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教育事业的创办与发展

第四节　各类教育事业的创办与发展

一、小学教育

陇东解放区革命政权建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与巩固，小学教育也得到了逐步发展完善。

(一)小学教育的创办

1934年春，在刘志丹、习仲勋等倡导下，于陇东解放区的合水县太白葫芦沟龚家沟门罗家洼村利用当地一座古庙办起了列宁小学，共产党员殷云山任教员，招收贫苦农民子女20余名，主要进行识字教学，这是党组织在陇东解放区开办的第一所小学。同年11月，南梁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又在南梁转咀子创办了一所列宁小学，当地群众主动捐献了3间民房和3孔窑洞做校舍，霍建德任校长，张景文任教员，招收学生40多名。1935年2月，国民党向陕甘宁边区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南梁政府被迫转移，列宁小学遭到破坏，学生积极参加了反“围剿”斗争。同年10月南梁根据地得到恢复，列宁小学也迁到荔园堡恢复办学，教师有殷云山、李彦等人，在校学生50多名。到1937年初，南梁列宁小学合并于白马庙普通小学。

1936年8月，随着红军西征的胜利，陕甘宁省委和省政府从吴旗镇迁到洪德河连湾之后，党组织就立即创办了河连湾三年制普小，招收学生20多名。9月，环县苏维埃政府在环县老城利用旧城隍庙创办了环县第一所初级小学，敬礼堂任校长，招收学生20多名。这所小学于1937年上半年改建为环县第一完全小学，这是共产党在环县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完全小学。1936年红军西征解放了曲子后，由于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原国民党于1933年创办的一所三年制学校被迫停办，教师离开了学校，学生也纷纷回了家。针对这种情况，曲子县政府主席马锡五派干部张义阁去接管了这所学校，并向师生和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动员师生返校学习，使这所已停办的学校得以及时恢复。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更加重视小学教育事业，据1937年统计，陇东解放区5个县共办小学258所，在校学生达5000余名、学龄儿童入学率达22.6%，使陇东解放区的小学教育初具规模。

1939年，边区政府教育厅制定的《普及教育三年计划草案》中决定分3年进行普及教育，1940年，又重新修订为在6年内逐步完成。第一年，13岁、14岁学龄儿童全部入学。第二年，12岁以上学龄儿童全部入学。第三年，11岁以上学龄儿童全部入学。第四年，10岁以上儿童全部入学。第五年，9岁以上儿童全部入学。第六年，实现全部学龄儿童入学。为保证6年内完成普及教育任务，边区政府决定7岁至14岁未入学儿童不分性别一律强迫入学。强迫教育规定为3年，在3年内读完初级小学全部课程。对拒不入学者，对其家庭先行罚款，若再违抗则实行拘留，直至儿童入学为止。

按照边区政府的指示，陇东解放区依据实际作出了6年内普及教育的规划，使陇东解放区学校数量及学生入学人数迅猛增加。庆阳县1939年有学校43所，学生845名，到1940年就发展到学校77所，学生1612名。

由于当时过分强调普及教育，片面追求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的扩大，忽视了教育质量的巩固与提高工作，有些做法也脱离了解放区的工作实际，因而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有:第一，忙于应付普及教育的数字汇报，学生流动非常严重。一部分学生报到注册后就不到校上课，一部分学生中途辍学，造成完全小学学生大量流失。据统计，1942年陇东解放区各县完小毕业生总共只有53名。第二，教师中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的极少，从根本上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第三，由于学校猛增，造成小学教材短缺，设备简陋，经费不足，严重影响了小学教育的正常发展。针对这些情况，边区政府教育厅于1941年发出了“关于学校要走向正规化，精简、合并不合格学校，发展学校教育重质不重量”等指示，明确要求对教学条件、学生人数和办学设备等方面不符合规定的学校予以停办，相距5里路以内的小学尽量合并。根据这一精神，陇东分区对一些不合规定的小学作出了停办或合并的决定，仅半年时间全区小学由205所减为101所。

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边区文教大会，把“民办公助”方针作为发展解放区小学教育的一条重要措施，极大地调动了解放区人民群众办学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到1945年底，陇东解放区共创办民办小学160所，私学88所，民办小学和私学占学校总数的89.21%。

1941年至1942年陇东解放区各县小学裁减情况

民办小学的发展当时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将公办学校转为民办学校。如合水的定祥小学，原是一所公办小学，“民办公助”方针提出后，经校董会讨论，群众同意，推选了校长，研究了经费，将学校改为了民办。第二种是群众集资新办。因为群众认识水平提高后，许多劳动英雄、开明士绅也倡导办学。1944年，庆阳县桐川区的劳动英雄常子银在劳动英雄庆祝大会上听了“民办公助”的报告后深受启发，在干部支持下，招收了12名儿童，借了一些桌凳，聘请教员，办起一所民办学校。在曲子县参议员李彦如先生的倡导下，创办了曲子回民小学。第三种是冬学转为民办小学。1945年，庆阳县增加的32所民办小学大部分都是由1944年举办的基础较好的冬学转办的。

由于民办公助学校坚持了群众自愿和需要的原则，使学生入学率和巩固率都有较大提高，加之校董会经常与学校和家长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家长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取得了家长对学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还不断改进和增加科学实用的教学内容，极大的激发了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强烈愿望。根据农业生产的季节特点安排了灵活的放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劳力不足而导致学生失学问题，有效避免了学生流失现象的发生，使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小学教育得到稳步发展。到1945年，陇东解放区共有小学219所，学生5172人，小学教育开始进入到了稳定发展阶段。

(二)小学教育的改革

随着陇东解放区各类小学的普遍建立，各级政府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实际斗争的需要，在对小学教育的方针政策进行调整的同时，也不断地对小学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这种改革贯穿于陇东解放区教育发展的全过程。从发展的轨迹来看，先后经历了改革教学内容、巩固教学成果和完善教学体制等几个阶段。

1．教学内容的改革与调整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明确提出:小学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它与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紧密联系。同时还提出“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女，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陇东解放区在大革命时期所创办的新型学校全部招收劳动群众的子女并实行免费教育，解放区各新型小学逐步废除旧封建思想意识极浓的教材和教法，按照新型小学课程标准和客观形势需要，开设了国语、算术、唱歌、体育等一些具有科学内涵的课程，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科学性。在陇东解放区创办小学教育的初期，尽管有进步思想作指导，但由于没有正式教材，新的教育思想就无从实施，面对这种情况，政府文教委员和学校教员共同组织编写了同学生实际生活和革命斗争需要紧密联系的新教材。比如在废除旧的《三字经》的同时，教师采用新“三字经”、诗歌、民歌、顺口溜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新的思想教育，使学生好学易记，便于接受，也很好地解决了新旧教育内容之间的过渡与衔接。如新编的“三字经”中“人之初，本自由，都平等、是一流”，“奴隶主，最残酷，待奴隶，如马牛”等教学内容，形式上学生易于接受，内容上则贯穿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南梁来了刘志丹，领导我们把身翻”等内容，既适合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特点，也贯彻了新的教育思想，可谓一举多得。特别是算术课的开设，教给学生非常适用的生活生产知识。唱歌课和体育课的开设，既活跃了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也陶冶了学生情操，增强了学生体质。尤其是体育课中的军事游戏，学生拿着红缨枪、木刀等练习格斗刺杀，有的还模仿红军战士巡逻、放哨、侦察敌情，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同学们的战争意识，训练培养了小学生适应战争生活的能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使小学教育更能适应抗日战争和边区建设的需要，陇东解放区各级政府在发展和扩大学校的同时，开始对小学教育进行改革，改革的原则就是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在延安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陇东解放区对小学教育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改革。

第一，规定了小学教育以“边区小学应根据边区国防教育宗旨及实施原则，以发展儿童身心、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及抗战建国必需的知识技能”为目的，明确边区小学教育的指导思想。

第二，规定小学学制为5年。前3年为初级小学，后两年为高级小学，统称为完全小学。7至12岁为小学学龄，学生毕业不完全以修业年限为标准，可以跳级，也可以提前或延迟毕业。

第三，在边区政府教育厅的统一领导下，在废除旧教材的同时，新课程的设置完全以新型教育和抗战的具体内容为中心。国语课讲授抗战故事、战争消息，以培养学生读报纸、写标语、出版抗战墙报的能力。政治常识课向学生介绍抗战形势，组织学生听时事报告，进行政治讨论等。自然常识课讲述防空、防毒知识，教学生制作模型教具。算术课讲授以国防适用为主的教材，如国土沦陷的统计、战争损失的计算、中外力量的对比等，用以激发学生的爱国意识。历史课用讲授中国受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以及中华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史实来激发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意识。美术课则教会学生绘制战区地图和日本侵略我国的国耻图标，以提高学生对日本侵略事实的认识。

