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的大学理念进一步廓清

第一节　对现代的大学理念进一步廓清

理念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经过理性思考及反复实践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了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的认识、理想以及观念体系。一所大学的理念是这所大学办学的思想精髓，它是该大学形成自己办学特色和比较优势的前提和基础，它决定着这所大学的发展方向和思维方式，反映这所大学的价值追求，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大学的今天与明天。大学理念其核心是对“大学是什么”、“大学应该怎么做”这两个基本问题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价值判断并作出理性的回应。从历史的视域而言，大学理念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而在现代大学理念中自然有了时代赋予的特质。一所大学能够立于时代潮头、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风骚，便是大学理念中的时代特质，探究大学理念的时代特质极富现实意义^[3]。汲取欧洲大学精髓的蔡元培先生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首先是对当时官僚习气严重的北京大学确立了办学理念，同时又对构建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给予启迪与助益。

一、我国大学理念的偏失

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就具有了高等教育的性质。汉代以降，中央政府明令设置高等教育机构，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在洛阳建起了世界上最早的专门学院——鸿都门学。唐代除了由国子监直辖的“六学二馆”外，还在中央管辖的各业务部门之下设立专科学校，初步形成了“经学、实科、职业三大教育系统”^[4]。总而言之，我国古代社会大学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封建统治阶级官办的教育机构，即翰林院、国子监和太学；二是由民间学术大师、地方开明人士所主持的书院。严格地说，这两种形式的大学都不属于现代意义的大学。

尽管我国大学有“百年历史”和“千年历史”之说，我国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但是，毋庸置疑，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却始于中世纪的意大利。我国现行的大学制度是在晚清之际移植自西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1941年在《大学一解》中指出：“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儒家经典《大学》提出“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孟子》认为“大学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认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大学的主旨是“教化至上”，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大学追求的目标，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人，最终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忠实的官僚，而缺失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理念”。

就现代意义的“大学理念”而言，1852年英国红衣主教、时任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校长的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大学的理念》^[5]中第一次对它作了比较系统的概括性总结，他提出“大学是传授普通性知识的场所，大学的任务是提供博雅教育和从事智力训练，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训练良好的社会成员，提升社会格调”的理念。1930年，以创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中心而闻名的美国著名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rn Flexner）在对国外有代表性的大学进行长期审慎的考察研究后出版了《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6]，提出了有别于纽曼的大学理念。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本质上是一个做学问的场所，致力于保存知识，增进系统化的知识，培养远高于中等教育水平之上的学生”。他反对把大学办成“公共的服务机构”，他说如果大学真的意味着哥伦比亚大学所宣布的“公共服务机构”，那么大学已经变成一种不同的失误，一种虽然不乏功用，但却肯定不是大学的事物。弗莱克斯纳反对大学训练“实务人才”，反对大学开设职业训练的课程，他甚而认为哈佛的商学院“夸张而危险”，应该从哈佛分离出去。弗氏充分肯定了“研究”对于大学的意义，同时也肯定大学的“教学”属性。简而言之，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理念第一次把教学与研究结合在一起。有鉴于此，美国的大学借鉴德国大学的成功之经验，跃居于世界大学之前沿。1982年，美国当代著名高等教育家、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在其专著《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7]中深切批判西方大学长期处于“象牙塔”内，以一种超凡脱俗的精神贵族气息远离世俗社会而囿于社会顶层的学术城堡。博克认为现代大学不应该是一种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的学术组织，不应该以一种时代文明的饰物自居，而应该作为社会的航灯为整个社会的前进指明方向。为此，他强烈呼吁现代大学应走出象牙塔，为社会服务，自觉地以其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文化引领和推动社会不断前行，从而确立了大学引领社会发展的理念。博克的大学理念在当代美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新时期美国大学的转向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8]，同时也对当代世界各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

由于受封建社会高度专制的政治影响，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没有发展演变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我国大学经过百余年来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受国际化、市场化、知识经济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为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毋庸讳言，我国大学的办学理念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失。

