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投资决策行为的相关研究

第三章　农户教育投资行为的相关理论研究

农户教育投资行为的理论基础，涉及农户行为、教育投资、家庭消费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本章讨论了农户教育投资的概念与特征，并对农户生产投资研究、人力资本理论、新家庭经济学及营销学中关于家庭消费等领域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并分别对其研究方法作了评述。文献综述表明，这些研究领域在概念和方法上为农户教育投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支持。

第一节　农户教育投资的概念与特征

一、农户与农村家庭的概念

农户与农村家庭的两个概念虽然存在区别，但其含义上更多是重叠关系。黄祖辉、胡豹（2005）将农户定义为“生活于农村的、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并且家庭拥有剩余控制权的、经济生活和家庭关系紧密结合的多功能的基本的社会经济组织单位”。根据他们的总结，国内外研究学者在二者概念的异同上的观点主要有：

（1）家庭一般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直系亲属的成员的集合，偏重于社会学含义；而农户的概念则偏重从农业经济活动的整体单位来描述，农户成员可能比家庭成员更为宽泛一些，有时还包括非直系亲属，比如发达国家小型家庭农场中的雇工。

（2）在我国的环境下，农户与农村家庭基本是一致的。不像发达国家，我国以家庭农场形式开展经营活动的农户很少，主要是个体农户，虽然在农忙季节也存在雇用劳动，但这种雇用规模一般较小，且没有延续性和契约化。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二者没有明确的区别，将它们不加区别地使用。

在本书的研究中，既要考虑家庭内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又要考虑收入、就业等经济活动因素。本书将借鉴一些学者的做法，不加区别地使用“农户”和“农村家庭”两个概念。

二、教育支出的本质：消费还是投资

消费和投资是经济学中的基本元素，但尚未有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应该从动机上加以区分：消费是为了直接满足人类的需要，一般能带来感官和精神上的某种满足；而投资则是为了产生回报（一般指物质回报），并获得净收益。但事实上，二者的界限不是截然可分的，很多行为可能既是消费又是投资。比如，购房决策既可能是满足居住需要，也可能是为了实现资产增值（即使不出售，也能实现账面增值）。

农村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支出也可能有双重动机，同时具有消费和投资的色彩。一方面，子女教育花费对某些家庭而言，可能是刚性支出，如同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且，家长可能完全是“尽义务”的想法，没有指望子女能学有所成，获得回报。这样，教育支出被视为纯消耗性的，“消费”意义较重。另一方面，子女教育更被视为“出人头地”的必要途径，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结果充满期待，希望能取得“功名利禄”。在这种动机下，教育的投资色彩更重。

为了明确家长教育花费的目的，刘纯阳等人（2005）调查了贫困地区农户对待子女教育的态度。调查安排了五个被选项，分别是“尽父母义务”、“小孩自己想上学”、“毕业后可为家庭带来更多收入”、“孩子将来出人头地”、“学问高能给家里带来荣耀”。前两项被视为“消费理念”，后三项被视为“投资理念”。结果表明（见表3.1），选择后三项的比例高达55%。进一步，他们发现选择①④两项的比例多于选择③项的，因此贫困地区农户在子女教育投资中更为注重心理上的满足，而不是物质收入回报。

表3.1　贫困地区农户对待子女教育的态度

总之，从动机上分析，教育支出的投资色彩较为浓厚，且教育回报涵盖了物质和精神层面，所以“效用”分析可能比货币分析更能体现教育回报。因此，本书的研究将采用“投资”而非消费的视角。

三、农户教育投资的基本特征

本书研究的农户教育投资行为，决策主体是农户家庭，具体决策者主要是农户家长，而实施对象是子女。这使得农户教育投资行为的研究与传统的农户投资行为研究既有联系，又有联系。与一般性农户投资行为（主要是农业生产）相比，农户教育投资行为与其相似之处在于：

（1）都将消耗农户所拥有的有限资源。农户家庭在子女教育上不仅要花费学费、杂费，还要消耗时间和精力，比如家长为孩子上学操心、腾出时间到学校了解情况等。如果考虑子女具有一定劳动技能能够创造收入，还要考虑子女因上学而失去收入的机会成本。

（2）家长都将面临投资决策问题。在一些地方，农村学龄儿童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情况时有发生。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招生的“大跃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大学生找工作困难，甚至报酬低于无须学历教育的劳务工。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很多先富起来的典型人物没有大学学历，甚至没有完成义务教育。这些现象导致一部分农村家长在子女教育上也开始权衡得失，在家庭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子女教育的支出可能更像“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家长有可能优先满足生活需要而牺牲教育支出。

但农户教育投资行为的研究与传统的农户生产投资行为又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在：

（1）教育投资的收益无法确定。一般认为，相比未受教育或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在劳动力市场更具有竞争力，能获得更多工作机会和更好的报酬。但对个体而言，获得较高收入工作的可能性还取决于很多因素，教育投资的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尽管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教育投资报酬的测量方法，但实际上仍无法获得令人信服的精确数据。比起农业生产投资回报而言，教育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大得多。

除了物资收益外，教育投资还能带来心理愉悦、满足感、社会认同等精神收益。刘纯阳等（2005）提出，教育投资成功后的非货币性收益———心理满足感，也是家长对教育投资的重要动机。这种精神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与情景相关（比如，受到周围人群、参照标准的影响），更加不稳定，更难以测量。

（2）教育投资收益一般无法在当期实现。一般来说，多数教育是脱产完成的。在义务教育阶段和其他脱产形式的普通教育中，受教育者一般无法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从事获得劳动报酬的活动。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教育投资收益是在教育结束后才能获取，而早期教育（义务教育）的收益期距离投入期更远。这与一般农业生产当年获益或近年内获益有很大的不同。

（3）教育投资的投资者和受益者分离。农户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其受益对象主要是子女本人。Purkayastha（2003）认为，父母之所以愿意为子女的健康和教育投资，可能因为他们想以某种形式获得回报（如养老送终），但更多情况下仅仅是因为他们关爱子女，父母对子女的投资的大部分回报往往会在他们死后才会产生，他称后一种情形为“纯粹利他主义”（Pure Altruism）。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参见第四章相关内容），农村家长投资子女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子女有文化，能出人头地。而一般农业生产性投资的投资和收益均为整个农户家庭，二者是合一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可以部分借鉴农户生产投资理论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农户教育投资行为，但考虑到教育投资的特殊性，还应该在分析框架中引入其他理论和概念。本章后面的文献综述将表明，农户生产投资研究、人力资本理论、新家庭经济学及营销学中关于家庭消费的研究，都将在概念和方法上为农户教育投资研究提供有益的支持。

第二节　农户投资决策行为的相关研究

农户是农业经济中最主要的经济组织，在农业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农户生产、消费乃至劳动力供给等都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分析农户的生产、消费等决策行为，必须将农户生产、消费决策间相关性对政策的影响以及对政策在相关联的其他部门的溢出效应作重要分析（张林秀，1996）。而传统经济学理论如消费理论，只能对受价格变化而变化的某种商品的需求或供给变化作单项评价分析，农户行为的不同使得农户行为研究成为一个特殊的领域。

农户模型分析则是用来描述农户内部各种关系与一般经济理论原理相一致的一种经济模型。最初，农户模型也集中于微观视角，分析农户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决策（即农户生产函数、消费函数和劳动力供给函数等）。然而，随着农户模型的发展和改进，其应用范围逐渐由微观向宏观层次拓展。总的来说，很多农户模型描述和分析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政策问题：①政府的政策对农户本身利益的影响；②政府的政策对农户以外农村其他行业（部门）的“溢出效益”作用；③用于分析农业政策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如价格政策对政府预算的影响作用等（张林秀，1996）。