1938年陇东解放区小学课程设置表

第四，实行民主管理。在学生管理方面，陇东解放区一开始就坚决取缔了封建的、剥夺学生个性的专制主义训导方式，根据边区政府教育厅关于小学“要依照国防教育的训育原则实行自我批评后集体制裁，依照民主精神实行共同立法，共同遵守”的指示精神，在小学普遍成立学生会、儿童团、少先队等组织，在一些学校还成立了师生共同参加的俱乐部。

第五，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以文艺演出、教唱革命歌曲、书写宣传标语、办黑板报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靠近国统区的一些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帮助自卫军进行放哨、查路条、送信、探消息、捉汉奸等活动。大多小学师生还帮助群众办夜校，主动担任小先生，在社会教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教育成果的巩固与提高

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文教大会之后，在对抗战以来的教育工作进行改革调整的同时，还对教学成果进行了有效的巩固提高，使陇东解放区的小学教育逐步进入到成熟阶段。

第一，建立健全学校的领导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1941年，陇东解放区贯彻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的关于“学校要走向正规化”的指示，各校(主要是完全小学)建立了校务会议制度，加强了学校的内部管理。各校校务会由校长主持，全面领导和管理学校教学事务。学校设教导处和事务处具体落实校务会议精神和决定。教导处由教导主任主持，负责学校教学和训导工作。教导处下设有年级主任，负责各年级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管理，教学工作则直接面对教师教学指导与调配。事务处具体负责学校校舍改建与维修、教学用品添置与购买、学校环境卫生与学校经费收支使用等事宜。

庆阳县第二完小1942年下学期学校组织系统图

在健全各校领导机构的同时，各类小学都先后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如学生生活管理制度、考试制度、会议制度、奖惩制度、周会制度、值日制度等有关教育与管理的各方面制度，对学校各方面工作进行了规范管理。

第二，改革学制和教学内容。1944年以前，陇东解放区初级小学学制均为3年。1944年5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的社论，根据社论的指示精神，陇东解放区从1945年起，在环县、华池等地将初级小学三年制改为四年制，并将秋季开学改为春季开学。陇东解放区还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对小学开设的课程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小学的主要课程在高小有国语、算术、政治(也称公民)、常识、艺术(唱歌和游戏)、史地6门。在初小有国语、算术、读报、艺术4门。为了便于学生毕业后参加工作或升学，还加强了应用文、珠算、政治、政策法令和一般常识的教学。

第三，改进教学方法。在改革教学内容的同时，陇东解放区各小学还进行了教学方法的改进。改进的原则是废止注入式、填鸭式教学，全面贯彻“会议、会写、会讲、会用”的“四会”原则。教学中通过启发研究、自学辅导、质疑论辩等形式，引导学生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和概括，开展积极思维活动，从而有效地掌握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根本上废除传统的读和背的僵死的教学方法。比如小学高年级国文教学方法就采用以下步骤:①抄录生字与词汇并加以注解。②先让学生试读、试讲，然后教员范读。③说明课文内容大意并加以发挥。④字句、文法、标点符号的简单运用。⑤坚持灵活的口试并默写课文优美片段。小学低年级国文教学方法则为:①用说故事的形式认识课文。②提出生字。③了解生字并教会生字的笔画。④联系日常生活解释与运用生字。

第四，做好私学改造工作。1941年11月，陇东专署颁布了《办理私学和奖学金条件》的通知后，私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后，陇东解放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加强了对私学的改造工作。首先是解决私学教师思想认识问题。庆阳县在各区开学或放假时，召开私学教员参加教师联席会，学习新教育方针，开展观摩教学，交流办学经验。区、乡文书和文化主任也常去私学开展工作，帮助私学教员提高认识。有时政府也请私学教员参加区、乡有关文教工作会议，在提高他们思想认识水平的同时也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增强他们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自觉性。其次是对私学提出一些要求和具体规定，比如要求不教古书，改用边区新课本，提倡写作文、日记;废除打骂体罚，采取奖励竞赛的民主方法;制定新规则;提倡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为群众代笔写信、教人识字等活动。通过这些方法有步骤地对私学进行改造，使陇东解放区私学逐步成为能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新型的小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边区政府文教大会后，在对学校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进行全面改进的同时，也注意改善和加强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做法有以下几个方面。①进行学习目的教育，树立远大革命理想。当时小学教育由于脱离群众实际需要，引起了群众不满。加上一些群众觉悟不高，怕自己子女上学后变成“公家人”不愿送子女入学，使部分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态度不端正，流失现象严重。针对这种情况，庆阳县加强了学习目的教育。通过政治课教学和时事学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结合社会实际讲解中国革命的目的、任务和前途，并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学生为抗战建国和边区建设努力学习，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各校学生的流失现象明显减少，许多学生毕业后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或继续升学深造。有的升入陇东中学学习后还准备升延安大学。②进行纪律教育，增强组织观念。各校均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要求学生严格遵守。有的学校在学生会中设请假干事，帮助级主任和教导处落实请假原因。有的学校还建立了考勤制度，由教师和学生轮流值日，检查各班出勤情况，每月张榜公布，以促后进。有的学校还设立秩序周，在秩序周期间专门编写纪律教材，增强了学生的组织纪律性，转变了学校风气，建立了良好的教学秩序。③进行劳动教育，树立劳动观点。新旧教育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对劳动的认识态度。旧教育思想认为接受教育的人就是上等人，上等人就不能参加劳动。新型教育则认为接受教育就是为了更好地、更科学地劳动。所以，各校在劳动教育中，首先，要求学生在家帮助父母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在农忙时节，要求学生积极参加家庭农业劳动。其次，还要求学生参加校内劳动，除正常的清洁卫生外，许多学校还自己耕田种地，既培养了学生劳动观念，也增加了学校收入。还经常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公益劳动，从实际劳动中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陇东解放区也处于紧急的战备动员时期，为了使教育工作适应战争环境，各学校加强了战备教育，对小学的教学内容进行了补充调整。一方面，在教学中增加备战动员、分散、转移、隐蔽、站岗、放哨、防空、防毒等适应战争需要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对学生进行时事政策、阶级教育等教学内容的落实以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动员师生做好自卫战争准备，提高对人民解放战争重大意义的认识，增强对解放战争必胜的信心。

1947年5月后，解放区发起反攻并接连取得重大胜利，陇东解放区的形势日益好转。同年7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发出了《根据具体条件恢复国民教育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一精神，陇东专署于11月7日发出了指示信，决定农村完小学生，仍继续到陇东中学深造。1948年5月30日，陇东专署又发出了《关于恢复学校的指示》，要求各县完小、普小应随局势好转与逐渐巩固，提早筹划，逐渐恢复。根据专署的指示，庆阳县及时恢复了因战争而停办的所有小学，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战争对陇东解放区教育事业造成的损失。

1949年3月7日，陇东专署发出了《关于1949年教育工作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做好宣传工作，动员学生入学，巩固在校学生。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各校也加强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并对教学内容作了适当调整，一律采用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定的课本进行教学，增强了教学的科学性和思想性。1949年7月，陇东分区全境解放，党的各级政府相继开展对解放区原有学校的恢复和对国统区学校的接管工作。

二、中学教育

(一)陇东中学的创建

陇东中学是由陇东特委根据陇东解放区的客观需要提出申请，经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创办的。开始定名为“陕甘宁边区第四师范学校”，目的是为陇东解放区培养师资力量，后来考虑到办师范学校不利于吸引进步青年入学，因为那时进步青年都怀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大多不愿在落后的山区当教师，所以就改为陇东中学，便于他们在陇东中学就读后还可以到延安等地继续深造。校名确定后，由陇东特委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亲笔为陇东中学题写了校名。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遵照中央的指示，选派当时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陆为公和孙萍携两千元开办费前往陇东分区筹办。陆为公和孙萍到达陇东分区后，首先向陇东特委书记马文瑞和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作了有关建校问题的汇报和边区政府教育厅的一些要求。他们两人在陇东特委和陇东分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按照边区政府教育厅“少花钱，多办事”及“要想尽一切办法力争在半年之内建成并开学”的指示精神，经过多方调查了解，决定将庆阳县城南街文庙作为校址。

陆为公是庆城人，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早年曾担任过庆城西街小学校长，有一定的办学经验。孙萍是浙江人，毕业于上海美专，是年轻的共产党员，有工作热情。他们二人经过具体察看校址，决定于4月1日正式动工修建。

