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校园校舍的维护与便用
对于校舍,不管是教学用房(如教室、办公室和图书馆等)还是辅助用房(宿舍、厨房、厕所等),育才学校都把整洁卫生放在第一位,“整洁如吃饭,不好放假”。[23]陶行知1939年7月31日致信马侣贤说,“清水是第一要事,厕所是第二要事。别的工人可省,挑水的工人不可省。临时厕所要盖,方不致引苍蝇……立组灭蝇队,将厨房蝇子肃清,四周垃圾肃清”。[24]1939年11月21日陶行知致信帅昌书说:“务望把附近的民房一起租来,最好是由校独租,否则同居的要健康,要没有传染病。”[25]
陶行知指出:“健康之堡垒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制造扑灭病菌绝缘病菌及携带病菌者之工具,如苍蝇拍、捕鼠器、纱罩、蚊帐、烧水锅炉、消毒器械,并采用其他科学方法与侵犯之病菌,及病菌携带体作战。第二道防线,为实施环境卫生,如水井、厕所、厨房、饭厅、阴沟死水、仓库、家畜栏、垃圾堆,都要经常的施以适当的处理,使病菌无法孳生蔓延。第三道防线,是赤裸裸的靠着身体的力量与病菌肉搏。”[26]
在把校园创造成健康堡垒的基础上,陶行知进一步要把校园创造成艺术之环境——“我们的校容要井然有序,秩然有序。”1940年10月9日,陶行知致信马侣贤说,“本校各办公室内之布置须井然有条,倘兼作卧室,则早起第一件事便是将卧具他移,使成为单纯、简洁之办公室……桌凳能以同颜色者为标准。课堂内下课时,务使桌凳摆好,黑板刷光”。[27]此外,物品摆放也要“井然有序”,“无论什么东西,一经成群,就得排队:草鞋排队、斗笠排队、扫帚排队、锄头排队、文具排队、手巾排队、脸盆排队、桌排队、椅排队、凳排队、床排队、被排队、书排队——一切排起队伍来!”[28]
创造整洁、有序的校园,目的是为了使用。追求校舍利用的高效性是“实用主义”思想在育才的一个小小试验。1942年1月26日陶行知致信马侣贤,“管家巷二十八号……决定继续创造成为儿童美术馆,期于本年儿童节开幕。绘画组由万寿宫临时保育院迁来,音乐组由复兴关歇台子政治部抗敌歌咏团迁回……自然、文学、社会三组,可以轮流来重庆作有计划之见习”,[29]一处破屋既是育才常年驻渝办事处、绘画组之美术馆,又是各组雾季见习的落脚点,后又加进了社会大学,真正做到了物尽其用。
陶行知也很注重校舍使用的便利性。1943年1月14日陶行知致信张治中,音乐组“因就名师便利,迁至歇台子上课”。[30]1945年5月2日在给育才之友的信中,陶行知称“在北温泉租得临江楼房屋一座……系一个学习科学最好的环境……有四个优点:(一)北温泉有最好的植物园可供学习;(二)缙云山有丰富的植物可供探讨;(三)北碚有宏大的博物馆可以参考;(四)三峡有工矿农场及各种研究所、调查所、实验室可以观摩研究”。[31]1946年1月19日,陶行知致信陶晓光,“最近在化龙桥租到房屋十余幢,预备将自然组、音乐组、舞蹈组集中在那里,戏剧组和剧团在管二八,正筹备在火场上建筑一个简单的舞台,可以随时演出”。[32]
“生活即教育”,校园管理的教育性首先体现在各种景观、建筑的命名上。1939年,在育才开学的第一个月里,社会组环绕古圣寺修筑的一条路被称为“五一劳动路”;文学组开辟了“普希金林”;学校旁的池塘里开满荷花,被命名为“周子池”;校长室称“逸少斋”。1945年底到1946年初,育才学校先后搬到红岩村24号和管家巷28号,学校的几栋教学、办公和生活用房分别名为“武训大楼”“居里楼”“星海室”“卢梭园”等。这些名称的教育意义不言而喻。
校园管理的教育性还表现在对学生治事能力的有计划训练上。比如在1940年10月5日写给马侣贤的信中,陶行知说,“招待所必须有人管理,我看章国珍小朋友为人可靠,也还听话,如果立定规则,嘱其管理,可以胜任……如果大家赞成,即请面派章国珍担任招待所干事,指示原则,令其执行”。[33]
综上所述,育才校园校舍的管理实践不仅反映了学校建立、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而且学校物权的维护、校园建设的整体规划、校容校貌的美化、校园管理的教育性设计等,都为当今的校园建设与管理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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