首先，对“大学理念”这一概念缺乏科学的认识与理解。不少高校用静止、僵化、片面、机械的思想与眼光来看待大学理念，认为大学理念是亘古不变的。毫无疑问，一所大学的办学理念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发展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比如，北京大学校史上卓越的校长蔡元培和蒋梦麟，蔡元培开风气之先，是北京大学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而作为继任者的蒋梦麟则“萧规曹随”，不但延续了蔡元培的办学理念，而且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贯彻实施。1929年，《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上有人撰文指出，蔡元培辞去校长职务后，由蒋梦麟继任校长，“亦能萧规曹随”^[10]。而蒋梦麟自己也在《新潮》中回忆道：“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11]但是从西方大学理念的发展历程可知，大学在推动、引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环境的变迁、社会的变更又昭示大学应与时俱进，不断赋予大学理念以新的时代内涵。有鉴于此，大学的办学理念既要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同时又要反映时代特征，随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注入新的内容。

其次，缺乏个性，共性却惊人地相似。大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多样性和统一性这两种具有规律性的结果。多样性是每一所大学在具体办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特色与个性，“有一千所大学就应该有一千种个性”；而统一性则是指大学的本质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基于不同的办学主体、办学层次的各不相同、办学追求的千差万别，因此，每所大学应该恪守其个性、彰显其特色，切忌办学模式的雷同、整齐与统一。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大学在政府统一领导和直接管理下按一个模式办学，致使各高校个性不足、共性有余。“千校一面”是对我国高校缺乏个性的形象描述，同时也成为学界批评我国高校缺乏办学特色的常用词。在办学层次上，专科学校积极升格为本科学校，一般性的本科院校则忽视自己的办学条件、师资实力等具体条件而片面追求高层次的硕士生甚而博士生教育，千方百计走研究型大学的纯学术发展道路，出现了办学层次上的假、大、空现象。美国著名教育家欧内斯特·L.博耶（Ernest L.Boyer）博士曾尖锐指出，现在全世界的很多大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目标危机，许多学校的办学目标不是根据学校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而是攀大求全，追求虚荣与名誉声望，即使研究经费非常有限、以招收本科生为主的大学也在竭力寻求模仿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在这一“向名校看齐”的过程中，丢失了自己的办学特色与方向，不但教育质量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而研究水平则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12]。

再次，重理轻文，专业过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自然科学长期以来都受到国人的普遍推崇。钱锺书先生在《围城》里曾讲过一段耐人玩味的掌故，即在高等学校里研究自然科学的教师轻视研究人文社科的教师，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亦往往看不起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也正是基于人们对自然科学的过于推崇，致使大学里自然科学教育盛行，而人文精神却式微，甚至于出现了严重的科学主义倾向。

旧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亟须大量理工科懂技术的人才，难免形成重理轻文的现象。而作为我国科学研究最高机构的中国科学院在成立之初是包括文科的，当时叫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费孝通先生和季羡林先生就是当时的学部委员。十年“文革”期间，社会科学被划分出去，人为地造成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割裂，对重理轻文这一现象可谓推波助澜。世纪之交在我国北京举办的一个中美大学校长会议上，美方的校长中只有一个是学理工科出身的，其他的都是学文科的，而中国参会的十位校长却清一色是理工科出身。这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国情不无关系。我国大学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不仅重理轻文，而且在学科设置上许多大学尤其是师范类大学几乎如出一辙，大学没有自己的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专业划分越来越细，专业口径过于狭窄，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并没有接受“全面整合的知识”以形成“健全的人格”。以倡导并推行通识教育而著称的哈佛大学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全面教育，哈佛的新生必须接受一年以上的通识教育后才能接受专业教育，从而使得学生既有广博的基础知识又有精深的专业知识。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确实存在“过弱的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强的共性制约”^[13]的“四过”问题，这既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又严重制约了学生毕业后的就业与工作。

最后，过度的商业倾向。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全面推进、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资助日益锐减的当今社会，大学不仅需要昔日的管理，而且更需要经营。但是，大学毕竟是社会道德的标杆，是引领社会前进的灯塔，是对社会进行文明教化的使者，断不能完全以经济效益的多寡作为价值导向的标准。目前有很多高等院校热衷于急功近利的商业化教育，其突出的表现是：以扩大学校的财务收入为主旨，从而兴办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的经济实体；与社会各种事业（企业）单位沟通协作，收费高昂的各类培训班遍地开花；争指标、要名额，极力扩大招生规模，同时在完全不具备办学条件的地方增设教学点，挤占有限的公共资源；忽视大学的办学宗旨，完全以市场为导向速办各种热门专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现代大学办学理念的矫治