首先，将文庙的大成殿改建成能容纳200多人的大教室兼礼堂，把殿前的碎石台阶修成能集合学生讲话的讲台。把原有的棂星门改成一个可容纳四五十人的教室，再把棂星门东西两边的名宦祠和乡贤祠改成教职工的办公室兼宿舍，把大成殿东西两旁的18间“庑”隔成6处学生宿舍，每处可住30多人。把西面原有的3间临街大石坊前安上木栏杆，作为学校的头道门。把原有“文庙”二字面向南的木坊拆除，换成砖柱石墙，并在上方装上二米见方的石拱成为二道门。在头道门之上，把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在一张宣纸上的每字约五六寸大的“陇东中学”4个字放大成一尺二寸见方的大字作为校牌镶刻于石坊正中，毛泽东主席的署名也相应放大一并刻上。这项工作是由王志有师傅在陆为公的具体指导下花了整整6天才完成的，刻得十分精细美观，加上用红漆装饰之后，更显得熠熠生辉。另外，还将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为陇东中学的题词也一并刻于二道门石拱的前后。这样，一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陇东中学就建立起来了。

为了能够早日开学，在陆为公负责校舍整修的同时，孙萍就开始了招生工作，许多学员在6月份就到校了。由于校舍还未整修完毕，教师还没有到校，学校暂时无法上课，这部分先到的同学就积极参加了建校劳动，清除垃圾，搬运石块，平整校园，打扫教室。大约一个多月之后，教师和学员陆续到校，到8月份就开始上课了。由于教师和学员还没有完全到齐，上课的学员仍以建校劳动为主。直到9月份，按照边区政府教育厅和陇东特委的要求，应招的学员基本到齐，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分派的教师也已基本到校，学校就决定在9月18日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因为9·18这是抗日战争爆发纪念日，以此作为开学典礼的日子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开学典礼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遇到的一个最大困难就是没有领袖人物的巨幅画像。当时交通不便，要到延安去买往返得半个多月，时间已来不及，陆为公就只好把这个任务交给有美术专长的已被组织安排到陇东中学任教的吴南山。吴南山费尽周折才在三八五旅王维舟旅长那里找到一张较小的领袖像的样本，挑选了6块一米见方的白市布。没有颜料，就找了一些锅底墨子，加上水和其他配料，加班加点用了7天时间画成了马克思、恩克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6位革命领袖的巨幅水粉画像，又做了6个木像框装好，为开学典礼增添了浓厚的政治气氛。

开学典礼前，吴南山又组织学生把学校进行了一番精心的装点。礼堂内的顶棚上用纸花和红毛线做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个大字和一个大红五角星。主席台正面挂着6位领袖的巨幅画像，前沿挂有用红市布做成的上边贴有“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开学典礼”字样的会标。校园中还用柏树枝做了一道彩门，大门两边刻的领袖题词都用柏树枝作了装点，贴上了表示喜庆的对联，使整个校园都呈现出一派喜庆气氛。

1940年9月18日上午9时，全体师生整队进入礼堂。陇东特委及庆阳县党政军各级领导都按时到会。陇东特委领导有马文瑞、王月明、段德彰、万成章，吴铁鸣;陇东分区领导有马锡五、朱开轩;三八五旅领导有王维舟、耿飚、甘渭汉;庆阳县委领导有邹群峰、王维山。会议由陆为公主持。首先由陇东特委书记兼陇东中学校长马文瑞宣布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正式开学。然后由邀请来的三八五旅的宣传队演奏国歌。演奏结束后，陆为公代表陇东中学师生向到会的各位代表表示欢迎并作了筹建陇东中学的情况报告。接着马文瑞、马锡五、王维舟、耿飚等领导及各界代表、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都讲了话，共同对陇东中学的诞生表示热烈祝贺。

(二)建校初期的各种困难

陇东中学虽然是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直接领导创办的，但创办初期还是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困难。

一是物资问题。修建学校时没有桌凳，陆为公四处奔波找到五六寸宽的木板代替，没有灶具和炊事员，只好向当地驻军三八五旅求援……诸如此类的困难举不胜举。学校开办时，全部实行供给制，所有学生一报到就涉及到吃饭问题。据艾提和石林同志于1943年2月15日撰写的《陇东中学简史》记载:“1940年8月到1941年2月，半年多时间仅发了3个月的经费津贴，棉衣全未发，公杂费只发1/3(8、9月)或1/2(10月份)”。没有棉衣，又无粮吃，学生上课身上冷得不能支持，就披着棉被上课。因为粮食困难，学生下乡催粮，干部挨户去借，常常下午吃早饭，夜间吃午饭。”这其间陆为公凭着自己是本地人，就多次外出向群众讨借，有时候借不到不能按时开饭，陆为公就组织同学在饭场一边唱歌一边等待，在很多情况下也只能以小米米汤凑合着当一顿饭，当时就有一些心怀叵测的人编出顺口溜:“饿死饿活，不到陇东中学上学，背柴把人累死，陆为公的米汤灌活”。这里面虽含有对陇东中学的嘲弄煽动之意，但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陇东中学所面临的困难处境。吃是困难的，穿更困难。开学时按规定要给师生发棉衣，但因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物资难以运来，到1940年年底每人才发一件棉布背心，一顶用黑羊绒做的毡帽，就这样有些同学还舍不得穿，硬撑着把第一个冬天苦熬过来了。实际上这些还都不算困难，最大的困难是烧柴问题，庆阳没有煤炭，农村全靠烧庄稼的秸秆，县城人全靠烧木柴，木柴既少且贵，有时竟然超过粮价，甚至还有用钱都买不到的时候。学校解决烧柴的唯一办法只有自己动手把全体师生组织起来到三四十里以外的刘巴沟、玄马湾、杨家塬甚至更远到合水县的花豹湾一带去背，十六七岁的孩子，从数十里乃至上百里路的山林里背着七八十斤甚至上百斤的木柴往回走，这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大家就是凭着这么一种艰苦的精神，这么一种拼命的劲头坚持下来了。

二是生源问题。当时的庆阳人不愿送孩子上学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文化落后，群众对上学读书没有明确的认识，特别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连衣食都无力解决，哪还顾得送孩子上学读书，客观困难就决定了他们没有上学读书的打算。其二是人们对共产党创办的陇东中学心存疑虑。当时庆阳的有钱人家就是信不过共产党，他们能上起学但绝不上陇东中学，好多有钱人家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早胜或者平凉去读书，他们自己不但不上陇东中学，还向社会散布说陇东中学不是在办学校，是共产党在借机招兵，要么怎么会全部免费呢?

三是干部和教员问题。庆阳县当时属于陇东解放区的新解放区，本来就缺乏干部，加之人们对新政权认识不够，根本不愿参与新政权的工作。所以陇东中学从1940年3月开始创建直到1940年11月赵长远副校长到任这段时间，一切工作都是陆为公和孙萍负责，而孙萍是年轻知识分子，有革命激情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缺乏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开展工作的经验，和陆为公在日常事务上意见分歧，思想上不协调，往往影响到工作进度。实际上这段时间的工作全由陆为公负责，在人员极缺的情况下，陆为公就征得陇东地委和专署的同意，聘请了曾在庆阳当地从事教育工作的吴南山来校协助管理学生并兼任教员，学校临时组织了一个学生大队，陆为公兼大队长，吴南山任副大队长，他们共同负责组织陇东中学初创阶段的校务工作。当时总务处无人，陆为公只好叫来自己同族的弟弟陆缵来校担任管理员，管理科长由当地部队选派的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愈璧贵担任。全部开学后人员不足，陆为公又请来了庆城的陈元贞和吴宗尧参与学校总务处工作。至于教员就更缺，开学时只有艾提、孙萍、张智、王雨生等人，教员都是兼课进行工作。1940年11月，赵长远副校长和夫人袁静到校后，人员还是非常紧张，袁静一人就要“担任一班语文，两班代数，三班生理卫生，兼一个班主任，后来又兼全校医务室大夫”的工作。

(三)各项管理制度的创设完善

因为是特殊的历史环境，陇东中学一开始上级只指定了由陇东特委书记马文瑞兼任校长并协调学校筹建工作，其它工作就由开始筹建学校的陆为公和孙萍具体负责，直到正式开学两个月后的1940年11月，才从延安选调来了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北京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河北省军委书记的赵长远任陇东中学副校长并主持工作。

