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包”的价值取向

第一节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价值取向

作为哲学重要范畴的价值取向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秉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它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对主体自身、主体间关系均有重大的影响。不同历史社会时期的个体其价值取向各不相同，“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以义取值；“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是以爱取值；“言不信者，行不果”，这是以诚取值；“百善孝为先”，这是以孝取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以仁取值，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就蔡元培而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20世纪初他在主政北京大学改革期间提出来的著名的治校方略。他要求“循‘思想自由’之通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并藉此作为建设新文化的总方针。他的“兼容并包”深含“开放自由”之旨趣，即要适合于社会时代的新文化精华通过“兼容”的形式而“并包”起来，同时达到能够把陈旧的封建专制文化糟粕通过“自由”竞争的举措使其“淘汰”出局。毋庸置疑，“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中闪光的内核，同时从哲学的视域而言，它更是蔡元培人生操守与追求的价值取向，是其教育实践的一块不可撼动的理论基石。

一、思想自由

“思想自由”可谓蔡元培人生价值追求的航标，在几十年的教育活动中，他一直将其作为主导思想自觉地运用于教育实践，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教育管理思想。1919年3月18日，蔡元培在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中云：“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取兼容并包主义，循‘思想自由’原则……无论为何种学派与流派，只要它言之有理，并且持之有故，尚未达到自然淘汰之运命者，即使彼此相反，也完全听任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1]这是对思想自由在治校实践中的典型的高扬与捍卫，让自由之思想在学术之殿堂大行其道，从而促进学术的发展与繁荣。

在精神自由的王国里，没有独尊的学说，这是蔡元培思想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维度。他在对西欧多次考察的基础上指出，西方近代大学之所以办得蒸蒸日上、学术之花争相绽放，其“大学之所以为大”，就是因为他们遵循了思想自由的通则，能够让哲学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的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的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上的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学上的乐天观与厌世观，“樊然并峙其中”。对西方大学这一办学通则，蔡元培赞赏有加，1918年7月，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2]毋庸置疑，秉持“思想自由”之办学方针，这不仅对打破长期以来抱残守缺之中国“学术专制之积习”以及由此带来的狭隘的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私心理具有开创性意义，而且有利于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争鸣、发展以及整个学术思想的催繁出新，一如我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春秋战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曾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观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3]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拥有一个自由、开放的政治环境，从而创造出了后世无可企及的璀璨文化。诸子百家虽“皆务于治”，但政府却从不干预学宫的一切学术活动，使诸子能够在学术上保护绝对的自由与独立。他们聚集学宫讲学辩难，纵横捭阖、自由发挥，绝不根据自己学派的好恶“独尊”或压制其他学派的发展，在相互的激励中创造出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但令人不无遗憾的是，随着秦帝国对文字、货币、度量衡的统一，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繁荣就被“独尊”所取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随之而画上了句号。在强大专制集权的威慑下，“独尊”使中国知识分子或沦为政治权力的寄生虫或成为统治阶级钳制广大民众的工具。

纵览我国的学术思想史，蔡元培认为，“我国学说，则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自清谈家之浅薄利己论外，虽亦多出入佛老，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在蔡氏看来，自汉以来，在我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学说的进步是非常缓慢的。而唯清之黄宗羲、戴震和俞理初等人“已渐脱有宋以来理学之羁绊，是殆为自由思想之先声”^[4]，故弥足珍贵。秉持“思想自由”价值取向的蔡元培在诉诸于教育实践中还表现为其对学生个性、特长、能力、兴趣等方面和谐发展的特别关注。众所周知，我国几千年以来的封建科举取士教育是以扼杀学生独立思想个性、造就温驯人才为旨归，学生死记硬背科举“经典”，在圣贤阴影下亦步亦趋地习循僵死的“八股”老套，在此过程中渐次淡化其独立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为了改变这一违背教育发展规律的现象，蔡元培提出教育要根据学生的个性发展特点，尊重个体的思想自由。他说：“教育者，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5]这种对“个性”的尊重与对“自然”的顺从无疑是新教育基本精神的基点。从这一精神出发，蔡元培先生激烈反对专己守残、固步自封，要求学生努力拓展知识面，提倡文理交融渗透，各种知识互渗互补。教育教学的成败得失其关键点在于教师所传授的知识能否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其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教育教学法与“展个性”、“尚自然”之新教育精神可谓融会贯通、一脉相承，正是“思想自由”在学生身上的实施与展现。

