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结论和贡献

第八章　总　结

本书主要从微观角度探讨了我国农户子女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决策过程，并分别建立了理性权衡模型和价值观影响模型，采用第一手调研数据验证了相关研究假设。结合实证研究的结果和当前农村教育的政策分析，对新形势下推动农村教育投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节　主要结论和贡献

一、主要结论和建议

综合本书实证分析和政策研究，主要结论和建议如下：

第一，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投资的直接成本对教育投资的作用甚微。

第二，教育投资决策中存在感知机会成本，对女孩教育投资有负面作用，但对男孩影响较小。子女上学所放弃的本地兼业收入及去外地打工所获得的工资收入这些“潜在收入”，都能明显地影响到家长的“感知机会成本”。

第三，家长对子女教育投资收益预期明显受到教育投资“总体预期”的影响。整体预期来自于家长当前就业总体形势的判断。

第四，子女自身上学意愿会影响家长对他（她）的教育投资。子女自身上学意愿来自于升学机会预期和对学校的评价。

第五，农村家长总体上认可教育对子女素质提高的作用，愿意对子女进行不计回报的无私投入；不认为男孩比女孩聪明。他们也渴求物质占有和消费，并将其作为衡量成功和幸福的标准。

第六，农村家长的安土宿命观和功利主义思想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都是负面的，而物质主义观、利他主义、教育人文观都对教育投资表现出了正面影响。

第七，相比影响男孩教育投资的观念而言，家长对子女的利他主义对女孩的教育投资产生了正面影响，说明家长对女孩教育投资“尽义务”的特征更为显著。

第八，政府应该提升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的重心，明确各级主体投入比例。在中央财政负担较大比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央、省、地（市）、县四级政府分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比例。

第九，完善规范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将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决策过程置于法律和公众的监督之下；根据财政经济变化情况适时调整转移支付范围，直接算到县、转移到县，避免中间截留；并用因素法（哪些因素影响需求）代替基数法（基于往年数）来确定教育专项补助的数额。

第十，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单列，专门统计和管理，提高财政预算约束力度和透明度。建议将义务教育经费项目单列，便于统计和公开披露。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分级拨付方式改革为国库直接支付拨入的专项资金应该设立专户管理，便于定期审计。

第十一，在条件允许的地方，直接向农村学生以发放教育券的方式进行补贴。

第十二，通过发行教育彩票等多种途径筹集社会资金用于农村义务教育。

第十三，省级财政负责确保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改变由县级财政负担并发放的现行体制。

二、创新点与贡献

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微观探讨在文献中尚不多见，即使有一些研究也以定性研究或描述统计方式探讨了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行为，但因为缺少坚实严密的实证分析而显得零乱且缺乏说服力，也无法对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程度给出更切合实际的结论。针对这些不足，本书首先建立了农户教育投资行为分析的一般理论框架，并据此构建了具体的实证模型，其重要意义在于，将农户子女教育投资行为的研究规范化，建立实证可测的概念及计量模型，这开创了教育投资领域研究的新思路。具体地说，本书的研究有以下创新和贡献：

（一）提出了一个关于农户教育投资行为的分析框架

该框架整合了以往研究的一些思路与结论，又与之有所不同。该分析框架从整个家庭的角度来考察农户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行为，真正从“农户”的视角来描述其生产、消费、投资活动中的一个部分———教育投资。具体而言，与以往的农户行为研究模型相比，该模型有以下特征：

（1）该模型系统地描述了农户教育投资决策的过程。模型包括了三个层面：影响因素、家长（子女）意愿、行为结果。以往关于我国农户行为的研究模型，往往只考虑了因果，未考虑中间过程。对家长（子女）意愿的分析，弥补了现有的农户行为研究模型的不足。

（2）不仅考虑了“经济理性”因素，也考虑了价值观念等非经济理性因素。

（3）不仅考虑了家长的作用，还考虑了子女在教育投资决策中的作用。子女是教育投资的对象和教育完成的主体，本模型也考虑了子女自身意愿在农户教育投资决策中的作用，将其作为影响最终教育投资行为的一个过程因素。而以往的研究，要么仅考虑家长的作用，要么将子女自身意愿作为结果来考察。