赵长远到校后，根据陇东中学的实际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的指示精神提出了学校正规化的口号。首先将学校原已确定的“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培养抗战建国人才”的教育方针重新确定为:“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培养小学师资和边区文化教育干部”的学校教育方针，这样的改动，就使陇东中学的教育目标更加明确具体。其次，还把原来确定的“中学班、师范班修业期限为一年”改为“二·二制:即初级中学二年，高级中学二年;初级师范班二年，简师班一年”。学制的改定既贯彻了当时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又使陇东中学在向规范化办学方向上迈进了一大步，为后来陇东中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接着，他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陇东中学暂行简章》(草案)和《陇东中学办事细则》(草案)，并呈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批准，1943年3月10日，正式通过并实行。《陇东中学暂行简章》共8章20条，它对学校的校名、校训、教育方针、学制、课程、领导机构、教员以及学生入学与就业都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陇东中学办事细则》共8章21条，它对学校各部门的职责及办事程序都作了明确细致的规定。这两个草案的公布实施，对陇东中学走向规范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陇东中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他还根据当时有人对陇东中学进行诬蔑诋毁的事实，主持起草了《我们陇中和边区外面学校的比较》的文件，并向社会广泛宣传，使群众对陇东中学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也为陇东中学招生工作扫清了各种障碍。他又起草了《回乡工作十大任务》、《在寒假中的工作》、《陇东中学学期通知书》、《学生鉴定标准》和《学生鉴定登记表》等具体管理条例。特别是《回乡工作十大任务》和《在寒假中的工作》两个条例，既丰富了学生的假期生活，又对学生在假期的活动进行了具体指导，有利于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的延伸。《陇东中学学生家长通知书》的制订发放，既加强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交流沟通，又为家长提供了了解学生的客观依据。对陇东中学学生的假期活动进行了规范化管理，使刚刚创建的陇东中学从开学到放假都形成了一套完整有序的管理体系。

在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的同时，他还在陇东特委的直接领导下，组建了比较完整的陇东中学行政组织系统。

1941年陇东中学初创时的行政组织系统图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

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和学校教育方针有着密切的关系。陇东中学从开始创建就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是为陇东解放区培养小学师资，以提高解放区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一方面是为陇东解放区培养地方干部，为抗日战争提供干部力量。所以一开始确定的教育方针为“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培养抗战建国人才。”把招收来的学生按成绩分为师范班、中学班和预备班，学制全部定为一年，程度较好的编入师范班，程度较低者编入中学班，程度最差的编入预备班以待提高后再编入师范班或中学班。短暂的学制适应了当时革命形势对这些人才的迫切需要。由于培养的目标不同，中学班的毕业后一部分充实地方干部队伍，一部分则到延安高一级学校继续深造。师范班的则全部参加陇东解放区的小学教育工作。课程与教学内容则依班别不同而有一定区别。中学班开设政治、数学、国文、自然、历史、地理、音乐、国画、社会科学、中国问题、体育等课程。师范班除了上面课程外增加国防教育概论、教学法、社会教育、教育心理、课程与教材之研究、教育测验与统计、小学教育等。预备班主要讲授国文、数学、公民常识等基础课程。为了使学生对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各班都开设了“边区建设课”，具体为边区史地、政策、组织等内容。

1944年末，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了“陇东中学应成为干部学校”的口号，学校取消了师范班，只设中学班和地干班，学制均定为3年。中学班的任务是培养未来干部与边区知识分子，招收完小毕业生，毕业后大多数分配工作，少数升入边区高一级学校继续学习。地干班的任务是提高现任干部的知识水平。从基层干部和地方部队中招生，毕业后仍回原地工作。根据这一变化，学校对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又作了一些大的调整，在加强基础课程教学的同时，重点突出了学生毕业后在工作中比较适用的一些教学内容。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学校一方面进行撤离转移，一方面增加了防空、防毒等战备常识和战勤服务等课程教学。1948年3月11日，陇东地委根据西北局的指示精神将陇东中学改为陇东分区党校。短期培训两期学员。1949年5月30日，陇东地委又根据西北局的指示，将陇东分区党校易名为陇东分区干部学校，又连续招收两期学员，直到全国解放共为新中国培养了700多名干部人才。在党校和干校阶段，学校根据革命事业需要和培养对象的思想文化实际均设置了不同的教学内容，使学员们经过短期学习就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知识。

(五)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教诲

1942年7月16日，在陇东中学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首届师一、中一班学生毕业典礼，这是陇东解放区教育界史无前例的一件大喜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陇东地委代书记兼陇东中学校长段德彰、专员马锡五以及驻军代表和各界人士共60余人应邀出席了大会。段书记、马专员都讲了话，肯定了陇东中学创办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并对毕业学员提出了希望。

会后，学校举行会餐。当天晚上就有50多名毕业生积极报名到延安参观学习。这次组织陇东中学毕业生赴延安参观是由学校最先提出，请示陇东地委和专署同意后报请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批准的。同时，边区教育厅还下拨了专项经费以表示对这次活动的支持。临出发前学校指派专人精心制作两面准备献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锦旗，给毛主席的锦旗上面绣有“人民舵手”四个大字，给朱总司令的锦旗上面绣有“抗战砥柱”4个大字，落款都是“陇东学生参观团敬献”。

这次参观学习活动是以陇东地委青救会的名义组织的，青救会的干部董启勋直接参与组织了这次活动，成员以陇东中学毕业生为主，师一班和中一班共有50多人，其他每县只派2名代表参加，总共不到60人。准备工作到最后阶段时，人们都知道到延安有可能见到毛主席，都争着要去，学校对年龄较小的和有病的同学进行劝阻，但这些同学很坚决，如张自强、侯宗儒等，他们表示路上绝不连累别人，爬也要爬到延安去，最后也就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经过认真准备，学校决定参观团由陇东中学教师余佑野和总务主任贾庆礼带队。1942年7月20日，参观团从陇东中学出发，沿途经过合水县老城、剑水坡岭、苗村、连家砭、太白镇，然后出甘肃省到陕西的黑水寺、直罗镇、张村驿、富县、甘泉等县城和村镇，最后到达延安，总共走了7天，每天行程约80多里。

1942年7月27日，陇东学生参观团到达了同学们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在参观了延安市容后还聆听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贺龙、中央文联负责人丁玲以及董必武、吴玉章、周杨等领导的讲话。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聆听了朱总司令的讲话，给朱总司令敬献了事先准备好的锦旗，请来了正在王家坪拍摄电影的工作人员给朱总司令和全体成员拍了照片。

毛泽东主席于8月19日在杨家岭中央礼堂接见了参观团成员。由参观团成员麻韬和张自强向毛主席敬献了事先准备好的锦旗。余佑野老师向毛主席汇报了陇东中学的办学情况以及这次参观学习情况。汇报完后，参观团同学就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讲话大约有20多分钟。他首先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形势，肯定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接着又讲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情况。毛主席明确告诉参观团的同学: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尽管对边区进行了封锁和破坏，但边区军民通过大生产运动，已经强大起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讲完抗日战争的形势后，毛主席满含深情地看看同学们说:你们原来在学校里是学习，这次到延安来参观也是学习，回去后走上工作岗位还要继续学习，而且那将是最好的学习。陇东那边文化落后，文盲很多，你们回去要搞好教育，尽快发展教育事业，同样能为抗日战争做贡献。你们到工作岗位之后，不是去当官，而是去为人民服务，去做人民公仆，你们只有把人民的事情办好了，人民才会拥护你们，你们的一切事情才会更好办，这就叫辩证法。听说你们有些人希望留在延安学习或工作，这本来是好事，但陇东那边更需要干部和教师，那边的许多工作还等着你们去做。另外，还听说陇东那边有人造谣说陇东中学是给八路军招兵而不是办学，你们这次不回去就会中他们的奸计的。所以，你们在陇东中学学了知识，也应该服务于陇东地区的革命事业和人民。

接着，毛主席还讲:我们革命的道路还很长，即使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还要建设新中国，还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还会像小孩学走路一样可能会跌跤，你们怎么办?有的小孩跌倒了总是大喊大叫要妈妈扶起来才肯向前走，有的小孩走路跌倒了自己爬起来继续向前走，你们要象后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遇到困难首先要靠自己，其次要依靠人民，这才是我们的人生哲学，这样才能进步。什么叫进步，进步就是要不停地向前走，停止了，就不叫进步。讲到这里，毛主席还在桌子旁边示范性地来回走了几步，以增强讲话效果，全体同学以热烈的掌声对主席的教导表示理解和赞同。