一、国外学者对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

农户作为农村家庭经济中重要的投资主体，其投资行为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了国外众多学者的重视。从起源上看，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经济学家切亚诺夫（Chayanov，1996）对苏联小农行为的分析模型是农户行为理论模型的最早先例。他主要分析了俄罗斯农民对劳动力在工作与休闲之间的时间分配行为。其研究基于的基本假说有：①没有劳动力市场；②农民可以自由获得土地；③农产品既可到市场出售，又可自己消费；④农民有最低消费水平保障。切亚诺夫认为，农户生产和消费等“有条件的均衡”的条件是农户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休闲的边际效用，即农民对某项活动的劳动时间投入直到农户评价的边际效用等于所获得商品的边际效用时才停止。这种理论在当时具有开创性，它没有将农户作为一个纯利润追求者，从而与传统企业理论区别开来。但切亚诺夫的模型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存在许多不足，因而不能广泛用于研究当前农户的许多问题。

后来，日本发展经济学家纳卡吉马从技术上发展了这一理论，并且将该理论用于分析更大范围的问题。他将农户分为纯劳动力户、纯消费户和混合农户三种类型，并比较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特点。他认为农户是一个农业企业、劳动力户和消费户的结合体，其行为准则是效用最大化。

巴呐姆（Barnum，1972）和斯奎尔（Squire，1971）二人进一步发展了农户行为模型，提出了巴呐姆—斯奎尔模型。他们在农户模型中放松了切亚诺夫模型中无劳动力市场的假说，允许有劳动力市场的存在。这一模型的基本假说是：①有劳动力市场以便农户可以雇用劳动力和被雇用；②农户家庭的劳动力资源在一定时间内是固定不变的；③“家庭”活动和“休闲”被合并为一个约束条件；④农户可以自己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也可以将产品在市场出售并换回自己不生产的产品。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决策的均衡条件是：①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等于工资水平；②其他可变投入的边际产出等于其平均价格；③农户自身消费的时间和购买产品的边际替代率应等于工资和购进物价格之比；④农户自产消费品和购买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等于自产品价格和购买商品价格之比。巴呐姆—斯奎尔模型的贡献在于为农户对家庭情况变化（如农户规模和人口构成变化）以及市场变化（农产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工资和技术变化）行为反应的分析和预测提供了理论框架。

罗尔（Low，1974）等学者又进一步将农户模型作了改进，将其应用于分析非洲农户在劳动力市场发达但食物短缺情况下的行为研究，其对开拓农户行为模型的使用范围作出了贡献。

多数学者认为农户是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行为目标，但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农户行为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如舒尔茨（Schults）发现，在竞争的市场机制中，农户经济中生产要素运行及其在生产分配上极少存在有明显的低效率，农户在自己小型、独立和需要筹划的领域里，把一切活动都安排得很有效率。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农户的投资行为是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前提条件的，一旦农户认识到合理成本下的投资，农户会毫不犹豫地成为最大利润的追求者。波普金、弗兰克·埃利斯等对农户投资行为分析时，也和舒尔茨持相似的观点。另外，家庭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贝克尔（Becker，1981）也认为，农户具有经济理性行为，这种理性行为是以家庭为整体表现出来的，他最早主张以家庭为单位，将家庭中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等决策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农户生产模型。将农户经济行为纳入数学化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把子女当做产品，把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一种经济行为。

一些国外学者还考察了农业大国中国的农户经济行为。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认为，中国农户没有边际报酬递减的概念或者农户家庭受耕地规模的制约，家庭劳动剩余过多，造成农户在边际报酬很低的情况下还在投入劳动。美国学者马若孟，利用1939—1943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机关对山东和河北的调查资料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物质和经济的强制性环境中，农户投资行为是以要素投入/产出的最佳配置为依据。

二、国内学者对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户投资行为特征的研究

学者范厚新（1989）对农户投资意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农户投资不合理缘于农业的风险性、规模狭隘性、市场多变性以及农户筹资渠道单一、地方政府行为偏差等诸多方面的制约，表现为生产性投资相对减少，投资非农化、短期化倾向较为严重。胡继连（1992）从农户投资的需要和动机出发，研究了农户投资行为短期化、货币化、双向兼业特征及其总体投资水平、投资结构、投资方式的阶段性变化规律，结合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分析评价提出了相应的强化引导措施。

马鸿运（1993）等对农户投资行为规律即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规律变动趋势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土地投资的保守性与活劳动投入的集约性并存，创新、模仿和守成性并存，并且具有短期化、兼业化、地区差异化特征。孔祥智、马九杰（1998）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形式也得出了与此相似的结论，即农户经济行为目标具有多重性，随着农户经济实力的增强，农户投资经营行为目标逐步由规避风险、满足生存的安全决策型向偏好风险、追求发展的收益最大化决策型转变。他还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户投资总量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但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农户的投资取向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户固定资产增量大小与农户收入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受市场信息和流通渠道的影响，不同类型的农户在投资结构上都表现出一定的同构性。

（二）投资行为与投资绩效研究

史清华（1999）从农户家庭土地规模、年龄结构、人力资本积累等不同角度，研究了农户家庭经营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投资结构变化、产业分化与农户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研究揭示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投入要素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是农户经济增长的源泉。

张改清（2004）分析了农户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内在关系。他构建了资本品质量水平提高的农户生产函数，分析论证了农户投资量、投资产业结构、投资效率对其经济收入增长的作用；还研究了制度因素对农户投资及其经济收入增长的影响，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三）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马鸿运（1993）认为农户投资行为不仅受资金、劳动者素质、科学技术、土地经营规模以及收入水平、消费积累等微观经济因素的约束，而且受价格、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以及政府行为与农村政策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制约。吴绍田（1998）在《中国农户投资行为分析》一书中，系统地对农户投资水平、投资特征和投资结构进行了描述，并对制度性因素、制度外生性因素、文化因素影响下的农户投资行为进行了分析。史清华（2001）在《农户经济活动行为及行为研究》专著中分析了农户家庭农地规模经营行为、农药的购买与施用行为、农产品生产行为，还讨论了农户家庭经济收支水平和构成以及农户经济增长等问题，史清华学者认为，农户的家庭生命周期、家庭决策模式以及农地的规模、劳动者受教育的年限都会对农户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刘承芳、张林秀（2001）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研究时发现，在诸多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的因素中，农村非正规信贷的可获得性、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存量、农户在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比例、适用住房价值、学杂费支出、农机服务支出，以及本村是否通电话、本村是否有医务室是决定农户是否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和农业生产性投资水平的主要因素。屈艳芳、郭敏（2002）则认为影响农户投资行为的几个关键因素为农户收入、农地收益、农地规模、农业贷款、承包期等。陈铭恩、温思美（2004）在屈艳芳、郭敏二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农产业替代、土地产权强度和投资边际收益三个因素也影响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观点。

盛喜真（2001）在对我国农户农业投资行为分析中，将行为理论作为研究农户投资的理论基础，并假定农户在厌恶风险的情况下，构建农户投资行为模型，并得出农户投资数量的大小取决于农户对投资的边际预期报酬，而边际预期报酬由结果预期概率的大小决定。陈传波（2004）对农户面临的风险进行识别，并介绍了农户认知的风险识别和评价方法，运用“农户的语言”以及统计描述总结农户风险种类；对各类风险的损失额及发生频次进行了统计描述，最后特别评估了干旱对农户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农户的风险管理策略以及农户对他们自身策略的认知。