（二）构建并验证了一个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理性决策模型

在一般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一个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理性决策模型。该模型将教育投资中的“机会成本”、“预期收益”概念具体化，并对照了它们与“直接成本（学费负担）”的作用差异。而且，对于“成本与收益”的形成，该模型也通过若干因素进行了阐述。

在以往的研究中，“机会成本”常被提及，但没有人对其进行测量，也没有看到它们与教育投资结果之间的经验研究。本书的研究首次进行了尝试，并揭示了“机会成本”对教育投资的显著影响。

（三）测量并考察了农户家长的价值观念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

在以往文献中，很多学者提及了关于教育投资中的价值观研究的作用。但这些研究还往往停留在定性描述上，缺少微观的、深入的定量分析。本书借鉴了社会学、心理学中的研究方法，对可能影响子女教育投资的价值观念的含义进行了定义和测量，并采用调研数据分析农村家长价值观念对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

（四）引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模方法

当前，结构方程模型（SEM）已经在管理学及行为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但在农业经济领域应用较少。从本书研究的主题看，以往关于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中，模型往往不考虑过程变量，因而无法描述决策行为的过程。另外，这些模型往往只有单个因变量，也无法同时描述各因素之间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而本书运用SEM方法建模，有效地避免了上述缺陷，对于描述和解释农户教育投资行为切实有效。

（五）首次提出和测量了“家庭教育投资强度”的概念

以往研究一般多从单个子女而非整个家庭的角度衡量子女受教育情况，研究文献常见的测量方式有两种：①二元分类变量。按照儿童是否在学，并定义其值为：是＝1；否＝0（如孙志军，2003）。这种测量只能区分两种情况，并不能区分在校学生或辍学学生之间的差异；而且对于同一家庭内既有辍学学生又有在校学生的情况则无法处理。②受教育年限。即某个子女当时实际已经发生的受教育的时间长度，以年计算（李旻等，2006）。这种测量的问题在于，受教育年限一般与儿童绝对年龄高度相关，其他自变量的影响很可能因为儿童年龄的作用而变弱，甚至无法观察到。

本书提出了“子女教育投资强度”概念，来测量以家庭为单位的子女教育投资行为，按照计算学龄儿童实际受教育年数占应受教育年数比重的思路，避免了上述测量方法的缺陷，对未来教育研究中的数据测量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二节　局限性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尽管本书在农户教育投资行为的研究上作了一些创新性的研究，但因为研究资源的制约，本书的调研样本数量和代表性有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结论的一般化。本书的研究样本是从某贫困县获得的，受访家长平均年龄为41.36岁，其子女一般在义务教育学龄阶段。这使得本书无法获得足够多的数据来考察高中阶段（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的教育投资行为，也无法对非贫困地区的教育投资行为进行实证分析。

此外，由于篇幅所限，对于本书提出的关于农户教育投资行为的分析框架，无法全面地建立多个实证模型来分别进行深入研究。但笔者相信，该分析框架必将为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

任何一项研究只能探讨相对局部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实证性的研究，我们的研究也不例外。笔者期望以本书为基础，在未来研究中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丰富：

第一，在经济社会特征不同的多个地区抽样，以考察农户教育投资行为的地区差异。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果义务教育已经完全普及，可以考虑研究农户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投资的行为特征。

第二，将实证研究领域拓宽到非义务教育。随着义务教育的逐渐普及和深入，农村教育目标将不再局限于义务教育，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可能成为政府工作的基本目标。考虑深入研究农户对职业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行为动机和决策过程。

第三，对一些特定政策对农户教育投资的影响进行研究。如针对生活费补助的政策效果进行研究，为政府制定合适的补助水平和补助方式提供依据。

第四，建立农户教育投资和生产投资融合的研究模型。本研究为了简化思路，将农户生产投资视为外生不变的；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制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