毛主席的讲话结束后，同学们以长时间的掌声表示感谢，余佑野乘机把事先准备好的题词用纸交给主席，请主席为这次参观题词，毛主席愉快地接受了，并且在参观团离开延安之前由交际处的工作人员将毛主席的题词连同朱总司令的照片交给了余佑野老师。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陇东中学及陇东解放区教育事业关怀重视的历史见证。

参观团在延安参观学习于8月21日圆满结束，临行前西北局还在延安完小设宴欢送，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西北局组织部部长李卓然、教育厅干部吴伯箫等均出席作陪，《解放日报》社记者还对参观团同学及团长余佑野进行了采访并将采访的情况于1942年8月22日在《解放日报》上作了详细报道。参观团也在8月24日《解放日报》上刊载鸣谢启事，对延安党政各部门给陇东学生参观团的热情接待示以诚挚的感谢。

(六)整风和大生产运动

1．整风运动

1942年5月，陇东中学开始整风学习。7月，学生放暑假，教职员仍留校学习整风文件，并把学习时间从每天2小时延长到3小时，个人自学改为集体学习，学习讨论采用统一行动。

正当陇东中学师生通过整风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在工作和学习中改变自己过去各种不正确作风的时候，出现了由康生等人插手操纵，将整风运动引入歧途的所谓“抢救运动”，给陇东中学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大部分教员被打成特务，离开了学校，使学校工作受到直接影响。正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发现了“抢救运动”中的严重问题并进行了批评纠正，才使这场运动停止了。到了1944年2月，陇东特委连续召开了3次专门会议，就平反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学校按照地委会议精神，在万成章、徐少甫等领导下，经历一年多的调查落实，对在“抢救运动”中坦白的152人中，有28人调出学校未作平反，剩余的124人中就有99人是被逼供而蒙冤者，其余25人虽有一些历史问题，但都不能算作特务，也都一一作出了正确结论。特别像曲子贞被关监狱受害达一年之久，由陇东地委宣传部长朱敏亲自召开干部座谈会，并诚心诚意地握手道歉，马锡五也代表党组织除给曲子贞致歉外，并在曲子贞的审查档案上亲笔写上“曲子贞是个好同志，历史没问题”的结论。平反后，马锡五还把曲子贞留在自己身边工作。

整风运动纠正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作风对学校工作的影响及危害，初步确定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风及学风，特别是对两年以来学校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为学校的正确发展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基础。但是，后期的“抢救运动”对学校工作及教职员工造成组织上的破坏和心理上的创伤也极为严重。

2．大生产运动

建校初期，正值敌人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的最困难时期，外地物资运不进来，本地生活用品又极其缺乏，师生生活十分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全校师生衣食不足的困难，1941年春，陇东中学成立了生产管理委员会，开展生产自救活动。全校师生除年龄过小(14岁以下)和体弱多病者外一律参加。根据身体状况编为农业组、园艺组和纺织组，体弱者参加园艺组，女生参加纺织组。当年春天农业组就在庆城西城门外的丁家湾开垦荒地100多亩，全部种上糜子，当年就收获糜子30多石，糜草15万斤。园艺组则在原有的17亩菜地和地边、山佥畔种白菜、萝卜、洋芋、大葱等蔬菜，当年收获蔬菜万余斤。师生们的穿衣问题主要靠纺织组纺线织布解决。

1942年后，学校又先后在离校较远的二轱辘塬、教子川、贺家渠、胶泥沟、孔家沟等地开荒种地，加上原有的菜地、苗圃地等共计200多亩，产粮数万斤，加上蔬菜等其他作物，收入15000余元，使师生渡过了暂时的生活困难。

1944年春，陇东中学连续两次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明确要求师生每人完成5斗细粮、5斤毛线的生产任务。为调动师生的生产积极性，学校规定收获6至8斗细粮者，10%归自己，收获16至20斗细粮者，50%归自己。号召一出，师生上山开荒，仅20多天时间就开荒地1029亩，都种上了粮食作物。同时，学校12名女生也积极行动，数天之内纺线50斤，捻毛线137斤，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除此之外，师生还集股开办合作社，以商业利润的形式为学校增加收入，以解决学校经费不足和师生生活困难问题。在8个月时间中，采取各种措施共创收现金数十万元。

这些成就的取得，不但彻底粉碎了敌人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而且也锻炼和培养了师生们的革命意志和劳动观念，更重要的是为陇东中学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七)学校管理

1．党的组织建设

1940年陇东中学创建后，就成立了党支部，隶属陇东特委领导，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是陆为公。后来招收的地干班学员多数是党员，就开始成立了地方干部班党支部。随后，普通班学员中的党员也日益增多，又成立了学生党支部，学校也建立了总支委员会。到1945年，全校共有党员161名，共设7个党支部。党支部有定期的会议制度，经常通过会议来布置工作和检查党员的学习、生活、思想等。

1945年，向景义调入陇东中学后担任了陇东中学专职党支部书记。他经过深入班级，了解学生思想状况，培养发展对象，使陇东中学党员队伍得到了空前发展。在1947年学校撤离转移中，尽管面临各种艰难险阻和重重困难，但学校始终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安排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历尽一年多的颠沛流离，最后安全地回到原地，这和陇东中学党组织所起的核心作用和坚强领导是分不开的。

2．学生会工作

陇东中学学生会成立于建校初期的1940年10月，最高领导机构是学生总会，设有正副主席各一名，下辖宣传委员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卫生伙食委员会和消费合作社，以下又分组设股，有各自不同的机构，各班相应设有分会。学生会除接受学校行政领导外，还接受陇东分区青救会的领导。在成立时，学生会工作比较简单，除办一些墙报、黑板报或有时上街做宣传外，其他工作未能很好地开展。1941年，陇东中学教导处与陇东分区青救会共同成立了顾问委员会，加强对学生会工作的领导，并改选了学生会，积极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密切学生同社会的联系，在校内还发动学生讨论时事，组织开展各类文体竞赛活动，组织宣传队。在校外创办《街头简报》，在校内办墙报、黑板报，参加各种宣传、调查、募捐活动等经常性工作，协助学校搞好伙食、卫生、图书、生产活动，还举办晚会、演讲比赛、时事报告会等。这些活动的开展既活跃了师生生活，又推动了学校各项工作的健康发展。

1945年，学校又重新选举成立了新的学生会。同时还成立了居民工作小组，组织学生到农村进行社会宣传，帮助附近居民搞清洁卫生，开展识字活动，有些还参加冬学工作，受到当地领导和群众好评。为丰富学生生活，学生会还经常组织球类比赛，定期办墙报、板报，开辟问答专栏，开阔了学生的知识领域，活跃了学习气氛。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之后，学生会及时组织全校同学开展创作诗歌、编排文艺节目开展大型庆祝活动。伙食卫生股还经常协助食堂调剂饭菜花样，监督食堂卫生，提高了食堂卫生标准和工作人员服务水平，使师生员工非常满意，也有力地配合了学校其他工作。

学生会组织系统图

为了进一步培养学生自治能力，充分发挥学生各自的特长，1946年，在刘泽如校长的提议下，学校根据学生兴趣、爱好和特长重新改组学生会组织。新的组织形式根据学生本身的专业和爱好，让他们在自身的基础上有组织、有目的的自觉的去研究和学习，充分发挥了学生个性，培养了能力，活跃了思想，提高了钻研和学习知识的兴趣，在指导思想上是非常进步的。正因为有这些活动的影响，当1946年6月发生了国民党驻军在西峰镇殴打庆阳师范学生的事件后，陇东中学学生会在学校的领导下，立即召开大会，书写文章，办墙报、板报进行声讨，痛斥国民党驻军的恶劣行径，声援庆阳师范学生的正义行为。随后，全校师生又给庆阳师范学生寄去了慰问信，并自愿捐献8500元法币作为受伤师生的医疗费，表现了陇东中学师生敏感的政治觉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同年9月，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中原突围途径庆阳，陇东中学学生会协助学校组织同学主动迎接并多次组织同学看望伤员和送去慰问品，充分表现了陇东中学师生和人民军队的深厚情谊。

(八)师资队伍建设

陇东中学师资队伍建设从建校开始就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的重视。建校初期，边区政府教育厅派来了赵长远、王雨生、张智(女)、袁静(女)、孙萍、艾提等一批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且富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同志来校任教，使陇东中学师资队伍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后来由于招生人数逐年增加，师资人数严重不足，学校一方面从校外聘请教员，另一方面就动员本校教师兼课。随后又调入了陇东地委干部林晓、庆城西街小学校长张冰泉，聘请陇东分区卫生所所长令狐野、救亡工厂厂长蔡学楷、鲁艺实习团学员徐徐，这样才解决了建校初期师资不足的困难。1941年10月后，教育厅又派来了余佑野、沙垠、石林、高戈伍、韩烽、曲子贞、程云平、王文藻、高原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1943年，边区政府教育厅又派来了段文杰、叶立平、王杰、徐少甫、苏任等一批大学生和进步的革命青年干部，他们不但有丰富的知识，而且政治上也很成熟，其身份和地位在当时都是令人十分敬仰的。

