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末期至年代末期

二、引智的第二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末期

(一)引进技术、专家状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百废待举。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当时的引进工作主要是引进属于生产资料范畴的成套技术设备,并积极安排生产,属于引进生产型。这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克服当时的国民经济困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属于生产力人这个范畴的智力引进,主要是聘请苏联、东欧国家的专家和派我国技术人员去这些国家培训、学习,从属于引进生产设备这条主线。

由于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封锁,技术引进均来自苏联和东欧,主要形式是技术协作(技术贸易),当时的模仿与改良的国民性技术革新运动,导致了引进技术的学习与扩散效果。此时期的技术引进奠定了我国工业产业技术发展的基础。事实上,中国科技事业的创立和发展与这批留学人员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在科技事业和高等教育中,还是在国家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防建设中,这些留学人员都长期担任重要工作。

这个时期,苏联政府和科技人员,对于尚处在起步阶段的新中国事业给予了重要援助。除了以“156项”为核心的技术援助外,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1953年2～6月,由钱三强率领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建立了两国科技界之间的对口联系。1954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决定在互相提供科学技术资料、互相接待技术考察专家、互相聘请技术专家、互相接受实习生和留学生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苏联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也给予了援助,苏联政府先后派遣了800多位专家到中国任教,帮助中国高等院校开设新专业150个,建立实验室500多个。从1950～1953年,中国派出留学生和研究生1700多人去苏联,1954～1956年,又派出留学生4600多人、研究生1200多人去苏联学习。这批留学人员,后来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骨干。

“156项”工业建设工程,是指1950～1955年的五年期间,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设的一批项目。虽然一般都称其为“一五”计划时期的建设项目,但是实际上它是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国内地工业化进程的标志,它起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贯穿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建设的项目,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1950年就已经确定了50项;1953年商定增加91项;1954年商定增加15项;总数达到156项,被先后列入“一五”计划;1955年又商定增加16项;后来又口头商定再增加2项。五次商谈共确定了174项,经过反复审核后,最终确定为154项。由于“一五”计划公布156项在先,所以仍称“156项工程”。这“156项工程”实际施工的为150项,这150个项目绝大部分是在1952～1957年开工,在1955～1962年间陆续建成投产的,其中在“一五”计划期间开工的有146项,这些工程大多数都按期或提前完成建设计划。

鉴于“一五”计划的项目都是为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的,所以,从这个时期来华苏联专家的比例看,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部门,来华专家人数持续增长。据统计,在1954～1957年工业项目建设过程中,苏联向中国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据一份苏联外交部的报告,除去到期回国者不计,至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根据表1-6可以看出,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华是在1956～1957年,人数达到最高峰。

表1-6　苏联技术专家来华人数情况表

苏联专家在科学技术,工业建设、劳动管理、城市建设和发展、国防建设、高等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立、鞍山钢铁公司的建立、黄河综合治理和利用等。在高等教育方面,从1953～1957年底,高等教育系统共聘请苏联专家567人,据1954年12月底的统计,全国聘请苏联专家的高校已达35所,还有7所中等专业学校聘有苏联专家15人。仅1954年一年,苏联顾问便修订了高校教学计划241种,其中理工科185种,综合大学37种,农林学校19种。协助审批中等专业学校的统一教学计划131种,指导及组织修订了8种基础课程的教学大纲。此期苏联专家帮助拟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主要有:教师工作量制度、生产实习规程、考试考查办法、科学研究规程以及中等专业学校的章程、组织机构标准、考试办法等。此外还帮助建立了中国的技工学校。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期,随着与苏联政治关系的恶化,我国与苏联的经济技术关系也被切断,在同时受到“西方”与“东方”封锁的国际环境下,中国被迫“闭关自守”,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可以说此时期引进无“源”。

(二)留学状况

重视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海外华侨、华人投身于祖国建设,与有重点、有意识地派出留学生赴国外学习,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尽快摆脱落后面貌,搞好经济建设的两条有力途径。问题在于引进与派出工作将会受到社会环境与政策导向等各方面的巨大影响,从而使我国建国以来的留学生工作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发展的烙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开始于1950年,当时,国家建设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技术和人才的匮乏显得尤为突出,解决技术和人才问题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派遣留学生。留学生几乎全部派往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派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5国,学习留学国家的语言、历史地理的25名留学生,以及赴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学习工程的10名留学生分别于1950年9月与12月赴对方国家。1951年我国首批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共375名(其中包括研究生136名)。

自1950～1966年,我国先后向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蒙古、缅甸、斯里兰卡、柬埔寨、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印度、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英国、法国、挪威、芬兰、瑞士、丹麦、加拿大、古巴29个国家派出留学人员10678人。根据当时国内建设的需要,我国派出这些留学生的目标主要是培养造就一批高校教师和科学研究工作者,同时也为工业、农业等业务部门培养高水平的管理专家。虽然当时中国派出留学生的国别集中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但是,中国留学生的学科分布还是较为广泛的。如在苏联的冶金、采矿、电气、地质、建筑、水利、农业、铁路、交通、河运等行业都有中国的留学生。另外,还有一些留学生在苏联学习俄语、经济、政治、文学艺术、外交、法律等。

在此期间,我国派出留学生的回国率比较高,留苏人员的回国率达到95%以上,派往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到了1967年时基本上都回国参加了工作。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留学工作非常富有成效。这些留学生成了中国经济、军事、科技和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是中国众多科技新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并在中国经济建设和“两弹一星”的研制及发射工作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成为目前活跃于中国政坛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兴起,我国的留学生工作曾一度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72年才有所恢复。截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先后向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等49个国家派遣留学人员1629人。其中,学习和研究外国语言的占93.7%,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占6.3%。所有这些留学人员大多在学成以后就回国了,但因派出人数太少,所以远远不能满足当时中国的人才需求。当时,作为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之间差距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派遣留学生的工作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