上述学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探讨农户投资行为发生的依据、目的，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此后，又有更多的学者将企业理论、消费理论等融入农户理论中，扩宽了农户行为模型所解释的范围（张林秀，1996）。

总之，关于农户投资行为，国内外学者已经发展出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模型和经验证据。但这些研究一般关注于生产性投资行为，对教育投资问题的探讨相对较少。与一般农业生产性投资不同，教育投资的回报很难计量且无法在当期体现，增加了建模的困难，因此农户投资模型中一般没有考虑教育投资。但不可否认的是，现有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为农户教育投资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第三节　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

经济学中研究教育投资问题广泛应用的是人力资本理论模型，而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主要形式。人力资本理论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学说，如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关于“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著名论断就是这些思想的体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在社会的固定资本中，可提供收入或利润的项目，除了物质资本之外，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们学得的有用才能。这种优越的技能，可以和职业上节约劳动的机器工具作同样的看法，就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

现代人力资本的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出于研究目的的不同，人力资本理论发展了几种不同的流派。张风林在他翻译的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瑟尔（Jacob Mincer）的《人力资本研究》译者序中指出，人力资本的理论的发展最初有三条线索：一是舒尔茨（Schultz）结合经济增长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后来，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索洛（Solow）等人相继就此领域的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二是明瑟尔（Mincer）把收入分配和劳动市场行为等问题和人力资本的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三是贝克尔（Becker）采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人类各种行为时，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工具应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分析，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其中，明瑟尔（Mincer）和贝克尔的研究能较好地应用于教育投资决策的微观分析中，而舒尔茨等人的研究则偏向于宏观分析。

一、明瑟尔的人力资本理论

雅各布·明瑟尔（Jacob Mincer）是生于波兰的美国经济学家。1958年，明瑟尔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一文，首次建立了个人收入分配与其接受的培训量之间关系的经济数学模型，他发现在自由选择的条件下，每个人基于收入最大化而进行的不同人力资本投资（或培训）的决策，决定了他们收入分配的格局。明瑟尔的模型验证发现：人力资本投资量越大，工资水平就越高；并且投资量越大，反映整个年龄段工资增长的“工资年龄剖面图”（Wage Profile）就越陡峭，即工资增速越快。

1970年，明瑟尔在他的另一篇论文《在职培训、成本、收益与某些含义》中，借鉴贝克尔的计算方法，把人力资本积累划分为正规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两部分，并采用美国10年间的教育、年龄和性别组别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根据对劳动者个体收益差别的研究，估算出了美国对在职培训的投资总量和在这种投资上获得的私人收益率。

明瑟尔在1957年提出了通过计量方程来估算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方法。明瑟收益率r的定义是：，其中y为劳动者收入；edu为教育年限。明瑟尔通过形如lny＝b0＋b1·edu＋b2·workexp＋b3·workexp2＋u的方程估计教育收益率。其中workexp是工龄；edu为受教育，u为误差项，edu的系数b1就是明瑟收益率。此公式的经济含义是：不考虑教育成本时，系数b1表示收入获得者在受教育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可解释为受学年教育时间较长的平均个人收益率，系数b2为个人在工作经验中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率。现在，明瑟收益率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教育投资的实证研究中。

明瑟尔在其发表于1974年的著作《学校教育、经验与收入》中创建了更为完备的劳动力生命周期中人力资本积累的收入模型。他论证了在劳动者的生命周期中，收入总体上是不断上升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呈现一种凸型的轨迹，并把其收入研究的重点从年龄转向了工作经验。他认为在职培训不仅应包括参加明确的项目培训，而且还应包括实践当中所学习到的经验，即“干中学”。工作当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需求的引导而非年龄的大小。

以后，明瑟尔又不断拓展其最初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围绕收入分配、劳动市场和家庭决策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人力资本分析的探索，推动和促进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总结起来，明瑟尔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人力资本对个人劳动报酬的影响。他借鉴亚当·斯密的“补偿原理”，首先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模型，并且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劳动报酬函数。其收益率模型用接受教育或参加培训的年限表示人力资本的投资量，论证了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意味着劳动所得的延迟，但是，随着人力资本投资量的增加，个人收入增大，其均衡条件是，不同人力资本投资量的个人终生所得的现值相等。劳动报酬函数是随着年龄变化而人力资本年收入变化的数学和经济计量学表示，该函数把人力资本投资区分为学校教育投资和后学校教育投资（比如在职培训等），分别用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年限表示这两种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建立多元函数来估计教育投资收益率、在职培训收益率等，为全面系统地考察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经验分析基础。

二是研究劳动市场上人力资本投资及其对工资增长、劳动流动（即更换工作）与失业的作用。明瑟尔集中研究了职业培训投资以及其效果。他认为：①与工作特殊性质相关的投资与一般性投资不同，从一般培训中获得的技能完全可以从一个厂商转移到另外一个厂商，它们不影响劳动的流动，但与厂商特殊性相关的技能对于其他厂商来说或许没用，所以会影响到劳动力的流动。②流动可以促进个人工资增长，但是对在职培训投资的特殊性而言，工资增长和特定厂商是紧密相连的，与流动关系不大。由此可以推论，工人得到的培训越多，他们在厂商内和厂商间的工资增长就越快，并且他们对于在其中接受培训或继续学习的厂商的依附性也越强。③工资上的获益速度随着年龄和任职期的增长而下降。

三是研究了经济增长、技术与人力资本需求。明瑟尔创立了一种人力资本需求的变动源泉理论以及探讨了这些变化对劳动市场的影响。他认为，产业对于高技能的、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劳动需求的增加，可能是因为作为资本积累或技术变化的一种结果，从而增长了生产力。所以，对于人力资本需求的增长可以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伴生物，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他在《在劳动市场上人力资本对于技术变化的反应》一文中，通过经验数据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其利用程度在技术进步的部门比其他部门大；②教育产生的相对工资差别在技术进步的部门中更普遍，短期中更明显；③在培训和工作经验具有更大赢利性的技术进步部门，工资随年龄变化而更加陡峭；④在技术进步的步伐加快以后，经过一个短暂的时期，失业率在技术进步的部门将会降低。

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

与明瑟尔同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认为，关于人类行为的一切方面均可采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他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应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分析，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他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均衡模型。他以家庭为基础，以人类时间价值提高和子女质量需求为核心，考察了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最终发现，从长期看，在给定生产技术和资源的条件下，每一代人的时间价值可以由他这一生所享受的总效用与他愿意留给下一代的总效用决定。

贝克尔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为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分析基础。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正规教育和培训投资的收益率和收入效应进行了定量研究，并且深入分析了人们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贝克尔认为，“唯一决定人力资本投资量的最重要因素可能是这种投资的赢利性和收益率”。根据微观经济分析理论，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由这些投资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共同决定的。

二是研究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问题，说明了家庭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贝克尔把人力资本理论从教育经济学领域拓展到人口和家庭经济学范畴，把家庭当做一个人类自身的生产单位，把子女当做产品，父母养育子女、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经济行为，并对它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第四节　新家庭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家庭经济学（Home Economics）是研究家庭及其成员配置家庭经济资源，从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以满足家庭成员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学科。一般认为，现代家庭经济学是以加里·贝克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建立的最大化家庭（效用）的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加里·贝克尔1965年的有关时间分配理论的文章，以及此前明瑟尔和贝克尔在生育率、人力资本构成和已婚妇女劳动力参与率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新家庭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种范围广大的研究框架，对家庭的市场的和非市场的所有形形色色的活动作了一致的解释：最初的婚姻决策，生育孩子的决策，丈夫和妻子之间家庭爱好的区分，劳动市场上的参与程度，最后甚至包括通过离婚而解散家庭的决策。