二、兼容并包

“哲学”是希腊文Philosophia的译语，它是合philos和sophia而成的，philos是爱，sophia是智，合起来即“爱智”之意。为此，哲学家并不自以为智者，而仅仅自居于求智者。蔡元培认为哲学家追求的智不是限于一事一物的知识，而是普遍的。若要寻一个我国用过的名词，以“道学”为最佳契合^[6]。“万物各异理，而道盖稽万物之理”，“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尽稽万理”，“所以成万物”的道“就是把各种科学所求出来的公例，从新考核一番，去掉他们互相冲突的缺点，串成统一的原理”^[7]，这正是哲学的任务；而道之“至天地之消灭也不死不衰”就是“无穷”、“不灭”的境界，正是哲学所求的对象；哲学理论方面所求的是“形而上”、是“绝对”，正与道学中“圣人执其玄虚，用其周行”之“玄虚”啮合，而道学之“周行”是由一切善与美的价值所取决，正是哲学之内容。以中国传统之“道学”诠释西方文化之“哲学”是蔡元培哲学基础的逻辑起点，并藉此而形成其兼容并包的价值取向。

在对哲学本质的追寻与叩问上，蔡元培说：“平心而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产物，决没有偏取一方面而排斥他方面之理；以伦理为中坚，而以论理与美学为两翼，这才是最中正的哲学。”^[8]这是因为“哲学是从怀疑起来的，所以哲学家所得的解说，决不禁人怀疑。而同时怀疑的也决不止他一人，就各有各的解说。我们自老子首先开放，便有孔、墨等不同的学说接踵而起，希腊自泰利士创说万物原素，就有安纳西门特、安纳西米尼斯等不同的学说接踵而起”^[9]。并且，因各人的哲学程度不同，信仰当然不一样，一人的哲学思想有进步，信仰当然可以改变，这全是个人精神上的自由，断不容受外界的干涉。由此可见，无论是对哲学本质的追寻与探讨，还是就个人囿于学识之限对哲学的理解、领悟、掌握程度以及个人的信仰而言，都应秉持“兼容并包”思想，而不能“偏取一方面”或随意干涉个人精神上的自由。诚如蔡元培1922年4月9日在北京非宗教大同盟讲演大会上所言：“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盲从的信仰，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10]

蔡元培“兼容并包”的价值取向对学生而言在于彰显以培养其完全人格之目的。所谓完全人格，又称“健全人格”，特指德智体美诸方面和谐发展的理想人格，突出体现其对道德教育和世界观教育的认识。蔡元培指出，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是强兵富国的必然之路，但是，如果“兵强”而流为“私斗”和“侵略”，“国富”而不免“智欺愚”，“强欺弱”，导致“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悲剧”，那么，这样的教育也就没有什么价值。有鉴于此，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都必须以“道德”为根本。当然，这里的道德不是中国传统社会封建统治阶级极力倡导的“三纲五常”，而是近代意义上的“公民道德”。他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11]显而易见，蔡元培旨在以西方近代新道德，去代替中国封建社会陈年因袭的旧道德。虽然他所提倡的“世界观教育”最终因其时特定的政治环境而没有被纳入当时的教育方针，但其以公民道德为核心的德智体美诸教育和谐发展的“完全人格”论，不仅是应时而兴的先进教育思想，同时也是他“兼容并包”的价值取向在特定时期教育实践中的应然诉求。

学贯中西的蔡元培以一双学人的慧眼敏锐地指出，自中世纪以来西方大学之所以办得蒸蒸日上，其“大学之所以为大”，就是因为这些大学遵循了思想自由之通则，能够让哲学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伦理学上的动机论与功利论、经济学上的干涉论与放任论、文学美术上的理想派与写实派、宇宙学上的乐天观与厌世观，“樊然并峙”。然而，中国几千年来所实行的封建思想文化专制，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给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等事业无不造成了遗患深远的祸害。因为我国自秦汉以来“独尊儒术”，政治纷乱，百业凋敝皆源于此。为此，他非常反对把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定为统治天下之一尊，而主张应该思想自由开放，各家学说一律平等，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因此，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12]。他在对北京大学的整改中，对教员而言，“以学诣为主。在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13]。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实则是其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灵魂，但是它并不囿于教育领域，其价值取向恰恰是在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对中国学术文化钳制多年之后，适逢西学东渐、欧美文化大量涌入这种特定历史氛围中提出的，其实质是在中国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纳外来文化，通过“兼容”的形式而“并包”起来，并把陈旧的封建专制文化糟粕通过“自由”之竞争使其“淘汰”出局，从而达到中华民族教育、学术文化需要的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