办学理念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它集中体现了一所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所凝练的思想精华，它既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教育理想和愿景，同时又是一定的教育思想在教育实践中对基本规律的认识与体悟。一流的大学不仅需要一流的校长，而且需要一流的大学理念。中外许多著名的大学，虽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各有所异，其办学理念亦不尽相同，但总观其成就卓著的办学业绩皆能发现它们均缘于具有一个先进的办学理念。比如，“理工与人文相通，博学与专精兼取，教学与实践并重”的办学理念铸就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领先地位；而秉持“研究工作是学校的主要工作”办学理念的芝加哥大学使其产生了69位诺贝尔奖得主；而课程要适应社会发展与学生需要的理念则奠定了哈佛在世界大学之林的至尊地位；北京大学的革故鼎新、锐意进取则缘于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蔡元培先生在出长北京大学期间，对各派学术主张兼收并蓄、兼容并包，在学术上坚持各抒己见、自由探讨的原则，从而使迂腐沉闷的北京大学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一）树立全人教育、以人为本的理念

大学是培养高级人才的摇篮，然而时下不少高等院校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却残缺不全。一方面表现在所学知识过于狭窄，囿于专业限制，文科生缺乏基本的理科知识，而理科生又从不涉足文、史、哲，缺少应有的人文素养。专业口径过于细化、知识单一使毕业生在就业时处境艰难。另一方面，高校的教学偏重于讲授而对于学生的启发不足，致使很多学生对学习、研究丧失了兴趣，学习的潜能没有得到良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目标仅限于功利性的毕业与就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深刻指出：“为了科学和专门化的需要，对许多青年人原本应该充分而全面的培养被弄得残缺不全。为从事某种内容分得很细或者为某种效率不高的工作而进行训练，过高地估计了提高技术才能的重要性而损害了其他更为有人性的品质。”^[14]为此，高校必须进行全人教育。全人教育是指教学时要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能力、经验、性格、意愿等主观条件，并加以配合来进行教学活动，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学习动机，使其能愉快、主动地学习。

全人教育的理念是强调教育的范畴应该是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同时考虑到受教育者的学习发展需要与顺序，这样培养出来的学习者才能在心智及体魄等方面得到健全、均衡的发展。换句话说，也就是要让学习者不仅学习到各种知识，还要接受正确的道德与生命价值观念，并且启发他们学以致用，帮助他们具备相关知识以因应现实社会的种种考验，更重要的是拥有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目标。在这样的基础上，将来他们就会懂得如何走正确的路，做正确的事，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危机并转成正面的机会，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愿意服务大众，乐于奉献社会。对于大学生来说，也就是不仅要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知识的人，而且要使他们成为有教养、有个性、有智慧的人，不断充实他们的知识，不断激发他们的智慧，不断提升他们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15]。对大学生进行全人教育旨在使其既具有“整全”的知识，同时又具有“健全”的人格。哈佛大学之所以多年来稳居世界一流大学之塔顶，这与它在本科生中高度重视通识教育不无关系。针对美国大学教育中人文精神的一度失落，美国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的《美国高等教育人文教学研讨报告》强烈建议重新修订大学课程，无论主修什么专业，都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历史、哲学、语言文学专业的素养^[16]。

一切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根本要求。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大学教育更要突出人的发展，最广泛地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最有效地开发人的内在潜能，最充分地激发人的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成人、成才的需要，努力培养和造就全面和谐发展的人^[17]。对于高校而言，以人为本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以教师为本。教师是教育工作的具体承担者，他决定着教育工作的优劣成败。一所学校只有具有优质的师资队伍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为此，学校一方面要大力引进知名专家、学者和著名的教授，使其学科中具有领军人物；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教师，为其教学、教研、生活提供便利的条件，使其能够潜心研究与安心工作。其二是以学生为本。学生是一所大学的真正主人，学校不仅要为学生提供优良的学习环境，而且还要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舒适的生活条件，真正把“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作为学校各项工作运营的导向。学生具有各不相同的禀赋、智力、兴趣、性格等特征，学校的一切工作应以学生为重点与中心。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提出学校教育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应体现学生是整个教育活动的主体，教育过程必须遵循学生自身发展规律，充分培养和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最终使学生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18]。一所大学既具有学识渊博、积极进取、乐于奉献的师资队伍，又具有天资聪颖、才思敏捷、勤奋拼搏的学生，且师生的权益都得到充分的保障，则定能铸就出教育的辉煌成果。

