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膳食物资管理
“民以食为天”，米、谷、盐、副食品等“吃”的物资是育才生活资料中的重中之重。育才主要采取募集、购买、生产自给三种方式来筹备。其中，向社会救济团体、育才之友募捐是最主要的方式。1940年8月29日，陶行知致信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说，食米价涨至原有5倍以上，希望每月增加资助费2000元；[90]1941年4月26日致信马侣贤，让他“拜托子英先生代向当地绅粮为本校捐米捐谷”；[91]1941年5月18日致信陶晓光说，“许多朋友帮助我们解决经济困难，现在是两餐稀饭，一顿干饭”；[92]1944年11月15日，陶行知致信巴恩斯说，毕来思女士送来了纳维妥油和奥利菲斯两种营养品；[93]11月29日致信陶晓光：“昨天已汇到十六万（元），全数拨作增加副食费之资金……使大家知道一粥一饭来之不易”。[94]
对于含辛茹苦募集来的资金，育才人本着经济、尽早的原则来购买平价米、限价米或官价米，甚至采用借米谷的方式来避开高价米。1940年5月26日，陶行知致信马侣贤说，“菜籽要大量的买，够一年用。谷要买够一年吃，在新菜籽、新谷未上市前准备买”。[95]这样做的目的是与米价赛跑，尽量跑在前头。7月28日陶行知致信盐务局长缪秋杰，希能打通盐管制，不在草街子买八角的盐，而被允许于重庆购买二角的食用盐，并发给运输护照，[96]9月11日告诉马侣贤可得到每斗十三四元之米，[97]12月3日又致信马侣贤抓紧找机会促成官价购米，关照说卢作孚已函请大竹县长帮学校在大竹购米，“请力行同志即日动身前往……购米（或谷）以价值万元为准”。[98]第二天又告知，“大竹之谷未到前，区署有借谷可能，谷来陆续付还，如此可大大节省……借谷四十石，够两个月用”。[99]借谷周转就是为了免购高额的市价米。1941年10月，育才三个月的捐米被日寇炸毁，冬衣又没着落，陶行知发扬武训精神，苦心孤诣地争取平价米。在11月13日致育才全体同志的信中，陶行知感到平价米恐无希望，“拟请粮食部批准官价购米（每市斗二十四元）……现在不要在本地买米了”。[100]在1944年6月5日给陶宏的信中，陶行知写道：“即将贷金米改为限价米，每月即可节省一万七千元，用于增加营养。”[101]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陶行知利用一切官方的或私人的渠道为育才争取低价米谷，其目的只是让捉襟见肘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
在国共关系破裂、抗战局势日紧、物价扶摇直上的背景下，社会资源也渐趋枯涩。育才历经摸索，走出了一条生产自救的道路。1943年初，周恩来给陶行知送来一件用延安毛绒织成的毛衣，中共中央南方局送来一套南泥湾垦荒生产的照片，陶行知深受启发，加大了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步伐。1942年6—7月陶行知致信罗格夫人，“劳动方面，我校儿童打扫宿舍、教室……还给每个学生一分土地种植蔬菜供集体食用，同时可留一部分产品归己支配”。[102]学生生产的成果可从1941年8月和9月的工作报告中窥见一斑：8、9两月育才生产蔬菜和猪肉共值1169元；两月生产豇豆38斤、茄子368斤、丝瓜106斤、冬瓜50斤、蔬菜80斤、番茄45斤、空心菜1073斤、藕509斤、猪肉130斤；农场下种数量：大蒜20把、菠菜1斤5两、芹菜1两、香菜1两、白菜半斤、莴苣1两、冬苋菜2两、葱10斤。[103]1943年以后，育才的生产运动进一步扩大。1—3月开始“寸土寸金”活动，以使每寸土地都可以种植蔬菜。[104]1943年3月2日，陶行知在育才学校朝会上征求30名壮丁开垦捐来的马家沱“光铁坡”，结果有67人报名。[105]由此开辟了育才学校的第一个农场——马家沱农场，不仅能生产自助，而且把劳动所得之钱寄给印度灾民。[106]1944年6月5日陶行知致信陶宏：“农场已种含羞草三百盆，要扩展至一千盆，预备卖二百元一盆。”[107]1944年10月，饶国模女士将重庆小龙坎福元寺土地租10亩、赠10亩给育才办新农场，农场种植了玉米、红苕、芋头等。同年，饶国模又把高峰寺梨园租给育才办农场。1945年7月11日，陶行知致信吴树琴：“高峰寺农场有好的番茄运来。我每天买三四斤……前天我一下子就吃了十一个。”[108]校本部迁到红岩村后，师生又在饶国模女士的“大有农场”内开荒种地。开辟农场，不仅为育才提供了坚实的生活保障，而且种植经营管理的活动为育才学生治事能力、实践能力的锻练提供了很多机会，让学生在创造生活中学会了创造。
陶行知在1944年12月23日给甘霖林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创造性救济新方案”：“育才需要办一个农业组和一个工艺美术组来完成其全部计划……这两个新的组将根据‘工、学、团合一’的原则来进行工作。”“农业组将在蔬菜、水果、畜牧、造林及农产品加工方面开展实验和生产活动。……在获得开办费补助金之后，两个组将尽力争取在1945年10月以前达到自给。”[109]这个计划虽然最终未能实施，但将生产自助与科研教学相结合的思想很有价值。
经由募集、购买、生产而获得的“吃”类物资，育才学校在使用、管理方面遵循“物尽其用”的经济原则和“人尽其职”的负责原则。1939年7月23日，陶行知致信马侣贤说，“伙食每天夹一餐玉米或可稍省”，本着“不冻不饿，省吃省用”八字办理，[110]1940年12月15日又在信中再次强调“不冻不饿，省吃省用”经济开支的八字方针。[111]1941年1月7日，陶行知指示马侣贤说，“仓门不谨慎，请细察一次，这也是节流之重要步骤”。[112]经济越来越困难，到1月27日，陶行知不得不提出“实行节流，采取两餐办法”。[113]
“人尽其职”是陶行知的用人原则之一。1939年7月13日，陶行知致信马侣贤：“听说大司务弄饭不行，愿知其详。”[114]10天后撤掉了不称职的厨师。11月18日，陶行知又询问马侣贤：“学校饭菜，俭朴是我们的本分。但味道要弄得好，现在的大司务是否能办到？”[115]
当然，“人尽其职”首先要设置一个划分职责、督促尽责的组织。1939年10月31日，陶行知致信帅昌书等人，要求写信汇报饭食委员会改革情况。[116]育才的生产经营活动归总务部下设的生产科负责，膳食消费归总务部的事务科管理。事务科在1941年8月和9月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本科膳食原由本科主办，但以人少，照顾难周，自九月起，由本科一人，教职员一人，学生二人，组织委员会，设法改善，注意卫生营养，力避浪费。”[117]该膳食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按月将膳食消费列表报校务会议。如当年8月和9月，用两张表列出米、豆类、菜油、猪肉、猪油、炭煤、盐、蔬菜等物资的单位、数量、平均单价、总价、备注等细目。[118]1939年11月18日，陶行知针对学校许多同志和小朋友在草街子吃饭买零食的情况，建议马侣贤筹设消费合作社，“大家做老板，大家做顾客，由学校指导其卫生”。[119]在1943年第一季度，育才建立了一个“生产消费合作社”。[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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