传统经济学分析事实上假定家庭是由一个人构成的，个人追求从市场里购买的物品和服务所规定的效用最大化的目标。新家庭经济学则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效用函数要考虑不同家庭成员的物品和时间、技能以及知识。这不仅扩大了微观经济分析的范围，将原属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问题纳入经济学范式研究中，而且改变了对消费者行为的传统解释。

贝克尔引入时间机会成本概念，研究了广泛的家庭行为，如生育行为、婚姻市场以及家庭劳务分工问题等，因为创造性地运用微观经济学方法而成功地分析了大量的社会学问题，所以他获得了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贝克尔认为，家庭活动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消费活动，而且还是一种生产活动，它生产某种“满足”。为了获得最大的满足，家庭既大量使用从市场上购买来的各种消费性商品和家庭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性商品，还同时使用时间资源。家庭所耗用的这些人力、物质和时间资源又是有限的，家庭的决策就是努力使家庭资源的效用最大化。总结起来，新家庭经济学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了有见地的分析解释：

一、婚姻选择

贝克尔的婚姻选择理论别具一格。他观察到男人和女人为寻找配偶而竞争，认为可以假定婚姻中存在一种市场。如果“一个人当结婚的预期效用超过继续单身的预期效用或再寻找一个更为合适的配偶的预期效用时，就会决定结婚”。“结婚的收益来自于在投资于非市场活动的时间的生产率和获取市场物品的力量方面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互补性”。只要配偶之间的技能存在差异性，丈夫和妻子从专业化分工和交易中能获得的潜在收益就会是巨大的。

婚姻的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是指与结婚和离婚直接相关的费用，机会成本是指为追求一种状态而放弃另一种状态所损失的福利；结婚的机会成本是保持单身所获得的福利，离婚的机会成本是保持婚姻所获得的福利。贝克尔认为，理性决策者只有在结婚的共同所得大于单身时的分别所得之和的情况下才会结婚。

贝克尔认为，较佳的婚姻决策是配偶双方在生产方面负向搭配，在生活方面正向搭配。即具有市场生产相对优势的人最好找具有家庭生产相对优势的人结婚，这样将促进家庭的专业分工，达到较大的家庭产出；相反，在消费方面，夫妻双方具有相同的志趣爱好才有利于增加家庭的快乐，进而增加婚姻的收益。但是，由于在婚姻市场特别是配偶生活特征上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一部分人在寻找伴侣的过程中感到搜寻成本和风险过高，而对婚姻失去信心甚至望而却步，于是选择保持单身；这也导致更多的人可能更容易与在生产方面正向搭配的人结婚，以减少信息搜寻成本，降低风险，但对方却可能在生活方面负向搭配（具有不同消费情趣），结果降低了婚姻的质量。

二、家庭生育

在家庭生育决策中，贝克尔认为，孩子的数量和质量被认为是可以替代的。而且，由于母亲抚育孩子的时间的机会成本的影响，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会发生为了节省时间而以孩子质量对孩子数量的替代：一句话，富人拥有较少但教育良好的孩子，穷人则拥有较多却缺乏教育的孩子。而在以前，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收入增加会刺激对孩子的生育。贝克尔的分析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决定人口增长的因素不仅是收入水平，还包括孩子的相对“价格”。抚育孩子的完全成本不但取决于所承担的直接花费，还取决于家长们所承担的机会成本，这些机会成本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特别是随着母亲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贝克尔的理论部分地解释了发达国家的低出生率和发展中国家的高出生率问题。

三、家庭成员的就业决策与劳务分工

贝克尔说：“家庭实际上是小型生产单位。它结合资本、原材料和劳动来使用、供养并生产其他有用产品。”家庭成员要在市场工作、家庭生产和闲暇之间作出配置选择，以使家庭总效用最大化。家庭生产是指家庭内部的物质产品生产，市场工作是指家庭外部的市场产品生产，这些生产活动都需要家庭付出可支配的人力、物质和时间资源，产生的收益主要是货币收入；闲暇是另一种特殊的家庭生产活动，能直接生产满足，满足家庭成员享受的需要。工作与闲暇存在一定的替代性。如果当工资率上升时，工作时间的价值高，家庭则会增加对工作时间的分配；反之，则会增加对闲暇时间的分配，直至边际工作与边际闲暇时间价值相等时为止。

对于家庭成员的内部分工（更广泛的则为资源分配）问题，贝克尔发展出了“利他主义”模型。利他主义者（通常为丈夫）的效用同是来自于自身的消费和妻子（可以推广到其他家庭成员）的效用。这样的话，即使夫妻双方原来有独立的效用函数，但利他主义者会以家庭预算约束进行所有决策（包括个人事务与公共事务）。在有效的利他主义模型中，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致力最大化家庭产出，并使得资源分配为帕累托最优。

新家庭经济学的理念和方法为农户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传统的农户行为研究一般将农户整体的经营单位作为研究对象，不考虑家庭成员的需要和成员之间的资源分配。对于家长对子女教育投资而言，没有直接的经济收益，且其直接受益者是子女而非家长，新家庭经济学的家庭决策与分工框架为子女教育投资决策行为奠定了一定基础。

第五节　教育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研究教育领域中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投入/产出规律的科学。一般认为，教育经济学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其核心的基础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

20世纪80年代，教育经济学学科在我国建立。目前，教育经济学主要关注在教育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财政收支、教育投资体制等宏观层面的研究，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义务教育中的辍学问题探讨上。结合本书研究的主题，有关辍学的研究也值得借鉴。本节主要讨论有关辍学问题的研究结论。

我国教育经济学者对辍学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与在校学生相比，辍学学生的典型特征是什么？辍学原因是什么？辍学的后果和影响是什么？（马晓强，2004）。以下分别介绍国内外有关研究的主要结论。

一、国外有关辍学问题的研究

西方学者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相关结论。其代表性观点包括：

（1）辍学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少数民族和种族地位有关。Rumberger （1983）的研究认为，家庭背景强烈地影响了辍学倾向，也决定了辍学率中的种族差异。学生辍学的原因错综复杂，女生主要是因为怀孕和结婚，男生主要是因为工作。Ekstrom等人（1987）发现辍学的主要原因是学习成绩不好和不喜欢学校，其次是工作和结婚。

Morgan（1984）就性别、种族和区域特征对辍学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其结论认为，性别影响不如种族的影响大。白人学生辍学率只有13%，黑人学生辍学率为19%，西班牙裔的学生辍学率高达为32%。

（2）辍学学生的学业成绩通常是失败的。Ekstrom等人（1987）的研究比较了辍学学生和在校学生的学业成绩。他们发现辍学学生的学业成绩更差，更少完成家庭作业，更不遵守纪律。通过对早期辍学学生（二年级结束之前）与晚期辍学学生的学业成绩比较发现，在学校的时间长短与学生的学业成绩存在正向关系。

（3）学校环境也是影响辍学的重要因素。Wehlage和Rutter（1987）研究表明，尽管教育人员不能改变学生的背景，但他们对于学生在学校的经历的改变将影响学生的辍学行为。为进一步分析学校对辍学学生的责任，他们引进了教师对学生的关注、纪律的有效性和公平程度三个变量来测量对学生辍学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纪律的有效性和公平程度显著影响学生的辍学行为。