正当学校教师队伍建设蓬勃发展的时候，1943年后季，整风运动中的“抢救运动”使许多教员被扣押，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1944年，虽然进行了平反，但像曲子贞、余佑野、高原、王文藻等一批优秀教员都离开了陇东中学。1944年到1946年，又给陇东中学陆续调入董启勋、谭永和、牛东辰、伊彬生、陈文珍、刘泽如、沈启东、苏明升、程萍、张琴、韬白、王照维、孔宪经、向景义、姚文、郭笙(文龙)、蔡津东、王涛、宋全昌、徐放等20多位很有影响的大学生和革命干部，再次充实了陇东中学的教师队伍。虽然教员时进时出，但在绝对人数上为陇东中学教学工作提供了充分保证。

因为陇东中学是供给制学校，后勤工作头绪繁多，加之从1941年春天大生产运动的全面开展，学校就从学员中选拔了政治上可靠，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优秀学员兼任了后勤及教学工作。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帮助学校渡过了工作人员不足的难关，更为陇东中学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可贵的经验。有些表现比较好的，毕业后就留校工作，充实了学校的教职工队伍。据统计，1941年至1943年，先后就有20多名学员在校学习期间担任过学校有关工作。

由于陇东中学师资队伍是由这两部分构成的，所以他们业务上过硬，政治上可靠，作风上正派，有极强的事业心和历史使命感。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陇东中学东奔西转而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和他们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他们中许多人一直坚持在学校工作到全国解放后才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力量，他们把陇东中学的优良传统也带向了全国各地的各条战线。

(九)解放战争中的战略大转移

1947年2月28日拂晓，国民党胡宗南部向陇东分区庆阳、合水等县发起进攻。一时间，和平宁静的庆城进入紧张的战争状态。根据中央诱敌深入的指示精神，中共陇东分区决定:分区机关及庆阳县、市各单位于当日上午8时开始撤出庆城向东川柔远河方向转移，城内群众在10时前向庆城四周乡下疏散。

陇东中学按照分区的要求，则在规定的时间组织全体师生员工100多人(中学部学生因放寒假多数尚未到校，地干班部分学员因下乡搞土改还未来得及返校)随分区机关沿庆城东川北上到新堡。陇东分区根据形势的变化指示:学校除抽调部分人员参加支前工作外，其余人员全部转移到华池城壕川的田沟门，敌人于当天下午1时左右进入庆城，对庆城进行了大肆破坏，受损失最惨重的就是陇东中学和庆城的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

1947年7月8日，陇东分区形势出现严重变化，陇东中学师生又开始北上战略转移。转移分为两路，一路由副校长冯克征和教导主任王彪带队，一路由校长刘泽如和教导主任汤般若带队。校长刘泽如和教导主任汤般若带领的这支人员被指挥部编在北上15大队，刘泽如任大队长。从华池元城出发，北上经过红柳河到内蒙古的金坡湾，又南下经过靖边向东经绥德、清涧，部分东渡黄河到山西柳林镇。

在山西住了一个多月，我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陇东分区形势大为好转。到9月底，指挥部在柳林镇召开大会，宣布我军东渡已达目的，所有机关单位准备返回陇东。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到10月14日校长刘泽如、教员朱彬、徐放、郭笙、蔡津东、杜烈等被陕甘宁边区教育厅调回安排工作，其他人员在教导主任汤般若带领下告别柳林镇，西渡黄河，经绥德、清涧、瓦窑堡、安塞、志丹等地，于11月1日到达华池县的王庄和鱼嘴子，与冯克征一队会合，往返3个多月，行程4000多华里，这是陇东中学在战争年代的一次小长征。

副校长冯克征带领的这队人员，当时正在环县、曲子一带搞收复工作，接到地委指示后，他们即从曲子出发，经白马庙、八珠塬到达雷家湾，成立了以王彪任书记、郭佑生和丑振岳任干事的临时党小组，还把年轻人组成若干队，配发了枪支弹药，担任保卫警戒任务。接着，又把陇东中学师生和专署贸易分公司合编为一个中队，冯克征任队长，统一指挥北上行动。当天就赶到环县耿湾。8月1日，离开耿湾，进入陕北地界，经靖边县的杨家塬，到长城脚下的安边堡。8月6日从破洞子出发，经下关子、白石咀到吴旗县的铁边城，稍做休整继续南下到华池的严家塬。8月28日，为配合解放西北战略大反攻，陇东地委专署指示:陇东中学拟于现在招生办学，为大西北的最后解放培养干部。接着，在副校长冯克征主持下，对这次北上进行了检查总结，随即一边派郭佑生、程萍、孔宪经、汪志雄前往环县、曲子、华池、镇原等地动员学生，一面向华池元城进发，于9月10日到达华池王庄和鱼嘴子，开始了战时招生办学。至此，陇东中学北上转移全部结束，往返2月多，行程2000余里。根据地委和专署指示，除新招地干班和中学班分别为60人和90人之外，还要求把疏散的同学全部招回来。招生办法是一方面指示各区县负责动员，一方面要求陇东中学派人督促。课程以国文、政治为主，每天上课7小时，9月下旬报到，10月初正式开课。

(十)陇东中学改名为党校和干校

1．陇东分区党校

1947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改变边区各中学师范为各分区干部学校的决定》后，陇东专署遂于1948年3月11日决定将陇东中学改为陇东分区党校，在原陇东中学的基础上，对党校领导班子作了一些调整。选调贺建山为党校副校长(校长由地委书记李合邦兼任)，陇东中学校产及所有文书档案，全部移交党校管理使用。

由于陇东中学在战争中多次辗转迁徙，学校物资大部分已经散失，只有6头牲口及大约值券洋200余元的资产，较严重的动摇了办学基础。副校长贺建山到任后，首先健全了行政机构，充实了干部队伍。任命原陇东中学教导主任汤般若为党校教务主任，程萍为教务副主任，原陇东中学教员王如珍、郭佑生、丑振岳、吕建生、宋全昌、唐风翱等为党校班主任和教员。其次，在专署给党校筹拨的12000元生产资金的基础上，学校还添购了5头骡子、100床被褥及其他办学用品，使办学的基本条件得到了保证。开学后因条件不便，又将学校从华池二将川迁到元城高家油房咀子、高桥、店子3处群众的庄院，因窑洞破烂不堪，有的门窗不全，后来又迁到曲子县八珠塬的许旗寨。

随后，根据上级规定，制定了“培训与提高村、乡、区三级干部与党员，解决思想作风并了解政策”的教育方针与目标任务，以党章及修改党章的报告为主要材料，根据教学时间和学员思想实际，学校组织编写了共有6课内容的统一教材，并确定了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方法。为了尽快提高学员思想认识，还明确规定每期学习时间为4个月，学员每天在8小时的学习时间内，政治课占5小时，文化课占2小时，加大了政治教育的比重。1948年9月，党校机构又进行了重新调整，由李景亭接任贺建山副校长职务。李景亭副校长到任后对学校工作进行了进一步改进。首先延长了学员学习时间，由原来的4个月延长到半年。其次，将原来的教育方针也修改为:“培养提高区、乡干部为主，打通思想、学好政策”。并根据教育方针对学员在政治、文化方面均提出了要求。课程仍分为政治课和文化课两门，政治课增加到6课时，以学习党章和党的基本政策、文化政策、土地政策、战局发展为主。另外，还主持制定了《考核制度》、《会议制度》、《报告制度》和《陇东分区党校学员规则》、《干部学习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使学校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规。到1949年4月，第二期学员圆满毕业。两期共培养学员322名。

2．陇东分区干部学校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结束。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为了加速为新中国培养干部，经西北局批准，陇东地委于当年5月30日发出通知:“原陇东分区党校易名为陇东分区干部学校，李景亭同志为校长。”同时增补侯生裕为副校长。学校立即按其干部性质重新改组了行政机构，调整了干部班子，随即着手招生，并于7月7日正式开学，第三期(延用党校的排列顺序)招收学生236名，不久又于9月3日、9月17日、10月3日先后招收第四期学员361名，两期共招收学员597名，其中分别设有党政干部班、青训班、妇训班等短期培训班和中学班。主要以培养区、乡各类干部为主，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意识。中学班主要以培养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的青年为目的。课程分政治课和文化课两门，中学班以文化课为主，其他班均以政治课为主。各班所学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如干训班学习183天，青训班学习93天，妇训班学习78天，中学班则按一般学制规定执行。

