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校长工作是一项专门事业
校长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要当他为一种专门事业看待,要以专门的目光研究他,要以专门的学术办理他”。[44]陶行知认为,中国教育之所以落后,原因固然复杂,但人们错误地认为校长职务“可以不学而能,人人会干,无须特别的训练,更无须科学的研究”,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强调,像教育事业发展中的计划、师资、课程、经费、设备、考成及劝学等诸学问,校长不经专门学习和培训是难以胜任的。要成功推行义务教育,就必须加大对校长和地方教育行政人员的培训力度,“中国若想推行义务教育,非将地方办学人员与教员同时分别培养不可”。“故中国不想推行义务教育则已,若想推行义务教育,必从培养改良地方办学人员入手。”[45]
陶行知很早就提出要加强研究校长培训的知识基础。他在《新学制与师范教育》中强调:“究竟一位县教育局长、市教育局长、中学校长、初级师范国文指导员、高级中学理化指导员、小学校长、前四年的小学教员、幼稚园教员应当学的是什么?要多少时候学了?如果一时不能学了,究有什么可以缓学?可以缓学的究须多少时间才能补足?我以为这种分析的手续没有办到之先,若想定各种人员养成的时期总是勉强的。我们最需要这种分析的手续,但不能立刻办到,我姑且提出来做为继续共同研究的起点。”[46]他呼吁教育研究人员要重视研究培训的知识基础问题:“我很希望研究师范教育的同志,早些把教育界各种职务所需之学识、技能详细分析,再会合起来,看他们究竟要几多时候可以学得会,学得好。”[47]
校长工作是一门科学,它的复杂性和专业性需要也值得校长们全身心地投入。校长要专人专任,既不可提倡政府官员兼任校长,亦不可提倡校长同时兼任数个职务。政府官员兼任校长,其后果只能是学校变成衙门,教育变成办公,创造变成维持,循循善诱变成整齐划一。诚然,普及教育需要借助政治来予以推动,但政治如果过度地干涉教育和校长工作,就“可以毁灭教育”。[48]同时,校长也只有全身心地投入,才可能真正担负起教育作为“立国的根本”[49]和“国家万年根本大计”[50]的重任。“人的一分精神,只能专做一件事业,一个人兼了十几个差使,精神难以兼顾,他的事业即难以成功。”[51]国家把一个完整的学校交给校长,校长就必须用整个的心去做好这项工作。陶行知的“整个的学校应当有整个的校长,不应当有命分式的校长”[52]这一名言,值得当今的校长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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