（4）劳动力市场状况也是影响辍学的重要因素。Duncan（1965）对教育成绩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学生学业成绩与男性劳动市场的变化之间存在联系。对1960年以前人口调查数据显示，20世纪后教育成就得到提高，但失业率的波动和学习的延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Gustman和Steinmeier（1982）研究了工资和青年人失业率对入学规模和劳动决策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在一个低的青年失业率地区，白种青年男女生、非白种青年男生的入学率较低；随着工资率的增长，入学率下降。这种影响在19—22岁时比17—18岁时大，对男性比对女性影响大。另外，在低失业率地区，辍学学生重返校率比失业率高的地区低6—7个百分点。

（5）导致辍学学生返校行为的因素与导致辍学的因素基本一致。Hweilin chuang（1997）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美国高中辍学学生返校行为进行研究，系统分析了家庭因素、个人特征、学生成绩、滥用药物酒精行为、劳动力市场状况、辍学后的行为对学生返校的影响程度。得出的结论是：导致返校行为的因素与导致辍学的因素是基本一致的，方向相反。同时，辍学时间长短与返校率呈负相关关系。

二、国内有关辍学问题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辍学问题的研究也很重视。特别是在基本实现“两基”后，针对农村地区出现的“辍学率反弹”现象，教育研究人员对辍学问题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与国外辍学现象相比，国内的辍学主要集中在早期教育阶段，所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高中阶段的辍学问题。

张毅（1995）对贫困地区和全国的7—12岁的失学儿童状况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在贫困地区，7—12岁儿童失学的原因主要是生活贫困，经济困难；失学的儿童主要是作为家庭劳动力的补充；还有一部分同学是因为厌学，一小部分儿童是因为疾病和残疾不能上学，但从全国范围来看，除了以上原因外还存在着教学方面的原因：学校教学条件或者是学校的办学方针使得学生不愿意读书，另外就是课本知识与现实脱节。在分析的基础上，张毅建议学校的教学条件和办学方针需要改变，并且应该对教学儿童家长加以正确引导。

夏鞍宁、吴异光（1996）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少年、儿童失学状况进行分析时认为，失学并不仅是因为贫困，还包含了复杂的主、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表现在因对教育发展战略地位的认识不足而导致的教育投入不足；转型时期复杂因素作用下形成的扭曲的社会文化观念，如“读书无用论”、“拜金”思想，扭曲了对上学作用的正确看法，这是造成儿童失学尤其是辍学的直接原因等。

袁桂林、洪俊（2004）等人在2001年9月至2003年10月调查了14个省（区）33个县（市、区），调查发现，农村初中学生辍学率很高，并呈现出明显的城（县镇）乡（乡镇）差距。他们认为辍学原因是综合性的，其内部原因主要表现为农村教育资源匮乏，教育质量偏低和学校布局不合理等；外部条件主要是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结构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

国内学者还针对农村失学女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总结起来，农村学龄女孩失学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困难；落后的思想观念和传统因素；主体意识不强，自卑心理严重；脱离农村实际的低质量应试教育（田宗友，2003）。赵岚针对东北地区失学女孩的现象提出了如何发挥女孩的特长，开展特色教育，以及加强女孩的心理教育等策略。

项丽萍（2005）还对农村初中生“厌学性辍学”进行了社会学分析，她认为家庭教育失当、学校教育存在弊端和同辈群体的影响都会令初中生产生厌学，导致他们辍学。谭咏梅（2001）、王景英（2005）针对不同地区的学生辍学现象进行了研究。

总的来看，国内学者对辍学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不足，具体表现为：①绝大部分研究是以非计量的描述性研究为主，只有极少数的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②辍学问题的研究缺乏创新。大量的辍学研究思路大体相同，对辍学原因的说明、对策建议基本一致。

第六节　营销学中家庭消费决策行为的相关理论

对家庭的研究传统上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但以家庭为研究对象在营销学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原因在于：家庭是很多产品的基本消费单位，比如汽车、住房、家电在多数情况下是被一个家庭消费的；而且，个人的消费方式也与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方式密切相关。

与其他学科领域不同，营销学中关于家庭事务决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与购买行为，而不是婚育、就业、教育、宗教信仰等问题。一般来说，营销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包括：谁作购买决定？（某个家庭成员）在购买决策中的影响力如何？这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最终的消费模式有何差异？具体说来，与家庭消费决策相关的营销学文献中的常见论题包括：家庭生命周期的相关问题，决策角色和影响力，决策中的冲突与解决，女性就业状况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孩子在购买决策中的作用与未成年消费者的社会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之间彼此关联，互为一体。多数观点认为，家庭成员的决策角色和相对影响会因产品类别和决策阶段而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也可以部分归因于妻子职业状况的差异和性别角色导向。本节将介绍其中一些主流的研究问题和观点，并对主要的研究方法作出评述。

一、家庭特征与分类

一直以来，营销学者们试图对家庭进行有意义的分类。Kaplan（1938）首次认为，可以用收入指标将家庭分为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他注意到，收入水平明显影响到了家庭在食品和房屋上的消费。后来的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建立能有助于进行历史比较的一种动态的分类方法（Alderson，1941）。近些年来，也有其他一些学者在此方面作出了尝试，如父母风格（即独裁还是民主）（Carlson和Grossbart，1988）、权力与凝聚（Power and Cohesion）（Holdert和Antonides，1997），这些分类法旨在从行为文化的角度来诠释不同家庭的差异，但可能存在较大的测量误差。

家庭生命周期（Family Life Cycle）是一个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概念，它假定大多数家庭会经历单身、结婚、有孩子、孩子独立（空巢）、鳏寡等若干阶段，这些阶段各有特点，具有不同的经济状况和购买模式。Cox（1975）发现，家庭成员之间在消费偏好上的相互适应，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延续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行为；在周期的后面阶段，妻子和丈夫之间表现了更大的相似性。但另外一些学者（Wagner和Hanna，1983）则认为，家庭生命周期对消费的作用被夸大了，真正起作用的应该是家庭收入。总的来说，关于家庭的分类法多种多样，应该将多种分类方法结合起来使用。

二、孩子的角色

家庭决策不仅是父母的事情，有时候孩子的作用也不可小视。一般认为，孩子们在那些他们是主要消费者的商品购买决策中的影响力较大。研究表明，在童装、玩具、早餐、快餐食品、学校用品等购买中，孩子们的话语权更大（Beatty和Talpade，1994）。

孩子的年龄也能影响到他们在家庭决策中的作用。Ward和Wackman （1972）发现，孩子的年龄与他们影响家庭购买的倾向呈负相关关系，即孩子越大，他们可能越不关心家庭采购；但是，孩子的年龄增长后，母亲更有可能向孩子妥协。Belch，Belch和Ceresino（1985）发现，在决策的不同阶段，父亲、母亲和孩子的作用是不同的，他们证实，十多岁的孩子在购买决策发起阶段（Initiation Stage）的作用突出，其他阶段的作用较小。多数孩子认为自己在决策中的作用较大，而且对父亲的影响比对母亲的影响更大。

Ahuja和Stinson（1993）发现，除了产品类别和年龄因素外，孩子的影响力还因母亲的性别角色导向（Sex－Role Orientation）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母亲持有传统性别角色观，男孩可能受到鼓励而有更大的影响力，女孩则反之。他们还发现，在孩子们影响父母的策略上，孩子们如果模仿父母的话，他们的影响最易成功。