陇东分区党校转为陇东分区干部学校后，随着青年学生的迅猛增加，校党委遂定于1949年11月5日讨论学校建团工作，决定在学生会积极分子中发展团员，成立团支部，经过短时间教育，就有123人主动脱离国民党、三青团、哥老会等反动组织，有113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经过研究接受63人为共青团员，陇东干校团支部随之成立并开始工作。

陇东分区干部学校所招的两期学员均于1949年12月12日毕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多次搬迁及教工调动的情况下，虽然文化课学习时间短了一些，但他们结合工作实际，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顺利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光荣任务，迎着新中国的朝阳顺利地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三、社会教育

陇东解放区的社会教育是陇东解放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卫生教育和群众文艺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民众教育。它经过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3个不同时期，在15年的发展历程中，密切结合各个历史时期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不仅为解放区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促进陇东地区革命和生产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社会教育的兴起

陇东解放区的社会教育开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创立后，南梁政府就开始了以编唱《信天游》民歌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教育活动。如当时在解放区广为传唱的就有《咱们跟上刘志丹》、《劝当红军》、《送夫参军》、《一杆红旗空中飘》等民歌，在宣传革命道理、鼓舞群众斗志方面起到了非常好的社会教育作用。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陇东解放区的社会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首先是识字教育活动的全面开展。陇东解放区的一些机关、部队、学校和农村，普遍成立了识字班、识字组。在庆城，还出现了店员夜校，农村个别地方也建立了夜校并开始了扫盲识字工作。1936年，陇东解放区接受扫盲识字的群众多达五六千人。其次，文艺宣传活动也蓬勃开展。当地驻军和地方一些单位都成立了宣传队，结合革命形势，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向群众进行生动形象的社会教育。“西安事变”后，庆城驻军教导师宣传队赶排了《活捉蒋介石》、《庆祝舞》等节目向群众演出，及时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再次，开展了争取妇女解放的宣传教育。为了动员妇女参加革命斗争，时任庆阳民族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即秘密中共庆阳县委书记)的蔡畅亲自领导妇救会开展了妇女放足活动。

在借助文化活动开展社会教育的同时，与此有关的各类组织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1937年2月，庆阳县成立了民教馆，是以蔡畅为团长的陕甘省委工作团为推进社会教育工作而创建的，陆为公为第一任馆长。民教馆阅览室有马、列著作、政治科学文化读物、进步文学作品等各类书籍数千册，并订有根据地出版发行的各种报刊供人们阅读。图书室由专人负责，终日开放，为群众学习提供方便。另外，民教馆还开办了夜校，成立了业余剧团，一边对群众进行扫盲识字与政治常识教育，一边为群众演出文艺节目，教唱革命歌曲，同时还利用黑板报、演讲会等多种形式向群众进行社会教育宣传，均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教育效果。

1937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党中央对社会教育工作更加重视，把它看成抗战的重要工作之一，提出了“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之民族意识与科学文化水平”的为抗战服务的社会教育工作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各级政府都成立了负责社会教育的工作机构，确立了开展社会教育的工作对象、任务、内容和形式。并广泛发动群众，创办冬学、夜校、识字班、半日班、民教馆、俱乐部、剧团等社会教育组织，动员广大群众投入文化学习之中，主动接受社会教育。

1940年陇东解放区各县社会教育情况统计表

续表

(二)社会教育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新政权领导下，陇东解放区社会教育对提高人民群众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但是，由于受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思想影响，在工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针对这种倾向，1941年10月，陇东地委、专署、妇联、工会等组织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社会教育也应正规化起来”的指示精神向各县发出了关于冬学问题的联合通知，明确要求开办冬学以“重质为主，为此必须达到三个方面的标准:一是每校最低20人，并保证自始至终不得缺学。二是学习的实际时间保证3个月。三是教育成果要达到80%”。1942年冬，陇东专署又发出通知，重申了“重质不重量”的原则。通知下达后，各县纷纷采取措施，按照小学标准来要求冬学，大量合并裁减各类冬学组织，致使冬学社会教育组织大为减少。1938年在陇东解放区8县共办冬学93所，1941年减为47所，到1942年，仅剩18所，1942年至1943年1年时间撤并的冬学达原有总数的60%。

1941年－1942年陇东解放区各县冬学开办统计表

续表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陇东解放区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对前一段社会教育工作中出现的不同形式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作风进行了认真纠正，才使社会教育工作得到了新的全面发展。

首先，改变过去摊派命令、强迫入学的工作作风，采取群众自愿、说服教育、劝导入学的正确方法，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教育效果。以前办冬学是按上级命令去做，群众顾虑重重，主动报名参加的很少。整风运动之后，组织者利用茶话会、作业展览等多种方法向群众进行耐心细致的宣传识字学文化的好处，千方百计地为群众创造学习文化的便利条件，帮助群众解决家庭纠纷，使他们都能主动参加学习，学习质量自然得到了保障。各县的民教馆也转变了工作作风，变群众登门求教为主动方便群众，做到一馆多用。许多民教馆内还设立了代笔处，为群众代写书信、诉状、公函等，使群众从生活实际中体会到学文化的重要性。庆阳县民教馆还利用群众一年一度举办庙会的习俗，组织人员到庙会上进行文艺演出，设立了“文化大棚”，散发图书，悬挂图片，向群众宣传生产、科学知识和时事政治，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教育效果。

其次，改变过去单纯依靠政府办社会教育的做法，发动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活动。各地依靠劳动英雄、变工队长等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出面组织社会教育活动，利用他们动员群众解决经费、设备等问题，并对社会教育组织进行具体管理，各级政府则予以适当的指导和帮助。如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张振财，他领导着一个由8人组成的变工队，在群众性的识字学文化运动兴起后，他不仅自己识字，还组织领导全村人参加识字运动，对社会教育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再次，改变社会教育内容，增加群众在生产生活中迫切需要掌握的科学知识以吸引群众参加学习。1943年以后，陇东解放区各地不再执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统一课表和教材，而是根据当地实际增加了卫生教育和生活生产常识等内容，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参加社会教育的积极性。陇东解放区各地针对陇东解放区文化落后、疾病流行、巫神猖獗、妇女病严重、儿童死亡率高的实际情况，在冬学教育中给妇女讲解妇女卫生、新法接生等知识，使他们既识了字，又接受了卫生教育，在实际应用中体会到了学习文化的好处，从而增强了接受社会教育的自觉性。同时，他们还把群众在生产中亟需的一些生产知识如棉花种植管理、房屋修建、婴幼儿喂养等常识的宣传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深受群众欢迎。在这方面，庆阳县的社会教育工作人员做了许多工作，积累了很好的实际工作经验，有些还在全区进行了宣传推广。

最后，改变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整风运动后，陇东解放区的社会教育组织一般是以生产单位或自然村为基础组织的，人数可多可少，学习时间可长可短。就依冬学来说也有多种类型:以时间而论，有全天冬学、半日冬学、冬学夜校;以对象和内容而论，有成人冬学、儿童冬学、男子冬学、妇女冬学、卫生冬学和一对凳子冬学等，这些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极大地方便了不同群众，使更多群众自觉自愿地参加到社会教育活动中来看。特别是读报组这种社会教育组织也得到了空前发展，使一些不识字的人也接受了较好的社会教育。至于教育方法，则根据教学内容和对象的不同，分别采用了课堂教、地头教、家庭教、集中教、分散教、教员教、小先生教、学员互教以及启发、演示、谈话、讨论等多种方式进行教学，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另外，1945年2月，陇东地委召开了社火头会议，确定了普及群众文艺和改造旧社火活动，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和具体措施，使陇东社火这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文艺活动组织也活跃在陇东解放区社会教育的广阔舞台上。1945年春节时，庆阳、曲子等县的新社火《归队》、《妇女识字组》、《保卫边区》、《种棉花》、《二流子转变》、《反巫神》等节目在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据统计，这一时期活跃在陇东解放区的群众社火队就达130多个。

总之，经过1942年的全面改革，使陇东解放区的社会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仅扫盲识字工作成效就十分明显，据1944年统计，庆阳县共办冬学148所，学生2800多名，分别是1942年的29倍和25倍。

