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和保障

（一）育才学校社会资本的积累、开发和保障

学校的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按存在场域可分为共同体内部社会资本（如学校的文化积淀等）、共同体外部社会资本（如各种社会力量）。学校的社会资本又是一种潜在资本，如果忽视，必使其处于“闲置”状态，造成办学资本的“严重浪费”。70多年前，育才学校开发利用社会资本的有效尝试，对于今天基础教育增多办学投资主体、补充物质资本、提升现实办学水平有着积极的意义。

1.育才学校内外社会资本的积累

以“天才难童教育”相号召的育才学校，从筹办初创到发展扩大，声誉日隆，逐渐成为一所闻名遐迩的国际名校，学校内部不断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冠名类社会资本，如“育才学校”“育才学校见习团”“育才音乐组”等。育才用其独特的组级教学组织、民主与创造机制，形成了世界级的教育名牌，其校名及内部组织名称本身就具有无法估价的社会资本。二是名人效应类社会资本。名校长是学校的灵魂，其崇高的社会地位、独特的办学理念是创办品牌学校的巨大财富。陶行知师从杜威的留学经历、出访欧美的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社会形象、生活教育运动的先行者身份等，让他获得了许多无形资本。此外，育才还聘请了国内“一流名师”来执教鞭、开讲座、指导创作，从而形成“名师集团效应”。绘画组教师汪刃锋回忆道：“记得当时在育才学校任课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有任光、艾青、贺绿汀、沙蒙、水华、力扬、邹绿芷、张望、王琦、马思聪、黎国荃、李乃忱、徐行、梅继鹰、庄言、吴晓邦、盛婕、戴爱莲、许士骐等。”^[160]学有专攻、教有专长、声名显赫的名师和大师是品牌学校社会号召力的核心。“天才学生”的效应也相当可观。“人才、大才、天才都不是从天而降的；是我们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耐心细致的教育培养的结果；是自己忘我地勤奋学习不断钻研发展起来的。”^[161]育才音乐组、舞蹈组、绘画组在重庆举办演出和画展，在大后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音乐组的陈贻鑫、杜鸣心、杨秉荪被誉为“育才三才子”。社会组学生朱振华从塔冢、账簿、年谱和残碑中考证出古圣寺历史，他还研究苏德战争，写出了20余万字的论文，与刚从苏联卸任回国的杨杰大使讨论苏德问题，对答如流，使大使非常惊讶。这些天才早慧的学生和名校长、名师一起为育才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三是教育理念类社会资本。陶行知说：“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162]育才教育的目的是“教育天才难童”，^[163]学校一方面纳入了当时的社会公育系统，另一方面也成为生活教育运动的重要一环。育才的“天才难童”教育理念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四是风气类社会资本，育才学校在创办过程中逐渐形成独特的校风，即民主风、自由风、行动风、创造风，并随着学校活动和师生流动而流传四方。

陶行知作为育才灵魂人物所拥有的崇高社会声望，以及育才在生活教育运动中所形成的卓越品牌，成为育才内部社会资本的核心标志。内部社会资本是外部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和前提，陶行知等人藉此积极开发各种外部社会资本渠道。首先是官方渠道，如赈济委员会、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等；其次是国际渠道，如美国援华会等；此外还有大量个体的、团体的“育才之友”。这些渠道为育才输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

2.育才学校社会资本的开发与保障

以陶行知为代表的育才人对社会资本的开发意识是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育才是一所私立学校，为保证办学的独立性，育才董事会形成自筹办学经费的意识。在育才创办之初的一些文件中能找到一些佐证材料，如《晓庄研究所创办育才学校意见计划书》第七条：“本校初办之五百名经费及开办费，拟请赈济委员会补助，以后扩充经费或请赈济委员会补助，或筹其他款项充之，容后再议。”第八条：“外间自动捐款，本校随时可以接受，以资扩充而谋改进。”^[164]《在育才学校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有：“渝赈济委员会预备每一儿童按十元教养费计算，本校五百学生则为五千元，较原定多二千元。”^[165]1939年7月20日，育才开学典礼只有36名学生参加，到1940年6月28日，学生增加到168人，而赈济委员会是按500名学生提供补助的，再加上其他各种募捐，育才办学初期（“皖南事变”前）的经济是宽裕的，社会资本开发意识尚处于自发阶段。而“皖南事变”爆发后，国统区经济危机爆发，陶行知“天天与米价赛跑”，“顶着石臼做戏，抱着石头游泳”。育才有断炊之危，这时陶行知提出“集体的新武训”，开源、节流、生产三管齐下，开源方面把目光从国内投向国外，并迅速发展“育才之友”。这些努力为育才的生存奠定了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可以说，“集体的新武训”是育才社会资本开发意识走向自觉的标志。

社会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源网络的维护需要有相应的保障机制。育才学校主要有三项做法。其一，育才从“学校法”的高度明确规定了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如，董事会的主要职权之一即“筹备经费”，“育才之友”有运用学校设备进行自由研究的权利，以及开展教育与心理试验的权利，在特殊情况下，膳宿予以优待等；其二，对于募集来的资产，领必有据、入必有账，防止资产流失；其三，经办人对领受、使用的物资，对内、对外及时汇报反馈。对于获赠的每一份物资，基本上都由陶行知代表学校及时向捐赠者寄上收据。学校内部实行月报制度。如在《育才学校1941年八、九两月工作报告》中，事务科、生产科分别向校务会议提供了育才学校八月、九月的膳食消费和生产登记、农场下种数量。^[166]