总之，孩子在家庭决策的作用因不同年龄、个人资源和产品知识、购买产品、决策阶段的不同表现出差异。

三、消费者社会化

按照Ward等人（1972）的说法，消费者社会化（Consumer Socialization）是指消费者获得作为“消费者”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过程。儿童作为一个年轻的“消费者”，“社会化”对其消费观念的影响尤甚。电视、家庭和同龄伙伴，常被视为儿童消费者社会化进程中的主要影响者（Churchill和Moschis，1979）。另外，学校也能在其中起一些作用，比如中国大陆的学校一般不鼓励物质主义（Chan和McNeal，2004）。

现有文献中关于消费者社会化的研究模型主要有两种：认知发展模型（Cognitive Developmental Model）和社会学习模型（Social Learning Model）。认知发展模型认为，消费者在不同认知阶段的变化导致了其消费知识、技能和行为的差异。儿童成长的过程被分为从婴儿到成人期的不同阶段，在不同阶段的儿童有着不同的认知结构，对广告刺激和象征的反应也不同（John，1999）。而社会学习模型则从个人与“社会化主体”（Socialization Agents）之间的互动情境来解释消费者社会化进程。消费者的消费态度、动机和价值观是通过模仿、强化和社会交往习得的（McLeod和O’Keefe，1972）。该理论意味着，社会化主体（外部信息来源）与客体（儿童消费者）之间的互动越多，学习行为越有可能发生。

四、妇女就业的效应

关于女性在劳动市场的参与是否会对家庭消费产生影响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在于，职业女性是否会买更多的便利商品（Convenience）和节时（Timing－Saving）用品，就业妇女与家庭妇女在购物方式上是否有区别。其他的争论还包括，妻子有无职业及其收入水平是否影响到她在家庭决策中的作用。

Green和Cunningham（1970）首次考察了妻子的就业状况对决策作用的影响。他们发现，职业女性的丈夫比未就业妇女的丈夫更少独自作决定，丈夫放弃的影响力有可能为夫妇二人共同承担而不是全由妻子主导。后来，Ruth 和Commuri（1998）的研究证实，妇女是否就业是对家庭决策角色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

但其他一些研究有不同的观点。如Strober和Weinberg（1977）发现，收入和家庭资产而不是妻子的就业状况，对家庭支出决策有较好的预测作用。Schaninger和Allen（1981）认为，妻子的就业状况更应该被看做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已经包含了生活与消费方式，而不是消费的原因。同时期Reilly （1982）的研究把“角色过载”（Role Overload）即既是职业妇女又承担家庭事务作为一个中间变量，来解释职业女性的便利用品消费。但该变量所解释的方差也不超过10%。Weinberg和Winer（1983）的研究及Marshall，Heslop 和Duxbury（1995）的研究也表明，妻子的就业状况与家庭购买节时商品和便利食品行为之间的联系并不显著。

总之，关于妇女就业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以往的研究没有表现出一致的观点。但家庭中女性的就业状况无疑会影响到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模式，这些都将可能最终影响到决策角色和女性的影响力。所以，在家庭消费的研究中，女性的就业状况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五、性别角色倾向

性别角色倾向（Gender Roles/Sex－Role Orientation）是研究者们在家庭决策研究中常用的一个变量。早期学者将其定义为“强化了男女特别是夫妻不平等的道德理念”（Qualls，1987）。性别角色倾向的内涵后来变得更为宽泛，被视为一个连续性的序列，涵盖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对夫妻角色定位的态度和看法。传统观反映了男性和女性在社会角色上的截然不同，而现代观则基于夫妻平等的原则来定义其角色。

大量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家庭事务决策特别是妻子可能参与的事务中，性别角色倾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Qualls，1987；Scanzoni和Polonko，1980）。Green和Cunningham（1970）首次在消费研究中考察了性别角色倾向的作用。他们发现妻子的就业状况比性别角色倾向更能解释家庭决策行为的差异。后来通过对不同类型家庭决策行为的比较，他们发现，对于收入较高的家庭和较年轻的夫妇，女性的性别角色倾向对家庭购买行为的作用更为敏感。他们也发现，当妻子对女性角色持有非传统观念时，丈夫较少擅作主张。性别角色倾向不仅影响了家庭事务中权力的分配和互动大小，还导致了夫妻“相对影响力（Relative Influence）”的差异（Qualls，1982）。

一些后来的研究发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男女的性别角色倾向开始变得复杂和模糊不清。Green和Cunningham（1975）在研究中发现，更多的女性开始从事传统上由男性完成的职业，而且男性也亦然；妻子们在家庭事务中的话语权在增加。他们认为，性别角色倾向和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与所要购买的产品相关联，二者的联系仅在某些产品的购买中存在。在传统的性别观下，家庭成员的角色和责任分工相对明确，而现代观念导致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使得角色与分工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最终增加了决策结果的不可知性。

总之，一般认为，家庭成员对性别角色的态度在家庭决策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其作用的方式和程度并未达成共识。可以肯定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女性地位逐渐变得强势，性别角色倾向也在不断演化。

六、决策过程：角色、影响力与冲突

（一）决策角色（Decision Role）

很多家庭消费行为的研究关注决策角色，即谁来作决定的问题。Belch等人（1985）的研究表明，决策角色还与购买产品的类型相关：买汽车和电视是由丈夫决定，而日用品、家具和谷类食物的购买则由妻子主导。

家庭成员的决策角色与他们对自身角色的态度有很大关联。Rosen和Granbois（1983）发现，性别角色态度（是否与传统观念一致）和教育水平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性别角色观念的演变使以往的家庭消费决策角色发生了转换。

（二）相对影响力（Relative Influence）

相对影响力的概念和决策角色密切相关。关于相对影响力的定义没有获得一致的观点，但研究者们一般认为，家庭事务决策是一个家庭成员间互动的过程，因此相对影响力往往从互动的角度测量，赋予了此消彼长的寓意（Brinberg和Schwenk，1984）。

关于家庭成员相对影响力差异原因的解释有很多，其中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是“可比资源理论”（Comparative Resource Theory）。该理论认为，家庭成员在决策中的影响力来自于其对家庭的贡献相对大小（Blood和Wolfe，1960；Sanchez和Thomson，1997）。其中，妇女就业情况对家庭财政的贡献，也将最终影响到妇女在家庭事务中的影响力（Rosen和Granbois，1983；Strober和Weinberg，1977；Weinberg和Winer，1983）。

但相对影响力仍然是一个很不精确的概念，丈夫和妻子对“相对影响力”的理解可能存在很大差异（Davis，1970）。Park（1982）则指出，家庭事务的共同决策过程，实际上是夫妇随意而为的，而不是采用某种既定的影响力或策略达成最终结果，他提出了“冲突解决”（Conflict Resolution）是家庭消费决策过程的驱动力的观点。近年来，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将其简单化，不去考察“相对影响力”，而只是考察和测度某个家庭成员的“总体影响力”（Overall Influence）。

（三）影响策略（Influence Strategies）与冲突解决（Resolution of Conflict）

关于家庭成员影响策略的研究将“谁有影响力”的研究进一步延伸到“如何产生影响力”。Spiro（1983）发现，家庭成员施加影响力的倾向直接与其在性别角色观念上的立场相关，即越是拥有传统性别观的丈夫越有可能施加影响力，而拥有传统观念的妻子则倾向于放弃自己的影响力。后来，Corfman和Lehmann（1987）对影响策略的使用情景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夫妻有相对类似的偏好时，更有可能在家庭决策中复制以往的影响模式（以往谁说了算，现在也是如此）。Palan和Wilkes（1997）还发现，父母往往借助于合法的权威（如监护权等）作为影响孩子的策略，而孩子们一般也接受并尊重这种权威。还有一些研究者观察了孩子的影响策略。Wimalasiri（2004）对南太平洋三国（斐济、汤加、库克岛）的家庭研究表明，孩子们会根据其不同的要求（购物）采用不同的影响策略；总的来说，这些地区的家庭环境仍然以父母为中心，而不像西方现代家庭以孩子为中心；孩子们较少使用“要求”（Demanding）策略，更多地使用“说服”（Persuasive）策略。