镇原、庆阳、环县、合水4县1942年与1944年冬学数字对照表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陇东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编排了一些新颖活泼、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收到了极好的社会教育效果。如《订生产计划》、《夫妻开荒》、《二流子偷鸡》等节目就是这时在陇东解放区产生的。所有这些，都是经过1942年以后对社会教育全面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是在党的领导下陇东解放区社会教育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社会教育

1946年12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实际情况，颁布了《战时教育方案》，要求各级教育工作要“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卫战争服务，一切教育工作者都应成为保卫边区的宣传员与组织者。”根据边区政府这一指示精神，陇东解放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利用演讲会、黑板报、文艺宣传等形式，开展了战备教育和时事宣传，向群众介绍自卫防奸、坚壁清野、救护防毒、担架运输以及争取俘虏等对敌斗争知识。庆阳县于1946年将冬学改为文武训练班，每区各设1处，学员多为基干自卫军，开设军事课。主要内容有埋置地雷、射击、刺杀及盘查放哨等技术常识。教员由爆炸训练班毕业的基干排长担任，学习时间共70天。

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陇东解放区，各类社会教育组织和设施几乎全部遭到破坏，这时的社会教育工作主要由党政机关、部队和游击队来进行。他们利用报纸、讲座、标语和黑板报等形式，及时向群众报道战争消息，揭露国民党破坏边区、屠杀人民群众的罪行，宣传敌人必败，人民必胜的客观趋势，鼓舞人民群众斗志，帮助人民群众树立解放战争必胜的信心。

1949年夏天，庆阳、合水、镇原、宁县、正宁各县相继收复和解放，各县也随即恢复和建立了各种社会教育机构。社会教育工作的中心也逐步从乡村转移到了城镇，各级社会教育组织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和党的中心工作任务，大力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组织群众参加扫盲识字，深入开展反封建、反迷信、反礼教的斗争，充分发动群众以实际行动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四、干部教育

陇东解放区的干部教育包括军政干部教育和地方党政干部教育。军政干部教育是随着军事斗争需要在陇东解放区诞生最早的干部教育;地方党政干部教育则是随着党在解放区各级政权组织建设需要而出现的干部教育，大多以举办短期培训班和创办专门学校等教育方式为主，坚持学习理论与社会调查相结合，提高思想觉悟与做好本职工作相统一的教育原则，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服务的德才兼备的干部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一)军政干部教育

早在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开辟陕甘边根据地时就十分重视军队干部教育，他们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抽调班、排级干部学习游击战术和部队政治工作方法，传达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一些经验，学习“古田会议”决议。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成立后，又将训练班扩大为军政训练队，队长由苏从(留苏学生)担任，训练队分为高级班和普通班，高级班训练排级以上干部，普通班训练班长及优秀战士。红二十六军建立后，1933年春，开办了随营学校，吴岱峰任校长。设有政治课和军事课，主要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游击战术以及刘志丹起草的政治工作条例、纪律条例等内容。共培训学员200多人。后因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而停办。

1934年秋，随着陕甘边游击队和红军的扩大以及革命根据地发展需要，在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下，在华池县荔园堡正式创办了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招收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中连、排级干部及苏维埃政府中选派的部分赤卫军干部和其他干部，主要为部队培养政治工作干部和军事指挥人员，由刘志丹亲自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副校长兼军事部主任，马文瑞，蔡子伟等兼任教员。到1935年春，仅半年多时间就举办了3届，共培训了200多名军政干部和10多名号兵。这些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红军、游击队、赤卫军以及各级地方政权中做军事政治工作，对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发展壮大红军队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37年1月，环县木钵镇的“红大”三科迁至庆城，与红二、四方面军的步兵学校(随营学校)合并组成“红大”第二校，后改称抗大附属步兵学校。抗大附属步兵学校共编为4个营，13个队，学员1400余人，是从红军的班、排干部中抽调来的。刘伯承任校长，袁国平任政委，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这所学校对外称为红军教导师，周昆任师长，袁国平任政委。分驻庆阳、镇原、驿马、环县、曲子等地，一面进行军政训练，一面帮助地方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组织工作，建立抗日武装，发展党组织。1937年8月学员毕业后，学校干部和毕业学员随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学校随即撤销。

从1939年起，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对干部的需要，党中央陆续在各抗日根据地创办了若干个抗日军政大学，抗大七分校便是其中之一。抗大七分校是由原抗大七分校、二分校附中和三分校在陇东解放区组建的。原七分校成立于1941年7月26日，其前身是八路军一二O师教导团，驻防在晋西北李家湾附近。为贯彻党中央关于抗大要“坚持教育、保存和培养干部”的指示精神，于1943年2月从晋西北迁到陇东解放区的合水县，改称陆军中学，校长俞楚杰，政委杨尚昆。1943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恢复抗大七分校并在陇东组建，原陆军中学编为抗大七分校第一大队，原陕北军事学院副院长彭绍辉任校长，俞楚杰任副校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大七分校接受了新任务。1945年9月，抗大七分校第三大队首先开赴晋冀豫鲁。10月下旬，校部和一大队在彭绍辉校长率领下奔赴晋绥，开辟吕梁军区。同期，第二大队有几百名学员返回延安，分配到中央办公厅、作战部、二局、三局及联防军司令部工作。1946年7月1日，第二大队剩余学员举行了结业典礼，随后转移到延安，改为步兵学校继续学习，毕业后大多从事文化艺术工作。至此，抗大七分校全部离开了陇东地区。

抗大七分校虽然在陇东解放区办了1期，时间仅有3年多，但她在陇东解放区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抗大七分校不但在东华池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也把抗大精神洒在了陇东解放区人民心中。抗大七分校离开陇东时交给地方政府的粮食就有300多万斤，这批物资后来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二)地方干部教育

陇东解放区对地方干部的教育主要是采取在职学习、离职培训和举办专门学校的方式进行的。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陇东解放区各级党组织就先后成立不同规模和形式的识字组，对各级干部进行了在职培训。从1940年开始，陇东解放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了对在职干部教育的组织与领导，区、县都成立了在职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各乡也成立了在职干部学习小组，各级教育指导委员会都聘请了教育指导员一人，区、乡还聘请了由县三科科长、秘书或各学校教师兼任的专任或兼任教员，区、县都制定了长期或短期的干部教育计划和干部教育的有关制度，规定在两年时间内对所有在职干部进行一次系统的文化、业务和理论方面的教育。要求在职干部每天平均学习2小时，并通过日常考查、临时测验、学期考试和毕业考试等方式对干部教育成绩进行考查记录。还制定了相应的奖惩制度以保证干部教育任务全面落实。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及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使干部思想跟上形势的发展，陇东解放区对在职干部提出学习“七大”文件，结合形势进行检查党务工作的要求，对在职干部进行了一次转变形势的教育。解放战争爆发后，陇东解放区先后沦陷，地方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到正规部队参加作战，留守干部也处于对敌斗争的艰难环境之中，在职干部教育一度中断。从1948年开始，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陇东解放区开始收复并进行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为了使广大干部正确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提高工作能力，陇东地委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精神，向各县发出了加强在职干部教育工作的指示，各县都成立了学委会，坚持定期或不定期的听报告、个人自学、集体讨论等方式学习土地改革、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针政策，进而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有力地推动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了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工作，陇东解放区各级党组织在极其困难的战争环境中还努力创造条件，举办各种形式的干部培训班对各级各类干部进行短期或长期的离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1938年到1939年底，陇东分区党委先后举办了7期干部培训班，对1046名区、乡级干部进行了离职培训。

1938年至1939年陇东分区党政干部培训统计表

为了加强妇女工作，陇东分区及各县在1939年10月至1940年2月，举办了多期妇女干部训练班对妇女干部进行培训教育。

1941年3月，根据陇东地委决定，在陇东中学举办了一期妇女干部训练班，对地委妇联选送的24名妇女干部进行了6个月的短期培训。1941年秋，陇东分区又在陇东中学举办了新文字干部训练班，对各县选送的84名学员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培训教育，毕业后全部分赴各县任新文字教员。据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冬至1945年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陇东解放区各县举办的各类训练班对522名干部进行了离职培训，其中陇东地委举办的地方干部训练班(简称地干班)是干部离职教育活动中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学习最正规的对干部离职教育的形式。它无论是从学员的选送还是教材的选用和教学活动的安排，都和当时的客观现实有着密切联系。

总之，陇东解放区的地方干部教育在抗战之前由于条件所限，基本上以在职培训教育为主，抗日战争时期利用老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大都采用短期离职培训的方式进行，这样更有利于干部的充实和提高。新中国成立前夕，则创建专门的干部学校，使干部的专业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这些不同方式的选用，都为党的事业输送了一大批有生力量，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干部队伍建设积累了值得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