（二）面向世界的教育理念

尽管大学的发展始终带着历史镌刻的烙印，但是大学意欲持续创新则必须要以开放的胸怀面向世界，以应对时代的挑战而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自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加入WTO，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全球知识网络不断扩展延伸，“面向世界”正成为各国大学的新理念，高等教育必须走“国际合作”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深刻指出：“如果我们认为，彻底检修教育的时机已经来到，教育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教育必须整个地重新加以仔细考虑，那末，国际团结和世界合作的必要性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了。”^[19]加入WTO是中国教育面向世界、进一步对外开放、寻找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标志，它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教育对外合作。一方面，中国的高等教育市场将对外开放；另一方面，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必将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借鉴国外有益的教学和管理经验，引进我国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学科、专业，推动我国课程、教材和教学改革，促进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进一步改革，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从而全面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指出：“国际合作是世界学术界的共同目标，而且还是确保高等教育机构的工作性质和效果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大学的开放性在蔡元培先生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办学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北京大学人才济济、成就斐然。有鉴于此，我国高等院校必须抓住机遇，顺应现代社会的理智需求，秉持开放、合作的理念，大胆吸纳世界文明成果，虚心借鉴国际高等教育成功的经验，加强高层次、全方位、多形式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三）坚持学术自由理念

大学要为社会进步、经济提升、文化发展服务，它是国家发展的思想库、科技发展的发动机、产业发展的孵化器，这一切皆取决于大学的创新。然而，学术自由是大学教育创造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先决条件，学术自由、追求真理、发展科学则是培养创新人才和提高办学效益的重要保证，同时学术自由也是大学充满活力的根本表现。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专家朱九思教授认为，大学生命的真谛就是学术自由，追求真理^[20]。以推行“芝加哥计划”而声名鹊起的美国著名教育家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深刻指出，如果在一所大学里听不到与众不同的意见，或者它默默无闻地隐没于社会环境之中，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没有尽到职责。

大学历经千年而不衰的魅力在于它执着追求真理的理性批判精神，在于它是社会的良知、人类的精神家园。然而，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可谓传统大学理念的核心，是传统大学理念最具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魅力的不可或缺的部分。笔者认为对学术自由的认识和理解不能停留在静止的层面，学术自由应该是一个历史概念，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因不同的外在客观环境，学术自由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现在如果提倡苏格拉底那种“无限度的自由”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学术自由的合理性在于学者从事的是对高深学问的研究，对这种学问的探索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为了保证其结果的客观科学性，学者的研究活动得到充分的保障。世界著名大学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曾深刻指出，一所大学不可或缺的灵魂是——“学术自由”。有鉴于此，卡斯帕尔教授还认为学术自由是使斯坦福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三个关键因素之一。而柏林大学的治校思想则是“大学的最主要原则是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而我国的蔡元培先生则是坚持学术自由的典范，他在出任北京大学时，文科教员中，既有守旧派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陈汉章之流，亦有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新派人物，如陈独秀、鲁迅、胡适、李大钊之属，虽然其学术见解、政治观点有隙，但“各行其是，并不相妨”^[21]。王昆仑先生盛赞道：“蔡先生出长北大时，会有两位教师唱对台戏的情况，这不仅充分表现了学术民主，而且能启发学生的思路，培养独立思考、探索真理的兴趣与能力。它生动地反映当时的北大，百家争鸣、学术民主的气氛。”^[22]有鉴于此，国家必须要为现代大学创造一个自由的学术环境，允许各种流派的学术观点和多元文化的沟通，塑造一个百家争鸣的氛围和机制，不断完善学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