冲突解决也是家庭决策研究中的一个广受关注的主题。Cox（1975）研究了家庭消费决策的不同阶段中夫妻双方的相互适应与调整。他的观点意味着，夫妻之间通过学习和调整以满足配偶的偏好，最终达成一致。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大多发现，丈夫和妻子在决策中的目标是将冲突最小化，既存在所谓“拱形倾向”（Overarching Tendency）。但是，很多方面还有待明晰，比如，丈夫和妻子是否使用不同的策略？是否因决策事务的不同而不同？另外，生物学的研究表明，男女在面对压力时有不同的反应，这是否意味着家庭中的他们对决策冲突的反应也不一样？这些问题也尚待明确。

营销学领域对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发展出了较为丰富的概念和行为研究理论。尽管消费行为的研究不考虑回报因素，但其中关于家庭决策的许多概念、观察方法仍值得借鉴。

第七节　相关研究方法评述

大体来说，涉及农户教育投资行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主要是采用了两类方法：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管理学方法。农户投资行为研究、人力资本、教育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大都采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营销学中的教育消费研究则归属于管理学的范畴。

一、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方法

按照贝克尔的说法，“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地运用便构成了经济分析”（贝克尔，1995）。具体而言，经济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四个层次（杨小凯，1998）：第一层次是把人们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用数学函数描述，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望；用博弈论中的博弈规则描述经济制度；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等。第二层次是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人的自利行为。第三层次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人的自利行为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果。如果在进行第二、第三层次分析时考虑时间因素，则为决策的比较动态分析和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这三个层次的分析都被称为实证分析，即不对问题作价值判断，只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出现什么结果。第四层次的分析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所谓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研究人们自利行为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果是否对社会有利。这四个层次的研究方法所依据的主要分析工具是数学。

前文所述涉及农户教育投资的多数领域的研究采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现分别讨论如下：

（一）农户投资行为研究

农户投资行为研究中的理论模型主要有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农户生产模型与传统微观经济学中厂商生产函数类似，其目标是资源约束下利润最大化。在多数情况下，农户的生产、消费、劳动力供给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效用函数能更好地考察农户投资行为（黄祖辉、胡豹，2005）。

农户效用模型的基本假说是：农户是一个效用最大化者，农户效用最受农户收入、生产效益和农户休闲等因素的影响，农户的决策行为受到农户先进、劳动力和技术等资源的限制。多年来，研究者们从各种角度和不同侧面设计了可用来反映农户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的微观经济模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斯恩（Singh）、斯奎尔（Squire）和斯特拉斯（Strauss）（1986）的农户效用模型（汤敏、茅于轼，1989）。但在我国，采用效用模型来分析农户的生产、消费、劳动力供给行为的实例尚不多。

黄祖辉、胡豹（2005）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农户效用行为模型。他们认为，对于任何一个生产周期来说，农户行为可用下列效用函数来表示：

MaxU＝U（Xa，Xm，Xl）

s.t.Q＝Q（A，L，V） 生产约束条件

T＝Xl＋Tf　　　　　　　　　农户约束时间

PmXm＝Pa（Q－Xa）－W（L－Tf）－PvV　现金收入约束条件

其中，U：农户效用函数；Xa：农户消费的自己生产的农产品；

Xm：农户从自由市场购进的商品；Xl：农户对休闲时间的需求；

Q：农户总生产量；A：农户耕种的总面积（假定为不变量）；

V：农户生产总劳动时间投入（Variable Inputs）；

T：农户总劳动时间储备；

Tf：农户用于生产的时间；Q－Xa：农产品出售量；

Pa，Pm，Pv：分别是农产品价格、市场购进价格和物质投入物价格；

L－Tf：用于从事工资收入的劳动时间（负值表示雇进工时，正值则表示雇出工时）；

W：劳动的价格，即雇工工资率。

通过求解上述模型，可得出农户消费、生产和劳动力投入水平的最佳值，所求出的解则是农户均衡状况下的农产品供给、生产资料需求、劳动力供给以及农户休闲时间需求函数。黄祖辉、胡豹（2005）也指出，在许多实证分析中，为了模型估算上的便利，人们往往假定农户的生产决策不受消费决策的影响，但是，农户的消费决策却受农户生产的制约。这样，实际模型估算中就可以独立地先估算农户的生产函数。然后，系统估算农户的消费函数。但同时必须假定：①农户行为不影响农产品及其他商品的市场价格；②农户生产品与市场购进品具有完全替代性；③农户劳动力资源与雇用工具有完全替代性；④农户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不考虑风险因素，至少农户对风险的态度是处于中性的。只有满足以上条件后，用循环方法对农户所估算的结果才具有有效性和一致性。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经济学中研究教育投资问题广泛应用的是人力资本理论模型，而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主要形式。早期的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投资主要看做是个体的选择行为，一个追求终身收入最大化的个体会不断把时间和资金投资于教育，直到现在的成本等于将来的收益为止（Mincer，197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家庭经济学的兴起，在一些国外教育投资的研究中开始强调把家庭作为经济决策的基本单位（Singh，Squire和Strauss，1986）。这是因为，在是否进行教育投资的选择上，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体为单位做出的。家庭不仅要在现在和将来的消费之间进行权衡，而且还要对劳动力和资源在家庭内部的分配上做出基本的选择。沿着这一思路，经济学家首先建立了家庭教育决策的微观经济模型。早期的模型是一个单期教育决策模型，如King和Lillard（1983）。后来的一些学者注意到单期决策模型的缺点，并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跨期家庭教育决策模型，如Mason （1995）。跨期决策模型认为，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财富积累规则的约束下，家庭考虑的是整个生命周期的效用的最大化，在对生命周期“折现”后做出教育决策和其他消费行为。根据家庭教育决策微观经济模型，许多经济学家在发展中和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对影响家庭教育决策行为的因素做了广泛的实证研究。

国内关于教育投资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孙志军（2003）指出，国内相关研究从方法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宏观的统计描述为主，其中也包括对一些地区的案例研究，如杨念鲁和韩民（1991）、马树超（1994）、胡瑞文（1997）、曾天山（1998）、张力（1998）等。第二类是采用质的研究范式，注重研究对象对基础教育（含儿童入学问题）的解释和理解，如陈向明（1997）、马戎和龙山（2000）等。这些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的发展状况和影响儿童入学的因素，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然而，这些研究缺少微观分析，特别是缺少对家庭教育决策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多停留在思考和呼吁的层次，没有对儿童入学的具体情境和过程进行深入的探讨”。（陈向明，1997）许多研究虽然揭示了影响地区基础教育发展和儿童入学的因素，但由于缺少对数据资料的经济计量分析，因而就无法对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程度给出更切合实际的结论。因此，建立在大样本的抽样调查基础上的经济计量分析就成为必要。

（三）家庭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家庭经济学主要是讨论已婚夫妇家庭内部决策和资源分配。其理论模型目前可分为三类：共同偏好模型（Common Preference Models）、合作博弈模型和非合作博弈模型。

