

[26]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A］.林李楠，杨永波.西学东渐与明末清初实学教育思潮的变革［C］.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19.

[27]杜石然.中国科学技术史（通史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799.

[28]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

[29]郑也夫.西学东渐与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J］.浙江学刊，1994（4）：62.

[30]我国著名思想家魏源（1794～1857）在所著的《海国图志·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敌制胜。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从反侵略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现了一种崇高、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

[31]费正清.剑桥晚清中国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73.

[32]奕（1833～1898），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封为恭亲王。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留守北京，“督办和局”。10月24日、25日，奕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11月，奕与慈禧勾结，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奕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大力支持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

[33]曾国藩（1811～1872），字伯函，号涤生，湖南省娄底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封一等毅勇侯，他是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晴“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他积极倡导洋务运动，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34]曾国藩.曾文正公杂著（卷一）［A］.郭齐家，葛新斌.西学东渐与中国教育目标的近代化［C］.教育研究，1997（7）：62.

[35]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军功显赫，历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1865年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故而，世人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36]李鸿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A］.郭齐家，葛新斌.西学东渐与中国教育目标的近代化［C］.教育研究，1997（7）：62.

[37]1894年4月，沈寿康在《匡时策》中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95年8月，工部尚书兼管官书局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1898年5月，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张之洞为了调和统治阶级顽固派与改良派之间的矛盾，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洋务实践，把前辈的思想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个口号，成为洋务派的思想武器。他在《劝学篇》中写道：“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38]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350.

[39]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90.

[40]中国近代史丛刊编委会.洋务运动（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158.

[4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5：27.

[42]张之洞.劝学篇［A］.郭齐家，葛新斌.西学东渐与中国教育目标的近代化［C］.教育研究，1997（7）：62.

[43]梁启超.学校总论［A］.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120.

[44]梁启超.学校总论［A］.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121.

[45]杜石然.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250.

[46]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A］.袁凯声.西学东渐与国人的心态和觉悟［C］.史学月刊，2000（6）：73.

[47]蔡元培研究会.论蔡元培［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190.

[48]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69.

[49]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394.

[50]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54.

[51]蔡建国.蔡元培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94.

[52]高叔平.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343.

[53]罗家伦.逝者如斯集［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57.

[54]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台北：时报出版社，1996：79.

[55]高叔平.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378.

[56]高叔平.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382.

[57]高叔平.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412.

[58]蔡元培研究会.论蔡元培［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212.

[59]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42.

[60]蔡元培研究会.论蔡元培［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190.

[61]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5.

[62]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6.

[6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474.

[64]［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3.

[65]［英］斯宾塞.群学肄言［M］.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7.

[66]王栻.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

[67]王栻.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

[68]王栻.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14.

[69]王栻.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

[70]王栻.严复集（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25.

[71]吴玉伦.论严复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J］.贵州文史丛刊，2005（3）：67.

[72]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一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13.

[73]刘惠文.蔡元培的文化思想［M］.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8：196.

[74]崔运武.严复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113.

[75]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589.

[76]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353.

[77]刘惠文.蔡元培的文化思想［M］.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8：197.

[78]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93.

[79]王国维.国学丛刊序［A］.王国维.王国维遗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62.

[80]［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39.

[81]［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40.

[82]［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46.

[83]王国维.静安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75.

[84]王国维.王国维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254.

[85]王国维.王国维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187.

[86]金大陆，黄志平.王国维、蔡元培与中国现代美学的缘起［J］.中州学刊，1990（2）：64.

[87]王国维.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53.

[88]王国维.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46.

[89]王国维.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47.

[90]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30.

[91]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7.

[92]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8.

[93]傅杰.王国维论学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09.

[94]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33.

[95]傅杰.王国维论学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14.

[96]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N］.中央日报，1940-03-24（1）.

[97]张晓唯.蔡元培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194.

[98]［英］安东尼·德·雅赛.重申自由主义［M］.陈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1.

[99]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2.

[100]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131.

[101]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238.

[102]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473.

[103]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130.

[104]胡适.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J］.北京大学月刊，1919（1）：37.

[105]胡适.胡适全集（卷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685.

[106]胡适.胡适全集（卷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613.

[107]胡适.胡适全集（卷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615.

[108]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七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197.

[109]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5.

[110]胡适.胡适全集（第2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3.

[111]胡适.胡适全集（第2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3.

[112]谢长法.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26.

[113]谢长法.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27.

[114]欧阳哲生.胡适与北京大学［A］.解析胡适［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50.

[115]胡适.胡适全集（第2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24.

[116]胡适.胡适全集（第2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317.

[117]胡适.胡适全集（第3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74.

[118]欧阳哲生.胡适与北京大学［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51.

[119]胡适.胡适全集（第2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21.

[120]胡适.胡适全集（第2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72.

[121]胡适.胡适全集（第3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834.

[122]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7）［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59.

[123]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字仲甫，号实庵，安徽安庆人。早年毕业于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1901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1905年创建安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16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党的最高领袖。

[124]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N］.中央日报，1940-03-24.

[125]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A］.高平叔.蔡元培选集［C］.北京：中华书局，1959：288.

[126]沈尹默.我和北大［A］.五四运动回忆录［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65.

[127]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合肥人民出版社，1990：549.

[128]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79.

[129]陈独秀.陈独秀教育著作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229.

[130]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29.

[131]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如何学习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又说，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2]陈独秀.陈独秀教育著作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40.

[133]张晓丽.蔡元培与陈独秀共育新北大［J］.江淮文史，1997（4）：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