共同偏好模型将单一的决策者扩展至已婚夫妇，实质上与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类似。共同偏好模型的代表是萨缪尔森（1956）的“一致同意模型”（Consensus Model）和贝克尔（1981）的“利他主义模型”（Altruist Model）。萨缪尔森假定夫妇双方分别建立在自己消费基础上的独立的效用函数，二人一致同意，在联合收入预算约束下，最大化由个人效用组成的福利函数。一致同意模型没有对一致同意如何形成及是否稳定作出解释。贝克尔的利他主义模型对此作出了尝试。他认为，利他主义者是面对家庭预算约束的决策者，利他主义者（通常是丈夫）的效用同时来自自身的消费和配偶的效用，且后者带来的边际效用为正。

共同偏好模型是家庭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框架，能够解释大部分家庭经济行为，但仍然不能解释某些现象。比如，越来越多的家庭妇女成为职业妇女，这与共同偏好模型得出的“夫妇应该完全分工以产出最大化”的结论相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家们将博弈理论引入了家庭决策。Manser和Brown （1980）和McElroy和Horney（1981）最先用合作博弈模型中的纳什议价理论来模拟夫妇在效用分配中的讨价还价。

与共同偏好模型类似，合作博弈模型具有相同的时间和收入约束，但目标函数的构成却不同。威胁点在决策中产生重要作用，它既决定了冲突收益，也决定了双方的效用分配。

后来，Lundberg和Pollak在1994年发展出了无限重复博弈的家庭决策模型。他们认为，决定夫妇效用水平的是独立的私人消费和家庭公共品消费，在持续的婚姻期内，夫妇二人的博弈是无限重复非合作博弈。

二、管理学领域的研究方法

管理学是综合性、强调实用的学科，其研究领域不仅包括人的经济行为，还涉及人类的一切非经济活动，在研究中更注重人的心理分析。管理学研究方法具有跨学科移植交叉性，现代管理学吸收了来自经济学、数学、运筹学、工程技术学、心理学、生理学、行为科学、运筹学、系统工程、控制论、信息论及电子计算机等多学科领域的概念、方法和成果。国际上通用的管理学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实验方法；二是问卷调查与统计处理方法；三是长期跟踪观察的研究方法（马庆国，2002）。

前文综述关于营销学中家庭消费的多数研究大都是采用调查（Survey）的方法来获得关于家庭消费决策的研究数据，也有一些研究采用了观察法、访谈法等作为补充（Thompson，1991；Thompson等，1990）。这些研究方法大都是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常见的心理和行为研究方法。也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学者尝试将其他学科的一些方法引入家庭消费研究中，如博弈论（Gupta，Hegerty 和Myers，1983；Gentry，Stoltman和Coulson，1990）、人类社会学方法（Heisley和Holmes，1987）等，虽然这些不同背景学科中的方法在家庭消费行为研究中的应用还停留在比较粗浅的阶段，但它们无疑在方法论和研究工具上提供了丰富的基础。

第八节　农户教育投资决策行为的分析框架

一、农户教育投资决策行为的界定

综上所述，农户教育投资可能涉及的理论众多，方法繁杂。这些方法和理论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为了明确研究对象，笔者首先对所要研究的农户教育投资行为作以下界定：

（一）农户教育投资决策主体

本书中所指教育投资对象是指生活在特定农户家庭中的无独立经济能力的子女。对他们的教育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家长决定的，随着子女年龄增长，一些相对“民主化”的家长有时会考虑并尊重子女本人的意愿。从教育投资接受者是子女这一特征来看，为了使教育投资收到较好的效果，家长也不得不考虑子女的意见。因此，在本书研究中，农户教育投资决策主体是农户家长和子女本人，其中家长起主要作用。

家长是指一家之长，在教育决策问题上，家长的概念比较宽泛，既可能指子女的父母某一方，也可能在共同决策时指双方；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对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而言，家长可能还包括父母托付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伯婶姨等亲属和近邻。

（二）农户教育投资的客体———教育类别

学历教育仍然是农村子女教育的主流，相对技能培训，学历教育的时间较长，短期无法直接受益，回报可能更为不确定，因此投资决策中的心理机制更为复杂。本书中所指的教育类别特指学历教育，而不是各种职业技能培训。

（三）教育投资行为的衡量

与其他投资一样，教育投资要消耗金钱、时间、劳动力等要素。既从这些要素的消耗多少来衡量教育投资行为的差异和强弱，也从教育投资的结果来衡量，即子女受教育年限。

二、农户教育投资决策的分析框架

很多现有的文献提出了影响教育投资决策的因素，但没有一个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孙志军（2003）在文献综述中将影响教育投资决策的有关因素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出生顺序等；第二类是家庭背景，包括家庭经济条件变量、父母教育、家庭人口数与子女数目等；第三类是学校与社区变量，包括学校教育质量、教育价格、社区劳动力市场机会等。但是他的研究偏重于实证计量分析，因而没有提出教育投资行为的概念模型。另外，计量分析模型只能反映一些内生变量与行为结果之间的联系，无法描述农户教育投资行为的决策过程。建立农户教育投资决策过程的概念模型，是提出经济理论模型、开展实证分析的基础。

基于以上讨论，结合相关文献，本书提出一个如图3.1所示的关于农户教育投资行为的分析框架。首先，该模型从内外两个角度四个层面描述了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其中，“家庭特征”既包括家长个人的特征（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也包括家庭经济收入、家庭结构（如外出打工情况、长辈与亲戚共同居住的情况）、家庭决策角色（谁来作决定）等因素；“价值观念”则包括可能对教育投资产生影响的家长所持有的态度、世界观等意识形态和行为理念，如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男女平等观念等；“学校教育环境”除了指教学设施、师资水平等办学条件外，还包括老师对待工作和学生的态度、有无歧视等；“地域经济社会特征”涉及当地农业发展水平、就业机会、外出务工的情况等外部环境因素。

图3.1　农户教育投资行为的一般分析框架

与以往研究往往针对单个子女来考察教育投资不同的是，该分析框架从整个家庭的角度来考察农户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行为，真正从“农户”的视角来描述其生产、消费、投资活动中的一个部分———教育投资。

具体而言，与以往的农户行为研究模型相比，该模型具有以下特征：

（1）该模型描述了农户教育投资决策的过程。模型包括了三个层面：影响因素、家长（子女）意愿、行为结果。以往关于我国农户行为的研究模型，往往只考虑了因果，未考虑中间过程。对家长（子女）意愿的分析，弥补了现有的农户行为研究模型的不足。

（2）不仅考虑了“经济理性”因素，也考虑了价值观念等非经济理性因素。一些关于农村儿童辍学的研究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期间扭曲的社会文化观念，是造成少年儿童大量失学的直接原因”（夏鞍宁、吴异光，1996）。考虑教育投资的特殊性，家长有时很难做出理性分析，本模型也将“价值观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农户教育投资决策模型中。

（3）不仅考虑家长的作用，还考虑了子女在教育投资决策中的作用。子女是教育投资的对象和教育完成的主体，本模型也考虑了子女自身意愿在农户教育投资决策中的作用，将其作为影响最终教育投资行为的一个过程因素。以往的研究，要么仅考虑了家长的作用，要么将子女自身意愿作为结果来考察，本模型在此方面有所改进。

需要指出的是，图3.1中的各影响因素之间也可能存在一些相互影响。比如，家长的价值观可能会受到自身教育程度、当地开放程度和外出务工情况的影响；学校教育环境可能也会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但该模型是要考察这些因素如何对教育投资行为产生影响，为了简化分析，在概念模型中，暂不考虑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